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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战场捍卫民主》英文论坛在纽约举行
作者:夏明 (整理撰写)


20191121日,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成功举行了英文论坛,《在中国战场捍卫民主》。本论坛由开幕式、闭幕主题演讲和四个单元的演讲讨论组成。共有14位专家学者主持和参与了研讨。坐落在纽约市正中心第五大道和第34街的研究生中心会场,以其地利优势全天演讲吸引近百人次的参与,美国之音、明镜新闻、博讯新闻社、《大纪元》等新闻机构做了录音/录像报道,博讯新闻社进行了全程录像 (会议全场的发言收录如下: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O2XMat5k5n2iTTciKOV36A   )。

 
 

会议的组织者是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院政治学教授、劳改研究基金会理事会主席夏明。在会议筹划初期,组织者设计出会议的两大主题:第一,面临在过去近十年出现的全球性民主质量及民主化进程倒退,甚至在西方主要民主国家出现的民粹主义/种族主义/反智主义的现象,学界、思想界和人权活动家应该如何捍卫自由民主价值观和制度体系?民主是否面临着深刻危机?民主是否需要捍卫?第二,西方、甚至世界的民主停滞和危机是否有来自中国的根源?中国过去三十年的专制崛起以及日渐明朗化的极权体制对自由民主理论、西方民主的质量和生存状态、周边国家的民主发展和建设以及世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民主化到底产生着什么样的影响和挑战?世界如何应对和击退这种挑战?

围绕上述议题,会议展开了四个专题的讨论:“在中国捍卫民主理念和民主治理体系”、“西藏和新疆的人权灾难和流亡藏人的民主建设”、“民主提升和自由抗争:台湾和香港面临的大陆挑战”、“中国模式全球扩张”。

 
 

在第一个单元里,纽约城市大学亨特学院访问学者(Grove Human Rights Scholar)滕彪博士做了演讲,题目是:“在高技术极权主义中国如何推进人权和民主”。他梳理了中国专制体系和极权体制的演变过程,回溯了他亲自参与并成为其领军人物的“维权运动”的发展及其原因, 讨论了“公盟”和它领导的“新公民运动”,描述了习近平上台以来通过强化极权、扩张维稳体制、修改宪法等手段,借助市场、科技和国际等诸多因素,在地理空间(例如西藏、新疆)和虚拟空间建立了数码极权主义。滕彪博士探讨了公民反抗的可能、中共政权的不安全感以及国际格局的变化和反制中共的新发展。

 

中国民主党全国委会主席王军涛博士以中国民主党为例讨论了海外反对党运动。结合自己在国内和海外参与和领导民主运动的亲身经历,王军涛博士回顾了中国民主党的组党过程,论述了海外民主运动和中国民主化、中国民主化和世界民主和平的关系,并以中国民主党全委会为例说明未来民主转型的路径和战略。王军涛博士认为,中国正在出现有利于民主化转型的新机会,精英层内部的分裂内斗、经济危机的到来和国际民主大国的醒悟和反击,都给海外民主运动提供了新的发展机会。他还指出未来海外反对党运动的新战略涵盖如下内容:坚持具有象征意义的领导作用、吸纳新成员并在国内建立组织、汇集专家力量制定政体转型和新国家建设可操作性政策。

 

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政治学教授夏明就“西方国家应对崛起极权中国的教训”做了发言。夏明首先指出,专制中国崛起的危害在本世纪开启之时中国异议人士和作家就感受深痛。周永康主导的维稳体制在二十多年前就已显出残酷和邪恶。中国学者、作家、维权人士也最早提醒世人予以警觉。西方学者对中国的认识出现了两条平行线,有人称之为“屠龙派”和“熊猫拥抱派”。在美国民主、共和两党“接触政策”的共识下,美国主流政客和学者期盼接触政策会使得中国与美国走进、与世界融合。但2007年詹姆斯·曼恩的《中国幻想》一书就提出了“谁融合谁?谁改变谁?”的问题,指出对华政策主流范式的失败和荒谬。在过去五年里,尤其是川普总统执政以来,美国开始调整对华政策,中美战略竞争甚至对抗和“部份脱钩”成为共识。在西方国家(以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为更早)普遍觉醒的情况下,夏明强调,随着中国自身经济的下行和内部的政治、社会、生态等诸多危机出现以及西方的普遍觉醒,中共最高峰畅通无阻的扩张时刻可能已经过去。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有必要认清这点,借机顺势、避免恐慌,制定出最大限度打击中共而不离异中国人民和海外华人的合理政策。

