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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名野史
作者:孔捷生

        文臣武将都渴望青史留名,至于留名野史,毕竟胜于“尔曹身与名俱裂”。然而扬名汗青竹简比起留名于说书人的惊堂木,天差地别!

         其实野史也承载了很多文化符号和民族记忆。余英时先生回忆童年到少年那段山中岁月,我读来颇有感触。1937年七七事变,余先生被父亲送回原籍安徽以避战乱。潜山地处皖西万山丛中,他的启蒙教育是《三字经》、《百家姓》、《古文观止》。而他读的第一部小说是残破的《罗通扫北》,而后搜遍乡间线装小说来读,如《薛仁贵征东》、《荡寇志》、《水滸传》、《封神演义》等等。余先生说,认识中国文字的基本规则,这些野史小说比经史古文帮助更大。

         我成长于完全不同的年代,那时少儿启蒙读物是“刘文学勇斗地主”——少先队员刘文学发现地主偷生产队的海椒,挺身制止,而后两人搏斗,刘文学被地主用背篼绳勒死。他被追諡为共产主义少年先锋队楷模。这个五十年代的故事编写得很稚拙,就算真有其事,由小偷小摸而杀人,当属刑事案件,却变成一个阶级对一个阶级的斗争,仇恨呈几何级扩大。这个故事已铸锻成正史,迄今刘文学依然是红领巾岁岁祭奠的红色偶像。

        幸而五十年代旧社会“糟粕”尚未荡涤干净,我虽未读过《罗通扫北》、《薛仁贵征东》,但《说岳》、《说唐》等话本小说还看得到。孩提时每次阅读都如海绵吸水,红色肥料与前朝糟粕兼收并蓄。在阅读记忆中,野史比正史更具吸引力。我牢牢记住了天下第一条好汉李元霸以及后面的英雄座次排名,却无法记住红色英雄谱被革命符咒呼来挥去的众多名字。再往后就是文革焚书,岂止旧小说灰飞烟灭,新中国出版的也不能幸免。

         我如一株野草,在知识荒芜的冻土艰难生长,适逢坚冰迸裂,石头开花,遂于后文革年代闯入文学殿堂。那时如我这辈文坛新锐奉严肃文学為圭臬,及至八十年代中期,金庸武侠小说开始风魔大陆,我依然拒绝阅读,在文学圈谈论武侠好像有失身份似的。那年我带小儿去威海度暑假,偶尔读了《笑傲江湖》,始知那是别有洞天的文学庭院。金庸笔下的人物群像,与我童年记忆之野史演义完美契合,并招展出新的枝叶。

        飞天遁地的豪侠只存在于演义之中,尽管有几个真实存在的武林人物,如黄飞鸿、霍元甲、叶问、李小龙,至今延续着国人的英雄想像。然而所谓“文无第一,武无第二”,那些名字的光环更多来自坊间传说及影视渲染,并不曾循竞技规则去评出武功高低。倒是我本人在初读金庸小说之时,正好认识了真正的天下第一条好汉—— 李焕良。相信没有什么人晓得他,我更觉得不该让这个名字湮没,哪怕是留名野史。

        那是一九八六年夏,我和作家刘心武相约携家小到威海消暑。彼时山东武警总队副参谋长李焕良正带队在海边训练,同一招待所用餐,一来二去就认识了。山东人豪迈,李焕良健谈,他的人生充满奇姿壮彩。一九六四年全军大比武,各大军区派出一个战斗班比拼军事技能,结果济南军区勇冠三军,李焕良正是这个战斗班夺得个人魁首的战士。按金庸笔下江湖规矩,李焕良堪列武林盟主。又因大比武有违“政治掛帅”,罗瑞卿总长下台,“华山论剑”遂成绝响,李焕良之后再无来者。

        李大侠是胶东人,在国共内战时胶东为兵家必争之地,双方杀戮之重,莫言小说《丰乳肥臀》有怵目惊心的描写。李家为贫雇农,是革命基干力量。于是在国军和还乡团反复清剿下,李焕良伯父叔父被杀……按共产党阶级论,李焕良正是苦大仇深、根正苗红的党的儿子,大比武又让军册记下他的名字。

