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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寒料峭,公民兀立——2010新年献词
作者:陈奎德

2009寒流

“九”——这个数字,在中国文化中,历来赋有神秘感。凑巧的是,以“九”结尾的年份,在近代中国,又扮演了某种神秘的转轨角色。其荦荦大者,计有:1909(预备立宪),1919(五四),1949(中共建政),1959(大饥荒),1979(改革开放),1989(六四)。

刚刚过去的2009,如何在中国历史上标记定位?

一言以蔽之,逆转。即,北京以财大气粗的虚骄心态,实施“国进民退”,逆转近30年来大体上的“国退民进”方向, 逆转中国逐步进入世界的进程。

这里的“国进民退”,不仅涵盖经济领域,而是涵盖政治、经济、文化、法律、宗教等领域的全方位“党-国”进逼,全面围堵和压缩民间空间。

其基本背景,是一年多之前自美国呼啸而起的全球性金融风暴。在西方经济遭遇严重困难的时刻,中国经济虽也连带受挫,但由于中国金融业尚未融入国际金融体系,人民币也没有自由兑换,是故金融界受创不深;当局以四万亿的国库巨资救市(占经济总量的16.23%,而金融风暴中心的美国的救市金额才不过占经济总量的6.2%,即中国救市款所占比例是美国所占比例的2.6倍!),因此中国经济复苏较快较早,加以中国是美国的债权国,于是,北京当局隐隐然以经济救世主自居,以崛起的暴发户目光睥睨西方,摆出了一副万国来朝的傲慢姿态。

在这一背景下,2009年,一系列倒行逆施接踵而至:

在政治上,犹豫踌躇了一年之后,北京甘冒天下之大不韪,赤裸裸出演“文字狱”,悍然宣判《零八宪章》的起草人和签署者之一刘晓波以十一年重刑,重判郭泉教授,褫夺张博树博士学术职位。六十周年庆典,京畿清场,金戈铁马,穷兵黩武……骄横地向滔滔民意和普世价值发出政治挑衅。正如笔者在一年前创刊时的预言:金融海啸所致的不确定性将带来意识形态论争重起。今天人们已看到,北京当局在苏东波后憋屈韬晦多年之后,自认底气已足,终于扔掉“不争论”的邓氏挡箭牌,大张旗鼓地 批判起了“普世价值”,鼓吹“中国模式”优于“西方模式”,掀起了一股新冷战寒流。

在经济上,当局用于救市计划的纳税人巨资,几乎全部投进了国有企业,特别是流进了房地产业,使过去多年来的国退民进经改方向发生逆转,政府重新掌握了对相当部分经济领域的控制权。本来效益低下的国有企业,在超剂量政府救济款的强心针刺激下,竟然收购和兼并了不少比它们效益高得多的民营企业。同时,它刺激了超大房地产泡沫疯狂膨胀,暴力拆迁愈演愈烈,导致唐福珍自焚抗争的撼人悲剧。这一系列逆反经济法则的国进民退,虽一时得手,但势将延缓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获得,阻遏中国经济内需的扩张,损害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前景。

在文化上,北京以扩张软实力为名,亵渎祖宗,以金钱为后盾向世界推销毫无文化含量的所谓“孔子学院”。尤有甚者,把国内惯用的言禁手段公然使用在德国的法兰克福书展上,蛮横阻遏主办国邀请拟议中的中国异议作家与会,把共产中国的国家主义“进”到了他国领土上。引来千夫所指,备极羞辱,灰头土脸。在国内文化出版领域则广筑高墙,借助“国进民退”之势,拆散了官方多年骨鲠在喉的胡舒立主持的享有清誉的《财经》杂志,收紧了对出版和互联网的监控。

在法律领域,当局更加远离司法独立,剿灭“公盟”,吊销一批维权律师的营业执照(江天勇、滕彪…..等多位律师),开除法学家范亚峰博士公职.。…..肆行逆道,企图全盘收编执业律师为国家公务员,在司法界实施国进民退。

在信仰领域,除了一如既往地压制藏传佛教和法轮功修炼者的信仰自由外,2009,特别最后三个月,当局全面强力打压基督教家庭教会,其严厉和野蛮,为30年来所仅见。至为突出者。是对山西临汾教会、北京守望教会、上海万邦教会和成都秋雨之福教会这几个大教会的镇压。但在坚韧的信念面前,收效甚微。其中,被驱赶出教堂的教徒,在风雪中露天祈祷崇拜的凄美图景,动人心魄,势将长久定格在人类精神史上。

…………….