会议第二个单元的主题是“西藏和新疆的人权灾难和流亡藏人的民主建设”。首先,西藏基金会董事长、前西藏行政中央噶厦内阁部长、达赖喇嘛驻北美办事处代表洛桑念扎介绍了西藏流亡政府和社区民主化的历史渊源、进程和成就。面对中共的早期暴政和近期的打压,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几十年都不懈地努力推动流亡政府的民主化进程。而西藏政体的民主化过程又是和西藏建国历史紧密相连。海外流亡社区的民主化建设不仅增加了流亡政府在国际和西藏境内的合法性,也给西藏境内和上世纪80年代以后新近流亡出来的藏人提供了民主参与和从政的机会,成为团结全球藏人的制度机制。洛桑念扎先生还对比了在中共“民族自治”的统治下,各种纸面上承诺的权利根本没有得到落实,西藏人民正在丧失他们的文化和宗教,甚至藏语也面临灭绝的危机。

人权组织“自由之家”高级研究分析员莎拉·库克(Sarah Cook)就当前新疆的镇压和“劳动教育转化”模式,讨论了中国镇压机器的“学习能力”。从镇压法轮功到西藏维稳模式,中共在人员和管理经验上都在不断总结各种监控、拘押、教育、转换、迫害的方式和监禁中心建设和管理,并集中运用到新疆。随着新疆经验的累积,以此为中心,新疆又变成了一个“孵化器”不断向全国各地输送人员和经验。随着大数据和面部识别技术的不断运用整合,我们可以预测未来中国全国各地都会采纳新疆模式。从法轮功镇压以来我们可以看到这一镇压模式的长效性,各种酷刑、甚至器官摘取不会停止;政府各级官员因为镇压有功得到提拔,中国人权状况只会更加恶化。同时,中国还在向世界五大洲至少73个国家输出各种监控设备和手段、经验等。新疆模式也在走向全球化。

 
 

下午,会议转入第三单元,讨论“民主提升和自由抗争:台湾和香港面临的大陆挑战”。首先来自台湾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的李酉潭教授做了“‘一国两制’的陷阱”的报告。李酉潭博士观察到1949195920192049四个关键年份:中共极权主义建立、西藏“一国两制”失败和达赖喇嘛流亡、香港“反送中”抗议和中共计划实现的统一台湾的“一国两制”。如果我们比较《自由之家》给中国大陆、台湾、香港、西藏的自由状况对比,台湾已经成为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家之一。专制体制和民主体制水火不相容,台湾不可能被纳入“一国两制”模式。为此,台湾必须实行以下四项战略捍卫台湾民主:在台湾加强自由信念、维护主权捍卫人权、加深和巩固民主、建立全球自由联盟。

西澳大利亚大学政治系教授陈杰递交了书面报告,“台湾对中国大陆民主事业的支持:从积极促进到自我保卫?”。陈杰博士写道:从浅显的理由来看,诸如两岸竞争、台湾捍卫民主和推广民主经验、强化与西方民主国家的关系和国际合法性等等,台湾对大陆民主事业应该有特别关注的理由。但事实上,从陈水扁到蔡英文的各界政府对推动大陆民主事业自我设限、支持不足。从选举周期、台海两岸关系演变、台湾内部社会演变和族群/国家认同、西方对民主的关注四项因素,陈杰博士分析了台湾政府和社运组织在支持大陆民主化运动过程中的动机、限制、成就和不足。为此他指出了台湾公民社会、NGO上升的积极作用,并提出台湾需要确定一个新的发展愿景,调整和加强与海外民运的关系,找到更有效的支持大陆民主化的方案。

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政治学博士候选人杰西卡·马尔巴切尔(Jessica Mahlbacher)宣读报告:“从撑起雨伞到灌满街道:诠释2014-2019年香港大众动员变化”。马尔巴切尔女士比较了“雨伞运动”和“反送中”运动,发现两次运动在人群动员、时间持续长度、抗争激烈度和民众支持等变量上都有显著差异。“反送中”运动人群参与高、而且有更多年轻人,持续时间半年之久,而且抗争度和对社会日常生活的负面影响更大,但民众的支持率也增加。她从反对派团结的重要性、资源和组织能力的重要性、镇压变化三个变量来检测,做出了解释:镇压的暴力升级极大影响了两次运动的差异性。

针对香港2014年的“雨伞运动”和当下的“反送中”运动,佩斯大学历史学教授李榭熙着重分析“基督教和非暴力行动主义”的作用和贡献。香港基督教社区,尤其是天主教和新教在香港的社会抗争运动中发挥了一系列作用:提供心灵支持、建立安全庇护港、调解警察和民众冲突、捍卫真理正义,等等,基督教的非暴力介入和参与,无论是在教堂里面还是在教堂附近的社区,都发生了质的变化。部分牧师还积极站在了抗争运动的前线。因为大部分基督教会是从大陆辗转来港,过去共产党迫害宗教的经历和当下习近平中国大陆不断紧张的国家-教会关系,都使得香港教会担忧和恐惧。在全球化的教会网络系统中,香港基督教教士也传播了信息和动员到全球支持。在大陆宣传攻势中,也开始了对香港基督教会的攻击和抹黑,未来是否北京会强化“爱国教会”的控制是一个值得担忧的问题。

