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a &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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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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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東方聖者的桂冠
作者:王康
● 這是利瑪竇來華四百二十八年後,基督教世界向儒家世界的特別致意;是鴉片戰爭以來,歐洲對亞洲的由衷表彰;也是美蘇冷戰、國共內戰、六四悲劇後,人類共識在中國的嘹亮回聲。

  基督教貢獻於世的不朽象徵十字架,至為簡樸的造型幾乎窮盡了人類這一特殊物種的命運和使命意蘊。三十三歲的耶酥被釘十字架時,他那年輕的血肉之軀有足夠的生命力來經受死亡的烈度,並將其維持到極限。羅馬士兵為他編載了一頂荊冠,天底下一切屈辱和啟示從此高懸於天壤之間。

和平獎是人類的良心和希望

  一八九六年冬,阿弗爾雷德.諾貝爾辭世前,曾設想其和平獎勿需如化學、物理、生物、文學和經濟獎一樣每年一度長期頒發,而只需五年一次,共授六次,然後撤銷此獎,——和平將如空氣一樣被所有人分享。這位炸藥發明家沒有想到,這項訴諸人類天良和理想的獎項,沒有如他所願超越人類的仇恨和對抗,卻引發多次嚴重分歧和爭執,且缺席比例最高。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從國際紅十字會宣導人、瑞士社會活動家迪南(一九○一年和平獎得主)到聯合國(二○○一年和平獎得主)一百年間,儘管有三十一個國家八十八位個人和十六個國際組織獲得此殊榮,卻有兩次世界大戰降臨於世。更令世人遺憾的是,二十世紀宣導「不以暴力抗惡」、奉行非暴力主義的俄國文學泰斗托爾斯泰和印度獨立之父聖雄甘地以及偉大的和平主義者愛因斯坦都沒有戴上這頂桂冠,而該項獎金獲得者美國黑人民權領袖馬丁路德.金與中東和平進程推助人拉賓、薩達特等人先後死於非命。桂冠變成了荊冠。

  但是,世上公正的人士都不會否認,正如其他五項獎事代表了二十世紀人類自然科學和經濟發展以及文學領域的最高成就一樣,和平獎對人類良知、正義與和平事業的鼓舞,乃是蕞爾小國瑞典和挪威對世界的卓越貢獻。

  勿需證明,和平獎不可避免地會與專制主義和極權國家發生衝突,從納粹德國到共產蘇聯到實行種族歧視的南非到政教合一的伊朗到緬甸軍政府,都曾領受過這一崇高獎項標舉人道主義、人權、和平旗幟,訴諸人類良心和普世倫理所煥發的世界性震攝力量。歷史雄辯地證明,形形色色的專制極權主義最終都不能拒斥和抗衡凝聚在和平獎的正義之光。

  二十世紀是人類本性和歷史演化中善與惡、光明與黑暗、生命與死亡的大決戰。在億萬生命的傾覆慘劇中,世界幾番從奴役和毀滅中倖存下來,和平獎獲獎者群體象徵著人類通往自由彼岸驚濤駭浪中的現代諾亞方舟,他們捍衛的是幾千年間無數代人千辛萬苦保存下來的人類文明,他們是離我們最近的人類先賢祠的入駐者,他們是歷史候鳥,時代明燈,人類的良心和希望。

大丈夫本色:天下無道以身殉道

  對於有數千年聖賢傳統的中國,和平獎的精神價值和道義原則早為中華文明高度認同,並有無數仁人志士殉身踐行。僅在二十世紀,我們就有彌留之際呼喚「和平」的孫中山先生,世界平民教育家晏陽初博士、數萬猶太人生命簽證發放者「國際義人」何鳳山、唐吉訶德式儒家哲人梁漱溟、聖女林昭......。所謂「因信稱義」,所謂「道成肉身」,所謂「浩然之氣」,所謂「配義與道」。孔孟希賢成聖的人生理想,與基督教受難犧牲的救贖精神,兩千年間分別而共同地支撐了東西方人道與文明大廈。