博采三家的“崛起”

2009年,诸事种种,戏剧性地呈现出了中国崛起的方向。

这一崛起,不能不引人回溯往事。让我们穿越历史烟尘,倒转时光80年,见识一下上世纪三十年代德苏日三国崛起时的“国进民退”。

当年,也正是西方经济大萧条之时。英美为典范的“西方模式”受到了广泛的质疑甚至嘲笑。自由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被认为已经过时,不合时代需求了。

于是,在意识形态上,对自由主义的挑战汹汹而起。当时的主要竞争者有二:1)国家社会主义(纳粹主义,含意大利和日本的法西斯主义),2)共产主义。

德国一战失败后,全国弥漫着强烈的悲情意识,凡尔赛和约成了德国的国耻,德国人认世界对自己不公,有一种遭迫害的被虐心理;对英法美的行为,极其敏感,常怀敌意,往往过度反应。希特勒及其纳粹党利用了这一民族情绪,高扬民族主义,清除了难于集权的联邦因素,废除了不平等的凡尔赛条约,夺回被瓜分的领土,解放出德意志民族被压抑多年的力量,唤醒了这个民族。

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方针,是充分调动国家的力量,实行国进民退。一方面扩大国家所有制,另一方面将国有财产转到私人垄断资本手中。扶植国家工业和其他大型企业,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包括增加税收、扩大国债和实行通货膨胀,剥夺犹太人资本,.用直接易货的方式来进行进出口贸易;停止“外汇自由”,防止私有财产由本国移到他国,强制卡特尔化——国家扶植超大垄断企业, 淘汰中小私营企业,.政府全面干预国民经济,推行国民经济军事化;扩大对外贸易;兴建大型高速公路,解决了德国的失业问题,使德国经济欣欣向荣,摆脱国际社会对德国的歧视,特别是经过1936年在柏林主办奥运会,洗刷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给德国带来的国耻。因此,希特勒被认为是德国的救星,他使德国人感到,德国从此站起来了,正在经历辉煌的复兴和伟大的崛起。在这一过程中,对照英美仍深陷其中的经济萧条,德国堪称盛世。德国(纳粹)模式的优越性,引起不少国家的艳羡。

在政治上,希特勒在1933年1月30日上台后,取缔除纳粹党外的所有政党,立法规定纳粹党“是德国的唯一政党”;取缔了工会和一切结社自由;禁止一切罢工;取消言论表达自由权利,并完全控制传媒和舆论;扼杀了司法独立;取消了联邦制,摧毁了在德国历史上一直有地方独立自治权的邦政府和他们的议会,国家主义风行草偃,甚至使一批著名学者如海德格尔等,匍匐于政权之下,成为御用哲学家。

1939年4月,在一次著名演说中,希特勒声称:“我接受了这样一个国家,它因为信任外国的诺言,因为民主制度种种恶劣的弊病而濒临毁灭。……我克服了德国的混乱,重新建立了秩序,并且大大增加了生产,……发展了交通,使庞大的公路网得以兴建,运河得以开凿,巨大的新工厂得以出现,同时也致力于提高我国人民的文化教育水平。我曾经做到了使七百万失业的工人全部得到工作。”

  希特勒以德意志的代表自命,封锁言论,焚烧书籍,镇压自由主义,杀害犹太人。  在当时很多德国人看来,希特勒领导的经济强大的第三帝国模式要比英美模式优越,它实现了德意志的目的。因而,德国认为,为了国家统一的意志和高度的效率,必须清除那些卖国贼、自由派、犹太人,必须消除不合谐的声音。崛起的德意志决不向英美等列强低头。身处当年盛世的德国人,大多充溢着大国国民的骄傲,认为为富裕强大而上交个人自由是值得的,是崇高的德意志爱国主义。

这样,德国崛起了。德国向英美式的主流政治模式挑战了。德国“最终解决”犹太人了。德国为更大的“国家统一”开战了。然而,历史的终审判决如何呢?

