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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与大陆
香港会向习近平证明,打压自由没有胜算
作者:杨建利 Aaron Rhodes

        85日,香港在这一天爆发了史无前例的罢工和示威活动,以香港年轻人为主的数千名抗议者聚集在香港金钟车站附近的立法会大楼周围。这一事件构成了当天香港抗议者的主体,它与国际媒体报道中通常出现的暴力冲突画面,以及香港和北京的统治对游行示威的抹黑描述完全不同。

 

       几乎所有包围立法会的抗议者都穿着黑色T恤衫,以此表达为了共同的目标而团结一致。他们坐在地上,静静地聊着、笑着,好像在远足度假。他们到这里来,并不是要代表不同群体的各自政治主张或意识形态,而是为了守望彼此,为了自己的家园,为了捍卫香港精神,为了维护香港的理念挺身而出。与每一个电视上看到的顶着催泪瓦斯和橡皮子弹向警察投掷石块的激进示威者相对应的,是成千上万和平的香港市民,他们面对家园日趋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占领地,迫切渴望表达捍卫自己珍视的政治价值的决心。这是一个几乎没有没有组织结构的运动,没有被大家崇拜或顺从的领导者。由于没有明确的代表,“五大诉求”一旦成为共识,抗议的民众无法进行谈判或达成妥协;他们也没有因为会被逮捕,或受到参与“暴乱”判刑10年的威胁而退缩。他们是最有韧性的政治运动:由深刻的共同纽带和共同价值所推动的广泛、抗议形式多样化的运动。

 

       他们所珍视的价值是什么呢?香港人最珍视的是法治和基本的人权和自由,这些都是殖民统治下英国习惯法的遗产。他们最想要的是,按照资深民主活动人士郑宇硕教授的说法,“我要自主,不要干涉”。虽然香港社会的定位常被认为是功利性和实用性的,近年来,生活水平下降,房价高得惊人,工资水平低且停滞不前,这些都是事实,可以想见,大多数周一参加抗议、安静地坐在一起的年轻人都和父母住在狭小的单元里,然而,他们显然对于北京支持的香港特首林郑月娥顺从北京方面的意愿,用改善经济环境这样让人怀疑的承诺来转示威者注意力的努力无动于衷。相反,反对林郑月娥的示威者占主导地位的呼声表达的观感是林郑月娥“背叛”了香港——她出卖了香港。

 

       当天上午的新闻发布会上,林郑月娥对示威者提出的任何要求和担忧都没有丝毫让步,甚至对警察的暴行进行独立调查或完全撤销而不是暂停引发抗议运动的引渡法案等温和措施,他们也不接受。在聚集的香港年轻人中间穿梭的民主派年轻领袖罗冠聪,对林郑月娥的言论不屑一顾,称其不过是“和以前一样的背弃和威胁”。她谈到维护“秩序”,但香港人民抗议的正是秩序的丧失。秩序意味着对一个人的行动结果有信心,对公民机构的可靠性有信心。法治之下遵循透明原则的流程,可以产生可预见的结果。相比之下,中国大陆的司法体系旨在灌输恐惧,而不是信心;是顺从而不是共识。中国大陆司法体系被政治化和腐化,其结果是随心所欲的,其维护的不是正义,而是权力。这正是威胁着香港的无序和混乱。

 

       看到周一示威者之间如此强有力的团结,本文作者之一的Aaron Rhodes发现很容易理解为什么移居国外并不是港人普遍的选择。香港人愿意聚在一起。我们直接从香港的活动人士那里听到消息,也从新闻媒体看到报道,说一些年轻的抗议者态度坚决,他们已经写好了遗嘱,准备为“这场运动”而死。随着引渡法案的搁置,他们尝到了部分胜利的甜头,准备一路走下去,以免香港全面落入中共专政的枷锁。

 

