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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千小駒先生
作者:程鐵軍
 

蘇紹智老師於今年五月27日晚在北京去世,終年93歲(詳見網刊《公民議報》和《縱覽中國》悼念文章);好友千小駒於六月22日晚在舊金山灣區病故,終年74歲。不到一個月,連失兩位好友,悲憤之極,痛不欲生。

與理論家蘇紹智相比,千小駒的名氣和影響沒那麼大,但在加州華人圈,知道他的人不少,原因之一,他是中國民主派元老千家駒的三公子,1945年生,本來在北京任國企老總,混得不錯,但“危邦不居”,八九年流亡美國,長住加州。原因之二,他喜歡動手,樂於助人,幹過多種職業,屬於較早參加海外民運,並始終堅持“業餘革命”的活躍人士之一。

2013年從新澤西搬到灣區,與他同居康城。這裡華人較少,經任松林先生介紹認識,因共同朋友多,談得來,從此成為莫逆,以兄弟相稱。沒想到,比我年輕力壯,精力極端旺盛,很少看病的他,突發癌症,且一病不起,兩個月就與世長辭。本週三(20197月三日)中午,眾親友在風景如畫的半月灣百齡園公墓為他送別(見照片)。葬禮歸來,心情難以平靜。於是起寫篇悼念文章,以表達我的惋惜、懷念,以及對健康警覺等複雜心情。

 

亂世避居異邦,時刻不忘故土

記得四月底某天傍晚,突接千兄電話,叫我盡快去醫院,有事相托。我立刻趕到郡醫院的急護病房詢問病情。他說,發現尿液咖啡色,起初沒當回事。但幾天不見好轉,影響胃口,於是開車去衛生中心。醫生大驚,立刻叫救護車送他到醫院。檢查結果是膽管癌晚期,無法切除,只能保守治療。他情緒相當悲觀,把一串鑰匙交給我,讓我把車開回他家,並清理冰箱斷電,及處理若干緊急事項。

隨後數週,我跟老伴兒常去看他。後經兩次微創手術,不必靠插管輸液,慢慢可以進食,也能在院裡散步了。五月底,轉到距離稍遠的康復院,總算看到一線希望。可惜好景不長,到六月二十號,收到他短信,已經連不成句。我忙電話詢問,他說情況惡化,想見我一面。我讓他把新地址給我,他說請護士代勞。第二天,又收到他最後短信,說“一無時間寫呀”(估計是“已沒有時間寫啦”),像是訣別。就在我們急得團團轉的時候,收到千大姐發出的訃告,說前一天晚上去世了。唉,人命看似頑強,其實很脆弱。在毫無預警的癌症突襲下,一個樂觀頑強的錚錚鐵漢,就這麼撒手走了。嗚呼!

回憶六年來交往,令我印象最深的,是千兄對故國的眷戀與關懷。他常深夜打電話給我,報告第一時間獲得的國內動態,包括某些渲染過分的政治八卦。多數情況下,我都勸他不必激動,好好睡覺,對待網上傳聞,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既別過分悲觀,也別過分樂觀。最好的驗證辦法有兩個:一看官方有無政策改變;二看世界主流媒體,有無跟進報導。如果兩者都沒有,大約八九成是空穴來風,或某派系放出來的試探氣球,不必過分認真。

據他自己說,每天要在手機和電腦網絡上花費十幾小時,因不懂英文,他閱讀和收看的節目,全部來自中文媒體。我調侃他的政治病,比我更嚴重。我畢竟有兒孫家庭拖累,不得不花時間處理許多瑣事,相當於從政治沉迷中有所解脫,變換放鬆,而他單身一人,常常連飯也懶得做,有的是時間,因此沉迷網絡(或上網成癮),從身心健康角度看,反倒害了他。

出國之前,他曾在北京琉璃廠某古董店當過經理,對藝術品很內行。居灣區這些年,雖然在古董收藏與鑑定上也花些時間,還在加州和國內任收藏協會理事,在集郵和票證(糧油布票等)上屢有斬獲,但最近一筆投資失手,積蓄賠光,還債有壓力,讓他對古董失去信心。這應該是他情緒開始低落,並最終影響健康的重要原因之一。

原因之二,是數月前胞兄在國內去世,他未能回去奔喪,幾次跟我說,他對哥哥內疚。我問他為何不回去看看?他說“一言難盡”。是因申請中國簽證遇阻?還是因為家庭恩怨糾葛?他不主動說,我從不追問。

