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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子回眸】中国版的《苦海余生》
—— 记四十年前一场荒唐的人口迁徙
作者:老笋

一、南舟北航

一九七O年元月一日清晨,一长串木制货运拖驳船无奈地抛锚于江苏省苏北农村某地不算很开阔的玉白河面。这儿前不靠村,后不着户,连鸟儿也不愿冒这刺骨寒流前来观赏这些赖着不动弹的怪物。驳船船员舱室的一缕炊烟便是唯一打破沉寂的景观。

几天前一个阴云笼罩的下午,为首的动力拖轮似乎厌烦了那阵搀着哭笑的嘈杂声,忽然一声长啸,硬是把这十几条驳船拽出了堪与天堂媲美的江南古城——苏州市的平门码头。也许动力拖轮并未意识到此时它正担当起有生以来“最神圣而光荣”的使命,当然也无从理解那些不需要搬运就全部揽到每条驳船肚子里的正是世间最宝贵的财富。

船队顺京杭大运河北上,横渡长江,日夜兼程。怎料江南江北两重天地,刚过长江后一日,就被这苏北地区的寒流耍了个下马威。河面的坚冰竟敢联手将之团团围实,丝毫不得动弹,只有静等破冰船前来解救。

每条驳船的船舱由一块厚帆布盖住。时而有一两个人头模样的从一角冒出来,张望几下,又很快缩回去。漆黑的舱内借着几盏油灯的昏光,可见一簇簇男女老幼倦缩着坐着或躺在铺了层稻草的硬木舱板上。

我数不清我们舱内有多少家庭,只知道不到一张八仙桌大小的一角是我们一家五口的领地。少数几位正在轻声交头接耳般地闲谈。更多的是摆出一副半睡不醒茫然若失的样子,眼睛直勾勾地盯住一个方向看。他们一定是在追忆那消失的大街小巷、枕河人家,或是秀丽的园林,或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红色风暴给他们留下的惊心动魄的震荡和往事吧?

约一年之前,我和其他人一样,突然获知在我国不幸与“苏修”,即前苏联接壤的黑龙江省乌苏里江,有块名副其实的寸金弹丸之地。没待我们领悟与其血肉神圣不可分离的关系时,两个马列阵营的巨子已为争夺这方冻土兵戎相见。而且战事很快又漫延到周边几块势在必守的珍岛宝地。

举国顿时风声鹤唳。有关“自卫反击战”的纪录影片、故事会、英模报告团、宣传画、广告牌,配合沿街道昼夜如雷贯耳的高音喇叭播放的遣责声讨、战备动员,铺天盖地而来。百姓寝食难安,惶恐失措。

忽然在某个寒星之夜,传来了“第二颗红太阳”的“最新最高指示”:深挖洞,……人们本来就恨入地无门,这下来得正好。市内各单位和街道居民委员会立即不折不扣地付诸行动,在各自能找着的空地上挥镐造洞。我们居民区的五十来户人家,挖了个十米长、齐胸深,宽度可容一人的沟,以配合与“苏修”侵略者打一场“自卫反击战”。还没听人怀疑过这条沟的防空作用。也对,我们每人不都有一颗“精神原子弹”吗?

同时,市内中学开始布置全体学生向郊区农村疏散。我们五口之家势必大卸四块。十四岁的我和大两岁的姐姐将跟随各自中学疏散,父亲在一所学校工作,也在疏散之列。母亲和尚在小学读书的妹妹暂留城内家中。

就在此时,江苏省最高权力机构江苏省革命委员会,作出了一项自诩是意义深远的“战略决策”,动员全省城镇的干部和居民到长江以北的苏北农村“安家落户”,或叫“上山下乡运动”。具体地说,干部到农村称作“下放”,仍保留原工资和城镇户口。这里的干部指行政和技术干部,包括公办教师。城镇居民,即无业居民去农村则称为“上山下乡”,需将城镇户口改为农村户口,也就是开始当农民的生涯。

据宣传称,这次运动的“伟大战略意义”有三点:疏散人口,备战备荒;缩小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促进农村生产力,也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口号:“我们都有一双手,不在城里吃闲饭。”这次运动波及全省当时长江南北所有的八个市,以及所有几十个县镇。当时还对接受这批下乡人口的苏北各专区作了分工。如南京市的到淮阴专区,镇江市和扬州市的到扬州专区,无锡市和苏州市的到盐城专区等。只有常州市的较幸运,是到其周边位于江南的金坛和武进县。

由于是举家搬迁,所以需要调动相当的运输车船共襄盛举,分批输送下乡人口。我家落在倒数第二批。“光荣”踏上征程那天,送前一批下放人口的客轮未及返港。这就出现了货驳船载人的奇特一幕。

二、弃城就乡

那时的中共党员,许多还很当真其章程的每一字一句,对组织的一切宣传和说教也坚信不疑。这不,父亲在上山下乡运动席卷而来时,立刻积极响应,向工作单位提出了带领全家下乡的申请,而且态度异常坚决。生怕单位领导人不能满足他的革命志向,还同时责成我母亲向所在单位积极申请下乡。父亲还因人而异地对亲友解释说,是为了让我们全家不致随学校疏散而分成几块。

母亲当时在一所街道企业工作,专门给人们最热衷的“精神原子弹”形象的像章涂上代表红太阳的朱漆。那年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准则还没有发明,大家还不懂得以金钱作为价值标准。虽然是街道居民委员会办的所谓小集体企业,不如区办大集体企业,或吃大锅饭的全民企业职工那么志得意满,我们全家都为她制造“第二颗红太阳”形象的“光荣使命”感到无尚的骄傲和光彩。

似乎可以这样断言,当时绝大多数市民对苏北农村的认识还都是来自那场运动兴起时天花乱坠的宣传。也就是什么位于苏北里下河地区的老解放区啦,社会主义新农村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啦之类四边不靠的抽象概念。而我倒已经是“二进宫”,即对苏北农村有了两次亲身体验。因为我的祖籍阜宁县就是盐城专区的一方水土。