       但在85日和6日,林郑月娥和中共当局都强化了不妥协态度,甚至关闭了承认人民关切这些问题的合法性的大门。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港部队发布了一段宣传视频,视频中有安全部队向平民开火的镜头。这些威胁并没有产生震慑力。一位香港当地记者告诉我们,尽管持有西方国家的护照,但她永远不会离开香港。“我们会战斗到最后。”

 

       香港争取自由未来的斗争显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这个阶段自律和决心都至关重要。尽管警察和军队暴力的幽灵正在逼近,抗议活动将继续进行,紧张局势仍将升级。

 

       这场运动也与日益加剧的劳工运动交织在一起。香港的公务员队伍也出现了裂痕。在《南方早报》报道了44个政府部门的600多名公务员提交请愿书,抗议政府对示威活动的处理方式,以及不成立独立委员会对警方执法进行调查后,82日,超过1000名政府雇员举行了示威活动。公务员警告如果在8月中旬前政府没有回应他们的诉求,抗议行动将升级为停工和罢工。这些不满不仅凸显了香港政府内部的分歧,还可能阻扰政府正常运作。政府运转中断到何种程度会决定事态的发展,目前这样的事态发展下去可能迫使北京方面做出回应,香港建制的支柱倒下的越多,这种情况出现的可能性就越大。

 

       大家都明白,暴力如果日益增加的可能会使抗议活动疏离一般民众,但是此次运动没有明示的战略和实施战略的组织手段,没有人能够完全控制运动中那些最具进攻性的成员。尽管如此,数以百万计的和平抗议者对冲突持有一种哲学态度,这种态度可以从武术传奇人物、香港标志性人物李小龙(Bruce Lee)的一句格言中找到体现。抗议活动将“像水那样从裂缝中找到出路”,“水”不会独断专行,但会找到道路,甚至可能会流入中共领导层内部的裂缝里。

 

挑战习进平的“皇权

 

       推动6月初大规模抗议活动的一个主要因素是,引渡法案不仅会让香港人,还会让居住在香港的内地权贵人士置于中共党控制的司法体系的管控之下,他们均有充分的理由害怕和厌恶这项立法。事实上,这项立法之下中国大陆的权贵阶层可能是最大的输家,他们在香港取得居留权,主要就是为了免受这一潜在的威胁。正因为如此,林郑月娥流产的计划几乎遭到了来自社会各个阶层的抵制: 普通香港人、香港建制派人士,以及香港内地的权贵人士——他们都不信任中共政治化和腐败的司法体系。

 

       由于引渡法案现在实际上已经失效,随着抗议活动转向其他目标,新的动力正在发挥作用。香港的高层精英不再认为持续不断的抗议活动必然符合他们自己的利益,而是采取了观望的态度,而北京的高层各人也许都在打各自的算盘。

 

       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吴谦在7月最后一周明确表示,如果香港政府要求,中国人民解放军可以合法干预,帮助香港“维持社会秩序”。这一声明显然是为了恐吓抗议者,迫使他们让步,并软化他们在海外的支持力量。7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在广东省湛江进行反恐演习,可能就意在显示大陆的军队已经做好了干预香港的准备。

 

       在这同时, 与政治高压和军事镇压不同的应对选择也在北京出现,这可以从多侧面帮助我们评估一人号令天下的习专制政权的稳定性。729日,吴谦发出上述威胁后不久,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就香港问题召开记者会,阐述了六项立场:坚决支持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反对暴力及支持香港警方的立场;呼吁香港人走出纷争,关注民生和经济发展;坚持持“一国两制”;和,谴责外国干涉。

 

       原则上,这些立场在许多重要方面与中国人民解放军释放的信息不同。国务院方面没有暗示要以和平或暴力的方式接管香港,事实上是避开了任何有关北京进行暴力镇压或强行干预的话题。很有可能,这一政策实际上是总理李克强制定的,而且与习近平的政策可能会发生潜在的冲突。流亡海外的政治学家严家祺教授在与本文的作者之一杨建利谈话中表达,李克强可能意识到、甚至期待香港的“骚乱”的“祸水”最终会引到习近平的身上,他“先发制人,争取主动权”,以先发言占据他要立于不败的位置,以备日后在香港问题上与习近平摊牌。

