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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兴中华民族精神之祭奠
—— 纪念王康先生百天祭日
作者:一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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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识王康较晚。2008年他首次来美国,那次他在美国逗留的时间不长。记得,他与郑义、北明、苏炜、岳建一等七、八友人来我居住的小城伊萨卡,我们一起参观康奈尔大学,游览卡尤嘎湖、葛兰峡谷......。以后,大家再次聚首普林斯顿,为王康的纪录片拍场景,亦曾商议办流亡文学刊物。

当时,王康率团队绘制的巨幅画作《浩气长流》大致告终。我无缘见原作,但看过图片,朋友们也再三谈及。一幅画作,长余千米,可谓“疯癫”。作为艺术,我不赞成“大”,尺幅之作亦可容天地。但《浩气长流》不可以艺观之,其是中国国家与民族兴亡之祭奠、之钟鼎。金字塔之宏伟,雅典神庙之壮拔,科隆大教堂之巍峨,非于天地、兴亡、神鬼之境,不可语喻。就精神、气象,《浩》作亦属此类,其是中华民族、国家祭奠之作。

1949,中华民国亡;再后三十年,中华文明灭。非有家国天下情怀,难以体悟亡国灭魂之哀之痛。仰天而叹,毛三十年,屠地富戮精英灭商贾焚典籍,掘坟挖墓,封国戕脑......,人类数千年文明未曾有之。顾炎武有“亡国与亡天下”之说。1949后数十年,中国乃是灭道统而亡天下。正是由此大背景,而有《浩》作。在“新中国”摧毁的废墟之上,《浩》作乃是为中华民族与文明正名、召魂之鼎。

《浩》作何以如此之巨?当然,抗战惊天地泣鬼神,壮哉;但此外亦有当世原由:所谓“新中国”乃弥天大谎,中共依暴力,篡改历史,偷天换日,将民国350多万抗日殉国英烈沈埋深渊之底。数十年来,其盗名欺世,以马、毛取代中华文明道统,以致中国民族由走火入魔到魂失魄散,道德沦丧。中共意识统治犹如大山,横梗国人头顶心间,非有倒海之势,拔山之力,不足以颠覆之,震醒国人。中共至今封禁《浩》作,何以?就是惧其为中华民国正名召魂,颠覆“新中国”之伪。

1911,满清灭,民国立。1911至1949三十八年,民国作为国家甚是失败,内有内乱,外有外患。按说中国民族很有承难负重之耐力,无奈诸难重叠,终不堪负。近代中国命运多舛,天、地、人皆悖;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然终亡。

民国虽亡,但这三十八年,却是英雄辈出,民族之志之勇之精神光焰灿烂,乃中国又一春秋之象。二千年前,佛教自印度传入中国,至魏晋中国精神文化蔚然一变,至唐儒道释浑然为一。1840年后,中国士林始汲学西洋先进,至民国蔚为大观。蒋介石先生本人即一象征,其是中国道统继承者,王阳明、曾国藩之传承;而又是虔诚基督徒;其维护中国道统,而又竭力将中国建设为现代国家。

 

谢选骏先生将中国文明分为三期,首期是中国本土文明,佛教进入中国之前;二期是佛教进入中国,融佛教为一体;三期是近代,汲融基督教文明。民国呈现了三期中国文明的充沛活力——现代中国文明。彼时,人杰荟萃,各派思想喷薄而出,工商交教文各界事业勃发。其既承继中国三千年故有传统,又汲融西洋现代之精神之科技之工教。如无苏俄之颠覆、日本之入侵,中国即使有内乱,也终将完成中华文明复兴之大业。可惜,中国复兴之业竟然嘎然夭折。

民国八年抗战,一洗中国近代百年之耻,乃中华民族数千年文明集中之体现——其道义、仁德、忠信、勇气、意志、智慧,抗战精神即中华民族之精神。诚如王康语“此战,乃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以降,山河破碎、亡国灭种之最后关头;亦为中国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之神圣抗战;更是中华民族贞下启元、旋乾转坤之伟大新命;此战,一扫中国积弱积贫、一盘散沙之败像;一挽中国内忧外患、瓜分豆剖之危局;一新中国之民族意识与天下大义。”(王康《告同胞书》)《浩》作祭抗战,旨在复兴中华民族之精神之文明。

