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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乡外史
作者:孔捷生

        离乡年深,如杳然别鹤,回望山河依旧,城郭已非,人性更难辨识。许多事情都令我惘然。比如方方日记捲起的风暴。我无法想像一个作家我手写我心的文字能引致举国讨伐,而且水准竟如此逆常识。至令我愕然者,绝大多数喧嚣的乌合之众,都没有读过方方日记。一犬吠影,百犬吠声。

         这使我想起英国作家赫伯特•乔治•威尔斯的短篇小说《盲人乡》——英国登山队途经安第斯山脉一个绝谷,向导努涅斯不幸跌落悬崖,醒来发现身处重峦迭嶂中的村落。这里栖息着与世隔绝的族群,他们已历十四代失明遗传。世外来客努涅斯起初受到善待,但他对真实世界的描述,被认为是病患譫妄,乡人不知视力为何物。努涅斯越讲实话大家就越反感,并要教训他。努涅斯终于反抗和试图逃跑,却被听音辨位的盲人群起围堵,绝壁断崖亦无处可逃。他惟有学做盲乡顺民,偏又爱上了族长美丽的盲女,族长同意婚事,但努涅斯毕竟“有病”,成婚前必须根治——即挖去双眼,那是所有臆想与烦恼的根源。故事结局是努涅斯逃婚,从自己当初摔下来的峭壁再攀上去,如同挣脱可怖梦魘。

         围殴方方的庸眾,就是盲乡失明者。用鲁迅的话:“他们举动,看似猛烈,其实却很卑怯。至于所生结果,则复古,尊王,扶清灭洋等等,已领教得多了。所以多有这合群的爱国的自大的国民,真是可哀,真是不幸!” 而方方却似视力与思觉正常的努涅斯,即鲁迅所言“个人的自大”,独异个人是“国民之敌”。鲁迅写道:“但一切新思想,多从他们出来,政治上宗教上道德上的改革,也从他们发端。所以多有这‘个人的自大’的国民,真是多福气!多幸运!”

        偌大国家俨然盲人乡的年代,似乎有点遥远了,毕竟八十年代心理康复疗效卓著,天下复明者众。孰料这种病症竟潜伏于新毒株强势归来。方方日记一再抨击“极左”祸国殃民,是一种借代,今日社会多棱镜之光谱已非昔比。如果说文革遗老遗少是《一九八四》集权时代的菌类,当下蔚为大观的庸众则是《美丽新世界》后集权时代的苔癣。现今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是钦定话语,信众香火鼎盛,智障脑残者比比皆是,更不乏跪舔权力的奴仆与师爷。以“极左”一言蔽之,不甚精确,却可意会。

        我和方方一样,都是后文革拱出龟裂岩层的文学芽苗,灵与肉都刻写着浩劫鞭痕,对任何禁錮思想的崇高话语都有免疫抗体。彼时左派族谱较易辨认,其理念来自脑际深植的信条,那个年代连左派都左得相当真诚,不似如今那样多假冒伪劣。

         我认识一位名头很响的左派——与姚文元齐名的李希凡。当年有道是“南姚北李”,李希凡出道比姚文元更早。一九五四年他和蓝翎合写《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批判俞平伯的红学论说。那时他们都是廿岁出头的青年。毛泽东读此文击节赞许,当即欣然命笔,写下《关于红楼梦问题研究的信》,从批唯心论进而批判胡适的自由主义,卷起了思想文化界的第一波革命狂飙。

        李希凡从此鲤跃龙门,斗志愈坚。他批《琵琶记》的封建流毒;批“鬼戏”;在哲学领域批杨献珍的“合二为一”;在史学领域批翦伯赞的“让步政策”……李全部履历都在批判别人,却错失了最重要的一步,竟被稍逊风骚的姚文元后来居上。当年江青先找李希凡,要他密切注意《海瑞罢官》,这出戏“有问题”。李未能心领神会,遂让姚文元夺得头筹,《评<海瑞罢官>》成了点燃文革燎原大火的第一根火柴。不过塞翁失马,安知非福,日后李希凡免去牢狱之灾,实乃天幸。

