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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五四再出發: 八○年代劉曉波的思想起點
作者:崔衛平

  

引子

一般人們知道劉曉波與六四的關係,但很少知道劉曉波與五四有著同樣深刻的關係。1997年,劉曉波在大連勞教所時,寫過一首給劉霞的詩,是以劉霞的口吻寫給劉霞的外公——〈給外公——給從未見過見過外公的劉霞〉。在詩的題記中劉曉波寫道:

 

他早年在高師讀書,參加過「五四」運動,是被逮捕的學生之一。後來他成了開明鄉紳,做過民國時期的縣長,辦過農場和學校。四九年後被定為「歷史反革命」,五十年代初孤獨地死於紅色監獄中。……久而久之,你的外公也就成了我的外公——不是家族遺傳上的而是精神血緣上的外公。在監獄裡,我給你寫了很多關於外公的文字,他的亡靈真成了我的祖先。[1]

 

劉霞的這位外公叫向大光,湖南衡山縣人,在北京高等師範學校時讀博物館學系,1921年畢業。191954日當天,他在數千人的遊行隊伍裡面,也很可能是進入曹宅的學生。當天政府出動軍警抓了三十二人,向大光是其中之一。與向大光同行的同學陳藎民後來回憶道:「我們被關進牢房後,被嚴加監視,不許交談,不許走動,不給飯吃,不給水喝。」「被捕的人分幾間房間關押。我和高師同學向大光及其他學校學生共七人關在一間牢房,公用一盆洗臉水,待遇十分惡劣。」[2]

三天之後,在北大校長蔡元培等人的斡旋之下被捕學生全部釋放。57日由警方派兩輛車送8位被捕的北高師學生回校。剛到校門口,就被歡迎的同學和附近的居民圍住。人們給他們帶上大紅花,把8個人一個個抬起來,高高舉起。有人攝下了這個珍貴鏡頭。

 


圖中從右往左、穿深色衣衫、舉起左手的那位正是向大光。

一、從古典轉向現代

19822月,劉曉波從長春來到北京師範大學報到入學,不久前他被錄取為該校中文系文藝理論教研室研究生,導師鐘子翱(1923-1986)。鐘老師的特長是中國古代文論,劉曉波的碩士論文也是關於古代文論的,題目為《試論司空圖的「詩味說」的美學意義》。司空圖(837-908)為中國晚唐時期的詩人和詩評家,著有《二十四詩品》。他深受道家和玄學家的影響,將詩歌分為二十四種風格,推崇自然沖淡的詩歌境界,他的名句「不著一字,盡得風流」(不需要看到落實在紙面上的字詞,更能夠與宇宙間神秘的力量溝通),釋放的是超然出世的玄學傾向。

碩士期間劉曉波寫作和發表了四篇論文:1. 〈中國古典美學的表述方法〉(《百科知識》,1983年第12期);2. 〈我國古代審美的主客體關係〉(《百科知識》1984年第12期);3. 〈藝術直覺初探〉(《國際關係學院學報》,1984年第2期);4. 〈論莊子的自然全美觀〉(《文藝論稿》,總第13期,1984)。最後一篇系統地闡發了莊子從自然出發的宇宙觀、人生觀、美學觀,長達一萬字。碩士三年並拿到學位之後,198412月,劉曉波留校在本校本系本教研室當教員,有著一個中國古典學者的起點和志向。在思想上,他深受莊子傲然物外的精神自由的影響。

他開始適應一名文藝理論教員的角色,也閱讀大量西方哲學、美學、詩歌、小說。除了開課,他動筆寫一個文藝心理學的系列文章:〈天空紅得像馬賽曲──審美與通感〉、〈你看那遙遠的地平線──錯覺、幻覺與審美欣賞〉等,陸續發表在一個叫做《名作欣賞》的雜誌上面。除了調動自己的古典文學修養,西方藝術家比如莎士比亞、梅特林克、卡夫卡的名字也開始出現在他的寫作中。除了文藝心理學,他還發展出一個萌芽的志向:比較美學。198510月份,劉曉波完成一長篇論文〈表現與再現──中西審美意識的比較研究〉,他發現西方古代藝術中有「天使」,中國古代藝術中有「飛天」,都體現了自由精神,但是西方的天使是人與鳥的結合,有寫實的基礎;中國式的飛天是寫意式的,沒有科學比例,也無逼真的羽翼,如同乘虛而上(此為莊子的概念)的太空中的仙女[3]。無論如何,到這時看不出一點他要造反的苗頭。

這之後他的想法發生了變化。發表於《名作欣賞》1986年第1期的這篇〈審美與人的自由〉中,超出了文藝心理學的範圍,是關於美學的形而上的沉思。這篇文章經過擴充,後來成為他博士論文的緒論,這個標題也成為他博士論文的標題。該文一開頭便引用了盧梭的名言「人生而自由,卻無往不在枷鎖之中」,這是一個關於現代的信號。這批文藝心理學的文章,彷彿是一本書的計畫,然而沒有寫完。最後一篇〈赤身裸體,走向上帝──審美與潛意識〉(一),應該還有一個(二),但他的注意力轉到別的事情上去了。