一九六六年秋,给爷爷奔丧,我们全家来到似乎距我异常遥远的老家。丧事办完后,我们一家坐在爷爷房子的堂屋间。许多乡亲闻讯赶来一睹城里来的族亲。父亲一九四七年跟着共产党离开后虽还回来两三次,我们其余四口都是第一次来到。

记得许多孩童把不大的门挤了个里外三层,眼睛都直直地盯着我们,却一声不吭。爸爸赶紧拿出事先准备好的水果糖分发给孩子们,同时亲切地询问他们的爸爸或爷爷的名字,问他们今年几岁了,等等。另一难以忘怀的是,临离开前,爸爸和亲戚到集市上买了许多螃蟹,差不多是二角八分一斤。除了就地品尝,还带了几小蒲包回苏州。

我的第二次体验是在一九六八年暑假中,苏北家乡亲戚便道来苏州,邀请我跟她回老家去玩。我听说那儿长西瓜,就一心想去大吃一通西瓜。亲戚们对我这城里去的小家伙当然是照应有加。虽然吃西瓜落了空,我还是体验了放牛的快乐,割草的劳苦,行路的艰辛,物质的匮乏。几星期后回到苏州,邻居一眼都认不出我是谁,说我变得又黑又瘦。就这样我倒在床上滴水不进地连续昏睡了五六天,才恢复原来体态。

虽然两次亲历并没有给我留下特别消极印象,典型的城乡差别还是让我思而生虑,捉摸不透要面对黄土背朝天劳作多少年,才能化解与城市的差距,将农村建设成像政治课老师所说的,人人都驾驶拖拉机上班的乐园。加之当时许多“插队知识青年”的前车之鉴,我暗暗希望父母的申请永远不会被批准。或者最坏就让爸爸心想事成,而我们其余的都留在苏州不动。

不知是什么缘故,运动开始不久就听说,小集体企业职工是被视作城镇无业居民对待的。尽管如此,我仍然坚信母亲的工作是最革命和最重要的,上山下乡干的那些革命当然应让位于制造“精神原子弹”形象的革命工作的。何况,我们的防空沟正需要“精神原子弹”来抵御和对抗“苏修”可能发动的突然袭击。我国亿万军民不正需要依靠它的威力来打赢那场极可能发生的“自卫反击战”吗?……

突然,一阵鞭炮锣鼓声从我们住宅楼下大院传来,只见一小撮人手持一张大红纸直奔我们楼而来。我立刻领悟这意味着什么,心顿时被揪紧,竭力乞求他们千万别冲我家来。但很快我最不想见到的情形已成为事实。小楼之内,我和这些最可憎的报喜男女不为人察觉地上演了一幕精彩的讽刺剧。“喜庆”中一边厢直感觉天昏地暗,厄运临头;另一边厢偏要假戏真做,兴灾乐祸,还不由分说地给你门旁留下一纸“光荣下乡”现眼。那天更有一幕没有上演的讽刺剧。那就是父亲单位竟然以工作需要为由,否决了一份最真诚的下放申请,就此巧妙地剥夺了一名先进分子响应组织伟大召唤的机会。父亲和母亲在这场运动中的角色就这样被用线牵着他们的魔术师给互换了。

当然组织的决定都是代表那个抽象而又神圣的伟光正的党的。每一位党员只能无条件服从,口头上还要来个“坚决服从组织决定”。我们命运掌控在他人手中的四口人,面对坏中之坏的落场,怎么能有半点抗争的力量呢?谁又能逆料,口口声声最关心人民群众的领导们,会下得了王母娘娘之狠手,将好生生的一个家庭就此一劈两半,天各一方,而且是落井下石般的让娘儿四口奔走异乡?父亲还得吞下自己种出的苦果,亲自送我们离他远去。

再说,“精神原子弹”武装的“革命人民”怎么还没听到枪炮响,就争先恐后地大批逃到乡下种田去了,而且是逃得越快越“光荣”呢?这几天荒诞剧讽刺剧怎么就那么层出不穷呢?

我们这船队的家家户户,今天拥挤在如此异常的场合,止不住思绪万千,度过了一个焦虑的元旦日。大家的心揪得像河面的冰一样地紧,沉浸在对来日的迷惘中。失去了城镇户口衣食不丰可还安稳的生活,拖儿带女落户人地生疏的乡村,与土生土长的农民一样耕作谋生,会是什么样的体验呢?当然那些夫妻一方为带薪下放干部的,略松一口气,因为原来的经济来源还没有完全切断。但几乎所有人都指望,不出数年政府又会发出个什么文件或决议,立即让全体返回原住城镇,恢复户口和职务,就象一场旷日持久的游戏似地。如果真是场游戏,那究竟会持续多久呢?

破冰船撞冰开道后,我们藏身的驳船队顺利北上,抵达阜宁县发电厂码头上岸。父亲按计划去老家探亲,顺送“喜报”。妈妈和我们三个孩子继续搭乘安排好的运输卡车。又经过好几十里路寒风呼啸中一番奔波,终于在黄昏前抵达我们下乡的安置地响水县某公社某大队。

三、冷暖村寨

这个将要渡过余生的地方,给我的第一印象是简直荒凉得不寒而栗,与我凭以往经历所想象的,落差何止十万八千?面对死沉萧瑟的灰茫茫村寨,不仅感到悲观无奈,更是平生恐怖。我不曾料想到人间还有这么令人沮丧的天地,也许阴间也就不过如此吧!但这时生米已经煮成熟饭。身不由己的我,除了忘却以往的城市环境,在这儿开始漫长的苦役之外,别无他路。

接应我们的大队和生产队干部,带我们来到一户空关的三居室房子前,大门上还贴着“光荣之家”条幅。原来,这儿不是下放的“光荣”,而是响当当的军属之家的“光荣”。军属妻儿去部队探亲,村干部向女主人住在同村的父母商借了钥匙,就带我们乘虚而入,暂作栖身之所了。