郑也夫先生撰文言《浩》作是行为艺术,误解了;王康此举实是中华民族精神、国家复兴之祭奠。“新中国”尚“唯物”,祭祀精神于国人已远,即使清明扫墓,国人大多也忘失神、魂。文明不是一天创造的,而由漫长时间逐渐积累而成;而且文明珍贵而脆弱,必需赋予其神圣之意义——文明即“神话”。因此,在文明的传承中,祭祀至关重要;文明由此而诞生,依其而传承。其基于生死存亡,确立“人”之精神与道德,并赋予其神圣之光,由而文明立——有“人”。且,在时间流逝中,祭带领人不断回到文明的起点,重领“人”的意义、精神与道德,使之生生不息。基督教每周的礼拜即是面对十字架的祭奠,由此而坚定其信仰,使基督精神活于现世人间,常新常在。

人的存在是生命的存在——肉、感、情、欲、幻、梦、思、知、忆、行以及不可知的神秘之境,知与理性仅是生命中一小枝,而且很有限。生命是小宇宙,其终极无限而不可窥知,那是“鬼”“神”“魂灵”之界。有关“人”之意义,仅仅“知”是不够的,而需进入人整个生命,以致抵达其“神秘之境”。这就需要祭祀:以血、牺牲、生死震慑,撕开世俗之限,抵达“神”:以神圣的仪式,获得神的首肯许诺,使“意义”获有神性,注入生命,成为我们的灵魂。由此人而为“人”。无论知识、理性、科学怎样“进步”,宗教终归是人生命的最高仪式;此即“智慧果”与“生命树”之别。明此,就会理解王康为什么不去著书,而要弄这么一幅大画——主持《浩》作之祭奠。

中国文明的中心是做人,人而求“仁”;“仁”而为“人”。在王康所有著述、演讲、笔墨中,其思想或对或错,或偏或全,都那毕竟只是“思”。而比“思”重要的是他的情怀,他那份赤诚、忧思、悲悯、激情、热血、大爱——对人、对天下、对中国国家、民族之罹难、众生之苦痛。作为孔子的门徒,“天”、“仁”在他心中。仁者“人”也!

2

虽然中华民国终被颠覆,但其精神则是中华民族正统之精神——以抗战为代表。但1949年后,民国及其精神则被彻底埋葬了。王康痛言“不虞江山易手,风云变色,当年英烈,竟罹隳颠。日光即时惨淡,水波刹那凝寒。掘石铲碑,挖穴撬墓......,悠悠苍天,彼何故哉?万千子弟,成仁取义,血写春秋,死何惨烈,辱之何咎!同为胞泽,更被其恩,于心何忍!......吊祭不至,精魂何依?......唯以鲜花寄绝壁,醇酒酹洪波。它年肃容钟鼓,顶礼膜拜,血食天下,永祭无替!”(王康《鄂西石牌之战七十年祭》)《浩》作即此祭奠,王康乃主持祭司。

中华民国虽败亡,但却开拓了中国现代文明之大道。所谓复兴中华民族与文明,即在回至此大道,回复中华民族道统——民国时代之精神之文化。《浩》的创作作为一悲壮的祭奠,重现与复活民国时代中华民族的气象与精神,为被扼杀、埋葬的中华民国及民族精神正名、召魂。“一旦为国捐躯尔后又蒙受污垢的抗战英烈站立成阵,著旧时装,雄姿英发,浩气凛冽,义道并立,神形兼俱,就至少在宣告一个精神事实:中国人已开始寻觅自己的现代元年,自己的精神元旦。 ”
(王康《我们的精神元年》)

《浩气长流》画册封里题辞是“国于天地,必有兴立”;封底里题辞是“周邦虽旧,其命唯新”。其卷首语:“当您开启这本厚重的图册时,您便临近一座祭坛,一声招魂,一次升华;当您阖上最后一页之时,便是您会通天地、往来沧桑而臻于不朽之日。我们曾焚香燃烛、清酒馨肴,愿您也有此情怀与仪式—……”。王康言“《浩》画无意阐述70年前经纬万端的历史,我们给自己提出的要求是:为民族先烈写实造型,树碑立传,保留中国的火种和性灵,以敬献我们卑微的感念与祭祀。”(王康《又见浩气长流 》)