他第一篇發難的文章,發表的時間與他在《名作欣賞》最後一篇文章重合:1986年第4期的《中國》雜誌,發表了他〈無法迴避的反思──由幾部知識分子題材的小說所想起的〉。他發現在張賢亮的小說〈男人的一半是女人〉(1985)以及〈靈與肉〉(1981)、女作家諶容的〈人到中年〉(1980)以及徐遲的〈哥德巴赫猜想〉(1978)這些一度被人們高度稱讚的作品中,存在著對於知識分子角色的過度美化、也是自我美化的傾向。陳景潤心如水晶,堅貞高潔;陸文婷任勞任怨、無私忘我;許靈均(〈靈與肉〉主角)有過軟弱、章永麟(〈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的主角)有對異性的渴望,但前者最終還要昇華為對祖國不離不棄,後者也要走到了人民大會堂的紅地毯上,修成正果。他們身上釋放出來的忍辱負重、忠誠如一、樂觀向上,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回應中國傳統儒家的人格理想,如孔子的弟子顏回所說 「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論語雍也》),或者孟子所說「故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下》)。在塑造這樣的理想人格──劉曉波稱之為「人格神」──時,既迴避了導致知識分子悲劇的深層根源,也放棄了知識分子本人在這場悲劇中所要承擔的責任。

 

天安門前那一次次狂熱的歡呼中,難道就沒有知識分子真誠地揮動紅語錄的手臂嗎?難道大多數知識分子所寫的一張張大字報是完全出於逼迫嗎?文革之所以能在中國大地上發生,與全體公民、特別是知識分子的不覺悟,與沒有像五四那樣對封建意識進行徹底否定有著很大的關係的。[4]

 

在很大程度上,劉曉波評論的這些作品,其熱點已經過去。這篇稱之為「無法迴避的反思」,原來有一個標題為「遲到的反思」,在當代文學批評方面,劉曉波確實是一個後來者。而他之所以獲得這樣的視野,一個本來做古典學問和小範圍文藝學的年輕學者,貿然闖進十分熱門的當代文學批評領域,在於他獲得了一個新的視野──重新回到五四,以五四新文學已經達到的思想和文學水準來看待當代中國作家。

劉曉波拿五四作家與新時期作家相比較。他看到,在五四時期作家的筆下,出現了一批覺悟的形象。他們是個性解放的先行者、現實秩序的叛逆者,在向社會環境進行大膽挑戰的同時,他們也會深深剖析自己,反省自己身上傳統的負擔、自身的矛盾和軟弱。不管是傾向於現實主義的作家魯迅、茅盾、葉聖陶還是傾向浪漫主義的作家郭沫若、郁達夫、馮沅君等,「他們筆下的知識分子形象極少理想色彩。辛苦淒迷、迷茫徬徨、孤獨寂寞、鬱悶憤怒、虛榮清高、軟弱自卑、甚至麻木愚昧……也許在中國思想史上,從來沒有有過一個如此充滿著發自肺腑的真誠的時代,中國知識分子也從未進行過如此大膽的、嚴峻的有時甚至是殘酷的自覺的自我剖析、自我批判和自我否定;中國文學也從未對人的內心世界進行過如此深刻的開掘。」[5]

「從自我否定開始的自我重建」,劉曉波指出:「魯迅所做過的一切足以給當代知識分子提供一個自我反思的起點」[6]

在劉曉波看來,五四知識分子的覺醒不僅體現為嚴厲的自我反省,還包括對於魯迅所說的國民劣根性的批判。魯迅筆下的一些小人物,如阿Q、祥林嫂、閏土、華老栓等,他們既是傳統專制的犧牲品,又是傳統專制的承載者,因此也是傳統專制得以存在的土壤。而新時期的作家們,除了自我美化,同時也美化人民群眾。當章永麟作為右派流落偏遠荒涼的封閉山村時,他遇到的是樸實真摯的人們,在他/她們略顯粗野的性格中,流露的是正義感和同情心。劉曉波分析道,作家之所以讚美勞動群眾,除了缺乏自身反思之外,還是傳統文化的因素在作怪:中國傳統文化注重「和」,主張「與民同樂」(《孟子梁惠王上》)。在某種程度上,共產黨讓知識分子放棄自己的思想和專業,走與工農相結合道路,也有這個上下「和諧」、結果把人拉到同一水準的意思。

在這些分析中,劉曉波熟練自如地使用他所掌握的古典知識。這至少表明,很快要宣布自己向中國傳統文化發出挑戰的劉曉波,對於中國傳統文化並不是一無所知,而是下過許多功夫。只是他的態度發生了改變,一改此前的溫情脈脈。如他自己所說,他也「曾在內心為新時期文學唱過讚美詩,但我現在不想再唱了。」[7]這個轉折是如何發生的呢?

