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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冬》:一部揭示“文革”核心真相的活史诗
作者:龚道军

一、诡异的官方“文革”定调与长篇小说《迷冬》的出版

  长篇小说《迷冬》去年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是作家胡发云计划中的“文革三部曲”的第一部。该书的出版,意义重大。对于没经历过“文革”的人来说,“文革”这两个字基本只是个空洞的符号,没有多少实质内容。当然,你可以认为,通过查阅这方面的文献资料就能了解这场史无前例的浩劫。如果持有这种想法,那就太天真了。因为文献可以伪造。既然是史无前例,就一定罪恶累累。犯了罪又没有得到揭发和清算的人就会想方设法掩盖罪恶,就会把罪恶打包封存,推卸罪责和编造弥天大谎。

  本人出生在“文革”期间,六岁上小学一年级时,这位比希特勒还残暴的独裁头子才离开人世。那时候,老师经常领着我们去参加校外活动,浩浩荡荡的队伍,打着红旗,一路高呼革命口号。“四人帮”倒台后,我们一帮小学生天天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喊着“打倒王张江姚”的口号。可是,就我这样一个算是经历了“文革”尾声部分的人,“文革”这两个字对我来说,仍然是空洞的符号。在我的印象中,“文革”就是毛发动学生全国上下四处捣鼓破坏,四个帮凶趁机乱整人,然后毛一死,四个坏东西就被抓起来了。接着全国人民欣欢鼓舞,开始迎接太平盛世。这种印象非常具有代表性,完全可以代表绝大多数中国人对“文革”的基本认知——包括经历和没经历过文革的人。因为这是官方对“文革”的一个基本定调。

  但是,读了胡发云先生的《迷冬》,你就会意识到,十年“文革”仍然是一个云遮雾绕的领域,历史的迷雾并没有消散。这个定调只是官方在用一个表面事实在掩盖着更大的真相。真相是什么?这是一个非常诡异的问题。普天之下,最诡异的莫过中国历史。而中国的历史,最诡异莫过于近当代史。

二、二度夭折的武大“文革”演讲与当代没有历史来路的中国人

  在写作《迷冬》之前,胡发云先生曾在武大演讲过一次“文革”。那次演讲,社会各界反响十分强烈。之后,他又与校方商定,决定再继续深入演讲这个主题。但到了临近演讲的日期,校方突然通知说腾不出场地,演讲无限延期。这个无限延期一直延到胡发云先生的《迷冬》杀青出版。《迷冬》面世后,胡发云先生再一次与武大校方商定好“文革”演讲事宜。

  当时,校方规划好了场地,胡发云先生也准备好了演讲稿。双方共同敲定了演讲日期。见事情一帆风顺,胡发云先生便在微博上发出了通知和邀请,邀请文学界和思想学术界的各路豪杰前来武大。志踌意得的胡发云先生甚至还在博客上绘出了武大校园的具体路线图,让前往参加的人好按图索骥。可是,就在演讲的前两天,校方突然通知演讲场地已挪做他用,演讲无限期延期。不言自明,这一切显然不是校方在故意推脱搪塞,而是官方宣传部门在背后刻意阻挠。官方为什么这么怕?胡发云先生究竟想告诉公众什么?这是一个饶有意味的话题。“文革”也就才过去三十多年,当年的无数的经历者现在也都还健在,还用他胡发云三番五次的摆出一番架势絮絮叨叨吗?问题的关键就出在这。这是在中国——一个谎言无孔不入的国家。在这个国家里,民众知晓的一切与国家和政治有关的事,都是经过了官方的谎言过滤器过滤了一番的。经历了参与了,并不等于了解内情,不等于了解原委,不等于知道核心真相。

  很多事情就像照相的底片一样,黑的部分出现在照片里就是白的,白的部分出现在照片里就是黑的。除非经历者是一个深刻的思想者,有着非同寻常的敏锐观察力,才有可能站在常人不可企及的思想高度来把握纷乱的世事。而作家胡发云先生恰恰就是这样一位深刻的思想者。当然,这也与他的出生年龄有一定关系。1949年出生的他,正好与红朝同龄,仿佛是专门为见证这个太平天国的翻版王朝而生。从他出生前到出生后,这架专政机器从未停止过杀戮。他17岁那年,“文革”爆发。以他的年龄优势,得到清醒地见证了这场动乱的全过程。