原因之三,是他生活節奏雜亂無章,特別是對飲食衛生對漫不經心。他的房間、廚房和客廳,異常凌亂,待洗的內衣毛巾襪子,隨地亂扔。清理冰箱和櫥櫃時,我給他扔出八袋食品,發現許多過期,甚至發霉。其中一大盒包裝精美的巧克力,看樣子吃過幾片,還有大半盒擺放整齊,細看日期,已過期兩年。我回醫院批評他,這樣雜亂無章怎麼行?過期食品,等於毒藥。他承認馬虎,從不認真查看包裝盒的有效日期,但悔之晚矣。

當然,粗枝大葉的生活態度,跟他的婚姻不順也有關係。對於缺乏自制力的人來說,起碼缺少另一半的細微關懷與有效監督,久而久之,絕對影響身心健康。他先後離過兩次婚,沒有孩子。以後又處過幾個朋友,時間和金錢沒少花,都不成功。其實,生活散漫和婚姻坎坷兩者之間,往往互為因果,究竟誰主誰次,大約要具體分析,不好一概而論。

總之,回顧千兄的倉促離世,我歸納上述三個誘因。這些因素,雖然跟病因未必直接相關,但間接影響難以排除。

 

堅持週末茶敘,點評黨國大事

大約從2016年秋開始,千兄約我跟另一位同城朋友,每週六中午,去餐廳“喝早茶”,品嚐比較正宗的港式小吃,順便侃大山,擺龍門陣,對國內發生的重大新聞交流看法。三個退休老人,沒任何功利目的,僅為追踪形勢發展,聊慰鄉愁而已。

後來,時間允許的話,我便根據記憶,把交流要點寫成文字,在網刊《公民議報》上不定期發表,題目叫《三家村茶話》。前後經歷一年,共發表三十幾篇,每篇五千字左右。有興趣的朋友,可以上網查看我們的舊作。單從字數看,能出一個小冊子了。可讀性與內在價值如何,另當別論。

遺憾的是,自2017年秋我回國探親,陪一群老美旅遊,走了兩個多月。接著,另一位工程師朋友,回國長住,我跟千兄就此做罷。不久,他被古董生意套牢,我的寫作時間也難保證,《三家村茶話》便無疾而終。偶有朋友打聽,將來是否重續?如今千兄作古,我在康城形單影只,精力大不如前,只能無限唏噓了。

回顧我們三人對國內動態的關注和討論(包括不同觀點的爭論),千兄屬於比較激進的一位,對中共本質常有犀利的分析;而前公務員則比較傳統,對毛左言論缺乏敏感度,對於未來中國民主改革(或革命)的前景,不像千兄那麼充滿信心。

我屬於中間派,常被千兄譏笑為“騎牆”,“看似客觀中允,實則沒有立場”。我只能以“代溝”回答他。這如同我跟弟弟,相差六歲,但看問題的方法和立場,有巨大差距一樣。究其原因,跟我們所受的教育與親身經歷的事件,有很大關係。比方大饑荒,我受的飢餓折磨,比弟弟高一個重量級。最餓的1960年,我17歲,在中學住校,腦體消耗大,飯菜不夠吃,除了食堂給的點定量飯,一丁點額外補充也沒有,經常半夜餓醒。而弟弟吃住在家,大人總會適當關照。更何況,千兄家屬於高級統戰對象,享受部級以上特供,對大饑荒的體會,不會像我一樣刻骨銘心。

再比如文革,我在大學參加,跟中學生的經歷自然不同,看問題的深度廣度難免有別。當然,也不能一概而論,像楊小凱寫的《中國向何處去?》,雖然出自高三學生之手,但水平高於許多大學生和老教授,不過那只是特例。一般而言,打人抄家破四舊的腦殘行為,大多出自中學生,而組建讀書會,傳閱內部圖書,探討馬列毛思,等等需要動腦筋的“反革命團伙”,多數為大專學生所為。

到千兄上山下鄉的1968年,我們畢業分配,開始進入社會,成為國家職工。我印象中,千兄在北京南郊的固安插隊,週末可以回家。後來通過關係,直接調回北京就業。另有朋友說,在高校恢復招生的時候,他進了北工(北京工學院)保密專業,所以能操作多種機器。無論如何,我們的經歷差別較大。他對自由民主的追求,主要來自千老的家教,是耳濡目染的結果,而非經過系統教育和讀書思考。

