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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波打败胡锦涛——再版序言
作者:余杰

二零一零年十月八日,刘晓波获奖的消息从远方传来。我在南加州大学的一所酒店的房间,看到电视中出现刘晓波的画面之后,彻夜不眠、喜极而泣。如今,中国终于有了自己的曼德拉、自己的哈维尔。我决定再版二零零九年九月在香港出版的《刘晓波与胡锦涛的对峙: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为何停滞?》一书,并更名为《刘晓波打败胡锦涛》,以此庆祝与记念刘晓波的获奖。在新书中,我增加了多篇近期撰写的与此一题目有关的文章。


刘晓波与胡锦涛的对峙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十日世界人权日当天,刘晓波一案的起诉意见书由公安机关移至检察院。这是中共当局对世界人权日的公然对抗。十二月二十五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悍然宣判刘晓波十一年重刑。这是中共当局对圣诞节这一普世欢腾的日子的亵渎。然而,这丝毫不能显示该政权的强大与自信,相反只能表现出它的卑劣与怯懦。
在刘晓波被捕之后,我就刘晓波案及天安门惨案、《零八宪章》等问题撰写了数十篇评论文章,结集成《刘晓波与胡锦涛的对峙》一书。在我看来,今天中国的社会格局,不再是中共继续垄断一切,中共早已失去了道义上的立足点和统治的合法性,剩下的只有暴力和谎言;而刘晓波所代表的民间力量正在茁壮成长,成为未来中国社会转型的希望所在。所以,今日之中国形成了刘晓波与胡锦涛对峙之格局。
有人会问:刘晓波哪能与胡锦涛构成对峙之态势?从奥运会到中共建政六十年庆典、再到世博会的一系列“完胜”,在毛时代并没有“站起来”的中共(而非中国),终于在胡时代威风凛凛地“站起来”了。美国总统奥巴马访华期间,破天荒地向胡锦涛陪笑脸,温家宝出席哥本哈根峰会,也敢于派出副部长去羞辱奥巴马。这一切似乎显示出美国之衰落与中共之崛起在同步发生。
是的,胡锦涛政权掌握全球数量最多的、数百万的军警宪特,拥有各国政府望尘莫及的财政收入,焉能不睥睨全球、不可一世?而刘晓波呢,除了一支笔之外一无所有,连他的人身自由都被胡锦涛剥夺了。天安门惨案之后二十一年间,刘晓波先后四度入狱,即便在狱外的生活,亦常年受到秘密警察严密的监控和不断的骚扰。刘晓波不能在中国大陆公开发表任何一篇署名作品,也不能在一切的公开场合露面。年长一些的中国人,有意无意地淡忘了他,以减轻自己内心的愧疚感;而年轻一辈的中国人,则因为新闻控制和教育洗脑,根本不知道刘晓波为何许人也。所以,布衣刘晓波岂能与掌握最高权力的胡锦涛构成对峙之态势?
对此,我的回答是:刘晓波与胡锦涛确实形成了对峙的两极。刘晓波征兆着即将掌握历史主动权的生机勃勃的公民社会,征兆着“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的、即将破土而出的自由中国;而胡锦涛则代表着在通往现代社会的过程中已经病入膏肓的极权主义,代表着一个缺乏公义和爱的社会的最狰狞和灰暗的面孔。
胡锦涛本人就是丑恶的癌细胞的一部分,而刘晓波则是心地无私、宅心仁厚的良医。即便刘晓波深知讳疾忌医的胡锦涛会将他送进监狱,仍然要对症下药,施加拯救,正如杰出的人文学者余英时先生所云:“二十年来刘晓波不断发出狮子吼,都是为了挽救一个一天天沉沦下去的大国,希望它有一天回到文明主流。”
不久前,有一名自称曾经在中南海担任警卫的作者,在博讯新闻网上发表了一篇揭露胡锦涛奢华生活的文章。文章对中南海的日常生活娓娓道来,看来并非想像或捏造。这篇文章显示,除了没有名正言顺的“三宫六院”,胡在衣食住行上的享受比中国的历代帝王都更为奢豪,比如其居室中地毯的厚度与密度之“和谐”程度便举世无双,人踏在上面有“身轻如燕”之感觉。我曾经去过“白屋”(是“屋”而非“宫”也)美国总统的橙色客厅,与文章中描述的胡锦涛的起居室相比,简直就只能算简陋的茅舍了。我想,未来中国实现民主化之后,胡的这座王宫可以作为“中共腐败博物馆”对公众开放,这大约是胡锦涛对中国当代历史惟一的贡献吧。但是,胡锦涛在这样的宫殿中究竟能感受到多大的幸福呢?即便养尊处优、锦衣玉食,他的心灵远没有身体被囚禁在监狱中的刘晓波的心灵自由,他的焦虑与恐惧都一一写在脸上,藏都藏不住。
刘晓波写过一本题为《未来自由中国在民间》的书,他自己就是这个充满希望的“民间”的杰出代表之一。刘晓波和《零八宪章》的签署者们的所作所为,并不是为了追求权力。当年,捷克《七七宪章》的起草者和组织者之一、哈维尔的老师帕托什卡,被警察逮捕、经过长时间的审讯之后,突发脑溢血去世。这位为《七七宪章》献身的伟大思想家,在临终绝笔中写道:“在关于人权和社会权利的条款上签字的愿望已经成为了可能,这是历史发展的阶段,也代表着人们良知的觉醒。我们着眼于对人的优越性的尊重,对义务和共同价值概念的认同。为了达到如此崇高的目标,我们将不得不随时准备面对不公正的待遇,甚至严酷的身体摧残。”这也是刘晓波为何甘冒牢狱之灾也要起草和组织《零八宪章》的根本原因。昨天,哈维尔们取得了胜利;明天,刘晓波们也终将是胜利者。