2005年1月18日,王康、欧治渝、席庆生等一行七人,驱车前往湖南衡山,祭拜忠烈祠。2005年6月1日,《浩》作正式启动,王康带领团队“焚香燃烛,清酒馨肴,躬行敬拜,追远慎终。祭祀,是《浩气长流》团队经常要举行的仪式。在描绘长卷的八年中,每逢重要的日子——抗战纪念日、将领们的牺牲日、新画卷开笔——画家团队都要焚香祭奠明志,以庄严的仪式来表达其无比虔诚之心。”(吴放《抗日史诗国画长卷<浩气长流>:国画的诞生》)

绘制《浩》作,王康的祭祀精神是自觉而明确的。王康在《告同胞书》中记“国于天地,必有与立。吊祭不至,精魂何依。在人类达致天下一家、世界大同之前,所有国家都必厚葬隆祭为国捐躯之民族英烈。...... 以国家名义祭奠抗日阵亡将士至今竟付阙如!民族精神,怎可凝聚,国家意识,缘何共认?”“数字或可商榷,青史传录或将补正,甚而先烈碧血白骨亦会湮灭枯朽,惟天地浩气,不曾瞬断息绝。后世国人族裔,循流溯源,当知中华复兴其来有自,冥冥中天佑中华之归趋凭依,中华使命悠远博大庄严神圣之寄寓托付,而知所感念,知所传承,知所垂命。”

祭神,神在;祭亡,神亡,道亡、天下亡;无祭祀,即无文明。南岳忠烈祠,是现代中国国家、民族、民族大义与精神的庄严祭祠,那里葬有国军数千抗战英烈的骸骨——包括数十位殉国将领,祭有“抗日阵亡将士总神位”——代表著民国350多万抗战殉国的将士。然而,“1950年,新政权一纸批示,忠烈祠连同湖南境内所有‘反动遗址’被斧凿火毁”,无数殉国英烈遭挫骨扬灰。南岳忠烈祠毁,即中华民族大义与精神毁、中国民族毁、中国文明毁。故而毛三十年,魔云笼罩,暴虐盈天下,数百万人横遭屠戮,数千万饿殍抛野,全民焚书毁庙、相残互害......。道统灭,邪恶行;神亡,而鬼魅猖。

反观日本,作为战败国,其不顾诸国强烈谴责,靖国神社常年香火不断,年年季季均隆重祭奠,国家政要鱼贯前往顶礼膜拜。何以?撇开日本于国际责任与道义,及其日本文明之缺——有国家、民族而无天下;仅就其本国本族而言,靖国神社则是日本民族立世之“本”,大和魂灵所在——其精神、道统、礼法,以及民族认同、尊严与意志。日本宁可玉碎,也不会放弃祭拜靖国神社。战后,在战败的废墟上,日本迅速建设为世界顶级发达国家,靠的就是这种精神。

中国文明毁之久矣,国人内心一片废墟。中华民族真复兴,根本所在是精神复兴,归三千年之道统,“天”“仁”为本。“中国欲在东方和平崛起并与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开出人类的新路来就必须进行一场民族精神、人间道德和历史认同的回归和革新。”(王康 《我们的精神元年》)王康以此为使命,带领其团队,奋然重建捣毁的“忠烈祠”。《浩》作是南岳忠烈祠的复生,为民国350多万殉国英烈正名,重现中华民族真精神:天下大义、仁爱悲悯、系亿万黎民苦难、浴血奋战,慷慨牺牲,忠信宽恕、国际担当、人类共荣、祈愿世界永久和平......。何为中华民族?其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何为其精神、道统、人格、道德?此在。

王康自命“此生就做大事”。《浩》举即是天大的事——就其意义,其是“国于天地,必有兴立”之事;是中国国家、民族祭奠、正名、召魂之事;是中华民族精神、道统复兴之事。悲观些说,即摧毁的中国文明如何走出废墟?