  今天,軸心時代二千五百多年以來,東西方兩大文明源流終於際會了,其標誌就是二○一○年十月八日挪威諾貝爾和平獎授予中國人權與自由活動家劉曉波博士這一劃時代事件。

  這是利瑪竇來華四百二十八年後,基督教世界向儒家世界的特別致意;這是一八四○年鴉片戰爭以來一百七十年後,歐洲對亞洲的由衷表彰;這是一九一九年凡爾賽條約忽視怠慢中國九十餘年後,西方對東方的慷慨道賀;這是一九四九年美蘇冷戰、國共內戰後,世界對中國的歷史性矚目;這是一九八九年六四悲劇、一九九一柏林牆坍塌二十餘年後,人類共識在中國的嘹亮回聲。

  這項獎事,誠如劉曉波博士在第一時間所稱,首先是授予六四亡靈的。劉本人在那件決定中國乃至世界命運的悲劇性事件中慨然離美返國,投入生死攸關吉凶未卜的戰鬥,稱其為「四君子」之一,實至名歸;此後,劉數次入獄,無怨無愧,且深至良心懺悔,重獲道德新生,稱其為真人,實至名歸;在中國危機日亟、茫然無措之際,撰寫零八憲章並推動簽名運動,置身約伯天秤之上,稱其為仁人,實至名歸;庚即凜然入獄,靜候重判,以「我沒有敵人」作最後陳詞,遙接司提反、卡斯特里奧、朋霍費爾、勃蘭特、約翰.保羅二世(註)和文天祥、史可法、譚嗣同、秋瑾遺風,棲遑為蒼生,微茫起正聲,稱其為志士,實至名歸。

  這是大丈夫本色,「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一旦肝膽照人,便使風雲際會,便如雷霆乍起,天地變化草木蕃生;這是豪傑氣概,「不忘在溝壑,不忘喪其元」,「自返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以滌蕩萬夫之心胸,推倒一世之虛妄;這是高蹈風骨,壁立千仞,棄天下若敝履,既已學絕道喪,大地陸沉,則自懸孤心於天壤,獨懷守先待後之悲願,「道之不存,乘桴浮於海」;這是聖賢襟抱,「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

  「他曾經跌倒在自己虛驕的泥潭,但是八九之後,他踩住自己的恥辱,站立了起來,像一個真正的男子漢。在我的視野裡,還沒有第二個中國公眾人物,不僅公開承認自己的過錯,而且把自己的人性弱點放在良心的平台上仔細審視、嚴厲批判。這些年來,劉曉波撰寫文章文字數百萬,其中最激烈的言辭是自我批評,而不是批評他人,更沒有以公義為名,在反對派陣營裡泄私憤,指責別人。他的文風和情緒,始終是乾淨清潔的。我珍視這種品質,我尊敬他的道德勇氣。他讓自己的心靈地獄變成了心靈的煉獄,他由此超越了自己,他是一個政治上成熟的人,道德上誠實的人」(北明:〈為中國乾杯〉)。

  五十五歲的劉曉波博士由此晉身到超逾籠罩中國六十年的政治恐怖和以暴易暴不知其非的仇恨宿命的道德境界。他對法官和獄卒的表揚無論使多少政治反共人士惱怒,卻提升了這個唯物主義和無神論國度中自由與人權事業的精神層次,稱其為「聖者」,實至名歸。

劉曉波和仁人志士的共同追求

  二○一○年十月七日,諾貝爾和平獎本年度公佈前一天,在布魯塞爾「中歐高層文化論壇」上,黃平、崔之元、潘維等中國官方學者與西方學者就六四事件展開唇槍舌戰,為當局鎮壓辯護,闡述中國現行制度的合理性、優越性。此時,與他們同屬一代、本也可步入高雅學術殿堂的劉曉波博士正被囚禁在秋冬之交的錦州監獄。而何新這名帝王師夢患者,挖空心思考證諾貝爾和平獎的「共濟會」經濟背景神話,佞人司馬南則示意當局對那些沒有獲獎的更危險的人物,如徐友漁等人加緊控制,其心跡行狀又何其陰險下流。