        历史云谲波诡,太尉周勃“左袒”故事重现。1976年一夕变天,四人帮被执,关入秦城监狱。鉴于余震未消,唯恐劫狱和二度政变,亟须最可靠的人出任秦城典狱长。于是高层决策者撇开被谢富治长期把持的公检法系统,直接在军队里调来李焕良。公审四人帮时,囚车多次来回于秦城与正义路公安部礼堂(特别法庭),都由李焕良押解。他是囚车上惟一携有真枪实弹(两把手枪)的人。

        我结识李参谋长,最感兴趣自是四人帮狱中故事。李焕良早已不是秦城典狱长,但牢记组织纪律,只肯吐露若干无关紧要的花絮。他说,四人帮最死硬的是江青和张春桥。江青敢怒敢言敢闹,咆哮公堂。为震慑她的气焰,秦城监狱精选了一个班女兵,身高都在一米七以上。据李焕良说,这批飒爽英姿的女狱警反倒甚得江青喜爱,她写狱中诗都给女警先睹。可惜她们文化不高,不会欣赏,转头就往上报告了。张春桥又与江青大相径庭,他自入狱便沉默是金。上电视受审时他穿的黑布棉袄正反映其性格,原来出庭前狱方要张春桥脱下衣服送去洗熨,暂穿黑棉袄,干净衣服送回来时张春桥拒绝更换。李焕良无计可施,上级指示:随他去吧。这就是黑布棉袄的来历。

        李焕良回忆,被判无期徒刑的王洪文最让人瞧不起,动不动就痛哭流涕,对狱警点头哈腰。某日一只野蜂飞进王洪文牢房,都引致他精神崩溃。如此脓包却让政敌难释戒心,越王勾践三年為奴,更为吴王夫差尝粪便诊病,却卧薪嚐胆复国。以史为鉴,最年轻的王洪文最无望活着走出秦城,他五十六岁就死于肝癌。虽则江青喉癌死于仰药自杀;张春桥死于胰腺癌,但前者七十七,后者八十八,都算得上天年之寿。

         唯一服满二十年刑期出狱的是姚文元。李焕良说姚文元虽唯唯诺诺,言必称服从狱方管教,他无江青、张春桥之硬骨,却不似王洪文那样卑微猥琐。李焕良说姚“还是有水平的”,这出自武人之口,大抵中肯。姚文元尽管积极写交代材料,但他深文周纳的本事,同样可用于洗白自己。他咬定只犯过“严重错误”而不涉“反革命罪”,尤其和林彪反党集团“掛不到一起”——我觉得这句最属实。林彪何许人也,怎看得起靠陷构上位的文棍?林彪要上台,王洪文、姚文元断无生路。不管如何,四人帮活着出狱的只有一个。姚文元熬满刑期后又活了十年,2006适逢文革四十週年死于糖尿病。

         武夫李焕良鉴人别具一格。从语气听来,他对江青、张春桥尚存尊重,对姚文元至少没有蔑视。至于王洪文,在他看来简直就是一坨排泄物。只不过,那四个虽在“贰臣传”奸恶之列,却都名垂竹帛。反是颇有传奇色彩的李焕良不入正史,我此文句句属实,却形同野史。即便如此,留名野史也聊胜于无。

         明代文徵明写过一首《满江红》,对宋高宗“慨当初,倚飞何重,后来何酷”鞭辟入里,指秦檜不过是“笑区区一檜亦何能,逢其欲”。逢君之恶意即迎合诱导君王行恶,孟子曰“长君之恶其罪小,逢君之恶其罪大”。四人帮属长君之恶,他们没有诱导,那些事本来就是主上要做的。冷眼看如今,厉害国、习思想、人民领袖……上有独揽朝纲、定于一尊、事必躬亲,言必“亲自”的圣主,下有阿谀谄媚、既长又逢的佞臣。单说复旦大学词曰 “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校歌(刘大白作词、丰子愷作曲)被废掉,试想某人逢君之恶,将知识贬为权力的婢女,连自己母校都施以宫刑,还指望他对人民、国家、真理有半点真爱吗?一如四人帮,历史在另册早给此等人物留了位置。


 

 

—— 原载: 明報月刊
本站刊登日期: Tuesday, February 11,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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