 

       可以想见,习近平绝对专权是不会得到普遍的认可的。近年来,习试图重塑中国的政治,让所有问题都“定于一尊”,也就是他自己说了算,成为“习皇帝”。有一次特朗普总统称呼他“国王”,习大为欢喜。

 

       为此, 他已经清洗了他的一些同志,同时以政治高压严令其他同志们“不许妄议中央”, 以此确保自己在所有问题上的政治主导权。习不能容忍党内的任何反对意见,其结果可以预见就是垂直权力的不稳定:禁止公开反对意味着,归根结底,任何人都可能成为他的敌人。当然,现在还没有形成可见的有效反对力量,习会使用任何手段,尽一切努力阻止反对他的人成为势力。但是,习控制一切的同时,也意味着他要为一切负责。中国经济下行、中美贸易战、金融危机隐现、“一带一路”效率低下等麻烦,现在都落在了他的肩上。一旦危机出现,他的敌人们可能会受到形势鼓励乘机联手。香港的抗议活动越棘手,表现得越有韧性,就越有可能演变为让反习派联盟的契机。

 

       当然,没人能说这一定会发生,但从逻辑和北京政治的现实来看,这样一场促使反对派联手的危机恐怕迟早会来。习本人想必和那些希望看到他下台的人一样明白这一点。如果以上分析正确,李克强并不是唯一一个期待香港危机会给习带来厄运的玩主。一种比较可以理解的猜测是,一些人想通过诱使习派兵到香港,甚至在那里进行另一场天安门式的屠杀,给他制造一个道德和政治的陷阱。无论如何,香港这场抗议运动是习近平首次公开遭遇到政治挫折,将会产生很深远的政治影响。尽管习近平迄今为止一直与香港的局势保持着距离,但香港抗议政局最终将由他来收场----如果能收得了场的话。他的政治遗产,他最看重的东西,正处于危机之中。

 

习近平应对香港局面的几种可能选择

 

       201910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对习近平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日子。届时中国是“乘风破浪”成功前行,还是陷入冲突和混乱? 还有,未来两年将决定习的政治前途,决定他是否能顺利连任第三届、真正实现自己成为终身主席的政治抱负,不服气的很多,他将在多个方面遭遇挑战。习不能让尚存自由空间的香港成为所有反对他的力量的集结地和根据地,他要密切监视和防范的不仅是香港的民主人士,更重要的是香港的精英,最重要是他在北京的“同志们”延伸到香港的势力。

 

       鉴于香港挑战的持续存在,以及林郑月娥强硬的拒绝政策和日益趋暴的警方策略均未能使挑战消退,我们可以想见到习的沮丧。对于抗议活动的结果以及导入香港新的政治平衡,目前还没有能给习带来好兆头的可行性方案。

 

       如果北京尝试以和平方式缓解香港人民的担忧,那么这将给香港人民带来道义上的胜利,同时也鼓励他们争取更多的政治权利,也会鼓励中国大陆的人民效仿。在国际层面上,香港就自然成为自由世界与中国之间“新冷战”的前线,同时可能腐蚀习在全球求助者中精心塑造的成功独裁者的强大形象,这将从许多方面激起人们挑战他权力的图谋,这种局面对他实现对中国的终身统治、以及在“自由主义”世界秩序崩溃后领导世界新秩序的企图心是不利的。

 

       第二种选择是逐步升级镇压、实施非流血式的高压措施,这是“和平结束”危机的一种形式,以窒息香港来推迟或避免流血事件。但在这种情况下,暴力冲突随时可能爆发,使共产中国维稳能力的神话破产。香港将继续困扰北京的内部政治。香港将是一个火药桶,是无休止的策划和图谋挑战北京的基地,成为习绝对权力失灵的标志。