正如宣传所称,我们新的家乡真是一片“广阔天地”,至少光字面的意义是很恰如其纷的。寒冬无精打采的阳光下,据说是历史上河沙冲积而成的黄苍苍的盐碱沙土地和灰蒙蒙的天空一样望不着边。近处村庄的房屋一色土灰,顶上是让太阳晒成了灰色的麦草秆。阵阵狂风裹着细沙尘,吹打着人们粗糙的脸膛,落在每家每户的桌面和灶台上。住房的大门是不能关的,因为那样屋内就会一片漆黑。墙用粘性泥巴压打而成,在堂屋和卧房各掏个一尺见方的洞就成了窗户。冬天抓把麦草秆将小方洞堵死御寒,春夏季拿掉麦草,空气就能进来了。墙基有几层砖块铺底,以抵挡雨水侵蚀。也有农户因财力不足而干脆不铺砖的。

大多数农家都住三居室结构屋。两扇木门对开进去就是堂屋。左右各一间卧房,一块芦苇秆编的篱笆立在堂屋和卧房之间,篱笆没有挡到靠大门一边的墙,留下一人可走过的口子,这就成了卧房的门。地面是粘土夯实如假包换的“土地”。仰头可见四架三角形的杯口粗原树木制的房梁和五根或七根横搁在三角梁上的行条。压在行条上芦苇秆编的篱笆就是从屋内看到的房顶。

民以食为天。再简陋的家舍也离不开锅灶一副,以及缸碗瓢盆若干。锅灶可以是挤占堂屋的一部分。略富裕的农户,往往还另盖一单列两间称作锅屋的房子,辟出一间当厨房。锅屋与主房并列,或成直角相对。如新婚与父母分开住的,往往起先只盖一幢两居室房,一间做厨房,另间做卧房。

说到家具,堂屋会有一张方桌和三四条长凳。也许靠内墙还有一略高出方桌的长条桌,与方桌朝里面一边靠拢。卧室一般有只木箱子搁在小木架或另一只木柜上。卧床靠内墙而置,外边与木箱相邻。床上一年四季铺一张芦苇片席。冬天盖一床厚棉花印花布被子,身底下仍是芦席。有时床前还有一节供踩着上下床的条板架。

农舍户外还有些什么呢?屋前有一个砖块和泥巴搭建的猪圈,里面通常饲养着一口生猪。屋后有两个土坑。大一些的底下有一汪积水,是该农户的饮用水源。由于这儿是沙质盐碱性土地,舀坑里的水做成的稀饭,会有微咸的滋味,喝起来就省了下粥菜了。小一些的土坑是农户全家的应急之地,在文明的语言里叫厕所。小土坑周围一般没有围栏之类的。也就是说,如厕隐私尚未列入受保护范围。白天全家男女老幼不受性别尊卑之拘,都来这儿方便。

另外,村上较富裕的几户往往有一辆自行车。哦,差不多每户还有只唧唧发响的小喇叭,每天从“中国出了个大救星”到“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灌输“精神食粮”,间或传达各类通知。万能的电是一种可知不可及的神话,瓦特只是耐心地等在中学生物理课本中和人相遇。夜晚照明,户外与全国农村一样借用最环保的月光,室内用煤油灯。农家为了省油,绝大多数使用细灯芯的简易灯,灯火有一粒黄豆大,大约像火柴那样的亮度。要见识人力所能,这儿倒是不会让来者失望。

当然每户都有适当量的手使农具,如锄头、镰刀、耙子、大锹、铁铲,一两辆木制独轮手推车。会干工匠手艺活的,还会拥有一些斧凿锯刨之类。

以上大体是每户人家的全部有形财产。

相当一部分男女老少抵御摄氏零下十至二十来度酷寒的冬装就只有棉袄棉裤一套,甚至都没有内衬衣衫裤。晚上脱光而寝,据说兼可防被窝或床上的虱子被带到棉衣上去。开春将棉絮拆除,就又成春秋衫裤一套。至于孩子,两三岁至六七岁不分性别光屁股上身只套件脱窿棉袄,光脚丫子到处跑的不在少数。

两天后心神乍定,我们打听到从百里外引来淡水的一条人工灌溉渠距离我们住房约一里路远。我和姐姐赶紧借了一只大木水桶和一根扁担,奔淡水渠破冰担水回来做饭吃。

不出数日,父亲找到我们临时住的新家,同时带来一条意外消息,说已经通过手续把我们的农村户口迁到他老家的生产队落户。原因是家乡人会照应得好一些,不受外人欺。于是我们心头打着问号告别客居二十来天的响水县,带着已经运到的家具什品重新倾家搬到阜宁县老家所在的村庄。

应当承认,虽然老家农民也是住泥草房,也是物质极度匮乏,生产力惊人地低下,许多孩童同样衣不遮体,但整个地貌还是以村庄周围的树木和河塘代替了一望无边的风沙盐碱地,相对密集的村落和农舍也增添了许多生气。每户的茅坑都用砖块做内壁,并都有芦苇或玉米秆做的遮挡。说句简单的,我至少不再平生恐惧了。

虽然现在据说已广种稻米,那年头在今天盐城市以北的地区,包括阜宁县差不多只种植旱季植物,主要有大麦、小麦、山芋、玉米、大豆、棉花等。山芋占大半年口粮的份额。许多吃大米饭的江南人喜爱吃山芋。不过一旦当饭每顿吃,胃口就完全不同了。秋冬季当主食的山芋干玉米糈子粥就咸菜,终年劳命的“贫下中农”还只能喝上水稀水稀的。壮年男女每顿要喝四五青边大碗粥,只有第一二碗能有几条较经饿的山芋干。当今时髦的消瘦体形,那儿倒是提前实现了,只是还非常遗憾地伴随营养不足,全村庄罕见精神饱满的庄稼人。活人固执己见搞大锅饭式的“人民公社”制,让种田人都食不果腹,死神自然就肆无忌惮。村上老青壮年人死于肺结核、肝炎、癌症的常年不断。