         我说认识李希凡,失之夸张,我只在中国文联和作家协会几次会议场合见过他。其实我认识的是蓝翎,他为人朴实而且待人诚恳。蓝翎主持《人民日报》文艺部时数次向我约稿。

       《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本系李、蓝合写,但两人早就形同陌路。那篇檄文蓝翎写第一稿,李希凡第二稿,第三稿还是蓝翎执笔。关于此文思想主旨谁付出更多,不敢妄言,那无非是青年人套用苏联文艺理论,进而用阶级观点去看《红楼梦》。但可以断言,该文主笔并非自李希凡。蓝翎笔端有文采,也爱写杂文针砭现实,其中杂文《面对这血迹的沉思》令他沦为右派。按说蓝翎身为被领袖称赞的两个“小人物”之一,本可过关,但书生气十足的他并无渠道上达天听,而李希凡不但袖手旁观,更“落井下石”(蓝翎所言)。就在蓝翎戴帽右派这年,李希凡光荣入党。他始终认为蓝翎的遭遇咎由自取,只怪蓝爱写“偏激杂文”和“不识时务”。

         延至后文革,李希凡终于失势,接替他任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的正是蓝翎。李希凡调到座落恭王府的马列主义艺术研究院。我不甚清楚它在研究什么和研究出了些什么,只知道它养着若干前朝遗老和失意左派。我去过恭王府,里面亭台楼阁,蝉噪愈静,鸟鸣更幽。据某家红学考证,恭王府正是《红楼梦》假托的侯门巨宅。当时中国文联一些闲散单位设在这里,倒是养老赋闲的好地方,但对毕生都在批判斗争的李希凡太过寂寥。自胡耀邦废止对文艺作品与学术思想的整肃,知识分子“改造世界观”的说法被废弃。甚至李希凡的单位也被易名为“中国艺术研究院”,左派在那个改革年代难觅存在感。在我印像中,李希凡不苟言笑,也乏人与他攀谈,望去他满腔忧愤都郁结于眉宇,俨然一帧逝去时代的肖像。

        和今时“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不同,当年左派确实大多有信仰,左得纯粹。记得庙堂生波,胡耀邦去职,失意已久的左营陡地军心一振,乘势开张了《中流》、《文艺理论与批评》等左派刊物,后者正由艺术研究院主办。我从来没读过任何一期,故无观感可谈。再后来世情继续翻覆,证明李希凡确系识时务。那年暮春蓝翎因立场问题被撤职,而李希凡则因劝阻艺术研究院上街而立新功。不过其后“反和平演变”并未持续太久,泛社会就掀起“下海”狂潮,全民闷声发大财。文学坐落冷板凳,再也没有起身,左派们的理论与批评就更无知音了。我去国日久,连李希凡是谁都要想一阵才记起。惟是读过网上《南方人物周刊》的李希凡访谈,他说:“毛泽东晚年是有点错,但是毛泽东思想,就是今天,我们能离开吗?离不开!我们现在的政策口号、文化批评,能离得开吗?离开能行吗?我看不懂那些现在流行的什么西方的主义!我也看不出现在的一些文艺作品好在哪里——王安忆《长恨歌》那是什么主人公啊?有什么积极意义呢?作者的态度也是问题,对那样的人,竟然一派同情,有没有点批判意识……”

         这让我联想起方方。文艺是“团结人民,打击敌人”的工具,这个前朝金科玉律,后来真有点“离开”了。李希凡的忧愤终于有了磅礴迴响,原来靠理论批评不行,批判的武器代替不了武器的批判,还是靠革命运动更灵光。现在满耳是战狼式咆哮。方方之后,又闻有教授、诗人相继被揪出来,大字报、集体举报、穷追猛打、深揭狠批、斗倒斗臭……这在一切都似曾相识,红卫兵又回来了。曾以为远逝的时代,原来离我们还是那么近,其实它根本就没离开,就如病毒基因变异,已在人群中找到新世代宿主。

    “一个健康的社会不应该只有一种声音”, 对于善忘而又忠顺权力的人群,李文亮用生命写下的这句话真是白说了。


 

 
—— 原载: 明报月刊
本站刊登日期: Wednesday, September 2, 2020
关键词: 盲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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