促使他這個明顯變化,離不開社會大背景,然而有一個具體的因素是,他與同時入校的中文系現代文學博士生、後來又同期留校的王富仁先生之間持續不停地對話。他倆在同一棟宿舍樓裡有著許多長時間談話,有時候徹夜不眠,為某個問題爭論到天亮。曾經目睹他倆談到天明的另一位同學羅鋼在2017年王富仁去世之後的懷念文章裡寫道:「談話中的許多思想火花,後來都被他們吸收到各自的文章中去了」[8]

王富仁讀博士期間於1983年發表〈中國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鏡子——論《呐喊》、《徬徨》的思想意義〉一文,在學術界引起強烈反響。他針對此前極左思潮下籠統地說魯迅是中國革命的一面鏡子的說法,提出魯迅是中國思想革命的一面鏡子。王富仁提醒人們——「五四時期是這樣一個歷史時期:它是中國政治革命運動的低潮期和間歇期,是中國思想革命運動的活躍期和高潮期」[9]。魯迅的小說,其實是寫在辛亥革命失敗的條件下來反思其教訓,從魯迅筆下先行者的孤獨、民眾的愚昧中可以見出,僅僅有政治革命是不夠的,尤其需要一場深刻的思想革命,王富仁將它總結為:「根除封建等級觀念對廣大人民群眾的精神束縛,斬斷殘酷虛偽的封建倫理道德觀念無形地絞殺無辜者的魔爪。」[10]

王富仁重提魯迅有一個現實指向,那是他認為1978改革開放之後中國重新回到現代化,然而僅僅有外部工程是遠遠不夠的,也需要一個思想文化的革命與之相匹配;介於文革中大量踐踏人權的現象,需要繼續提倡尊重個人,反對皇權和精神奴役,即重新回到魯迅,回到五四的思想解放個性解放。在這個意義上,魯迅對當下仍然有著十分迫切的現實意義:「《呐喊》和《徬徨》對我們認識新的歷史條件下的反封建鬥爭仍有不可磨滅的啟示和借鑑意義。」[11]。王富仁後來將他的這篇文章擴展成了他的博士論文。與劉曉波討論期間,王富仁正在為他的博士論文出版單行本做最後的修訂,這本書19868月由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

王富仁所用「反封建」這個詞,是共產黨意識形態對於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敘事,共產黨把自己看作是這場運動的天然繼承人。運用馬克思對於原始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共產主義社會的歷史階段的劃分,共產黨用「反封建」來呼喚和標榜某種告別歷史、開創未來的「現代性」。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反封建」有著不同含義。在1949年之前,反封建主要指改天換地的社會改造,然而到了1976年毛澤東時代結束之後,在目睹毛澤東時期個人崇拜到了登峰造極之後,「封建意識」這個詞又被共產黨人用來指稱共產黨制度內部傳統忠君乃至愚忠以及特權現象,「反封建」於是成了共產黨人自己政治反思的重要詞彙,注入了更多的政治內涵[12]。同時也不能不說,它是一個曲折迂迴的表述。

王富仁是在這個背景之上使用「反封建」。劉曉波接受了王富仁 「新的歷史條件下反封建鬥爭」的分析框架,他也認為文革是「傳統的封建意識在當代中國的登峰造極的發展,是醒來的封建猛虎對現代國人的一次大反撲」 [13],只有五四才第一次斬斷了與傳統之間的這種聯繫。他認為自己略為遲到的反思「不僅關係到文學、也關係到當代文化在中國的發展,更關係到當代的中國知識分子能夠繼承五四傳統,在推進改革的同時,完成旨在改造國民劣根性、清除傳統的封建意識的思想啟蒙。」 [14]

從沉浸於古典學問一下子跳到當代中國文學,劉曉波是不是過於跨界或不守本分?不是的。反過來應該說,劉曉波埋頭於古代學問才是他循規蹈矩,過於約束自己。他從小是一個製造麻煩的孩子,多次因為頑皮被父親暴打。後來遇到了同班的好學生陶力,他才開始轉變。來到北京讀古典文學,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適應陶力,她的父母已經於1979年從東北師範大學調入北師大,她本人與劉曉波同期大學畢業分配至國務院文化部少兒司創研室工作,1985年下半年調至北京語言學院任日本文學教師。在這種環境氛圍下,做一對學術夫妻是人們所期盼的。雖然劉曉波博聞強記,刻苦多產,他應該擁有一個不錯的學術前程,然而劉曉波發現這不是自己所要的,他本是一匹野馬。

二、審美的現代性

劉曉波把五四文學看作是現代文學,而新時期作家在精神上與古代文學更為接近。比較起王富仁看重文學的思想意義,劉曉波的文學眼光更為深入,或者用他當時習慣詞彙的來說,他更關注文學的「審美」形態,此時他目光的落腳點仍然在美學上面。18世紀的德國人鮑姆加登發明的這個詞Aesthetics,本意是「感性的」,它流經席勒之手之後,加進了「自由」的含義,流經馬克思之手之後,加進了「解放」的含義,劉曉波則在這三層含義上使用這個詞。「審美」這個詞在劉曉波所屬文藝理論界乃至全社會範圍內的流行,是人們從試圖從大一統的意識形態中掙脫出來、尋求主體內在世界自主性的努力。