物质匮乏有购买力不足和销售点不足两层意思。带薪干部和我们家靠父亲汇款过日子的,或是拿到务农务工报酬或救济金的,除了缴钱给生产队买口粮,发现花钱还真不容易。蔬菜肉蛋之类,要等逢十或逢五的日期,到十里八里外的集市上去买。这叫“赶集”,是农民抽出时间互通有无互相交易的日子。集市只为时上半天,来晚了就只有空街恭候,要么到独一无二的那家供销社或烟纸店去买些盐酱醋。油的身价比较贵,人民币还请不动,要用五至十倍重量的大豆去兑换。上了行号招牌的香烟和草纸的架子就更大了,包括食糖、火柴、棉布等等,全按刻扣的限量,凭供应票和钱购买。相当于庄稼人小型运输飞机的自行车,那年头是全中国的头号紧俏家用品“大件”,配给到乡下的就更少。因此,二轮“千金”特别害羞,要榜上权势人物出面,碰上运气,才能用钱从“后门”请出来,大有过三关斩五将的难度。所以,如今废纸不如的一元币,在当时当地很不容易花掉,除非往河里扔。想花钱买个乐子,就更是异想天开了。除了田头屋前小有天赋的农家子女“某某某思想宣传队”的扭扭乐,搭配乏味的共产宣传,剩下就是免费的露天电影,经常放映的是《南征北战》、《平原游击队》、《地雷战》、《地道战》。这四部出神入化的电影,年复一年像旋转门那么不请自到。这些土产的和“专业户”的牛皮宣传要榨饥肠辘辘、衣不蔽体的捧场观众的铜板,比登天还难。所以都是白送来让人看的,反正最后还是用民脂民膏报销。

没有钱不行,有钱没处花,不又等于没钱吗?因此,口袋有十元八元的,就感觉像是住在月亮上。当今有大富豪砸几百万美金尝月球之旅的,可没有洒脱得在那“安家落户”呀。我的不该,就是两次“月球之旅”后,竟然执迷不悟地或无可奈何地又上那“安家落户”了。这一来,洒脱不就变成失脱了吗?

我顺着由父母和其他不相识的人给我安排的命运,在这样的逆境熬过八年宝贵的少年时代。或也可以说是六年,因为约有两年光景是由于外出学艺等原因,在苏州和上海度过的。那只是人身在外,户口仍是农字打头,心也就被牵着。所谓宝贵,是就生命阶段而言。当然,生命阶段的宝贵,也是过来之后的认识,当时我压根就没觉得我的生命有何价值。最能反映我本人感受的说法应是,我熬过了从失望到盼望,再从长期的盼望无果而走向绝望的八年磨难。相信这绝不只是少数同路人的心路历程。

四、风雨众生

究竟一九六九年江苏省的上山下乡运动波及多少家庭及人口?

据互联网上官方发布的《江苏省志?大事记》记载:“(1969年11月)2日省革命委员会向全省发出《关于动员干部下放、知识青年和城镇居民上山下乡的通知》,决定四季度全省下放47万人。……”这个数字包括了几年前就开始施行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人数在内,所以还无从得知全江苏省以家庭形式下乡的总计划数。

据互联网上发布的《苏州地方志》“文化大革命”一节:“1969年11月,市革委会部署动员下放干部和知识青年、城市居民上山下乡,全年共下放干部、职工、居民9507户,3.69万人,大部分去苏北农村。下放人数最多的是学生,自1966~1969年各届知识青年有4万余人去苏州专区农村和农垦系统插队、插场。”《苏州地方志》“人口变动”一章,又将这批下乡家庭归纳为10408户,37434名干部、职工、城市居民。同时提到,至1970年,全市先后共有41123名知识青年下乡插队、插场。好像两处对知青下乡的数字大致吻合。只是不知何故,两处关于下乡家庭的统计,分别误差四五百人及九百户之巨。

由于人所共知的官府作风,欲在这些数字上求得甚解,也许非常不切实际。揣摩个大概数亦无妨了解是次运动的规模。根据《苏州地方志》所列,苏州市当年有55万人口,3.7万相当于十五分之一。按照苏州市当年非知青与知青下乡人口之关系,我们可以大致把全省干部下放和城镇居民下乡计划人数定在约35万人口,或相当那年大半个苏州市人口。

纵观下放和上山下乡人员类型,仅用官方资料中所举的干部、职工和城镇居民来概括,大有雾中观花之感,也没有揭示这场运动的真实意义,乃至厘清围绕着这场运动的功过是非。

这场运动将哪些宝贵的战略人口疏散到苏北偏僻乡村加以保护,实现“疏散人口,备战备荒”的“伟大步署”呢?就本人所接触的,真可谓鱼龙混杂。略事梳理,至少包括以下八类。

(一)干部招摇型

那年头举事总要先树个榜样来忽悠百姓,并且所有的榜样都是无产到没有七情六欲,不食人间烟火的完人。本人小学同学之父,文革中靠造反坐上市某行业革命委员会主任级交椅。上山下乡运动呼啸而来时,他又一马当先,带领全家抢在第一批赶赴苏北农村。当然配合表演的另一方不出数日便将其一帧扛大锹“新农民”的“明星”照,昭示闹市中心宣传栏,以吸引更多自告奋勇者。还有相当一些因篇幅之限只能在小范围宣传的。这号马前卒的表演通常被毫不忌讳地标榜为干部带头。后来事实证明,这些“明星”干部充其量只是被利用来把善良的人们往不利之处诱引。所以还是称其为干部招摇型更切合事实。

(二)请君入瓮型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苏州市和全国其它许多地区一样,受“第二颗红太阳”煽动的百姓,在夺取原共产党市委和市政府的权力后,于一九六七年春夏季,形成造反派和保守派两大阵营。在苏州的,俗称“踢派”和“支派”。两派各执一词,都为捍卫京城的“红色司令部”而闹得不共戴天。以“文革旗手”自得的“第二颗红太阳”的老婆金口“文攻武卫”四个字,立刻成为双方进行大规模杀人放火的后盾。一九六八年春,两派经谈判,服从“红色司令部”安排而握手言和,也就是所谓的“大联合”。但和解后的市级和下属权力机构,即各级革命委员会,均由原“支派”人员占据要职,当然先决条件是共产党员。另外,“踢派”得势时还曾经要造驻军的反。两派对峙消失后,全市很快就在军队枪杆子的配合下,进行了一波持久的对原“踢派”头目的清算。其形式一如红卫兵和造反派惯用的所谓“批斗大会”,外加驻军当兵的荷枪实弹押解被批斗人员,以及维持会场秩序。许多受批斗的过后被罗罪下狱。