日本,也有过这样的相似的“崛起”辉煌。它的军国主义强悍力量,崛起于甲午战争,崛起于日俄战争,崛起于九一八,崛起于七七卢沟桥,崛起于珍珠港。日本人致力于宣扬其文化的特殊性,它声称其崛起,是为了建设“大东亚共荣圈”,而它发动的战争是黄种人对白种人的“正义”之战,是为了整个亚洲的黄种人摆脱英美白人的殖民统治。这一拯救黄种人的“大东亚圣战”,使广袤的亚洲与太平洋硝烟弥漫,尸横遍野…。最后,直到日本本土“崛起”了两朵原子弹蘑菇云,亚洲的天空才真正烟消云散。不过,不是亚洲摆脱白人的“殖民统治”,而是日本接受了白人给它制定的宪法,真正“脱亚入欧”“脱亚入美”而被“殖民化”了。

苏联的崛起,更为中国人所熟知。1917之后,那里把国家变成“党-国”,把生产资料全部收归国有,实行统制性的计划经济,意识形态治国,政教合一,全国布满关押政治犯的“古拉格群岛”。苏联高效率集中全国力量,在20世纪20—30年代,通过几个五年计划,高速度完成了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和国家军事化的目标。二战后,“崛起”为世界核子超强,与美国平分天下。它统率一个“社会主义阵营”,与西方国家叫板、僵持“冷战”数十年!然而,这种高度极权的国家,却在与西方的制度竞争的压力下,在自己国民的不满与抗拒下,像海市蜃楼一样,没有战争,没有暴动,一夜之间,突然消失,崩溃解体了。

诚然,今日的北京当局也并非毫无创意的。仔细分析,不难看出,全球经济危机下今天的“中国模式”,并非单一取经。实际上,在经济上,主要效法当年第三帝国德国(抛弃了共产苏联的计划经济);在政治上,大体延续当年苏俄的镇压模式,文化上,基本模仿“日本特殊”论而转化为“中国特色”论。总之,博采众长,三管齐下,糅合了三十年代德苏日三重因素的中国崛起模式,格外引人注目。

 

强权更替的另类模式

   对照德、日、苏的崛起史,我们不可忘记,还存在另外一类崛起模式。。

    实际上,20世纪初,美国也有一个崛起的经历,它取代了“日不落帝国”的英联邦而成为世界第一超强。但这个强权崛起的过程中,与过去历史不同,并没有血腥的战争,并没有国际秩序的大纷乱。那是一个平滑的自然的崛起和取代过程。

    原因何在?虽然众所周知,自美国“独立战争”以来英美两国之间相互深怀戒心。但重要的是,在关键时期——19世纪末20世纪初——两国强弱易势之际, 由于 

    1)两国之间在国家制度上的同质性,在政治上对“民主”、“自由”“人权” “法治”的相同诉求,导致“民主国家间无战争”。从根本上避免了两者之间的“零和游戏”,缓解了强权转换时期的国家紧张。这点,显然与崛起时期的德日苏不同。

    2)两国在文化、宗教和民族血脉上的传承性。

    3)在国家战略上,美国避免了直接挑战英国的国家利益,譬如,忍痛放弃了对加拿大的觊觎等等。

    4)两国在经济上的互补关系。

        诸种因素的作用,导致美英之间霸权转换和平而自然,成为双赢的历史过程,促成了对现代史有重要意义的“美-英特殊关系”的诞生。当代,它已成为主流国际社会的枢纽。

从历史上德日苏的“崛起”悲剧,再看美英之间平滑的霸权替换,比较当下的“中国崛起”的模式。其中,有不少值得深长思之的课题。

是标新立异,独辟蹊径,像三十年代的德苏日一样,以亿万人生命做社会实验,对抗久经历史考验的制度形态和普世价值而“崛起”,还是像美国替代英国霸权一样,在基本共享的制度与价值之下经由竞争而崛起? 庞然大物的中国,能不反复比较,慎重选择乎?