劉曉波發現,五四作家和他們筆下的人物,有一種深刻的孤獨感。在內心覺醒之後,人們發現自己正處於與周圍環境的衝突之中,感到孤立無援,某種迷茫的情緒始終縈繞著他們。他以一連串遞進的排比句式,來形容這種情緒的演進及其沒有出路的結局:「由孤獨而軟弱,由軟弱而迷茫,由迷茫而徬徨,由徬徨而冷漠,由冷漠而悲觀,由悲觀而沉淪,由沉淪而絕望,甚至於毀滅時都沒有一聲呻吟。」[15]如此入骨的描繪,他應該很熟悉魯迅筆下的呂緯甫、魏連殳。在這種小人物身上發生的,「沒有刀光劍影的拼搏,驚心動魄的犧牲,壯烈激昂的獻身,崇高人格的毀滅;只有在最瑣碎、最平庸、最無聊的生活中的理想漸漸熄滅,感情慢慢冷寂,精神悄悄僵死,心靈默默腐爛。」[16]。因此,這樣的幻滅給人的不是詩情畫意的古典美,而是一種他稱之為「現代式的怪誕美」。

劉曉波熟讀魯迅,他可以稱為魯迅在20世紀下半葉的知音。他能夠敏感地抓住魯迅性格和寫作中的「苦」和「冷」,尤其欣賞魯迅描繪絕望和幻滅引起的心靈沉痛:「沒有事情的悲劇」。看上去極平常,什麼也沒有發生,然而在這平常中蘊藏著巨大的悲劇,心靈死亡的悲劇。因而表面上越平常,便越是荒誕。劉曉波意識到,這已經超出了一般所說個人與環境的格格不入,而包括了個人對自身的無奈,無法超越自身的苦惱,因而有著形而上的、本體論的內涵。在這種焦慮、危機和幻滅中,個體生命意識變得更加突出;絕望中震顫的心靈,有著更敏感、更細微的感知能力,更像是有自主活動的心靈。

鑑於此,劉曉波認為五十年前去世的魯迅比當代作家更加現代。比較起來,當代作家筆下陸文婷、許靈均和章永麟的精神世界,仍然停留在傳統的「廉潔、淺薄和軟弱的樂觀主義」[17],在經歷了十年浩劫之後,居然對苦難的體驗如此淺嘗輒止、將悲劇處理成大團圓式的喜劇,劉曉波認為當代文學的這些做法,重新彌合了由五四文學撕裂的與傳統之間的裂痕,重新回歸到傳統中國的人生趣味及審美趣味中去:「知足常樂」、「哀而不傷」。

從思想資源上來說,劉曉波這期間的其他寫作中,逐漸出現尼采、佛洛依德和叔本華這些西方思想家和比如杜思妥也夫斯基、波德賴爾以及畫家戈雅。影響他的應該還有一位,那便是日本作家川端康成。這是他的妻子陶力的研究對象。川端康成筆下的世界,其基調也是冷漠、悲哀、絕望。劉曉波在大學裡學的外語是日語,19853月號的《名作欣賞》,發表過劉曉波翻譯的川端康成的一個短篇小說,題目是〈禽獸〉,關於一個孤僻淒涼的中年男人對於籠中的鳥兒所產生的牽掛,字裡行間,彌漫著一種虛無厭世的味道,那是一種清新純淨的絕望。在小說譯文發表的同時,陶力寫了一篇關於這篇小說的鑑賞文章,這是他們夫婦惟一一次公開的合作。

一個月後,劉曉波發表了他的第二篇當代文學評論〈一種新的審美思潮——從徐星、劉索拉的三部作品談起〉,登載在當時最權威的文學評論刊物——《文學評論》1986年第3期上面。劉曉波從三位年輕作家的作品——徐星《無主題變奏》、劉索拉的《你別無選擇》(1985)、陳村的《少男少女,一共七個》中,發現了一種新的美學樣態,它體現為一種無處不在的「嘲弄」的精神,既嘲笑他人,也嘲笑自己,與當時流行的「萬眾一心奔四化」的積極精神背道而馳。他發現某種偏離首先體現在作家們所使用的語言風格當中,比如陳村是這樣寫的,這是中學生眼中老師和家長們勸說他們刻苦學習考大學的一系列經典表述:

 

……為改革為「 四化」為祖國為人民為社會主義為革命和建設為鞏固國防反擊侵略者為對外開放為國共第三次合作為收回香港為祖國統一為世界和平為人類幸福而努力努力再努力地一心一意專心致志聚精會神不驕不躁不屈不撓奮不顧身見義勇為顧頭不顧腚地雖尖嘴猴腮蓬頭垢面形容枯槁九死一生而不悔地發憤地學習學習再學習。

 