 

       第三种选择是残酷的军事镇压,但这将不可避免地成为习的一场公关灾难,让他在国际上孤立无援,无法宣告一个由中国主导的全球新秩序。习或许可以采取自负的“放眼长远”的历史观,决心像“六四”以后那样度过镇压后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和困境,但鉴于国内政治考验迫在眉睫,他的注意力很可能还是停留在短期内解决问题。所有迹象都表明,面临着北京步步钳制自由空间,香港人的末日心态正在增长,即使面对最残酷的军事镇压他们也会坚持抵抗。

 

       面对这些黯淡的前景以及国内的敌人很可能利用这些选择结盟攻击他的前景,习会做出怎样的战略选择?

 

       首先,习可能允许抗议存在,但继续精心策划调动香港的恶棍制造暴力冲击,目的在于使普通民众不再支持抗议。抗议者也将被疲劳和沮丧消磨斗志。许多抗议者将被监禁,其他人则因担心类似的命运而呆在家里。随着时间的推移,抗议活动将自行平息,就像2014年雨伞运动那样。对北京来说,这是最好的结果。

 

       如果如此这场运动持续不衰,北京方面可能会试图将继续使用策略促其激进化,让它变得越来越暴力越来越混乱。事实上,我们已经看到了这种策略正在被运用: 香港警方鼓励暴力,要么无视暴力威胁 (当他们允许示威者破坏立法会办公室时就是这样),要么利用犯罪暴徒进行暴力挑衅。精心策划的暴力事件将使香港陷入混乱,届时北京方面就可能宣布香港进入紧急状态,“不能有效施政” (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主任最近创造的一个术语)。这将使北京有理由实施《香港基本法》第14条和第18: 香港驻军将帮助维持秩序,北京将颁布限制新闻和集会自由的临时法律。

 

       如果北京认为这些恐怖策略不足以阻吓香港人,它将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并派遣武装警察暴力镇压抗议者,“解放”香港。这是北京方面的最后一招,但不管怎样不能排除采用这一招的可能性,若干迹象表明,北京方面正在为此做准备。730日,约16万名警务人员在广东省举行大型演习。据报道称,演习是夏季训练的一部分,是为建国70周年的纪念活动做准备。装甲车和直升机等重型装备也被目击到参加了演习。中国警方进行这种规模的演习并不常见。演习的位置和规模表明,这可能与香港日益恶化的安全局势有关。警方的演习,以及上述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广东湛江的反恐演习,都可能是中国大陆部队准备武力干预香港的一种表现。

 

       如果上述最后两项战略中的任何一项得以实施,以遏制101日建国70周年纪念活动期间的骚乱,北京方面将需要采取巨大努力用政府之力创造香港的经济繁荣,就像他们在天安门大屠杀事件后在中国所做的那样。

 

       对习来说,不论在国内还是国际上,选择人民解放军暴力镇压都是最危险的。有些对手可能怂恿他干这种蠢事,利用他的狂妄和虚荣来达到推翻他的目的。但总的来说,很少有主要领导人愿意与“大屠杀”扯上关系。上周“北京六四屠夫”李鹏的葬礼,中国两代退休的领导人中,只有江泽民出席了。在全世界都在质疑香港是否会重演天安门事件之际,这么多“大人物”缺席李的葬礼,即便不是从道义上抵制国家暴力,也是一种务实地表达一种态度和立场。

 