特别要提示,《浩》作直接祭奠的是中华民国350多万殉国的抗战英烈;由祭奠350多万殉国英烈,为中华民国正名召魂;由为中华民国正名召魂,而贯通中华民族数千年的道统、精神与文明。这场悲壮祭奠的背景是:无论中国经济怎样腾飞,其脚下仍是摧毁的文明废墟。
《浩》作是立此废墟之上的庄严祭奠。此即《浩》作当今之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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坊间对王康是否算思想家有争议,言“伟大”者有之,言算不上者亦有之。王康自名“民间思想家”。郑义言,“‘民间’即‘礼失而求诸野’的那个‘野’”,其“首先是一种反抗的姿势:与宫廷、体制划清界限,自绝于经济仕途、学院翰林”,有著“战斗的渴望和独傲群雄的孤愤”。(郑义《神圣的维度——“老康秉烛”附笔》)。再者,如果将眼界拉出当下中国,那么“民间”二字亦含有王康的自谦。

“思想家”的涵盖相当广,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是之;《历史的终结》的作者福山亦是之;然而前后距离广阔。如果近现代中国魏源、严复、谭嗣同、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蔡元培、胡适、陈独秀、鲁迅等等是思想家,那么王康亦是。八九年,王康撰写《未来十年中国改革的基本构想》——《中国改革宪章》,系统地提出改革中国政体的设想:中国需要再次革命,清理斯大林、毛泽东遗患、革除集权政治、修改宪法、实行民主宪政。此《宪章》是《零八宪章》的先声,早于后者十七年。四十余年,王康著述、演讲甚多,批毛、批共产革命、批极权体制、红色帝国;加之批左翼、“五四”、鲁迅......。王康肯定民国,追随孔子,主张复兴尧、舜、禹、汤、周、孔之道统;希冀“孔子与基督握手”;他的终极理想是世界大同。当然,王康的思想有局限,但自成体系。在中国近代以来的思想谱系上,王康当属之。如果言当代,他应是重要的一位;其之所以重要,其中之一即在他走出了“新中国”的文明废墟,并且也走出了西方价值的局限,继承了中国近代以来梁漱溟、马一浮、熊十力、唐君毅、牟宗三等先贤保守主义的传统,重新提出复兴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华民族传统精神,并将之当作人类文明重要构成。他说“全球化时代为中西文化的对话与交流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空间,儒学承担慎终追远、存亡继绝的历史责任,也秉持求同存异、革故鼎新的未来信念,其‘天下一家’、‘世界大同’、‘四海兄弟’的人文理想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推己及人’、‘己欲立而立人’的伦理原则虽然从来没有真正实现过,但它们正是21世纪人类社会亟需的精神资源。”(王康《东去江声流汩汩,南来山色莽苍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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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王康算不算思想家不重要,“君子不器”,“夫达也者,质直而好义”。中国传统文明,没有“思想家”这个词,古人崇敬的是圣贤。尚圣贤,在于崇道义,中国文明是伦理文明,核心是“仁”,知易行难。国人将“思想家”取代圣贤,以“思”代“道”是近代的事。此变,源于欧洲启蒙运动,以理性取代上帝。

所谓“启蒙”即是挑战中世纪基督教信仰。在特定的时代,启蒙思想有重要意义,其是个人与理性的解放,冲破中世纪宗教精神统治。在当时,启蒙思想与基督信仰激烈冲突、对立;但是著眼欧美文明整体,二者实是一体,相辅相成。如果说中世纪是欧洲文明这棵大树的根与躯干;那么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则是其花束、果实。欧洲精神文化是二元的——包括笛卡尔、牛顿本人:基督教信仰与人文理性并行——两希之平衡,至今如此。

西方近代思想由笛卡尔始,“我思故我在”有三要点:1、个人意识;2、普遍怀疑;3、理性求证。由此欧洲思想家辈出,争相创造自己的思想体系。他们的思想取代了《圣经》,成为近代精神权威。个人精神独立,理性解放,思想繁荣当然是好事;但有其利必有其弊。思想家们的自负带来诸多负效应:1、个人中心;2、怀疑、否定既往传统;3、以理性取代上帝——崇拜知识、思想、科学。“个人”“怀疑”“理性”三者的突显,既推动了近代欧洲的巨大“进步”;却也留下了后患。

花、果当好;但根、干为本。康德呼应笛卡尔,终结了启蒙思想,他规范了理性,划出了理性的边界。终其一生的思考,康德的终点——理性的归宿——是:“头顶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1、“头顶的星空”:神圣的、无限的、不可知的绝对之境,即“天”或“神”;对之唯有敬畏——彼界、宗教精神。2、“心中的道德律”:“人”之道德——此界,“人”的界定。其既是先验的——道德内在于人心性,来于神;又是人理性之自觉。上帝存在与否超越理性,不可言;但对上帝的信仰则是必需的——公设上帝,因为那是经人的存在经验验证的。