這讓我回想起七十年代末,千家駒老人對中國知識界思想啟蒙的重大貢獻。1978年,我入中國社科院讀研。每到春節之後兩會召開,都能讀到內部發行的兩會提案,和代表發言摘要,大家最欣賞的是千老發言。最讓我難忘的發言,是批評軍方霸占人民大學校舍,長期拒絕歸還。

當時我們常騎車路過人大校門口,看見兩塊大牌子,左邊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砲兵司令部”,下面有士兵持槍站崗,右邊是“中國人民大學”,紅男綠女自由進出,十分搞笑。對於如此滑稽的鏡頭,大家除了私下嘲笑,或者拍照留念,沒人敢公開發表批評言論。千家駒則不然,他在大會發言中,高調批評軍人強佔校舍。他說“北洋軍張勳、曹錕、段祺瑞、吳佩孚等,像走馬燈輪番佔領北京,但沒有哪個軍閥,膽敢強佔校舍。我們號稱人民子弟兵,卻長期佔據人大校舍不還,中央三令五申限期搬出,就是頂着不辦,簡直連北洋軍閥都不如!”(原話已忘,大意如此)。當時,有個朋友在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工作,負責兩會接待,據說這段嚴厲批評,贏得大會經久不息的掌聲,連服務員們,手都拍麻了。

這又讓我想起《思想網》發表過的一篇“佚名”文章,題目叫“畢生‘憤青’千家駒”,通讀該文,令我對千老更加敬重。因為它列舉了千家駒從早年投身共產革命,到晚年皈依佛門的許多細節,說明他是一個光明磊落、大膽敢言、始終如一的正人君子,不像許多鑽營獻媚的狗苟蠅營之輩,說話辦事,專看高層臉色。我查了一下“憤青”的定義,說它由“憤怒青年”演變而來,指对社会负面状况不满的人,其中一些是要求变革、有一定民主思想的熱血青年,有时表现激进,所以被称为愤青”,本含褒義 可是後來,愤青一词变了味,專指幼稚的毛左、民族主義狂、極權制度的愚忠捍衛者,成了令人厭惡的貶義詞。

如此看來,把愤青”帽子扣在千老頭上,並不合適。正確的標題,應該是“不忘初心千家駒”,因為他早年的反蔣跟晚年的反毛,跟少數被稱為“兩頭真”的中共老革命一樣,都是出於同一個自由民主理念,這才是貨真價實的“不忘初心”。在這方面,我感覺千兄有乃父之風,對自由的追求嚮往始終如一。不為蠅頭小利收買,寧可在海外過清貧生活,也不想再回故土,去充當“摧眉折腰事權貴”的統戰花瓶。

 

海外謀生不易,變換角色更難

最後,想從千兄最近的投資古董失敗,談談流亡者在海外(特別美國)的謀生艱難與角色變換問題。

常有國內親友問我,華人在美國好不好混?謀生容易還是艱難?我常笑答:“這要看每個人的具體條件,還要看自己的目標與定位如何。可以這麼說,不懶不傻不靠拼爹的正常人,在美國發大財不容易,但混個小康並不難。我說的小康,並非國內大眾的小康標準,而是美國普通工薪族的小康,年收入大約在四五萬到七八萬美元之間,無論給人打工還是自謀職業,都會有車有房,病有所醫,老有所養。只要老老實實幹活,不管體力腦力還是耍手藝,哪怕當個垃圾工,肯省吃儉用,準時報稅,懂點理財常識,差不多人人都能達到這個收入檔次。然而,像千兄這樣聰明能幹的人,居然沒能實現上述目標,究竟原因何在?值得我們深思。

我們1982年來美讀研的那批學生,普遍窮酸得很。我自己買不起西裝,機票靠親友湊,除了IAP-66表(美方獎學金證明),身上只有區區50美元,剛夠從紐約到麻州大學的灰狗車票。可千兄來美的時候,據說身價50萬美元,是我的一萬倍。奇怪的是,這筆當年數目可觀的“起始資本”,非但沒能幫他安身立命,反而幫了倒忙,讓他放不下身段,難以完成角色變換。

如果從那個時候起,就學點日常英語,塌塌實實打工,像他自己說的,工廠技術(車鉗銑刨磨)樣樣通,那麼再學一門技術,考個美國專業執照,混小康日子不是很容易嗎?何必到三十年後,還要依賴政府救濟的SSI(社安補助金,每月幾百元)和窮人醫療卡生活?