各级掌权干部生长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接受的是“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教化。他们容不了与持不同政见,甚至不同观点人士共存。如双方都是硬邦邦的中共党员或“无产阶级革命派”,那注定是一种你死我活的关系,就等找到搞垮对方的“正当理由”。上山下乡运动来得正好。先前参加过“踢派”组织,或表示过支持其主张的许多干部或职工,不用申请自然就上了“光荣批准”的名册。

(三)厄运解脱型

经历过那场“史无前例”大折腾的人,应该耳熟这些能贴上“中国制造”标签的罪名。什么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吸净工人血汗的大资本家,大右派,左、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托派分子,叛徒、内奸、工贼,公安六条分子,阶级异己分子,没有改造好的XX子女,野心家、阴谋家,反动学术权威,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封资修的遗老遗少,……

蒙冤落入这些罪名人士,只要所属单位或居住地街道居民委员会召开那些周而复始、名目繁多的大小群众会议,如忆苦思甜会、批斗会、批判声讨会之类,都会像使唤狗崽一样,命令他们前台低头而立作陪衬,以示“长无产阶级志气,灭帝修反和资产阶级威风”。这些倒霉蛋有苦无处诉,有冤无处申,哀叹天高地厚,日夜苦长,往往是生不如死。趁此上山下乡运动,主动“积极申请”带领全家“上山下乡干革命”便是他们逃出炼狱的捷径。未来的生计和子女的前途,暂时就顾不上了。

听说有人热衷一道叫泥鳅钻豆腐的名菜。妙不可言的烹调方法是将活泥鳅和冷豆腐块放入冷水锅中上盖加热。可怜的泥鳅被烫得难受时,就会钻进温度略低的豆腐里。这时加入调料稍事火候,就可上桌供食客享用。原来,“上山下乡干革命”和锅中泥鳅的保命,真有异曲同工之妙啊!

(四)摔弃包袱型

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如果说还有一分造就,那就要数它摧生了一大批真正的流氓无产者。特别在相对平等发放购粮票购布票等物质尚有定量供应的城镇,有些好逸恶劳之徒凭油嘴滑舌的善辩,或凭腰圆膀粗的威慑力,工作吊儿浪当,不受管束,业绩空空,工资却一分不能少,一副老子天不怕、地不怕的神气劲。那年头又不俏采纳资本主义的或后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解雇手段。(哦,忘了,在中国发生的应敬称“下岗”,仿佛每天下班那样轻松地离开主人翁的岗位,不是被受雇的业主解聘。好听吧?)那时所能采取的“具有无产阶级感情色彩”的批评,对他们不过是耳边风。威风扫地又百般无奈的掌权人物一朝等来将这些无赖职工连根拔的天赐良机,岂容放过?于是就极其体面地推举这拨爷儿“光荣下乡”,注销城镇户口,发配穷乡僻壤滚泥巴,让他们见鬼去。

如果摔这帮流氓无产阶级的包袱还能得到社会正义的理解,那将孤苦伶仃者当包袱摔,就应另当别论了。我们下乡同船舱就有这么个孑然一身的书呆子。据本人介绍,他还是令人仰慕的大学毕业生。他最喜乘坐交通工具,经常到上海买张市内公交月票,然后无休止地乘坐公交汽车电车过瘾。他能背出所有几十条线路公交车的停靠站和终点站。经大家测试,果然不假。我们同舟共济的数日中,他每天三次手持温度计钻出舱外,几分钟后又返回向大家报告外边寒冬的气温。当然他讲得更多的是许多不着边际的胡语,听者摸不着头脑,他却侃侃而谈,口沫飞扬。此君是有幸被所从业街道居民委员会物色上的“光荣下乡”人士。

(五)避重就轻型

苏州市许多受到“第二颗红太阳”鼓动,积极投入所谓群众运动,并参加过“踢派”组织的干部和职工,在两派“大联合”后,逐渐步其昔日头目的后尘,遭到报复清算,成为参与打砸抢或武斗犯罪分子立案调查对象。真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因为没有法制,诬陷或栽桩定罪的人治冤假案比比皆是。所以生活在此阴影中者,惶惶不可终日,极度的恐惧是他们无法摆脱的梦魇。正在这时刮起上山下乡之风。虽然到农村跟泥巴打交道将意味着苦海无边,但那总比暗无天日的牢狱之灾强些。这是金蝉脱壳之绝招,非但摆脱了厄运的纠缠,而且到了乡下谁能否认我是干革命的群众呢?打这种如意算盘,或无奈算盘的家眷,就积极向本人工作单位申请,坚决响应“伟大号召”去苏北农村“安家落户”。

例如有这么一家,丈夫因被告发在两派武斗期间曾用步枪击毙一无辜农民,而受到调查。妻子于是向单位坚决要求下乡,并很爽快地被“光荣批准”。但丈夫单位不予批准,原因是他有血债不能放身。这家人那知会吃这哑巴亏?于是,惹个蛋打鸡飞的妻子前后拥着五个未成年孩子,被“欢送光荣下乡”。在外人眼中,这女人无疑是最感人的积极上山下乡先进分子。又有谁能洞悉这个家庭背后流不尽的辛酸泪呢?