刘晓波将像曼德拉一样观看世界杯

此时此刻,我不禁想起了几个月前南非的世界杯足球赛。二零一零年世界杯足球赛落户南非,是南非的胜利,是曼德拉的胜利,是正义、和平、真相与和解的胜利。在决赛上,曼德拉亲自出席并为冠军队颁奖。这一时刻,是南非社会转型尘埃落定的标志。我相信,刘晓波如果在狱中看到了这一幕,一定会心有戚戚焉。
在种族隔离制度下被囚禁二十七年的曼德拉,在当选的总统之后,坚决否定了部分激进黑人组织“一个白人,一颗子弹”的复仇口号。曼德拉说:“即使与我们认为错误的事物作斗争时,我们也不掺杂怨恨情感。”对于一个多年实施种族隔离制度、深痕累累、仇恨纠结,甚至曾经内战一触即发的国家来说,再没有比体育更好的疗伤灵药了。
一九九五年,世界杯橄榄球赛在南非举行,曼德拉利用这个机会,亲临赛场,为之前经常遭到黑人观众喝倒彩的、球员清一色是白人的南非球队“跳羚队”加油,从而迈出了民族和解的关键性一步。当时,外国记者报道说:“彩虹民族沉浸在狂欢中,南非实实在在变成了‘一支球队,一个国家’。”英国著名记者约翰•卡林在为曼德拉所作的传记《不可征服》中写道:“曼德拉引发了一种新类型的革命,不是将敌人消灭,然后一切从零开始,而是经过深思熟虑,在旧基础上建立新制度,将宿敌包容其中。”
十五年之后,世界杯足球赛在南非举行。全世界都看到了一个新的南非,它不再是非正义的典型,也不再是认为克服人种、种族、民族、意识形态和宗教等诸类对抗时人类无能为力的例证。南非仍然存在诸多社会问题,如暴力犯罪、艾滋病泛滥、政治贿赂等,但南非在黑人与白人公民,受害者与加害者携手共建真正的和谐社会(而非挂羊头卖狗肉的“胡记和谐社会”)方面,为世界作出了表率。
在世界杯如火如荼鏖战期间,我想起了在狱中的刘晓波。刘晓波是一名超级球迷,我还记得四年前的那次世界杯,他每天晚上都熬夜看球,甚至还忙里偷闲撰写了不少球评。如今,刘晓波在狱中也许无法自由地观看每一场比赛,这对他来说该是多大的痛苦,甚至比不能吃到红烧肉还要痛苦。我不是球迷,我有熬夜看球的自由,却白白浪费掉了;如果可能的话,我愿意在世界杯期间替刘晓波坐牢,换他出来开开心心地看半个月的球。可惜,这只是一个遥不可及的奢望。
但是,我却坚信一幅激动人心的图景将在未来的中国实现,那就是刘晓波将像曼德拉那样观看在中国举行的世界杯足球赛。那时,在中国举行的世界杯足球赛,完全不像二零零八年的奥运会,是某个政党和一群特权阶层耀武扬威的盛典;相反,它将是中国告别独裁专制、走向民主自由的象征。今天刘晓波只能在狱中观看少许比赛的重播;但未来的一天,他将出现在比赛的现场,像曼德拉那样见证一个国度凤凰涅磐般的新生。
二零一零年七月五日下午,我因为计划在香港出版新书《中国影帝温家宝》而遭到北京警方的传唤。审讯我的国保朱警官威胁说,如果你坚持出版这本书的话,刘晓波就是你的前车之鉴。我说,在当代中国的历史上,刘晓波将是这个民族无可比拟的巨人,你们的主子胡锦涛在他的面前是道德上的侏儒。你们的主子根本不知道自己有多愚蠢,他正在将刘晓波推上诺贝尔和平奖的领奖台。而能够效仿刘晓波那样生活、写作、思考甚至坐牢,乃是我莫大的荣耀。