我印象最深的,還是兩三年前,他在古董投資上栽的大跟頭,這裡講點細節。某天晚上,他打電話說有要事相商,必須面議,我立刻開車去他家。原來,要動員我跟他一起投資,做筆大生意。說紐約有幾位朋友,從教堂捐贈品中發現一張宋元古畫,於是展示往來信件與古畫照片。據行內人說,這是難得的真跡,上面有民國總統馮國璋的收藏印章,價值應該在幾百萬到上千美元。原計劃公開拍賣,他們商定以底價(幾十萬?)買下,然後到香港拍賣,轉手可翻幾倍。問我是否願意參與。我隨即表示三點:第一,我雖然喜歡藝術,也愛畫山水,但不懂真假鑑定,更不知道市場行情,無從評價;第二,我從來對發快財不感興趣,無論誘惑力多大,自認沒那個運氣;第三,就算我有心,也沒能力投資,僅僅維持溫飽而已。所以,你最好另找合作夥伴。但最後告誡他:眼下古董市場欺詐盛行,造假太多,千萬當心。萬一哪天斷了頓,找我借點生活費可以。

果然,不幸被我言中。三個月後,香港流拍,疑是贗品。又說下年度再去日本試試,從此沒了下文。這筆生意的失敗,不僅把他的積蓄掏光,還欠了外債,成為他的心病之一。上文提過,此處不贅。

在病重住院期間,他跟我交心說,後悔當初沒聽我勸告,被紐約合夥人騙了。如果當初沒有走捷徑發快財的非分之想,哪能吃這麼大虧?我直言批評他,幫他分析來美三十年的經驗教訓。他承認自己的最大缺點是“大錢掙不來,小錢看不起。如果從頭就踏踏實實幹份工作,到今天也不會這麼捉襟見肘了”。

我之所以冒昧寫出這些感觸,是因為千兄的悔恨,對我們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警示作用。我發現,從農村偷渡來美打拼的許多福建人,往往經濟狀況都不錯,維持小康沒問題,個別還混成大老板。而從體制內出來的許多高學歷知識分子,在美國沒有學歷和專業文憑,又不屑於自食其力,羞於當普通工人,或學一門手藝。他們就成為不能適應角色變換的一群。如果中共不變,他們只能靠美國福利為生。角色變換困難,也可以說是社會主義“優越性”的後遺症之一。

嚴格說來,自我錯位問題,不單發生在部分流亡者身上,將來很可能,會更大規模地發生在中國社會轉型以後,令許多人難以適應,無法謀生。設想,如果中國徹底轉型,實現經濟市場化和政治民主化,會有多少屍位素餐、渾水摸魚、靠裙帶關係或者假知識、假學歷、假文憑混飯吃的人,將失去飯碗?例如政工幹部、馬列學者、宣傳官員,媒體騙子,以及千百萬行政幹部(除了當官,什麼都不會),還有頭戴大蓋帽的公安、稅務、城管、網警等等,估計都會失業,就算不遭罪行清算,也不得不淪為依賴社會救濟的弱勢群體。蘇東波之後,類似角色轉換過程,在前社會主義陣營各國都不同程度發生過。我確信,同樣的社會變遷過程,也會在後極權時代的中國,更大規模重演,或變相重演。如若不信,請拭目以待。

由千小駒先生的辭世,聯想到許多跟社會轉型相關的冷酷議題。這裡,絲毫沒有對千兄的不敬,我依然敬重並深刻懷念這位跟我理念相同的好友。只不過,我通過深挖我們的人性弱點,進一步探討中國面臨的社會轉型難題,會更有意義。這樣的追悼與懷念,會進一步體現我們“不忘初心”,繼續秉承我們曾經在《三家村茶話》中一貫追求的求真務實精神。

 
 
                       (从左至右)程铁军,文貫中,XXX,千小駒,文定中
 
 
 
 


 

201976日夜

於舊金山灣區

 

——《纵览中国》首发 —— 转载请注明出处
本站刊登日期: Monday, July 8, 2019
关键词: 千小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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