“头顶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是文明的终极命题。它们的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圣经》数十万言,中心是:敬畏神;遵从“爱”与“十戒”。中国道统三千年,其核心二字即“天”与“仁”。佛教的核心是涅槃与慈悲。伊斯兰文明是“信仰真主”与“行善”、“爱人”。凡人类文明莫不如此。此两点是文明之起始,也是其最终归宿,其不可动摇,亦不可逾越,“天不变,道亦不变”。无论科技怎样发展,“星空”之无限并不由此而收缩半毫;无论社会怎样风云变幻,“心中的道德”也终是为“人”之本。如果现代文明舍本,而崇拜科技、主义(思想)、物与幻象(艺术),最终将使人类走向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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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康豪爽侠义,各界朋友诸多;但在知识界却颇孤立。由于孤傲,他自外于体制,行思于江湖,自然被归属另类。再,他虽然反中共极权、批毛、批共产革命,乃至因参与“八九”运动,遭当局多年通缉,但由于他肯定民国,尊儒家道统,希冀复兴中华民族精神与文明;而遭至知识界许多“自由人士”的鄙薄。

毛三十年,中国思想、文化惨遭灭顶之灾。上世纪八十年代,自由思想重回中国知识界,气象一新。当时主要是反毛、文革、反极权专制,要求思想、言论自由,实行民主;经十年,最终导致“八九”运动。由政治,这没的说;但眼界尚浅短。在中国当代“新自由主义”的潮流中,仍沿袭“五四”激进之见,将中国传统文明、孔孟之道视为“封建”糟粕,甚至认为毛是封建帝王,中共极权统治是封建专制复辟,是由于“五四”反封建反专制不彻底。这实在是误见。

王康直言“‘五四’的教训是沉重的,‘五四’的遗产是需批判的”。他批评“五四”新文化反中国传统文明,其激进思想为共产革命进入中国敞开了大门;他指出:十月革命后,苏俄遭到西方国家的围剿,第三国际转向东方扩张,于是联络《新青年》领袖陈独秀、李大钊,在中国建立苏共分支——中国共产党。早期中共成员多是“五四”激进新青年,包括毛泽东。其后,《新青年》改为中共机关刊物。

中共夺得政权有诸多原因,其中有二:一是保守中国传统的力量过弱;二、受“五四”激进思想“启蒙”,有大批新青年——包括其领袖,投身共产革命,成为其狂热信徒。由“五四”新文化到共产革命,乃至到文革,其间有内在的精神关联,即现代激进“进步观”:叛逆、反传统,否定文明的连续性,乌托邦虚幻。中共革命的精神骨干,包括其领袖们,大多是“‘五四’新青年”,他们成就了“新中国”。这就是王康所说的“‘五四’沉重教训”。他说“‘五四’遗产需要批判”,就是指其妄自否定中国传统文明,鄙薄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传统精神、文化,趋炎附势,自轻自贱,“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胡适《不要上他们的当!》)是的,“不要上他们的当”,人不能被吓唬住,“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

自由派否定中国传统,中共利用孔孟,在此双重夹击中,王康慷慨捍卫中国传统文明,他将孔子列于与基督、佛陀同等地位;孔子不仅是其个人,更是中国文明的象征,其精神与道德铸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与人格。“孔子开创了中国独有的人格世界,君子、仁人志士、豪杰、大丈夫、圣贤,构成中华民族历经磨难而顶天立地的中流砥柱。”(王康《沧桑不易圣贤心—纪念卢作孚先生诞辰120周年》)对梁漱溟、吴宓、曹慕樊、谭优学、秦效侃等笃守中国传统“旧学”的老先生们,王康满怀敬意:“中国老先生们曾经遭遇的那份远甚屈原、司马迁们的苦难,那份从孔子以来未曾改易的圣贤气象,那份君子情怀,志士风骨,书生本色,其中无量数的颠沛、磨难、苦情、隐痛、寂寥、苍茫,无尽藏的坚忍、困守、撑持、超绝、旷达、悬望,我们只能永远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王康《来路与去向》)