劉曉波發現其句法層面和語義層面之間,存在著巨大的扭曲和壓力。而一旦人們熟悉的嚴肅的詞義(「為祖國為人民為社會主義」),被納入一種非邏輯的、近似於荒唐的句式中,其中的嚴肅性立即消解,變成一堆做作的、滑稽的東西。同樣,劉曉波也舉例說,在劉索拉和徐星的作品中,這種扭曲也經常出現,它們造成的顯著效果是「對被世俗觀念和傳統觀念視為神聖的、崇高的、有價值的東西的嘲弄。」[18]

不難想見,這三部作品在當時是極富爭議的。看似荒誕的語法,與作品中年輕主人公種種「冒犯」的言行正好般配。他們看上去全都偏離了正道,說令人喪氣的話,做不靠譜的事情:陳村筆下的七個落榜高中生離開舒適的家庭,去租一間破舊的農舍,做模特、販西瓜,缺乏遠大志向;徐星筆下在飯店當服務員的「我」稱自己喜歡各種桌布、高腳杯和五彩繽紛的酒,而對上大學等世俗的成功不屑一顧;劉索拉筆下的音樂學生森森衣冠不整,看上去瘋瘋癲癲,與令人窒息的環境形成強烈對比。有評論家把這些年輕人歸於行屍走肉一類。劉曉波卻對他們表示肯定。從年輕人離經叛道的古怪行為中,他發現了強烈的追求個人自主性的要求。他們不是渾渾噩噩;相反,某種玩世不恭正是個性覺醒、不受束縛的標誌。

有意思的是,在言及這些反叛的年輕人的做法時,劉曉波談起了中國歷史上的自由傳統:「中國歷史上那些具有個性意識和反抗精神的人物,又有哪一位不是採取不修邊幅、玩世不恭、放浪山水的生活態度呢」。劉曉波提到了莊子起頭的道家自由傳統。他的古典知識在這裡再次發揮作用:「莊子作為中國歷史上最早的徹底否定一切禮教的叛逆者,寧可在污泥中、在荒野上與禽獸(相)處,也不願去『兼濟天下』,他筆下的『 真人』 、『 聖人』 大都是外表極端醜陋、行為毫不檢點的畸人。」[19]他提到的古代自由自在的人物還有陶淵明、李白、竹林七賢,甚至小說《紅樓夢》中虛構的人物賈寶玉。竹林七賢是魏晉時期(西元240-249)七位著名的宴酣飲樂的人物,既嗑藥(長生不老藥)又喝酒,其中有一位劉伶,與劉曉波的父親同名同姓。

劉曉波甚至提到了一個叫做「接與」的人。他的故事出現在儒家經典《論語》中。這位古老的隱士和狂士,自耕其食,披頭散髮,裝瘋不肯做官。有一次他經過孔子面前,竟然大聲歌唱,嘲笑孔子積極想要做官。至少此時的劉曉波並不是要否定一切中國傳統,他只是特別煩中國儒家正統,認為其板著面孔從事一樁叫做「克己復禮」的事業,追求等級秩序及其中的個人功名,並不惜犧牲女性和兒童的利益,而道家則不一樣。劉曉波在這一點上完全繼承了魯迅。魯迅也同樣喜歡莊子,魯迅為那七位放浪形骸的名士寫過文章〈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是中國現代散文中最好的名篇。

具體到眼前的幾部小說,劉曉波又認為徐星、劉索拉、陳村筆下的年輕人遠遠超出了古代道家的做法,即在放棄世俗功名之後,僅僅在美麗的山水之間尋求內心的超脫和安逸,在大自然尋求一種虛幻的和諧。劉曉波分析道,這些年輕人所表現出來憤世嫉俗、玩世不恭和冷嘲熱諷,其實是一種抗爭和追求。在回答這些作品是否受當時熱門的西方現代派文學的影響,——「荒誕派」戲劇,「黑色幽默」、「垮掉的一代」等,劉曉波認為在這些西方作品中,往往是一些抽象的人類處境,而徐星等人的作品中所體現出來的,實際上與中國的五四文學更為接近,其「內在精神還是五四時期的個性自由的意識」,「中國當代文學中所出現的新的審美思潮是五四時期的啟蒙運動的延續和發展」[20]

這篇註明寫作日期為19861月初稿、3月改定的論文中,劉曉波對於「尋根文學」也表示了許多肯定,認為是另外一種嘗試。與描寫城市青年的審美新思潮比較起來,尋根文學把筆觸伸向了「偏遠的荒山野林」,「是為了重新發現傳統文化中能夠統一當代國人的信仰的價值觀念」[21]

三、反傳統文化熱

僅僅兩篇文章,使得劉曉波在當代文學批評中引起矚目。尤其是這篇關於新的審美思潮的文章,使得他受邀參加198697日至13日在北京舉行的「新時期文學十年學術討論會」,主辦單位是這份雜誌的上司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所長和這份雜誌的主編均是劉再復。與其他一些年輕作者一樣,劉曉波並沒有被要求為會議準備論文,他在會議上做了兩次即興發言:會議的第三天下午,劉曉波由小組會上被推薦去大會發言;這天當晚又有「南北青年評論家對話會」,劉曉波接著放炮,當時均沒有錄音。後來流傳甚廣的劉曉波在該會上的發言,實際上是會議結束多日之後劉曉波對著答錄機說出來的,那是他的大學同學徐敬亞所工作的《深圳青年報》需要稿件。由另一位大學同學整理出來的錄音稿有一萬多字,發表時被徐敬亞砍掉一半,在「編者按語」裡,徐敬亞稱劉曉波為「黑馬」;「危機新時期文學面臨危機」這個標題也是徐敬亞加上去的。徐敬亞並寄了兩百份報紙讓劉曉波自行處理。

