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litical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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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响以后,再热闹都是末章
作者:甘诚

 

三十年前,天安门广场的枪声宣告了十年改革运动的终结,同时宣告中共走向末路,不管此后还会有怎样的喧闹。现在,高潮的烟火已经化为冷灰,最后的乐章已经快到尾声。结论已经做出,判词已经写就,曾经风云一时的人物,或向下坠落,或向上飞升,各因其作为而不同。

 

一、广场屠杀是政变的一个环节,而不是大戏的全部

1,先有政变,后有屠杀

八十年代改革运动是以“六四屠杀”收场的,但它仅仅是一场政治改革失败的标志,而不能涵盖这整段历史。完整地看,是先有政变,后有屠杀。

自从1978年改革开放启动以来,在进行经济体制不断改革的同时,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从未停止,因为经济体制的改革屡屡遇到陈旧政治体制的阻碍。主要是思想层面的人道主义、新闻自由、法治改革和自由选举等方面。这些呼声,作为八十年代社会改革运动的辅线,一路被压制:1983年“反人道主义”、“反精神污染”;1986年“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罢黜胡耀邦;1989517日中常会决定在北京实施“戒严”,准备对天安门民主运动武力清场,赵紫阳反对无效被迫辞职,标志着胡赵相续推动的政治体制改革努力最终失败,连同赵的下台,完全是一场政变,可以称为“己巳政变”。

“己巳政变”终结了中国八十年代改革运动,“六四屠杀”是这场政变的高潮,从此中共与中国人民楚汉分明,再也没有政治协商的空间。

 

 2 “己巳政变”其实就是“戊戌政变”的翻版

“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己巳政变”与九十年前发生的“戊戌政变”惊人相似。

两场政变的参与者表现出精准的对应:

 

慈禧:邓小平

两个朝代改革的决策者,也是继续改革的阻挠者、断送者。

醇亲王(奕譞)、庆亲王奕匡:陈云、李先念、薄一波

顶层当权者,保守派靠山,红色江山原始股东,足以牵制最终决策者的权力。

都致力于江山永固、血统相传。陈云的名言就是“江山还是要掌握在我们自己子弟的手里”。经过二十年努力,他的愿望今天终于实现了。

倭仁、徐桐:胡乔木、邓力群

与枪杆子并立的笔杆子。徐桐是晚清保守思想的巨魁,邓力群是倒胡倒赵的先锋。因为保守而得益,关键时候对改革派下手毒辣不择手段。

刚毅:王震

军头、莽汉,深得独裁者信赖,关键时候勇于出头打先锋。

荣禄:杨尚昆

对军队的影响力仅次于决策者,为决策者保驾护航。

袁世凯、杨崇伊:李鹏、陈希同

投机分子、告密者,在独裁者面前传递消息、挑拨离间、煽风点火,是促使决策者下令镇压最积极的人。

结果也差不多。袁世凯和李鹏政变之后都得到重用,位极人臣;杨崇伊和陈希同都功臣自居不受待见被贬斥出局凄惨收场。

光绪:胡耀邦、赵紫阳

都是弱主秉政,名义上是一把手,实际是二把手。

都想进行政改突破,结果被一把手罢黜。

都被圈禁致死。

康有为、梁启超:陈一兹、鲍彤、方励之、严家其、苏晓康

政体改革的鼓动者,改革领袖的得力助手,最后都流亡海外。

谭嗣同六君子:刘晓波、王炳璋、天安门广场牺牲者

主动留下来、赶回来者、政变牺牲者。

 

二、邓的历史地位与习的政治命运

1,慈禧与邓小平

都曾经垂帘听政,推动经济改革,清朝叫洋务运动。只改经济体制,不碰政治体制。

都不能容忍失去权力。慈禧因听说光绪联络日本人逼其退休而发动政变。邓小平罢黜胡耀邦,因为他对香港报纸披露了邓私下交代的退休计划,疑为逼其退休;监禁赵紫阳,因为他不肯为学生运动持续不止为邓背锅。