王康鄙薄自由派于历史、民族的虚无态度,他说“第二次中日战争给后世最大的启示之一是,像中国这样一个民族,归根结蒂,只能凭依自己的智慧、德性和力量自救自尊自强。企图仰仗任何一个国家(即或是真正的友邦)的善意、调解、援助、恩赐,都几乎无一例外地使中国饱尝失望和挫折。”(《南方周末:王康专访》)“秉承天意,践行天命:1949年以来的中国,是近代以来中、外若干历史事件交叉作用的结果,并非中国常态,更非中国终极形态;中国必将再次回到它的传统和正道去寻找存在的连续性和动源,只有将中国现代的空前变局与旷古浩劫置于东、西方历史与文化的正面遇合,见证之,转化之,升华之,接通中国的来路与去向,中国的演变才将拥有伟大的前程,所谓‘物极必反’、‘贞下启元’是也。五分之一人类的生存与安顿,造化的有情无情,人生的不幸有幸,悉备于此。”(王康《来路与去向》)

王康绝不是民族主义者,而是诚笃地秉持儒家天下精神:天下之义,天下之仁,天下之大同。他之所以苦苦追溯中国文明三千年之道统,实乃是因中国苦难之甚,败而又败,毁而又毁,荒茫无路,他是为中国寻正途。他感慨“中国也许是最无奈、最勉强、最痛苦,又是最虔诚、最执著、最急切地遵循西方的引导,最后走向历史破晓时分的东方国家。没有任何非西方国家,在近十代人一百六十余年时间里,成为西方各种主义、学说、思潮、运动、制度的巨大实验场。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从北伐东征到国共内战到改革开放......。在地缘上离西方最远,文明类型上最与西方互为异类,最后被西方染指的中国,却成为代价最高、规模最大、地震海啸般文明再造的东方国家,称之为中国五千年、世界五百年未曾有过的大变局,实不为过。 ”(王康《走向历史破晓时分》)

回归中国文明,回归尧舜禹汤文孔三千年之道统,复兴中华民族之精神,实在不是由于偏狭自大,而是经近两百年东西跌撞、国破家亡、血殍遍野之教训。“一旦中国回到了它的正道,找著了它的力量,复活了它的精神,它就会给自己和世界同时带来福音。也只有这样,中国才能遵从自己善良、纯朴的本性,扫除一切狂热和野心。”(王康《超越历史宿命?——中国抗日战争胜利断想》)

王康视野开阔,对欧美文明、俄罗斯文明及中国文明,均有充分的理悟,他对中国文明的信心,不在其“古老”、“辉煌”、“博大渊深”等等,而是基与中华民族几千年于艰辛、苦难的担当。他说“西方的天命意识可望自然而然地为中国认同,包括西方历史破晓的历史哲学,所谓‘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所谓‘天何言哉’,所谓‘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中国在坦然面对时代黑暗、坚定走向历史黎明的路途中,有特殊的精神支撑和道德期许,所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所谓‘仁以为已任,不亦重乎’,所谓‘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中国纯正的人生哲学是一切历史哲学的基石,在‘上帝缺席’的苍凉寂寥天间,中国人甚至将苦难看成一种天意的垂顾。”(王康《走向历史破晓时分》)

中国文明之复兴最终要回到“天”“仁”之本,回到由此形成的三千年文明之道统,此非涉文明之涉高下优劣,而是历史之宿命、文明之命运。如果你处身其中,它也是你的命运。人有人的命运,民族有民族之命运,文明亦有文明之命运。命运无可选择,那就是天意。
文明宿命,并非可由意而择。虽然诸文明相通,终极都是绝对的天与人之内心,但由于不地域、气候、种族、语言不同,尤其是其生态、历史不同,而生成其特有的形式和传统。文明非开天辟地,一蹴而就,它们是在漫长的时间中,由世世代代具体的经验逐渐积累凝结而成,渗透于民族日常生活细节及生命的潜意识——文明基因。各民族的生态不同,生命经验不同;其意识、道德、文化、传统也必不同。