這份稿子是劉曉波事後回憶出來的,許多內容被徐敬亞給刪掉了,留下來的應該多是吸引眼球的部分。當時東道主劉再復在談「人道主義」、「人的主體性」和「文學的主體性」,劉曉波應該就人道主義的話題發表了他的批評看法。該刊後來發表關於這個會議的發言紀要,提到「劉曉波(北京師大)則認為人道主義儘管是一種理想主義,但在某種程度上也能擊中要害,如果從醫療救人的精神奴役創傷角度出發,保有這種人道主義的光環,還是有必要的。」[22],只取了劉曉波對人道主義的勉強肯定,不見劉曉波登載在《深圳青年報》上的其餘那些激烈表述。會議有自己的權威和延續的話題。一個月前(19868月),中共最權威的理論雜誌《紅旗》發表近兩萬字文章〈文藝學方法論問題〉,批評劉再復的「文學主體論」,認為劉再復的立場取消了馬克思主義的反映論,問題嚴重到了關係到社會主義及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命運。

就這篇〈危機新時期文學面臨危機〉而言,劉曉波在思想上的進一步發展是把「尋根文學」納入他的批評對象。他指出在新時期那些開拓性的作家出現了大批「懷舊」現象。王蒙的《布禮》,《蝴蝶》、李國文的《月食》、陳世旭的《小鎮上的將軍》都把對文革之後出現的黨風民俗的墮落,歸結為中共民主革命時期及五十年代純樸傳統的喪失。另一批有實力的中青年作家鄧友梅、劉心武、賈平凹、劉紹棠、韓少功等,都把眼光投向了1949年之前的傳統社會、傳統的人與人關係、倫理人情、田園風光等,尋求一種心靈上的安寧和寄託,迴避了生命在當下的苦難、衝突和危機。他不無譏諷地指出,「魯迅是最早的尋根者,但他是在尋找支撐著中國封建社會這棵參天大樹千年不倒之根,他時刻琢磨著用利斧砍斷它。」[23]他認為北島的詩歌及朦朧詩,星星畫展以及高等院校大學生的自辦刊物和文學社團等,表現出與五四文學傾向基本一致的審美思潮。而他本人曾經是吉林大學中文系學生刊物《赤子心》的七個成員之一,其中除了詩評家徐敬亞,還出了兩位重要的當代詩人王小妮和呂貴品。

這篇追加的發言還有一個重要的信號,那就是他把此前的重要概念「反封建」替換成了「反傳統」。這個變化不只是從劉曉波這兒開始,而是當時的時代氣氛使然。甘陽在《讀書》雜誌1986年第2期上發表文章〈傳統、時間性與未來〉,其中寫道「我們正處於歷史上翻天覆地的時代,在這種巨大的歷史轉折年代,繼承發揚『傳統』的最強勁的手段恰恰就是『反傳統』!…… 有幸生活於這樣一個能夠親手參與創建中國現代文化系統的歷史年代,難道我們還要倒退回去乞靈於五四以前的儒家文化嗎?」這篇文章的結尾給人印象深刻:「天不負我輩,我輩安負天?!」[24]可見那時候「狂」和「狂」成那樣的不只是劉曉波。

甘陽的表述洩露了他創建所謂中國現代文化的巨大野心,「反傳統」是落實在文化的意義上。比較起來,早些時候的「反封建」則具有更多的政治含義。這種轉變可以看出年輕知識分子的一個策略:政治是臨時的、沒有收穫的;文化是永久的,可以名垂千秋的。而將努力的重點從政治轉移到文化上來,這一點倒是的確與五四更加接近了,政治上處於低潮的五四主要是一場新文化運動。因此,人們又有關於1980年代「新五四」的提法,而「文化熱」的說法則更流行,主要是西方文化熱。

「文化熱」一個重要的、看得見的成果是大量西方文化、文學著作的翻譯出版。1984年開始的《走向未來》叢書和1986年甘陽本人和他的朋友陳嘉映、周國平等創辦的《文化中國與世界》編委會,組織翻譯和出版了一百多種西方現、當代文化作品,包括馬克斯韋伯、尼采、海德格爾、維特根斯坦、沙特、佛洛依德等人,他們在1949年被逐出中國的大學和書店。上海譯文出版社1983年出版的《西方現代派作品選》,一套八本,其中包括Ezra PoundT. S. EliotKafkaStrindbergEugene O'NeillSartreCamus等,這套書成了大學年輕教師手中的法寶,劉曉波在黑馬發言中便提到過T. S. Eliot的《荒原》。

