Political China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政治中国
政治转型
未来的30年,充满着不确定性
作者:孙立平


  我今天来讲讲改革开放的事,中国改革开放已经过去30多年了,我认为,现在正处在一个关键时期,它意味着上一个时代的结束,新的时代的开始。为什么这么说呢? 

  在这(“十八大”)之前,大家也会对改革有所困惑,这个困惑就是:改革,还是不改革?每一届领导人上来,大家都在猜这个问题,经过一段时间,大家也都有了大概的答案。这就是原来所困惑的问题。 

  但是这一次明显不一样了,领导人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表明态度:要改革。专门召开最高级别的中央全会,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好了,老的困惑没有了,但是问号好像没有减少,而是越来越多了。 

  现在最大的困惑是什么呢?是新的改革会向哪里去的问题。 

  过去30年我们是怎么走过来的呢,改革不外乎说:我们从一个起点,走向一个终点,起点是旧体制,终点是新体制,改革就是从旧体制走向新体制的过程。这样的改革会有什么结果呢?一开始我们的判断不外乎有两个:成功,或者失败。 

  但是我们想的简单了,过去30年的改革,出现了第三个结果。它既没有到达终点获得成功,也没有遭遇失败又回到起点,而是停在中间不动了,而且有人把这种中间状态,我们曾经称之为“过渡阶段”的状态,当作一个稳定的体制保留下来。 

  过去30年改革开放的历史,可以分成两个阶段,中间有一个转折点,这个转折点就发生在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前面这十几年的时间,可以说是一个真正改革开放的时期,一个改革旧体制,走向新体制的时期。 

  后面这十几年呢,明显变化了,虽然在领导人的讲话中、文件中,改革还是一个经常提起的词汇,但是实际上的改革措施越来越少了,在事实上把中间过渡状态,当作一个相对稳定的体制,这个体制,就是权力和市场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体制。 

  所谓“权钱结合”,就是发生在这个时期。从这个时候开始,我们发现社会风气变得不一样了,越来越沉闷,有点越来越死气沉沉的感觉。甚至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好事都办成了坏事,比如说奥运会成功举办了,后来却给中国留下来一天紧似一天的维稳体制,金融危机了,政府拉动内需变成了全面干预经济。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僵局,历史就像一辆车,既不往前走,也不后退,而是停在那里不动了,成一段没有历史的时期。十八大之后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就是有人下车,开始鼓捣它了,收拾了半天,一拧钥匙,轰的一声,还真的发动起来。 

  这辆已经发动的车是要往前走,还是向后退,现在还不知道,但是不管怎么说,历史又重新开始了。 

  现在再谈中国的改革,其实是和过去不一样了,如果未来要改,它一定是一场“新”的改革。 

  为什么一定要强调“新”呢?过去30多年,我们要改革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几十年所形成的一个旧体制,经过30多年的改革,这个旧体制实际上还没有改完,新的、所谓的稳定的“过渡体制”又产生了,所以下一轮改革,要面对的其实是两个体制。没改完的旧体制,再加上新情况,就出现了新弊端——经过30多年的演练,新的权贵阶层和市场经济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大家都知道,西方有所谓的左派和右派,一方是强调市场的弊端,要求增强政府的权力;另一方是强调市场的优势,削弱政府的权力。看上去,市场和权力是两个水火不容的人,谁和谁都能结婚,就是他俩不能结婚,实在是不能在一起过日子。 

  中国的新弊端——权贵阶层就不是这样,它就是市场和权力结婚的结果。中国的左派和右派为此吵的不可开交,这个说你家丈夫人不错,怎么找了这么个坏老婆;另外一方说,老婆是好老婆,丈夫是个坏蛋。殊不知人家小两口过的和和美美呢,根本不管他们吵的是什么。 

  其实过去30多年来,中国经济最重要的机会和资源,都在权力和市场结合的部分产生,和权贵阶层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很多民营企业说最近这些年机会不多,钱不好赚了,是有其内在背景的。 

  权贵阶层刚形成的时期,它是不太自信的,有些东西它也确实做不了,就要外包出去,在市场环境下完成,结果就是两类人发了财,一类是胆子大的,另一类是有专业技术的。他们有能力也有胆量把这些事接过来,获得了机会。后来就不一样了,权贵阶层开始变得越来越自信,原来他不敢做、也不能做的,变得敢做也能做了,不需要外包出去了,亲戚、朋友都开始具备了这样的能力,从此权力和市场就越发紧密的结合在一起。 

  所以对他们来说,这些年是中国5000年历史中最好的时期,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权力做不了的放在市场里做,市场里没法完成的,权力又可以介入,积累起来的资产还可以转移到国外,历史上哪有这么好的时期? 

  权贵像一堵墙一样挡在改革面前,而且根深蒂固,要想启动“新”的改革,首先要有触动、突破权贵的手段,推动社会继续向前,这堵墙只能打开、穿越,根本绕不过去。最近大家谈的最多的是反腐败,我个人的看法是,“反腐”是撬动这堵墙的唯一办法,但是“反腐”也要转向下一步,就是对权贵结成形成系统性的遏制。 

  我这半年一直在讲这个问题,就是如果把“康师傅”当作更大的腐败分子来打掉,其实对中国来说没有更大的意义。如果把权贵阶层人格化,由一个具体的人来代表,那么到这里我觉得差不多够了,如果从这时候开始转向,就能把这场变革,朝正确的方向向前推进一步。 

  下一步是什么,“法治”我认为是可以考虑推进的道路,有人质疑这件事,说可能吗?他们真的愿意往这个方向走吗?医生真的可以给自己动手术吗?我觉得看问题不要看得太死。 

  历史上由统治者来推动的改革是存在的,我还保留一丝希望,当下能够推动中国社会变化的,我觉得可能还不是老百姓,更现实的力量其实是“权势者”,或者说,他们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反腐”进行到现在,已经突破了这样一个底线:退休就是安全着陆,现在看来是不可能了,退休也没有用。其实不仅是权贵阶层,权势者的各个层面,都是没有安全感的,有追求的也在为自己找一条好的出路,他们不仅要推动社会进步,也要考虑对自己未来的安排,这条路也是没有退路的,从这个角度看,我觉得是有机会发生奇迹的。 

  所以我有这样一个判断,我们正处在“新的30年”的开端,未来30年是好是坏,现在谁也不能确定,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不管是好是坏,都和过去的30年是很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也要有新的眼光、新的思维。 

  我们过去总说60年一个轮回,但是大家看看近代史,反而是30年一个阶段,这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1911年辛亥革命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38年的时间;然后是文革前十七年,加上文革27年;改革开放到现在,又是30多年过去了。 

  未来的30年,充满着不确定性,如果把过去30年叫做改革开放的30年,未来的30年很可能是转型的30年。过去的30年基本上是一个自上而下的社会变革过程,未来30年,是各种社会力量交织在一起,最后促进一场社会变革的过程。 

  现在也有很多人正在担心,觉得现在的领导人的权力越来越大,甚至有人说正在形成一种新的集权主义,但是我要说,无论形成的是什么东西,都将是非常的脆弱的。我认为,未来的30年将是各种社会力量博弈,最后决定这个社会走向的30年。 

  

作者简介

孙立平 : 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新闻系,后曾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任教,现为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八十年代主要研究社会现代化,九十年代后转向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目前集中研究转型社会学。著有《断裂》、《失衡》、《博弈》和《守卫底线》等 

—— 原载: 正和岛《决策参考》2014年9月号
本站刊登日期: Saturday, March 7, 2015
关键词: 30年 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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