  中國已進入一九四九年後真正第二代人的分化歷史。一邊是仗恃強大政權靠山和金錢勢力並在世界新意識形態和新戰略格局中嶄露頭角的國家御用學者,一邊是孤獨困厄身陷囹圄的自由戰士和良心囚徒;一邊是一個空前規模的紅色帝國雛形,一邊是榮膺世界和平桂冠的高貴異端;一邊是怙惡不悛的強硬鷹隼,一邊是正在出土即將噴薄於中國的自由太陽。

  諾貝爾和平獎正是在中國再次(也許最後一次)面臨歷史十字路口的大抉擇時刻,從北歐傳遞到亞東的巨大歷史叩問。幾乎所有中國人,從擁有近八千萬成員的中共到擁有同等數量的知識界到十數億中國人,都將以各自不同的方式予以回應。中國當下權力、利益、意志、人生觀、價值體系、世界意識的洪流正在重新匯合並向尚非一致的目標進發之際,這次獎項不啻是一次天意般的宣示。它的問世,決不僅僅出自幾名金髮碧眼的挪威評委,更非西方反華勢力的陰謀。

  此項獎事,乃是一九四九、一九五七、一九六六、一九八九年中華民族歷經劫難後,由林昭、張志新、王佩英、李九蓮,劉賓雁、李慎之、何家棟、戈揚、王若望、王若水、胡耀邦、趙紫陽、朱厚澤、謝韜,梁漱溟、熊十力、陳寅恪、唐君毅、牟宗三,余英時、高耀潔、鄭義、魏京生、高爾泰、辛灝年、北明、陳奎德、蘇曉康、王丹,李銳、胡績偉、鮑彤、于浩成、江平、杜光、蘇紹智、沙葉新、辛子陵、鐵流、邵燕祥、張思之、徐友漁、崔衛平、野夫、余世存、毛喻源、莫之許、焦國標,金鐘、馬英九、龍應台、李遠哲等(毫無疑問,這份名單可無限延長)信奉思想自由、精神獨立、人格尊嚴、民主憲政和世界大同的無數中華仁人志士共同簽署。

  他們承擔和表達的,早已不再是個人的恩怨榮辱,而是一個偉大民族三千年的矚托、百餘年的夙願,這種矚托和夙願常常是一個行將崩潰的世界中的方舟。他們念茲在茲、生死與之的一切,已經上升為全球進步的東方祭禮,充實、豐富和榮耀了人類自由本性的偉大象徵,匯入了這顆在宇宙中孤獨運行的藍色星球上閃爍了千萬年的性靈之光。

官方兌現莊嚴承諾的天賜良機

  際此世界文明大規模遇合、人類命運緊密攸關的全球化當世,廿一世紀第一個十年祭獻給中國的和平獎,注定將成為一次寓意空前的精神和道德變法的先聲。對於無論一百一十年諾貝爾獎的歷史還是世界和平與戰爭、自由與奴役,文明與野蠻的對抗歷程,都具有總結性的啟示意義;對於終於戰勝國家社會主義的第三帝國、蘇維埃社會主義的第三國際,終於擺脫冷戰和第三次世界大戰的人類,這次獎事都是一座預示世界命運的風向標。

  沒有誰否認中國在物質世界和經濟領域的駭人成就,更沒有誰否認包括劉曉波博士在內的中國現代覺醒、要求和進步。世人只是呼籲中國真正意識到自己的世界責任,希望中國執政當局萬勿重蹈歷代專制帝國包括納粹德國和蘇聯的歷史覆轍而匯入自由與文明的世界潮流,這是極大的善意和至高的期許。

  我們的先賢曾再三致意後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仁重而道遠,不亦樂乎!」,「四海之內皆兄弟」,「天下為公,世界大同」。中國執政黨摒棄「階級鬥爭」和「反帝反修」後,轉向「和平與發展」,近年又高倡和平崛起,致力於和諧共榮的小康社會。既如此,則此項獎事不正順天應人,是中國政府踐行其莊嚴承諾的天賜良機嗎?