當劉曉波9月中旬在新時期文學會議上造反的時候,他有一個底氣──他還有一篇新的長文〈與李澤厚對話——感性、個人、我的選擇〉,正躺在《中國》編輯部裡有待發表。當徐敬亞寄來的兩百份報紙傳遍北京不同的高校,劉曉波的這篇新文章帶著油墨的香味正好面世,互相呼應,他於是引起了更多人們的關注,超出了僅僅是文學的圈子。

劉曉波發現自己曾經心儀的哲學家李澤厚(寫過一本關於康德的書)對於傳統文化也表現出溫情脈脈的態度,在他的《中國當代思想史論》和《中國美學史》(第一卷)中,以較多篇幅肯定了孔子和他的儒家,認為孔子較早運用道德理性引導人們的日常現實,這種理性逐漸沉澱到中國民族性格、文化心理包括藝術創作之中,形成了中國文學藝術特有的風格。劉曉波提出反問:「難道被五四新文化運動徹底否定的傳統文化真的像李澤厚描繪的那樣詩意盎然嗎?」[25]

針對李澤厚解釋藝術作品是理性積澱為感性的說法,劉曉波提出感性才是更重要的,他一向追求的「獨立個人」在「感性」這個概念中得到了深化表達:「審美最忠實於一切被理性、被社會所壓抑的感性個人。忠實於一切理論概括和本質規定所要捨棄的和無法概括的東西,忠實於活生生的、具體的、豐富多樣的、具有不可探測的深度和無限可能性的人,忠實於人的潛意識。」[26]劉曉波的眼前是一個正在打開的、疆界不斷朝外拓展的世界,他的「個人」也是全新的、充滿生機的小宇宙。

最早對李澤厚的「積澱說」進行批判的是美學家高爾泰,1983年高爾泰發表的文章〈美的追求與人的解放〉中,高爾泰提出「感性動力」和「理性結構」之分[27],認為推動藝術創作的主要是前者。劉曉波將高爾泰的「感性」向前推進許多,他引進了文化熱中最熱的這幾個人——尼采(酒神精神)、佛洛依德(潛意識)和沙特(人沒有固定本質)。前兩者對他影響更大,然而在他內心中,真正引導他的旗幟是「五四」。尼采則是他與魯迅之間的秘密通道和暗語。當他越靠近魯迅,越表現出在這篇文章中說的「深刻的片面」:「要想確立當代中國的真理,就必須與傳統觀念實行徹底的決裂。」[28]他甚至故意模仿五四時期的一些極端提法。

劉曉波開始寫作這篇文章是在這年的5月份,他先是與《中國》的編輯們討論。而李澤厚的文章〈啟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則發表在19868月《走向未來》雜誌的創刊號上面,其中李澤厚也談五四談個人,他指出五四時期的「啟蒙」主題後來被日本入侵引起的「救亡」主題所中斷;啟蒙提倡個人,救亡卻提倡集體和統一。到後來越演越烈——「從五十年代後期到文化大革命,封建主義越來越兇猛地假借著社會主義的名義來大反資本主義,高揚虛偽的道德旗幟……這終於把中國意識推到封建傳統全面復活的絕境。」[29]

顯然,當李澤厚談「封建主義」、「封建傳統」時,部分地回到了政治語境,在認為五四推崇個人而共產黨文化壓抑個人這一點上,他與劉曉波差別不大。後來這兩人分別談到了文化熱裡面的政治含義。李澤厚說「文化熱實際上是借文化談政治」[30]。劉曉波說得更直接:「當時的西化熱實際上是借文化談制度,借說歷史來論現實,借反傳統來批判中共的黨文化傳統。」[31]  劉曉波後來把這篇與李澤厚的對話擴展成一本書,《選擇的批判:與李澤厚對話》,在該書的「引子」部分他寫道:「以魯迅為起點的反傳統必須能夠在深度上、廣度上超越以魯迅為代表的五四新文化運動,使單純的思想啟蒙與社會整體(政治、經濟)的變革結合起來。……我也許會失敗,但我並不悲哀,我為自己能夠投身於反封建運動的激流之中而慶幸。」[32]顯然,劉曉波更傾向於「反傳統」的社會、政治含義,他的「反傳統」與「反封建」更相重合,而不僅僅是甘陽所說的文化意義上的傳統。

這年6月,為劉曉波博士論文答辯來到北京的王元化見到了高爾泰和王若水,他們商量想辦一份雜誌《新啟蒙》,於198810月出版了第1期。劉曉波應王元化之邀在第一期發表文章〈形而上學與中國文化〉,他因此進一步被納入「新啟蒙」的思想脈絡。2008年王元化先生去世時,劉曉波寫懷念文章,提到19892月《新啟蒙》第三期在北京都樂書屋開會,方勵之出席該會議引起風波,中共宣傳部長王忍之乘機發難,說「五四啟蒙運動產生了共產黨,新啟蒙運動就是要建立反對黨」[33]。看來在「六四」之前,「五四」也曾經作為中共的一塊心病,後來則有了兩塊心病。