古罗马以战争、征服立国,其民族由此生成的荣誉、团队、纪律、争胜之精神,那是中国小户农家永远懂不了,且也学不来的。未曾经历过封建制、贵族等级、世代农奴、宗教迫害、海外殖民与征服、美国西部开发,怎么能有欧美的自由精神呢?近代前,中国没有“自由”一词;“五四”之“自由”,不过是知识青年叛家庭,反父权,争性与婚姻自主;这与前者天差地别。民族生存生成文明传统;而文明传统也塑造其民族;二者一体。故文明各成系统,可相互借鉴学习,却无法互换取代;否则就是民族、文明自戕自毁。文明首先是继承传统,守住体才谈得上,据实情而“进”、而“变”、而“新”。中国自由派所谓“全盘西化”实是妄念,是二版升级的“全盘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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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康于中国重要的贡献不仅在于他的思想,更在于他的祭祀精神。他有天赋,大才;全然可成为了不起的学者,著作等身。但他没走此路,而要做“大事”。何谓“大事”?当代中国首要大事就是存亡继绝,复兴中国文明,复兴“天”“仁”之道统——复中华民族之本,为中华民族正名召魂。

《浩》举,由衡山忠烈堂祭拜,到数年持续的激昂创作,到台湾《国父纪念馆》首展,再于美国华盛顿、纽约、洛杉矶、圣叠戈、旧金山巡展。乃是一场复兴中华民族道统与精神的庄严悲壮之祭奠。其间,年青画家娄山殒命,他“独在昆明绘此巨卷(《风雨同舟》),突罹沈屙,咳血不止,步履踉跄,仍每日作画六小时以上, 终至不治。昊天不悯,忍夺兄弟。”(《浩气长流》特别志记)画家欧治渝画瞎了一只眼睛——他本打算死在画布前。王康本人因在美国巡展,被禁止归国,最终客死他乡。“为什么偏偏是娄山“死”在这画上,什么力量作法,非得要献出一个生命,才能证实我们的诚意!不是一天两天一年两年,我们呕心沥血丶夙兴夜寐都远不能满足那神秘的意旨。献出生命,而且是最年轻最洁净的生命。直到娄山躺在重庆南岸殡仪馆,我才猛然明白,原来这是一次献祭。”(王康《怀念娄山》)是的,这是一次献祭,一场中华民族真复兴的大祭奠。这是1949年以来,中国大陆首次为中华民国之亡,为中华民族道统、精神、文明之亡,为350多万殉国英烈,为了中国与民族复兴大业,而进行的庄严祭奠。重要的是,它祭于民间。而王康则是这场祭奠的主持祭司。

祭祀是人类最古老最重要的文明仪式,其标志文明的诞生。祭祀通过生命之献祭,打开生死之门,通达神(天),获得其称许,换回逝去的魂灵;并献上祭辞,使人界的詺誓、祈愿获得神界之质,由此而成为人界的共同的生之命名、意义。反向言之,也就是通过生命的献祭,让人的信约、詺誓、意义上升至“头顶的星空”,神圣化。

在人类以往的文明中,持掌文明命脉的是祭司——僧侣阶级,他们献祭自己,通达神,以保障文明道统的神圣性,及其在时间中的延续。
撇开种族之争,当代以色列国的诞生乃是人类文明的一个奇迹。当今没有人可以否定犹太民族之优秀,他们贡献了那么多顶级的科学家、思想家、艺术家、学者......。然而其国家却已灭亡了两千多年,犹太人流落世界,到处遭歧视、驱逐、迫害,不断地遭到集体屠杀。然而犹太民族是怎样在两千年的苦难中存活下来,并保存了他们的文明——信仰、语言、文化、民族认同?其间最重要的就是有拉比阶级——祭司阶级,是他们世世代代怀抱《旧约》,坚韧地守护犹太民族的信仰、道德、语言、文化;有他们才有犹太民族在两千年灭国与苦难中的延续、有犹太文明的保存、有以色列的复生;有他们才有斯宾诺莎、爱因斯坦、玻尔、伯格森、以赛亚.伯林、伯恩斯坦 、卡夫卡、普鲁斯特、基辛格、布热津斯基......。对于犹太民族及其文明,阿吉巴.本.约瑟拉比(公元45—135)远远比爱因斯坦重要的多;即使当代大拉比施坦泽兹(公元1937—2020)也远比年年获得诺奖的犹太科学家、文学家更重要。