权力危机仅仅是多种因素的一种,实质上是不许后者进行政治改革。

都以政变的方式扑灭政改,邓主持的“六四屠杀”更惨烈,死人更多。

血腥政变以后,迫于国内外形势压力,不得不继续进行改革,慈禧搞了“十年新政”,邓以“南巡讲话”推动二轮改革。余生时间都差不多,前者亡于政变后的第九年,后者亡于镇压后的第八年。

慈禧的新政比邓小平的二轮改革更激进一些,起码她放行了新闻自由、地方议会,而且对天下人承诺十二年后实施宪政,后者连一件都没做,连只饼都没画。

 

为什么当代中国人对邓的评价比慈禧高得多?因为会见比较切近,还在享受他的改革果实,还没来不及遭受其政治遗产的祸害。等到他的政治遗产的祸害充分发挥,邓在历史上的评价不一定会比慈禧高。

海外流传过一个“邓小平政治遗嘱”,要求后继者向美国学习、建设法治社会,条件成熟后要“有所作为”。即使这个文件大体上是真的,给他的政治评价加分也有限,这跟路易十四的“我死之后,哪管洪水滔天”有什么区别呢?正因为他自己的不作为,江、胡、习三代越来越左,以至于今天终于重回闭关锁国,与全世界为敌。

 

2,两次政变同中有异,但殊途同归

圣经《传道书》说:“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中共政权与满清一样是集权体制,所以其末期的表现如出一辙。

另外的相似之处是:经济改革帮满清续命五十年,中共自七十年代末期改革,至今也有了四十余年;第二,满清亡于“皇族内阁”,现在中国由“红二代”习近平掌权,都是靠血统掌权,都与文明世界为敌,亡国之相暴露无遗。

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洋务运动”四十年后才发生“戊戌变法”,失败后十年左右就垮台了,胡、赵经改十年左右就要进行政改,失败后三十年还没有垮台。这应了另外一个观察历史的成语“世事如棋局局新”,即历史经常反复,但细节各有不同。胡赵政改之所以在经济改革十年后就准备启动,原因是总结满清历史,人民等不得再一个四十年。之所以失败后至今三十年还没垮台,原因有:其一、第三次技术革命、全球化、发达国家加工业外移,让中国有可乘之机,成就了制造大国;其二、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持续冲突,让中国可以韬光养晦埋头发展;其三、美国放中国加入WTO,续命二十年。

现在中共也走到“皇族内阁”这个最后阶段,而且也发生了像清末一样的大瘟疫,并祸害全世界,规模是前者的百倍,其覆亡时间应该屈指可数了。“天网恢恢,疏而不失”,历史的节律就是这样无情,谁都不可能侥幸逃脱。

 

三、赵紫阳续政将如何?

那场政改失败广场屠杀之后,赵紫阳被罢黜,然后圈禁16年,直至辞世。作为那场运动的鼓动者之一、电视系列片《河殇》的主笔苏晓康先生避居海外,一定从未中断对八十年代的反思,午夜梦回,一定感慨良多。近日推出的《赵紫阳留下的遗憾》记录了他独特的思考。

首先,在邓主导下的改革,回想“戊戌政变”,其结局和胡赵的命运几乎是注定的。在这个大前提下,如果有另一种可能,比如赵继续掌权,继续改革,会是什么结果呢?苏晓康文中断言恐怕难以摆脱叶利钦模式,跟江也差不多。原因是他也主要关注“经济改革”,可能像叶利钦一样滋生若干金融寡头,像江一样搞成野蛮资本主义。

他已经走出了对赵和他自己理想主义的想象和沉醉。

他再次提到八十年代的一个难解的问题:“鱼汤怎样变回活鱼?”