 

公民兀立

情况已经日益澄明。金融风暴、经济危机,虽然暴露了自由市场经济的一些严重问题,但该制度在根本上是具有自动修复功能的。从长程历史眼光看,经济危机恐怕正是该经济制度长时段自我调节的某种机制。它并非根本性的制度性危机,而是政策危机。可以说,它是较长时段发作一次的周期性“重感冒”。

而比照前苏联、东欧以及希特勒德国以及中共的危机,却正是制度性的。它患的是慢性癌症。虽然在他人重感冒时,它显得精神亢奋,面如桃花。但连它自己也深知自己的“阿喀琉斯之踵”何在:与前德苏日一样,所有这些新型“崛起”国都必须依靠封锁信息断绝新闻才能成活。因而,它也必定知其终局何在。有鉴于此,除彻底转型改制之外,没有别的出路。

中国,虽错失了几次历史机遇,虽然目前又踏上了危险的歧路,但也并非没有改弦易张的希望的。

这希望来自民间,来自中国公民群体,来自国际主流社会的压力和导引。

所幸者在于,对2009年的寒流,人们注意到,中国民间的应对及其姿态,已经大大不同于以往了。而全球呼啸的金融危机,也远远没有三十年代的大萧条那样为祸深重久远。事实上,一年之后,全球已欣悦地注意到,复苏的晨曦已渐渐地露出地平线了。

我们看见,中国社会各种健康的社会力量,并没有在滚滚寒流下冻僵冰封,仍有各类有心人坚韧不拔地持续博弈,“日拱一卒”。

我们看见,基督教家庭教会经历并挺过了空前打压,仍然闪烁着圣洁之光,在各自选定的处所集会、祈祷,咏圣歌。当局也不得不知难而有所收敛。

我们看见,赋有合法公民身份的冯正虎,有国归不得。于是,他毅然自行孤悬于日本东京成田机场,伸张自己合法归国的公民权利。作为副产品,他的机场“蜗居”,成为《当代中国公民权利展览馆》。

…………….

我们看见,面对晓波的重判,所有零八宪章签署者无一退出。他们昂然而立。很多签署人发表公开声明,宣布“如果判决刘晓波先生有‘罪’,也等同于判决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罪’。我们只有和刘晓波先生同担刑罚。”有签署者甚至自首投案,要求与晓波共进退与他一起坐穿牢底。

政治上的制衡力量是自然生成的。当我们目睹一万多真名实姓的人择善固执挺身而出,它标志着《零八宪章》已经成为中国民意的一个凝聚点。这一万多人行不改名坐不改姓,堂堂正正站在那里,等候抓捕。我们知道,那就是台湾1980年代美丽岛事件之后的“党外”,那就是捷克斯洛伐克人在签署七七宪章之后的“七七宪章派”,那就是波兰八十年代的“团结工会会员”,那就是1987年汉城街头的“改宪派”…..。要言之,它简简单单,就是“零八宪章派”,中国真正公民社会的“坯芽”。

应当感谢北京当局,它以触怒全球良知底线的圣诞审判,为2010年造就了中国公民共识的鲜明旗帜——零八宪章,造就了2010年的宪章殉道象征——刘晓波。

一束精神之火,从1957 的北大“5.19运动”至1979的“民主墙”至1989天安门广场,如今已传递到了2010年的中国。她沿途跋涉,历经沧桑,内涵日益丰富深广了。她勾起了我的无尽回忆并日益逼近了我多年前的那一奇景般的想象(1988年《思想家》序言)

“她融有中华文明不绝的火种,希腊古典奇艳的光华,巴勒斯坦脱俗的烛焰,印度文化圣洁的灵光,波斯拜火教神秘的火把,……乃至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科学精神的星星之火,诸焰种种,汇成一支穿越混沌、引领万象的精神火炬。悄然相聚,勃然而兴。

主说,要有光;于是,有了光。

她诞生了。她燃烧了。她来了。”

2010年元旦

——《纵览中国》首发 —— 转载请注明出处
本站刊登日期: Friday, January 1, 2010
关键词: 公民 2010 新年 零八宪章
社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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