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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何去何从?
—— 记录陈奎德与夏明對話(於2017年7月)
佚名 译者: Siyuan Liu(記錄) 陈奎德 夏明
 
 
 
 
 
 听完了自由亚洲电台播出的陈奎德与夏明的对谈,颇有感悟,现将二人的谈话要点,并穿插结合自己的感悟,记录如下。

这次谈话的主题是关于已经九十六岁的中国共产党的前途问题。九十六年的中共已经是这个世界上规模最庞大的独裁政党,8000万的党员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让中共成为了一个名副其实的怪兽级的组织,其严明的官僚体制和掌握一切资源的垄断地位让今日的中国完全具备成为一个帝国的条件,只不过以今日的政治文明进程来看,成为帝国恐怕是不合时宜的,否则,如果中共诞生在古中国,那或许会是一个比罗马帝国更强大的帝国集团。这次谈话的主要内容可以梳理为“四个阶段”、“危机”和“前途”三个部分。

四个阶段

  1. 意识形态的秘密集团

陈奎德先生首先将中共的九十六年历史,按照中共的形态,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1921年建党到1927年蒋介石清党(即所谓的“四一二”政变)。这一阶段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意识形态秘密集团,在共產國際派人進入中國的策劃下,以一群充满苏俄浪漫主义文艺气质的知识分子为主体,以陈独秀、瞿秋白、王明等人为代表,有着文人士大夫的安邦济世情怀和共产主义的理想。

2. 农民武装暴力集团

第二阶段是从1927年到1949年中共建政。这一阶段的中国共产党蜕变成农民武装集团开展暴力革命,这种蜕变是从1927年蒋介石北伐并决定将共产党从国民党中清洗出去开始,到延安整风运动中达到高峰。中共内部早期的知识分子开始被边缘化,取而代之的是半文盲(毛泽东)、文盲(朱德贺龙)、地痞无赖和流氓无产者等这些曾经的边缘人物如今走向前台,走向党组织的中央位置。陈奎德说,这是中共历史上一次关键的转型。而到了延安整风运动时期,这种蜕变达到高潮并趋于完成。已故历史学教授高华在他的经典著作《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一书中有一段论述:“毛泽东在延安整风运动中运用他所创造的思想改造和审干、肃反两种手段,全面清除了中共党内存留的五四自由民主思想的影响,彻底转换了中共的‘俄化’气质,重建了以毛泽东为绝对主宰的上层结构,奠定了党的全盘毛泽东化的基础,其间所产生了一系列概念、范式在1949年后改变了亿万中国人的生活和命运。”

3. 党国一体的極权集团

第三个阶段是1949年到1978年,这时的中国共产党是党国一体的集权集团。这段时期也是中国人民饱受政治斗争迫害的痛苦不堪的岁月,党国不分、党国一体的性质让毛可以为所欲为和大肆滥权。著名民主人士储安平撰文指出这是“党天下”的问题,旋即被打成右派,至今不得平反。

4. 权力和资本的非神圣同盟

第四个阶段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到今天,随着中共打开国门,进行市场经济改造,中国共产党变成了一个权力和资本的非神圣同盟,特别在江泽明的“贪腐治国”“以腐败换团结”的政策下,以权谋私、权力寻租成为常态。经济上的开放并没有像西方预期的那样给中国带来政治上的民主化,反而是和共产集权的意识形态相媾和,衍生出了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怪胎。

 
 

危机

接着,纽约城市大学教授夏明又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经历的危机以及中共是如何度过这些危机的。首先,中共1927年参与北伐是为了发展壮大自己的势力,为了达成这一目标,中共不顾所谓党性原则,允许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名党并从中策反、拉拢大批国民党员,直至蒋介石忍无可忍,下令清党以防止国名党被瓦解和北伐的进程被破坏。这次被中共称为反革命的“四一二”政变是中共遭遇到了第一个重大危机,面对如此危机,中共抛弃了苏俄的共产主义教条,避开国民党势力深耕盘踞的城市,主动放弃了占领城市、发展城市工人阶级的路线,转而进入农村,依靠农民革命武装夺权,将共产党天生的工人阶级属性附身于农民,将工人与资本家的对立转嫁到农民和地主的对立,这一次面向农村的集结让中共缓过一口气来,然而更为恶劣的后果是它为日后土改中大规模屠杀地主和富农埋下了隐患,严重破环了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治理结构。究其原因,共产主义理论中工人阶级被资本家剥削的说法不全然适用于农村社会。农民和地主的关系绝不是简单的剥削与被剥削的二元对立关系。地主占有土地租给农民,农民耕耘土地,上缴地租后留下自己的口粮,这是一种和谐互动的共生关系,其中当然还包括乡村社会所特有的宗族礼法和伦理道德观念,是中国几千年传统农业社会得以运行的基础。而共产党的到来破坏了这一切,它用共产主义的阶级观念摧毁了这套系统,将农民悲苦不堪、地主罪大恶极的观念灌输给农村社会,鼓动农村中无所事事的流氓无产者造反,将原本应该道法自然的农村社会变成了为共产主义阶级斗争源源不断输血的仇恨机器。