他认为赵没有答案。唯一出路也是“羊吃人的运动”。

对这个问题,我在二十年前曾经回答过他们那批人物之一,我当时的原话是:“等鱼汤腐败,新一批微生物就滋生出来。”跟苏的推测大致相同。

叶利钦的寡头分赃模式,让社会资源从政府转移到少数寡头手中,社会缺乏自由的流动资本,因此走不出资源依赖型和重工业模式,至今依然如此。这种经济模式还衍生了普京独裁,宪政俄罗斯至今没有真正实现。江泽民时代(涵盖胡锦涛任期)就走了这条路,不过因为体量更大,加之加工业兴起,寡头化比例不如俄罗斯那么严重,产业模式也完全不同。实质则是一样的。所以,中国至今也开不出宪政。

原社会主义体制所谓经济改革,就是逐步把原来由政府专营的经济改为民营,而企业经营是需要资本和政府支持的,因此,官僚子弟捷足先登根本难以避免。官员大笔一挥就成就了惊人的财富转移,为什么给普通百姓呢?况且天下是自己的祖辈、父辈打下的?尽管他们知道中华民国当初就是因为以权谋私被他们推翻的,他们仍然难以抵挡这种惊人的财富诱惑。无神论者一旦拥有财富变现的权力,他们是不可能不用的,所以现在中国最富裕的企业集团大多都有红色背景。

陈小鲁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在九十年代初从官僚体制出走以后,开办了一家咨询公司,最初帮一个企业集团搞定一件批文,收到三十万元咨询费,而那家企业赚了几千万。从此以后,他就不再干这样的傻事了,开始谈股权,然后一发不可收拾。他还是个以清高自律的人,至于那些教养不及他的红二代、高干子弟,切割起资产蛋糕来毫无顾虑,简直如鱼得水不知餍足。

经济学家张曙光在二十年前提出过“腐败是经济发展的润滑剂”,一直被骂到今天,不仅没有丝毫减缓腐败的速度,而且愈见加速。正如欧洲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发生过“羊吃人运动”一样不可避免。

从威权转向宪政,台湾是个有效例证,而且基本没有发生寡头经济,原因何在?很简单,地小人少而已。经济体量越大,越难以遏制经济的寡头化。这也正是老子在两千五百多年前提出“小国寡民”的道理。

是啊,邓的强权让赵脱离了政治岗位,如果他有机会持续改革,一定会不同

于江,也会不同于叶利钦,但能有多大差别,是个问号。他的失败让他成了道德完人,也许他该感谢自己的失败,如果广场上没有造成那么多牺牲者就更理想了。

    现在权力终于回到“红二代”习近平手上,他在政治上集中权力,在经济上打击寡头,完全是清末“皇族内阁”和普京的套路,他也不可能走出别的套路。俄罗斯人民没有享受过中国人民享受的 “改革开放红利”,可以安于贫困和束缚,享受过改开四十年红利的中国人绝不可能像俄罗斯人那样温顺,一旦经济下行突破人民可以忍受的底线,第二次“辛亥革命”就不可避免了。

 

四、万里为何不出头?

邓小平去世以后,赵紫阳向共党中央提出为“六四”平反,并托人传话给老朋友万里,希望他也出来说话。但万里报以沉默,令赵非常失望。

万里在个性、人品、工作作风诸方面跟胡、赵非常接近,他们是八十年代一线三核心之一。胡、赵的命运,对万里而言,实属兔死狐悲物伤其类。虽然没有追究他的政治责任,也没有圈禁他,但他长期深居简出,因为他心里应该时刻想念着赵紫阳这个正在受难的政治盟友。

据苏晓康披露,是万里的家人劝阻了万里。也许,如果没有家人的牵扯,万里会拼死一搏。但是,即使他没发声,也完全可以谅解,因为于事无补,仅仅是无愧于心而已。

共产党习惯于宏大叙事,把政治理想看得高于一切。经过“六四”后近十年的时光淘洗,估计万里不仅对中共政治失去兴趣,甚至对一切政治都失去了兴趣。——家人高于政治!