胡锦涛还有希望争取诺贝尔和平奖吗?

三个多月后,言犹在耳,刘晓波果然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消息传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马朝旭等人多次发表辱骂性质的评论,甚至警告说:“希望世界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这几乎有大清朝末年慈禧老佛爷“与万国开战”的雄心壮志了。对于这个比昔日萨达姆的发言人萨哈夫还要精于说谎的“马语者”,推特(twitter)中文圈上有聪明的推友杜撰出了一则夫妻在电话中的通话来影射之:
老婆:老公啊,我刚听广播上说,高速公路上有一辆车在逆行,你千万要小心啊。
老公:哪是一辆啊,我看有好几百辆车都在逆行。
刘晓波在二零零九年底被审判时,所作的“最后陈述”,题目是《我没有敌人》。最近,中国网民的搞怪网评有一条是:
宣称《没有敌人》×××(刘晓波)获诺贝尔 HP(和平)奖,我朝老大哥非常恼火,冥思苦想后确定了一个更响亮的口号:“我没有朋友!”
    对此,香港政论家李怡先生评论说:“这是至今为止笔者看到的关于刘获奖事件最一针见血的评语:刘晓波没有敌人,中国没有朋友。”不过,严格地说,中国共产党并非没有朋友,他们还真有几个难兄难弟,如卡斯特罗、查韦斯和金三世。
刘晓波并不将胡锦涛当作敌人来看待,但刘晓波的获奖,确实显示了“刘晓波打败胡锦涛”的这一结果。胡锦涛如何才能“反败为胜”呢?是唆使外交部的叭儿狗们出来辱骂刘晓波、否定诺贝尔和平奖,让中国在世界面前继续丑态百出;还是正视现实、接受普世价值、释放刘晓波并道歉赔偿、进而采纳其政治体制改革的建议呢?
别看如今中共的喉舌们猛烈攻击诺贝尔和平奖如何“居心叵测”,在此之前,他们心中还是念兹在兹的。《人民日报》旗下被誉为“戈培尔办的报纸”的《环球时报》,不久前即发表了一篇题为《诺贝尔和平奖,中国不应躲着走》的评论文章。这篇文章指出,随着每年一度的诺贝尔和平奖提名期的结束,一些西方人士利用和平奖这块招牌向中国施压的游戏又开场了。被提名并被认可的几个中国籍人士,都是与中国政府作对的激进人士,包括刘晓波、胡佳、热比娅等。
针对这种“被动挨打”的情形,《环球时报》向中央献计献策说:“我们不反对言论自由、提名自由,但是西方某些人十几年如一日不厌其烦地为中国异见人士撑腰,让我们嗅出的是他们对中国人民的极大不尊重,以及对中国探索发展道路的全盘否定。”所以,作者认为:“中国民间应提出一些真正代表中国形象的候选人。”
这是《环球时报》第一次说真话,第一次承认中国有“异见人士”,这也是官方媒体上第一次出现刘晓波、胡佳和热比娅等“不可接触者”的名字。在此意义上,这篇文章算是给外交部发言人马朝旭一记响亮的耳光——不久之前,马朝旭在外交部例行的记者会上针对刘晓波案发表评论说:“中国不存在异议人士,只存在罪犯和非罪犯。”外交部和《人民日报》,究竟谁“代表”中央呢?或者中央根本就存在“两个司令部”?
那么,中国该提名谁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呢?是含泪劝说四川地震灾民爱国爱党的文化大师余秋雨,还是自作主张地安排地震中死难的孩子在坟墓中看奥运的作协高官王兆山?是仰望星空的总理温家宝,还是唱红打黑的巡抚薄熙来?不,不能是他们。按照“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传统之下等级森严的中共体制,推荐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的第一人选,当然是作为国家元首和党魁的胡锦涛。