会议的第四个单元,“中国模式全球扩张”,首先由佐治亚理工学院王飞凌教授讨论“中国政府倡议的国际关系民主化”。王飞凌博士认为这一主张已经存在一段时间,是一种战略游戏和政治诉求,无关法治、参与、公平或多数原则,更多是在国际社会寻求权力、控制和优势的地缘政治,以维护专制或非民主政权的利益。他着重强调“国际关系的民主化”是一个误名,有理由两点:第一,17世纪以来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确立的主权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的原则,尤其是后冷战时期的自由民主秩序就是国际关系民主化的一个重要体现。第二,中国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提出所谓国际关系民主化是一个很大的虚伪,因为不民主的国内体制使得国民被绑架,所谓的“国际关系民主化”只会使得非民主国家在安全、经济等领域和决策程序中施加更多影响,同时逃避国际社会对中国人权等事务的监督。因此,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只能在国内政治民主化的前提下才有意义和价值。

前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旅美独立学者夏业良博士做了如下报告:“中国的‘一带一路’和对发展中国家民主体制的干预”。夏业良博士概述了“一带一路”的发展过程,分析了中国和“一带一路”参与国在贸易、资本、人员等领域的交往,并用一个“军事战争进攻”来比喻中国的扩张战略。他指出了参与国可能面临的三个主要的风险:第一,“一带一路”并非如宣传所说的那么成功,可能面临的困难不容乐观。第二,贫穷国家签署意向书或协议后难以摆脱债务陷阱、政治干预和“新殖民主义”的威胁。第三,期盼“来钱容易”可能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和失望。

纽约城市大学兼职助理教授陆德瑞(Derek Levine)就“中国制造2025和中美冲突”做了报告。陆德瑞博士说,“中国制造2025”不仅意味着中国试图加入发达工业国家行列,而是要取代他们。为此,中国选择了十大产业,制定了三步走的战略计划:第一步实现高技术70%的自给,尔后进入世界第二梯队技术大国,第三步在2049成为世界第一流产业大国。为此,中国制定了补贴、并购收买、强制技术转让、知识产权偷窃等战略。对美国来说,结果是形成“中国冲击”、造成重大经济损失、丧失高技术职位以及失去高科技创新开发能力。为此美国应多管齐下:国会应立法、贸易代表办公室向世贸组织投诉、联邦调查局加强防范和美国与盟国加强合作。

 
 

最后,著名专栏作家、《中国即将崩溃》一书作者章家敦做了主旨发言,重访近二十年前他提出的极具争议的话题:“中国共产党是否已经进入崩溃模式?我们应该有何准备?”章家敦先生认为,曾经被看好拥有21世纪的中国正在进入麻烦,而且正在把香港搞乱。中国经济和有关的各项指标都显示在进入危机。技术官僚已经无法再用现金灌水刺激经济,因为债务危机也已出现。中国不仅已经进入一个拐点,而且还踏上了一条不归路。习近平的倒行逆施、对金融市场的破坏、和美国的贸易战、个人高度集权和对共产党制度化的破坏,意味着习已无法推卸责任,也没有良方。可能唯一的救星是川普总统。犹如尼克松、老布什、克林顿都拯救过中国,如果川普停止与中国的贸易战,也可以再次救中国。但他不认为川普总统会这样做,因为美国政府和朝野已经形成对华强硬的共识。另外的障碍是,习近平自己的意识形态、民族主义等政策已经让他没有能力让步从而达成妥协。他说,我作为一个旁观者来判断,川普总统想与中国脱钩,并促使产业链撤出中国。香港当下的抗议给习近平增添了新的危机,而且带来了中国历史上由外部力量带来变革的可能。章家敦最后呼吁:香港的自由需要外部世界帮助,而香港的抗争也在帮助美国和世界捍卫自由。

 
 

本次会议经过一天的紧凑讨论圆满结束。会议的成功得益于下面一系列机构的帮助: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政治系、拉尔夫·邦奇国际问题研究所主办了这次研讨会;台湾陆委会和美国劳改研究基金会提供经费资助。另外,亚洲协会的苏珊·杰基斯(Susan Jakes)和艾萨克·斯通·费希(Isaac Stone Fish),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院政治哲学教授彼得·辛普森(Peter Simpson),邦奇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约翰·托皮(John Torpey)分别主持了各项单元讨论。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关系和公共行政学院研究生徐闻女士帮助处理会务和后勤。

 

2019128日星期日完稿,本会议总结未经发言人审阅,错误之处由作者承担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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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刊登日期: Monday, December 9, 2019
关键词: 中国战场 民主 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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