(六)劳动改造型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所有因家庭出身、社会环境和个人成长经历因素,不巧旁落赤贫无产阶级阶层的市民,都是以“无产阶级革命派”自居者的任意使唤和处置对象,经历了运动中各个“战役”的冲击,也无望于口号中宣扬的“改过自新”的可能。虽然“红色司令部”有不唯家庭出生的夸口,那只是他们为所欲为的遮羞布。谁把它当真,就未免太天真了。

那时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的一大生存优势,是以强制体力劳动的方式压迫和苦役其它社会阶层,这就叫无产阶级专政。如需要,这种对无反抗行为人施加的体力惩罚还可以很巧妙地被粉饰为“劳动改造思想”。

上山下乡运动正是将这些非无产阶级分子送去劳动改造千载难逢的机遇。于是,苏州市各个单位按上级下达的下乡指标,将它们档案中的惩罚对象优先送进“光荣下乡”的名单。

(七)劳动惩罚型

当时还有个牲口不如的社会阶层,叫做“现行反革命”。“现行”意思是最近有具体行为,包括言论在内。“反革命”的意思就很扑朔迷离,恕无详解。未知时至今日,有谁弄清此为何物。这倒有个好处,就是可以方便地用它给人定政治上的死罪。

劳动既然是压迫他人的法宝,对于所谓有反抗政权行为的“现行反革命”挥打劳动惩罚的“千钧棒”,应当是很顺理成章的事了,也省了借词掩饰的麻烦。上山下乡运动为实现这种惩罚提供了便利。大权在握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当然就适时地将一些“现行反革命分子”强制遣送农村。举一例,一位因收听“敌台”,即境外无线电台广播,以及给境外组织写信,被定为“现行反革命”。上山下乡运动中,由民兵押送着,到苏北农村接受“劳动改造”,妻小数口亦受累陪同“劳动改造”。

(八)洗脑自投型

由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全方位耳闻目睹的谎言宣传攻势,许多人都失去或从来就没有过独立思考的习惯和能力。对“红色司令部”或挂其代表招牌出现的人物的说词毫不分析,更谈不上质疑。他们都认为“美帝国主义”和“苏联修正主义”都在一天天烂下去,而我们中国革命人民却在一天天好起来。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所以我们要“履行国际主义义务”,去解放那些被压迫和被剥削的劳苦大众,要积极投身到这场反修防修的上山下乡运动中去,到农村再苦再累也是甜。搅和一些带头下乡“明星”的忽悠,配以表扬“积极分子”的花招,要保持头脑清醒还真不容易。我父母的积极申请就是一例。

记得听到一位下乡职工说过:干部又有什么,他们只不过是条“老黄牛”!中共宣传要党员和干部做人民的“老黄牛”。因为几乎只有傻子才把它当真,这口号就成了名副其实的口号。岂料,还是有人天真地喝了这剂迷魂汤。

五、爱恨归宿

这三十五万人口到苏北农村“安家落户干革命”后怎么个如口号叫嚷的“大有作为”?干出怎样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他们在“缩小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促进农村生产力”方面究竟作出了什么样的巨大贡献呢?

干部招摇型的“明星”,以及几乎所有带薪下乡的行政干部,乍到时做表面文章到田里参加了几天集体劳动。在壮劳力一天只能挣五六毛钱,甚至不足一毛钱报酬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和“苏北老解放区”,这些不用劳作,月俸照拿五十多至一百多元的“下放干部”,摇身成了当地的特权阶层,成了“贫下中农”最仰慕的人上人。感谢上级领导的及时措施,也许又是来自江苏省革命委员会的“英明指示”吧,不出数月,许多“下放干部”被当地公社或县级行政组织抽调去参加“一打三反”之类务虚或其它内耗型的“革命工作”。下放后一年左右,这些人陆续得到所谓“落实政策”,就地“降级使用”,一般都调至县城镇一级单位,座上个专门设置或让出的副职或闲职,例如,原“局长”当副厂长,原“区长”当供销社副主任,等等。所以小小县城刹时冠盖云集。

带薪下乡的技术型干部,包括教师,则在农田包围的泥草房中养尊不处优地蛰伏了两三年,当然也不无恐慌与满腹的怨气。尔后政策总算落实到他们头上。大多数也是被安置到县城或以下对口或不对口单位复职。

其他各种类型的职工或城镇居民下乡人员,相对多干了几天农活。不过也不外乎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地应付一下,与当地农民相比自不可同日而语。似乎还不能责怪这些不谙农活的城里人。如我母亲时年四十岁刚出头,使用农具时,手脚和身体及不协调。挥锄子除草就像与其摔跤似地,用十分力气把锄头砸到土里,然后又使出浑身力量将其拔出。周围的农民观众乐得笑弯了腰,如此等等。

一些拿得出一行手艺活的下乡职工总算具有一些优势,较快被当地对口单位录用。虽然家眷滞后,其本人则脱农复工,不过那年代左右人命的户口,则仍陷在乡下。我们一位下乡邻居母亲,之前任小集体性质医院妇产科医生。到了缺医少药,但“人多力量大”客观存在的乡村,很快就成了名闻遐迩的热门“接生婆”。医务内容还包括孕期检查等。坐上前来接送的自行车,出诊方圆十几里农家是家常便饭。包括前述为数不多的原教师,充实到县城或公社,甚至大队一级学校重执教鞭。这些情形是我所知道的极少数填补农村空缺的实例。不过再吃香,连户口带人迁回城镇的期盼仍是丝毫不会动摇的。约五年后,“接生婆”终于盼到与干部身份下放的丈夫有关的“落实政策”,故而惜别不舍乡亲,迁至县城居住和工作。

原国营单位职工,即使没有一技之长,约苦熬两三年后,亦逐步“落实政策”,被就地安置在工商业单位复职。

剩下没有一技之长的,如我母亲和其他许多原小集体单位职工或城镇居民,则拖儿带女,敬陪未座,无异于被第二次抛弃。其中许多是整个家庭失去固定生活来源的。几万名为人父母的,长年累月无时无刻不为自己和子女的前途忧心重重,望穿秋水。究竟这次命运的劫难是个无期还是有期“徒刑”!?他们欲问无门,唯有以泪洗面,苦捱漫长得足以令人绝望的日日夜夜。他们经受的忧愁、屈辱和绝望的折磨,是无法用任何东西来衡量与补偿的。