胡锦涛在访问日本时,对日本小学生说:“我本人没有想当主席,是全国人民选了我。”这一回答是何等地理直气壮!近日,中国科学院公布了一份《全球“国家责任指数”排行榜》,中国名列第一,美国倒数第一!既然奥巴马作为最不负责任的美国的总统都可以获得诺贝尔和平奖,那么胡锦涛作为最负责任的中国的领袖,为什么不能获奖呢?更何况,胡锦涛不仅拿出了高达五千多亿的民脂民膏以达成维稳之目标,还提出“八荣八耻”、“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等让人眼花缭乱的各种“胡氏理论”,对中国的稳定和世界的和平的贡献,真可谓无与伦比。
然而,胡锦涛不得不面对另外一份对他相当不利的“排行榜”:二零零九年年末,《华盛顿邮报》评选出“世界最恶十大独裁者排名”。列在第一位的是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紧随其后的是苏丹总统巴希尔、朝鲜领导人金正日、缅甸军政最高领导人丹瑞大将和沙特国王阿卜杜拉等人。胡锦涛因限制言论、宗教自由以及在西藏和新疆等地镇压少数民族,而被列在第六位。
尽管如此,如果胡锦涛想让自己的名字从独裁者排行榜转移到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名单上,甚至成为继刘晓波之后第二个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持中国护照的中国公民(达赖喇嘛持联合国难民证),并非没有可能。历史给了胡锦涛以绝佳的机会,来成就像刘晓波那样伟大的、甚至比刘晓波更加伟大的事业。我的建议是:第一,释放刘晓波、陈光诚、师涛、谭作人、刘贤斌等良心犯,废除劳动教养等侵犯基本人权的恶劣制度。第二,为“六四”屠杀以及中共建政以来所有的暴行公开道歉,并启动真相调查与国家赔偿程序。第三,拆除对准台湾的上千颗导弹,承诺不使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允许达赖喇嘛回到西藏,允许热比娅回到新疆,并在西藏、新疆和其他少数民族地区以及香港和澳门实现真正的自治。以此三步为契机,启动长期停滞的政治体制改革,实现宪政共和。那样话,最后的结局便是双赢:胡锦涛就不再是一个可怜又可耻的失败者,而与刘晓波一样,也是光荣而伟大的胜利者。胡锦涛与刘晓波的关系,也可以转化成为曾经共享诺贝尔和平奖的德克勒克与曼德拉的那种关系。对于刘晓波和胡锦涛来说,对于中华民族来说,这是何其大的盛事!
胡锦涛先生,时日无多,你企盼的,是丧钟,还是自由钟呢?
是为序。


二零一零年十月十五日
警察继续在我家楼下守候

——《纵览中国》首发 —— 转载请注明出处
本站刊登日期: Friday, October 15,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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