       我们认为,与1968年布拉格发生的事件进行类比有助于了解对香港暴力镇压的后续效果。在“一国两制”的模式实际上正在迅速走向“一国一制”模式的今天,香港作为中国的特别行政区,其领导人更像中国历史上的“封臣”,而不是更像掌管中国内地城市的中共官员。“封臣”的成就感、荣誉感和在历史上的地位最终评价不是来自中央权威,这促使他们对他们统治人民的态度有别于权力含金量、成就感和荣誉一切都来自于中央权威的中共地方官员对待他们统治下的人民的态度。在中国共产党当政之前,中国政治是具有“封建制”成分的。一个省或县的长官被称为“父母官”,人民被称为“臣民”和“子民”。父母官的主要责任是保护其子民的利益,中央政府对自己子民的暴力行为不一定会得到“父母官”理所当然的支持。如果习派军队到香港,我们愿意相信,林郑月娥们的反应将不同于1989年的北京市长陈希同们对“六四”屠杀的反应。

 

       这可以与1968年的情况相比较。当时苏联为了应对“布拉格之春”,派遣坦克进入布拉格。尽管无法阻止,但即便是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层的强硬派也没有全心全意地支持这一行动。虽然亚历山大杜布切克 Alexander Dubcek)发起的改革被废除,他也被克里姆林宫撤职,但苏联的入侵实际上强化了一场潜在的改革运动。杜布切克领导下的温和派系同时本质上也是寻求自主的捷克和斯洛伐克民族主义者。他们不赞成苏联的强权控制,这使他们渐渐向苏联异见人士一边靠拢。随后,他们对经济改革和持不同政见的活动采取了更有弹性的立场,这为“天鹅绒革命”奠定了基础。

 

       香港的统治者极有可能有北京平时察觉不到的坚持对自己“子民”--港人--的福祉负责的政治情怀。他们将如何回应中共在香港实施残酷的军事统治? 对这个问题缺乏明确的答案增加了习的风险。

 

我们对香港问题的策略选择

 

       在局势还不稳定的当下,香港人应该通过宣告阶段性胜利同时继续为争取政治自由和反对共产党统治的抗议示威来巩固阶段性成果。但是,他们必须尽其所能,防止抗议演变成暴力,以免被那些为准备启动《基本法》第14条和第18条而寻求司法理由的人利用。他们还应该参加今年9月即将举行的地区议员选举和20203月的立法会选举。一些有远见的抗议者在抗议中没有忘记呼吁参加抗议的年轻人登记成为新选民。香港选举事务处81日宣布,今年有385985名新登记选民,比上一个选举年2015年增加了47%

 

       抗议运动的成员还必须扩大他们在国际机构、国家政府和民间社会的宣传。他们必须表明,他们的斗争不仅对香港和中国的未来,而且对全球的民主和人权都将带来最高福利的成果。

 

       美国政府必须反击中共关于美国是这些香港本土自由抗议活动的幕后黑手的陈词滥调。美国还应在国际标准和普遍的、个人政治权利原则的基础上,坚决捍卫香港人的言论和集会自由权利。

 

       美国领导人必须联合起来,共同反对香港或中国内地安全部队对抗议活动的暴力镇压,也明确表示反对极少数示威者的暴力行为,赞扬阻止国家武力镇压香港抗议的任何中国领导人,鼓励抗议者参加即将举行的各种选举,拥抱支持为香港的自由和民主而进行和平奋争的领导人和骨干。最后,如果发生暴力镇压,国会需要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Hong Kong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Act),并实施《马格尼茨基法案》(Magnitsky Act),惩罚香港和北京的责任人。

 

       香港不断演变的危机将影响到我们所有人。同样地,对那些谋求像我们一样享有自由的人们提供援助,是值得我们关注和实实在在行动给予支持的。

 

 

 

201987日发表

 

 

 

杨建利,公民力量主席、创始人,天安门大屠杀幸存者,前中国政治犯

 

Aaron Rhodes,欧洲宗教自由论坛主席,《践踏人权》的作者 Encounter Books, 2018

—— 作者惠寄
本站刊登日期: Friday, August 9, 2019
关键词: 香港 习近平 打压自由
專題: 香港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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