那时跟随父母下乡的孩子,即下乡时在中学毕业以下年龄的,继续入农村中小学校读书,同时也像农家子弟一样,开始在自留地干农活学种庄稼。学校春秋季放农忙假时,也基本与农家儿女一同参加集体农田的劳动。他们大多数都读到了高中毕业。也有少数在“政治挂帅”和“以阶级斗争为纲”意识形态下,因什么“家庭成份”原因,甚或当地权势人物名额分不平原因,而没有被“推荐”,不幸失去受高中教育机会的。

已随父母迁居当地城镇的中学毕业子女中,又有许多栽入“插队知识青年”泥潭,重回以前随父母下乡的村庄“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那些父母仍在乡下企盼“落实政策”的中学毕业子女,当然犯不上折腾了,原地务农就是。

少部分在一九七七和七八年搭上大学恢复高考招生制度班车的,就此远走高飞。或至少暂时可以这么认为。至于之前被推荐上个大学中专的,即便有,恐怕也是凤毛麟角。

另外,还有一批不知应算是幸运还是不幸运的“受照顾”子女。一九七五年底,人们对于上山下乡运动倒行逆施的怨声载道,对当权者形成很大压力,终于迫使他们开启了一个小口子。从而每户下乡家庭可以推举一名适龄子女迁回原住市内工作。我们家子女中姐姐最长,当然就成为跳出苦海的首选。虽然不过当名工人而已,我们留下的都无比羡慕这批幸运儿。也就是因为失而复得的这个苏州城市户口比与生俱来的要宝贵百倍千倍,加之全职务工的辛劳,再说许多都届婚嫁之年,有些人眼看着一九七七年出现的高考机会擦身而过。在职业、居住、迁徙等包罗万象由人摆布的制度中,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否则怎么会有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之说呢?从当时来看,在生养之地苏州市当一辈子工人,倒也罢了,名义上还真是当了领导呢。堂堂宪法不是白纸黑字写着这么个意思吗?岂料这批人步入“不惑之年”后,又遭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旗下公有制转私有制的所谓“转制”一招。循规蹈矩的,终于落了个美名“下岗”实为解雇的下场。

还有一个特殊的下乡人员群体。他们以某种藐似合理的借口,与泰山压顶的上山下乡运动进行了一场消极而又坚韧不拔的抵制和较量。绝大多数人借用的理由是“身体不好”,说白了就是诈病。具体抵制形式五花八门。有夫妇中一方带孩子到农村,另一方投亲靠友,长期滞留在苏州市或其它城镇的。有放子女在乡下搞腾,夫妇双双则拒不涉足的。极少数更是身手不凡,今天到达某村庄“光荣安家落户”,明朝就抱怨自己身体虚弱,干不了农活,然后就胡挠蛮缠。俗话说,好汉怕赖汉。几个回合下来,他们终于得手,获准暂时返回城市。这许人往往过后再也没有回首那个农村“新家”。当然,的确有少数最不该来的老弱病残。据知那员熟背上海公交车线路的白面书生,硬是被所分到的生产大队拒收了。理由也许是他们大队没有精神病院伺候吧?

六、真假因缘

八十年代曾在我国放映的英国电影《苦海余生》,是源自真实事件的故事。它叙述的是德国纳粹于一九三九年用轮船像处理垃圾似地将犹太裔居民抛向海外。可怜的男女老少何去何从不由自主,飘泊万里波涛之上,饱受恐惧和绝望的折磨。实在承受不了的,只能以轻身作为解脱。几经周折,全船犹太难民终获英、法、比、荷等国家接纳。电影以外的最后结局是,两个月后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九百多名难民中有三分之二终究躲不过纳粹的种族清洗之劫,惨死于集中营。

事有凑巧,整三十年后,红色暴政大发淫威的中国,也有个把位居江苏省革命委员会的权势人物,利用手中为所欲为的权力,借“光荣上山下乡”的美名,以剥夺几十万人正常生活的代价转嫁危机。以下各级组织数以千万计的喽罗帮办,利用行政权力,趁此机会将他们的眼中钉、拌脚石、心目中的异已、社会上的“累赘”,发配流放穷乡僻壤。按理即便是不能胜任工作的,或工作态度不正的,也应当按劳工或行政制度处理,而绝非以如此卑鄙手段陷害,并连带无辜的家眷。

《苦海余生》影片中纳粹张罗铜管乐队,以悦耳旋律,在犹太人登船时营造甜美假象。中国五花八门“光荣下乡”人员的家庭正好也得到锣鼓的祝贺、“光荣榜”的昭示、胸前大红花的炫耀。轮船码头虽没有洋乐队“助兴”,但我们鞭炮锣鼓制造的喜庆气氛,绝不比纳粹那套逊色。

所谓中国版的《苦海余生》,是指具有中国特色,就是行政命令和欺骗手段并用,把一切阴谋耍得天衣无缝。奉命接收这批下乡人员的农村各级组织和村民直至见了人,或收到人事档案,方才知晓各家各户戴着大红花而至的真实缘由。当地农民因此流行一句顺口溜:“好人不下放,下放没好人。”有些下乡的,自觉“干干净净”,万不该像周围带“污点”者那样受到下乡的“款待”,向有关上级部门提意见。得到的回答同样是那么冠冕堂皇:“你们是好人带坏人。”

江苏省革命委员会关于上山下乡的三个“伟大战略意义”,经得起一番推敲吗?

“疏散人口,备战备荒”怎么将单位可以放行的虚职或闲职干部,至少也不是核心职位或由于工作需要而不可或缺者送到农村?注销城镇户口上山下乡的职工也在这一范围。难道为了备战,国家应将这些非紧要干部、职工以及一大批城镇无业居民先送到战时相对安全的农村加以保护,而让支撑城镇正常运行、维系国计民生的各行各业,留在城镇等待战争的狂轰滥炸?只可惜那年头有清醒分析头脑的人实在是“珍稀动物”,即使识破,也不敢声张。再说,备战风声一两年就平息,怎么解释下乡人口过后冗长的“疏散”时间呢?