19888月份劉曉波出國之後,他寫過一些關於反思五四啟蒙運動和魯迅的文字[34]。但是,無論如何,五四在他心裡是一個抹不去的情結,如同後來的六四。1989422日他決定從紐約回國,便是考慮到要在54日五四紀念七十周年這個日子之前抵達北京,他覺得那時候肯定會有好戲看。售票員告訴他,只有426日這一張了,他當即拍板決定拿下。

 

 


 

 

 

 

 

 



[1]    劉曉波,〈給外公(模擬劉霞)——給從未見過外公的劉霞〉,《劉曉波劉霞詩選》(香港:夏菲爾國際出版公司,2000),頁153

[2]    〈陳藎民:回憶我在五四運動的戰鬥行列裡〉,《北京師大》, 197958日。

[3]    劉曉波,〈表現與再現──中西審美意識的比較研究〉,《東西方文化研究》(創刊號),開封: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10月。

[4]    劉曉波,〈無法迴避的反思──從幾部知識分子題材的小說所想起的〉,《中國》,1986年第4期。

[5]    同上

[6]    同上

[7]    劉曉波,〈危機新時期文學面臨危機〉,《深圳青年報》,1986103日。

[8]    羅鋼,〈長歌當哭——懷念富仁〉,《名作欣賞》2017年第12期。

[9]    王富仁,〈中國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鏡子——論《呐喊》、《徬徨》的思想意義〉,《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83年第1期。

[10] 同上

[11] 同上

[12] 黎澍(1912-1988)於1975年擔任《歷史研究)》雜誌主編。197610粉碎四人幫後的第二年,黎澍在該雜誌連續發表〈評「四人幫」的封建專制主義〉(《歷史研究》1977年第6期)、〈消滅封建殘餘影響是中國現代化的重要條件〉(《歷史研究》1979年第1 期),使得」「反封建」成了撥亂反正、解放思想第一批政治語言。

     19808,中共中央政治局舉行擴大會議,鄧小平在會上作題為〈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講話,《人民日報》向全社會公布了鄧小平的這篇講話,它被稱為「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綱領性文件」。鄧小平承認,「我們進行了二十八年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推翻封建主義的反動統治和封建土地所有制,是成功的,徹底的。但是,肅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義殘餘影響這個任務,因為我們對它的重要性估計不足,以後很快轉入社會主義革命,所以沒有能夠完成。現在應該明確提出繼續肅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義殘餘影響的任務,並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實的改革,否則國家和人民還要遭受損失。」(《人民日報》1980818日)。

     中共領導人最後一次提到文革與「封建思想」的聯繫,是前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於201234日在剛剛結束十一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之後,面對記者關於「政治體制改革」的提問時表示:「這些年我多次談到政治體制改革,應該說已經比較全面和具體了。如果問我為什麼關注這件事情,我出於責任感。粉碎『四人幫』以後,我們黨雖然作出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實行了改革開放。但是『文革』的錯誤和封建的影響,並沒有完全清除」。 http://lianghui.people. com.cn/2012npc/GB/239293/17385323.html

[13] 劉曉波,〈無法迴避的反思──從幾部知識分子題材的小說所想起的〉,《中國》,1986年第4期。

[14] 同上

[15] 同上

[16] 同上

[17] 同上

[18] 劉曉波,一種新的審美思潮——從徐星、劉索拉的三部作品談起〉,《文學評論》1986年第3期。

[19] 同上

[20] 同上

[21] 同上

[22] 〈歷史與未來之交:反思 重建 拓展──中國新時期文學十年學術研討會紀要〉,《文學評論》,1986年第6

[23] 劉曉波,〈危機新時期文學面臨危機〉,《深圳青年報》,1986103日。

[24] 甘陽,〈傳統、時間性與未來〉,《讀書》雜誌,1986年第2期。

[25] 劉曉波,〈與李澤厚對話──感性、個人、我的選擇〉,《中國》1986年第10期。

[26] 同上

[27] 高爾泰,〈美的追求與人的解放〉,《當代文藝思潮》,1983年第5期。

[28] 劉曉波,〈與李澤厚對話──感性、個人、我的選擇〉,《中國》,1986年第10期。

[29] 澤厚,〈啟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走向未來》創刊號,19868月。

[30] 李澤厚、陳明,《浮生論學——李澤厚陳明2001年對談錄》(北京:華夏出版社,2002),頁123

[31] 劉曉波,〈把大陸民族主義梳理回八十年代〉,《民主中國》,20024月號

[32] 劉曉波,《選擇的批判——與李澤厚對話》(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33] 劉曉波,〈寫給王元化的在天之靈〉,《人與人權》,20086月。

[34] 劉曉波,〈啟蒙的悲劇——「五四」運動批判〉 ,《中國之春》,1989年第1期;《中國當代政治與當代知識分子》(台北:唐山出版社,1990),頁156

 
—— 原载: 台湾《思想》杂志38期“米兔在中国”,联经出版社,2019年10月
本站刊登日期: Sunday, October 13,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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