网络上一度流传一篇《万里内部讲话》,从思想和说话方式看,极可能是真的。他说,回顾几十年政治生活,深感共党革命之无谓。既然农村要包产到户,城镇要发展私营经济,搞这场革命干什么呢?不是多此一举吗?他对当时所搞的高压维稳、言论钳制、普遍腐败都发出质疑的声音,认为长此以往,人民肯定会起来推翻这个党。

这段讲话应该是他的真实心理的表露。

古往今来,总有人为了政治理想牺牲自己的家庭,也总有人随着政治理想的破灭而把家庭放在首位。万里应该属于后一种情形。当改开兴起,作为老党员老革命,他们都信心十足,认为虽然他们的党在前三十年走了弯路,犯下累累罪恶,只要持续改开,仍然可以给人民带来幸福生活,这样就不负当初对人民的承诺。但是,当人民批评他们的工作方式和工作作风,甚至要拿回对他们的支持,让他们交出政治权力,那这个党该怎么做呢?如果他们真地像他们宣称的那样是人民的党,始终把人民的权利人民的幸福放在首位,那就应该果断还权于民。如果不这样做,反而对人民进行血腥镇压,那就证明他们对人民的承诺是假的,或者自己背叛了这种承诺。无论是哪种情况,对万里这样的真理想主义者来说都不能接受,因此,他的政治理想彻底破灭。这样以来,家人的劝阻就具有充分的力量让他把政治问题放在一边。

中国传统文化只关注地上世界,共产党这样的唯物主义者更是如此。当他们地上的理想破灭了,他们的价值观就跟着破灭了,唯有家人是最值得宝贵的。也正因此,那些当权者放开让自己家人经商牟利,甚至他们自己都主动布局以权谋私。他们比任何人都清楚,自从“六四屠杀”,他们的政治口号就成了一块遮羞布,再也没有实质意义。他们与人民的关系就水火不容,就成了奴役与被奴役关系。这当然很危险,他们十分清楚,正因为危险,他们反而加速攫取社会财富,他们非常清楚这艘船很快会沉,早贪早得,晚贪没得,留给他们的时间越来越少。

共产党的组织原则名义上叫“民主集中制”,经常是集中压倒民主,并不尊重人民的意见,但这是在人民保持沉默的时候。当人民起来表达自己的意见,他们也可以无视,甚至打压。但是以枪炮进行镇压无论如何说不过去了。即人民不出来主张自己的权力尚可以糊弄,人民出来主张自己的权力的时候,一个常常声称把人民放在首位的政党,只能乖乖地让人民说话,还权于民,不然,其执政的合法性就荡然无存了。

万里这样位高权重的政治家,对中共的理论体系是非常清楚的。自从广场屠杀,这个党就站在了人民的对立面,再没有回转的余地。不管他们再耍什么手段,或许可以苟延于一时,但永远不可能获得人民的原谅,其败亡是注定的。一切垂死挣扎,都不过是给自己造更多的孽挖更深的坑,激起人民更大的愤怒罢了。所以万里在晚年一直保持沉默,这就是他的抗争与不屑。这个党连对话的价值都没有了。所以,相对来说,赵紫阳还没有完全清醒,也许因为他遭受的打击更重吧。

 

、向上提升得永生

去年1017日是赵紫阳诞辰100周年,他的子女共同推出了一篇纪念文章,不仅情深意重,而且充满理性思辨色彩,在网络上热传。赵临终前曾发生珠泪滚滚十余分钟的异象,这篇文章对此没有做进一步的剖示,难免美中不足。据我推断,赵在临终一刻也许信仰了基督,回到了上帝的家里。

他是个天性纯良的人,虽然经过大半生血腥的政治颠簸,没有磨灭他纯良的天性,这样的人跟耶和华是最近的。虽然他后来身居高位,最后做到共产党的总书记,仍然不能安然接受别人的伺候,见不得别人的委屈,说不来空话套话,下级的恭维让他局促不安,友人的礼物让他束手无策,这样的人在中共里面是一个异数。如果说不是唯一,另外一个应该就是胡耀邦。他们之所以能在改革年代执掌大权主持改革,就因为这个团体长期脱离人的天良,结果反噬自己,让他们吃尽苦头,所以,让具有纯良天性的人当家,对他们都安全都有好处。这是阴阳循环。