其“缩小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似乎也不出闭门造车的想当然吧?想把一盘黄豆染红一些,就抓把赤豆掺到黄豆里,治国就这么简单?事实证明,指望在农村人口中掺一些城镇人口就能使农民在各方面更接近工人,就能缩小城乡之间的贫富差别,是不合实际的施政实践,最终只能以害民损财告终。我们所在公社的下放家庭密度,为每个约一百多农户的生产大队分摊一至两户,其他公社或地区应不会相差太远。所以,有一技之长者也只是杯水车薪,少数中学毕业子女立足滚一身泥巴做贡献的,也似乎不成气候。其实城乡差别真正的元凶更像是千夫所指的户籍制度和创乌托邦式社会的一意孤行,以及拖垮生产力的一场场歇斯底里的政治运动。

以增加生产力为目标的“我们都有一双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也是落了空的美妙口号。据江苏省政府事后于一九七九年公开承认的推出上山下乡运动的真实原因,是由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穷凶极恶的糟榻,国民经济出现停滞,甚至大倒退。为了转嫁城镇口粮固定供应人口的负担,当时的省革命委员会出此下策。全省三十五万下乡人口几乎都没有农业劳动的技能和体力,也没有心甘情愿与泥巴打交道的动力,但他们要吃喝拉撒。可想而知,这只会给贫困的农村增加负担,哪来的助上一臂之力呢?加之拨给安置这几十万人口的财力物力,和后来的年度救济拨款,这场运动事实上给当时捉襟现肘的国民经济帮了个大倒忙。

《苦海余生》事件中不幸受害犹太人为九百多人,而江苏省那年上山下乡运动受害人约三十五万之众。江苏省革命委员会不知凭什么定了这么个指标,然后自上而下,往市、县、局、工厂、学校、街道居民委员会逐层摊派,并挂上“政治任务”的钩。在许多人躲之唯恐不远,而网到的少数自讨苦吃的积极分子不够凑数的情形下,当权者为保乌纱帽,以软硬兼施,哄诈并用的手段,甚至严重背离原旨意,将下乡人员范围扩大到大量产业工人,以图完成或超额完成滩派的“政治任务”,也就成为唯一的选择了。虽然有被“光荣批准”,而拒不就范的斗胆“顶牛户”,直到风头过去不了了之。但那还是可以忽略不计的极少数。

这幕《苦海余生》所以是中国版的,还因为这场害民损财的人为倒腾,在官官相护的人治制度中,最终由始作俑者的传承接位人以“纠正错误”轻松四个汉字放下帷幕,即于一九七九年初,让仍在苏北地区的省全体下乡人口,悉数返回原住城镇,回原工作单位复职。至此完成了一个最纯粹的损功大循环。而对每一位过来之人,除了损失以外,还留下了特有的伤心记忆。记忆轻微而短暂的,又重回九年断层后的自在生活,仿佛只是噩梦醒来;记忆沉重而长久的,承受着挥之不去的心灵创伤,笼罩着摆脱不了的人生阴影,继续生命的旅程。

中国特色还可悲地体现在许多丧失独立思考能力的运动受害者,还感恩得到“落实政策”。殊不知这只是当局纠正被其扰乱了的社会秩序,归还人们被侵犯的居住、迁徙和工作求生存权利。充其量也只是个“拨乱反正”。几十万人口充当劣政的牺牲品,逆来顺受或误入歧途,虚度九年宝贵生命,空转个漫长而凄苦的圈子回到原点,哪来感恩?原在职人员误工的直接经济损失是另一本没法算清的大帐。一些子女因丧失受教育机会而贻误终生,也间接造成国家建设发展无法弥补和估量的极大损失。就这两项,一个法制国家就足以对那场运动的策划者以赎职治罪。

时至今日,许多运动受害者拾了份糊口的工作就心满意足,对揭露和记录这场人祸的主张不以为然,对受洪水般运动冲击而虚度的青少年宝贵时光表现出惊人的木然态度。至多认为个人势单力薄。难怪有人形容我们同胞:跪惯了,站着不习惯。

更有相当上山下乡运动中被戴上“知识青年”光环发落的受害者,若干年后白发聚首,津津有味地将他们的相识和友谊归功于那场“第二颗红太阳”出手的恣意捉弄。还有什么“青春无悔”,形式上的毫言壮语,却掩盖不住奴才受虐狂式的谄媚。看来还得为这些人发明个“上山下乡运动受益者”的说词。其实确实有真正的受益者。他们是极少数凭借手中权力,仗势奸污下乡青少年妇女,或与下乡人员搞权钱交易的。那些人当然不太好意思公布自己是受益者。所以这个词还有待那些正大光明的弱智儿前来申请。这也从反面揭示上山下乡运动是多么误人子弟,一言堂的蛊惑宣传是多么害人之深。

《江苏省志·大事记》以编年史面目出现的关于这场运动轻描淡写的一百来字,不知勾销了多少光天化日之下的恶意报复,多少私欲得逞的淫乐,多少离愁别恨,多少望眼欲穿的期望、度日如年的失望与悲痛欲绝的绝望,多少泪水、屈辱与煎熬,多少虚度的宝贵生命和青春年华,多少因策划者的渎职而酿成的过去的、当今的和将来的国民经济损失。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部分宜粗不宜细,是当今领导人物给编写地方志工作上的紧箍咒,也许是找了“向前看”的借口吧?但这一来,含糊其词的记载不就会成为我们后代无法解读的几个符号,让这段珍贵的史实在官方的记载中永远消声匿迹了吗?真是匪夷所思。

也许没有人会怀疑,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终究会被忠实详尽地记入历史。随着亲历者逐渐辞别人生舞台,祈盼这场因当政者刻意隐瞒开罪而近乎消失的江苏省干部、职工和城镇居民上山下乡运动,也能适时映入历史学家的视野,并还其本来面目,成为未来民主中国当政者的殷鉴。

—— 原载: 华夏文摘
本站刊登日期: Monday, January 4,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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