二战,600万犹太人残遭屠戮,他们是战后犹太民族、以色列得以辉煌复兴的牺牲。看看犹太民族是怎样祭奠这600万牺牲的,可以说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祭奠此600万人的殉难,已是战后70多年全人类一大中心话语。我们不要只盯著诺奖、华尔街、矽谷、常春藤,认识犹太民族,更要去耶路撒冷哭墙,看看犹太人是怎样麻衣黑服捧著《旧约》流泪祷告的,那是他们的“根”。犹太民族比任何民族更值得中华民族学习,学习其如何在动荡、变幻、苦难、失败、遭抛弃、践踏、歧视中,坚韧不拔、自尊自重持守自己的古老文明——其信仰、道统、德行、语言、文化,这也就是持守民族的灵魂、命脉、尊严与意志;于此之上,进而与时俱进,广泛地学汲融汇,“周邦虽旧,其命唯新”。

当今,人类在高科技、GDP、数字金融的快车道上狂奔,以致“现代”、“进步”、“发展”之类的词都跟不上趟了。人类以眼花缭乱的新方式在重复二战、纳粹、共产革命、大跃进、文革的疯狂,虚妄、急功近利、僭神之念驱赶人类奔向毁灭。这个时代,人类的微渺希望所在,不是比赛向前狂奔;而是回身向后,也就是由华尔街、矽谷回到哭墙,回到“头顶的星空与心中的道德”:守住人类起始的元点:人与神之“约”,“天”与“仁”。

7

中国文明数千年,其间数次亡国遭异族统治,至于战乱、改朝换代更是周而复始,但中国文明能延续下来,乃在有“士”阶级。中国的“士”兼有治世与卫道双重职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孔子是中国道统的大祭司,“士”阶级的开创者。与春秋诸家不同,孔子的思想不是个人性的,他继承的是尧舜禹汤周之道统,讲的都是“天”与“人”之常伦,其中心是“仁”与“礼”——“仁”的形式。孔子奔走一生,存亡继绝,力求复兴毁坏弃绝的周之道统与礼仪,实现仁德天下——“天下归仁焉”。“士志于道”,“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儒道于中国相当于西方文明的基督教,其为中华文明之道统,贯通中国两千多年,不是没有原因的。基督教灭,西方文明灭;孔孟灭,中华文明灭。

1949年后,毛诛“士”林,灭孔孟,焚书经,铲“四旧”,毁庙宇,改文字;而毛自封为“神”,以党干取代“士”,以“革命”为道统,以“小红书”为圣经;致使灾祸滔滔,民如虫蚁,天罚地惩。中国历朝历代,由帝王到士林到百姓都要按时令祭天祀孔奠祖,然而当今中国却于中心广场展供僵尸;何其凶兆,悖天逆理;不幸吾族吾国为之将再遭天谴。明此,方可知王康《浩》举重建忠烈堂,祭奠中华民国350多万殉国将士之意义。

王康作为儒门后人,自觉继承中国传统精神,以复兴中国道统为使命。他本可以作为学人,倾心著述;然而他满腔热血,欲济天下。求道、问道、明道,终在于行道,知行合一。文天祥就义遗言“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王康撰写《中国改革宪章》、拍摄 《大道》、促两岸签署《和平协议》等等是“行”,目的是促中国实现共和宪政,和平完成民族复兴大业。其主持《浩》举也是“行”——包括绘制、台湾首展、美国巡展、《浩》画册发行等等,为中华民族正名召魂、复兴道统之祭祀,而王康是之主祭司。这是在中国文明一片废墟上的大祭奠,更重要的是:其全然是民间之祭奠,王康是以一介布衣主持了这场祭奠。为此,他最终祭献了生命——为美国巡展,而不得归国,终客死异乡。

中国文明之道统非一人之思想,世世代代都会有学人反反复复地讲述注释之。然而《浩》举这场民间悲壮祭奠,则是中国这个特殊时代、境况下——中国命运之路口的特殊之祭奠,其是一个精神奇迹,有其特殊的意义与价值。王康以非凡的胆识创造了这个奇迹,自觉却也意外地担负了这场中华民族存亡继绝祭奠的大祭司。他做了他人不可取代之事:他的命运、他的使命。人的一生成此一事即不朽。王康自命是孔子的门徒,他继承了孔子的事业,为复兴中国文明的道统而殉命。幸哉、悲哉、壮哉!

2020年 6-8月 于伊萨卡

 
—— 原载: 议报
本站刊登日期: Friday, September 4, 2020
关键词: 中华民族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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