  现在,这位思想者不仅要用文学书写的方式,而且还要通过演讲的方式把他对历史的认知告诉所有经历和未经历这场浩劫的人,让人们知道这个国家的历史来路。——在这个国家里,绝大多数人是没有历史来路的人,他们不了解过去的惨痛事件是怎么发生的,不了解当下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不了解未来有可能会发生什么。

三、小说《迷冬》的故事梗概及文本特色

  小说《迷冬》讲述的是,“文革”时期,一群政治派别不明显的灰五类少年组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故事。通过他们的人生际遇来展示时代的风云变幻。小说以宣传队员的活动为主线,内容广泛涉及宣传队成员们各自的家庭及社会背景,这样写来,就已经不是一群少男少女间的简简单单的故事了。由于宣传队成员来自于社会各个阶层,顺着他们的家庭顺藤摸瓜式的写来,通篇小说就呈现了一个枝蔓横生盘根错节的完整的社会体系。从高干到普通革命家庭,从商人手工业者到普通工人家庭……几乎应有尽有。这样庞杂的效果,也正是胡发云先生想要达到的。

  胡发云先生的小说有一个很显著的特点,就是把悲剧性的小人物置于社会的社会大背景下,让读者全景式的看到在时代的车轮面前,小人物命运的身不由已。这样写有两个好处,一是可以如实反映社会现实,二是能把个人悲剧与社会悲剧紧密结合,从而深化悲剧效果。而不是像很多回避政治的犬儒作家那样把人物从时代背景中抽离出来,把一切小人物的悲剧全都写成与社会无关的个人悲剧。人是社会性动物,任何个人的悲剧都是时代大背景下的社会悲剧。这种写作方法在胡发云先生的小说使用频率很高,比如他的中篇小说《死于合唱》中的费普;中篇小说《葛麻在1976-1978》中的葛麻;中篇小说《媒鸟5——一个说话人的传记》中的齐齐……等等。《迷冬》当然也不例外。《迷冬》只是胡发去先生“文革”三部曲的一部开端之作,只写了十年“文革”最重要的的第一年。在《迷冬》这一部分里,里面的主要人物应该已经基本出场,人物的命运还将会有等进一步一一展开。

  胡发云先生小说的另外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以小说代“史”,即通过小说这种文学形式在某种程度上来弥补“史”的缺憾。这一点,早在他的中篇小说《葛麻在1977-1978》中就充分体现了出来。小说毕竟不是史书,小说要描述的东西都是鲜活的,是要以生动的故事表现出来。因此,这对小说家来说就徒然增加了很大的难度。既要忠实于历史,又要顾及小说的艺术性。但是,胡发云先生去在这方面表现得非常出色,他的《葛麻在1977-1978》堪称经典。一般来说,小说家是没有责任去进行历史构建的。只有在非常特殊的时代,当历史学家在暴政面前集体缺席时,有良知的小说家才会主动的去担当部分史学责任。这样的时代通常都是万马齐喑的黑暗时代。比如前苏联的斯大林时代,中国的毛时代。十年“文革”则是毛时代中最黑暗的十年。

  由于“文革”的特殊性,一般性的史料,哪怕是绝对真实的,也无法生动的还原历史的全貌。而小说却能够轻而易举的做到这一点,只要忠实于历史,常常比史书鲜活得多,这也正是史诗性文学作品的魅力所在。“文革”给人最深的印象就是“乱”。乱得像一团乱麻。就算有人亲身经历了,也不一定能说出个道道来。可能有很多人至今都搞不清楚,红卫兵为什么会分化成这么多派别,为什么派别之间要发生大规模的武斗。每一个派别背后又是谁在支持,支持者各自的目的又是什么?这些种种的疑问,都在胡发云先生的思想脉络中和小说文本中被梳理得条理分明。因此,你只须读小说《迷冬》,就能对纷繁复杂的“文革”了然于胸。