遭遇清党危机之后的共产党在江西等地建立苏维埃政权,甚至颁布宪法,公然破坏国家统一,于是蒋介石发动围剿,共产党则开始反围剿,并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狼狈逃窜,以北上抗日的名义躲进了陕北的窑洞里。反围剿的失败是中共遭遇到的又一次危机,这一次中共则果断放弃了经营多年的苏区,为了留存命脉不得不夹起尾巴做人。

可就在此时,日本人的侵略帮助了夹缝中生存的共产党,面对日本军力的咄咄逼人,共产党敏锐地捕捉到了其中的机遇:这是一次坐山观虎斗的天赐良机。于是中共再一次抛弃了党性的原则,以“国共联合抗日”的名义,在张学良等国军将领的帮助下,于西安事变中胁迫蒋介石停止围剿,抗击日军。后来的结果大家都知道了,国民党在前线战场打了一个又一个会战,伤亡惨重,共产党躲在后方的延安,依靠在南泥湾种植鸦片卖到国统区发财,大搞整风运动,清除异见知识份子,积蓄实力,坐享渔翁之利。

1949中共建政后,发动了数次的政治运动,全国人民苦不堪言,民不聊生,这是中共面临的又一个危机,最终文革结束后中共发起了真理问题标准的大讨论,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方针,让深陷政治斗争漩涡中快要窒息的共产党喘过气来。

1989年六四事件,共产党血洗北京城,并遭到西方国家的制裁,这又是一次中共面临的危机。此时邓小平重新出山,强调要抛弃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教条,一心一意发展经济。从此,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原则帮助中共度过了危机,并且成为了中共执政的合法性的来源,一直持续到今天。

夏明教授总结道,结合中共经历的历次危机和度过危机的手段,不难看出,当中共每次陷于教条主义、狂热主义和极左思潮的时候,它都会把自己带向危机,例如建立苏区、文革、六四屠城等;而摆脱危机则需要实用主义和现世的智慧寻求执政的弹性和妥协,例如和国民党合作、搞市场经济,抛弃意识形态执念等。

中国的官方话语常说资本主义会不定期地经历经济危机,因为资本主义存在着一个根本矛盾,即社会化大生产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然而反观中共的历史,共产主义又何尝不是周期性的经历危机呢?那共产主义的根本矛盾又是什么呢?夏明教授没有讲明这一点,可以留待思考。

 
 

前途

六四事件后中共没有再经历过重大的执政危机,2008年左右的新疆和西藏的反抗暴政加上汶川地震是一次大震荡,但对中共政权没有造成直接或致命的创伤,加之奥运会对民族情绪的振奋作用也中和掉了一部分抵抗情绪。如今习近平当权,极左思潮回流,海外媒体对习的评价不乏像“毛二世”这样的称谓,习近平会否将中共带向下一次的统治危机呢?陈奎德和夏明没有给出明确答案,但二人达成的一致意见是:世界潮流,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苏联的解体已经宣判共产主义的破产,中共逆自由民主的潮流而行是不会善终的,九十六岁的中共表面上看去无比强大,内地里却暗潮涌动,危机四伏。

要想带领共产中国走出困境恐怕只有放弃共产主义的执念,听上去有点讽刺,但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和文明古国有着强大的生命力,我相信她是有能力包容不同形态的政党和政府的。无论发生什么,中国都不会亡国,共产党经常挂在嘴边上的“亡党亡国”简直是无稽之谈,是中共对人民洗脑的又一经典谎言。共产党作为一个组织是有可能灭亡的,而国家作为一个实体有两个基本要素:国土和国民。只有国土沦丧、国民被奴役了才算亡国,以今日的世界文明进程来看,和平是主旋律,国际组织林立,媒体监督无处不在,没有谁可以灭亡中国,即便在列强环伺,国际秩序蛮横无理的帝国主义时期都没人做到过,何况今日?

—— 原载: 網絡
本站刊登日期: Saturday, August 1, 2020
关键词: 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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