在十多年的圈禁岁月里,他对自己一生从事的政治事业肯定进行了彻底反省。首先,他两次拒绝认错,拒绝为“六四”背锅,因为他意识到这口锅不可能再翻回来,一旦自己承担,就永难平反。原因是,他认识到,高举人民旗帜的共产党一旦对人民开枪,就完全站到了人民的对立面。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君子动口不动手,一动手,打死了就没有了。”一旦打死自由表达意见的人民,不仅人民的生命消失了,自己的合法性也彻底丧失了。他不愿为这个体制陪葬。

这样,前三十年集权模式运动模式失败了,“六四屠杀”又把改革的合法性摧毁了,那自己的一生还有什么意义呢?相信他的晚年一直在被这个问题困扰着煎熬着,直至临终一刻。那一刻,他珠泪滚滚,如同决堤的江河,在现场的子女都震惊了。这样的现象确实罕见。

人生的意义如果无解,他是不甘心撒手离去的,每个人都一样。也许是他的一个孙女救了他。据其子女披露,赵弥留超过近三十小时,非常痛苦,但迟迟不肯咽下最后一口气。直到最后,突然大颗的泪珠滚落下来,持续长达十多分钟,最后才安然归去。为什么会这样?很可能他最后认识了神,被神接回了天家,那个好得无比的去处。

首先,他为之奋斗一生的共产主义失败了,他难以释怀。第二,他信奉的唯物主义让他无法解释共产主义的失败。只有这两者都放下,他才会自由,才会释然离去。在他晚年,他的一个孙女信仰了基督教,大学毕业决定专职传教,被她的父母阻挡着。他听到这件事,把儿子儿妻批评了一顿,坚决支持孙女的选择。此事说明他对唯物论已经彻底失望,说明他已经在关注基督教向往基督信仰。一个人能积极支持自己的子孙做传道人而自己不信的,非常少。因为中国人总是把最好的东西留给子孙,而他们留给子孙的东西哪有自己不想拥有的?不反对仅仅是宽容,积极支持则可以表明他对基督信仰的肯定。从他临终的表现看,他一定是彻底放掉了一生的政治理想,包括唯物论,以及由之造成的委屈和纠结,奋然投向基督的怀抱,这才能彻底释放自己。

近代以来唯物论和理性主义作为基督信仰的对立面,败坏了全世界。这种理性的自负带来了法西斯主义和共产狂潮,给整个世界造成深重的灾难。民族危机沉重、社会动荡不安的中国人,把这种思想视为救命稻草,彻底抛弃自己的悠久文明,同时与基督为敌。这种理性自负催生了后来的计划经济、政治运动与道德溃败,致使中国人长期挣扎在饥饿线上。曾经服膺集权思想并在广东协助陶铸对知识分子、著名乡绅和工商业者进行残酷镇压的赵,“文革”末期调往四川工作后就开始反省,决然走自己的路,私下进行“包产到户”,人口大省四川一举摆脱了饥饿的困扰。

八十年代是他的人生高点,放眼世界,他看到了西方模式的优越。他不能忘怀这个党对人民幸福生活的承诺,于是断然抛开以往理论的束缚,全身投入国际经济大循环。他对西方经济的认识和热情让欧美经济学家都赞叹不已。至于下一步,为了维持经济的持续发展,上层建筑就要跟着改,需要改多少就改多少,绝不为固有的坛坛罐罐所束缚。但是他遇到了邓小平、陈云等一代政治老人的阻挡。

代际差别可以决定思想的新旧,在那个时代的中国得到证实。胡赵都以经济发展作为衡量一切的标杆,但老一代不一样,他的有着牢不可破的意识形态坚守,为了维护固有的意识形态,他们能够容忍改革放缓甚至止步。这种思路的分别让胡赵先后下台,并圈禁至死。

神的羊不少,但仍不忍心失丧一个。赵紫阳晚年失意给了他彻底反省自己人生道路的机会,很可能最后向神发出祈求。基督是有求必应的神,“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他寻求,就寻见,终得自由。这固然是我的推测,但综合起来判断,我觉得这种可能性非常之高。

 

2020-10-21

 
——《纵览中国》首发 —— 转载请注明出处
本站刊登日期: Sunday, October 25,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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