四、小说《迷冬》中暗含的政治板块密码对中国社会的现实指导意义

  《迷冬》开篇是从主人公多多参与“文革”的行动开始的。多多是一个非常有音乐天赋的年轻人,后来几经周折,纠集一批爱好音乐的年轻人,组建了一支政治倾向中立的宣传队。在这个动荡不安年代,他们到处演出,走遍全国。其间发生很多惊心动魄的故事。小说并没有直接描述“文革”开端之初,第一批红卫兵所犯下滔天罪恶的场景。但读罢全书,你就会发现,作家处处都在提醒你,“文革”的罪恶绝大部分都是第一批红卫兵和他们的支持者们犯下的,后面长时间的持续动乱也正是他们头两个月种下的恶果与祸根。当然,这一切都是伟大领袖故意放纵的造成的,这些滔天罪恶激起巨大民愤。然后毛回过头来,利用被激起的民愤去收拾已成为利益集团的官僚权贵,把他们的权利夺过来集中在自己手上。于是,以底层平民子弟组成的第二批红卫兵以人数的绝对优势开始反扑。这样一来,第一批由红色官僚子弟组成的老红卫兵就只有招架之力去保爹保妈了。

  小说中的故事发生地在湖城,这当然是作家虚拟的一个地名。但谁都猜得到,这个湖城其实就是武汉。与全国其他地方相比,武汉的“文革”非常特殊,它可能是全国唯一一个保爹保妈派红卫兵在武斗中取得胜利的城市。而且,“文革”期间的武汉,还发生过一件差点改写了中国历史的政治事件——武汉军区领导一度软禁了来武汉视察的毛,高层随后紧急调兵才解救出来。小说中提及到了这一重大事件,只是写得很隐晦,没有指名道姓的明说。由于武汉军方的态度是站在官僚集团这一边的,因此武汉这边的保爹保妈派红卫兵们表现得特别凶残。为了保住本阶级的利益,他们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小说中的梁老二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这个人物非常具有代表性,基本可以代表红二代的普通心态。十年后,毛两腿一蹬,见了马克思,权力又回到了官僚利益集团的手中。

  又过了二十年,梁老二们成了这个国家政权的实际把持者。如今,他们都是台上的主角,要么成为了军方少壮派和军头,要么成了高层政要,要么成了亿万富豪,要么成了海外的寓公……总之,整个国家都是他们的。把持了这个国家后,这种与生俱来的凶残梁老二们还一直保持着,把本阶级的利益看得比天高。稍有冒犯,一律赶尽杀绝。

  说白了,“文革”中无论文斗还是武斗,归根到底是官僚利益集团为巩固本阶级的利益与社会中间层和底层的人们诸多利益诉求的矛盾的集中表达。为什么毛能轻而易举调动中间层和底层巨大的社会力量,原因就在这里。这一个数量庞大的社会群体,他们的利益被谁占去了?一方面是毛的工业军事强国思想和他的国际政治野心占了很大一部分国民资源,另一方面是官僚利益集团在社会资源方面的占有和掠夺。还有一个方面就是毛治国能力有限,没把蛋糕做大。

  毛死后,官僚利益集团的代表邓改变了策略,他把蛋糕做大了,但后来又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理由让官僚集团占了一大部分社会资源,让广大中间和底层的人只分了一少部分社会资源。于是,在“文革”结束后的第十三个年头,终于发生了大规模学潮,再次爆发了全面的社会危机。危机爆发之后,官僚利益集团采取了强硬手段镇压。镇压之后,又继续做大蛋糕以图暂时的稳定。如今,这个利益集团与广大中间和底层的人们在利益诉求上的矛盾又处于不可协调的状态。不用说,今天当政的梁老二们,在本性并没有改变多少。在这临界点上,随时都有可能产生强烈的社会动荡。一旦发生了这样的情况,他们是不是为保全本阶级的利益又要亮出昔日“文革”式的凶残,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把所有反对他们的人赶尽杀绝?


—— 原载: 《独立作家》
本站刊登日期: Monday, February 8,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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