  至於那些陷溺於冷戰和內戰思維的意識形態大法官,那些操控巨大權力、攫取巨量財富的官僚及其辯護士,那些自絕於真理王國的昏庸之輩,那些罔顧文明通則的市儈俗人,他們也應清夜捫心自問:一位青年時代即通曉文學、哲學、歷史的飽學之士,思想界新星,何苦一而再、再而三地放棄錦繡前程,屢系紲木縲而甘之如飴?一項當代的偉大獎事(縱或存有不完善之處),怎麼可能淪為敵視有五千年文明史的最大生命共同體的政治工具?

  至於馬朝旭等官方發言人所謂「司法」問題,以及朝野苦心人和好事者對當局處理此事的獻策,最多屬於技術性範疇,與此獎的巨大意義相比,只是餘事。

  當然,如果當局、尤其溫家寶先生代表的開明人士,能真為家國天下計,則化約由此獎而生的困局之道亦極其簡單,變通之法不過「妥協」二字:讓獲獎者獨立撰寫其獲獎辭,讓其夫人前往奧斯陸代為宣讀——當然是用中文。

  君不聞,「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為。」(蘇軾)

  君不聞,「居里夫人的品德力量和熱愛,哪怕只是一小部分存在於歐洲的知識份子中間,歐洲就會面臨一個比較光明的未來。」(愛因斯坦)

劉曉波經歷了艱難的心路歷程

  一九八九年,李慎之先生公開聲言,不能在刺刀下領導學術研究。秦暉先生感歎道:「方今天下,求一己之自由者多;自古域中,馭八荒之英雄者眾,而聖徒不世出。無聖徒而自由難成秩序,主義或為談資;英雄演為屠夫,內痞滋生外霸。有聖徒者,其為慎公乎。」

  這是又一次啟程。「古來聖賢皆寂寞」,李白未必讀懂了歷代聖賢的使命。中國有另一種道統:「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至少在劉曉波博士身上,他有愛妻,有天底下無數知音,有民主捷克首任總統哈維爾、南非聖公會大主教圖圖、西藏宗教領袖達賴喇嘛、自由波蘭首任總統瓦文薩和美、英、德、法、俄的權威人士以及遍及全球的聲援者。

  聖徒,唯向真理、希望和愛膜拜,方能超逾凡塵俗世的羈絆。作為被損害被凌辱者,他並不據此擁有仇恨和審判的權力。與古今中外所有聖賢一樣,劉曉波博士也經歷了學而知之、困而知之和悔而知之的艱難歷程。祛除自己心中的黑暗、恐懼、邪惡和私欲,是通向自由的起始,是聖賢事業第一義。

  索爾仁尼琴在分析二十世紀俄國的悲劇時問道:這個狼種——它在我們人民中是從哪裡來的呢?它是不是我們的根子上長出來的呢?是不是我們的血統?

  「這是一個可怕的問題,如果我們誠實地回答的話,是我們的。在一顆心的生命過程中,這兩根線交混在那裡,有時為得意洋洋的惡所擠滿,有時則為甦醒起來的善騰出地盤。同一個人,在其不同的年齡,在不同的生活處境下——可能是完全不同的人,有時接近於魔鬼,有時接近於聖者。蘇格拉底給我們的遺言是:認識自己!民諺說,從善到惡,一念之差。」 

  索爾仁尼琴發現:善與惡的界限並不在國家與國家之間、階級與階級之間、政黨與政黨之間——而是在每一個人的心中穿過,連被惡佔據的心中也保持著一小塊善的陣地。連在最善的心中仍保留著一個尚未剷除的惡的角落。

  「每當別人對我說起我國大官們的冷酷、我國劊子手們的殘忍,我總回想起帶著大尉肩章的我,回想起我的炮兵連在炮火紛飛的東普魯士土地上的進軍。」

  「難道我們——你們好嗎?」

  他說,當別人在我面前怨恨西方鬆鬆垮垮、缺乏政治遠見、四分五裂的時候,我總是提醒道:「我們在經歷過古拉格群島以前,難道比他們堅定些嗎?思想上強硬些嗎?」


  也許劉曉波博士正經歷或已接近完成了索爾仁尼琴曾經感悟到的自我審判。這是比推翻一個帝國更驚心動魄的較量,這是永遠的較量。在這一較量中,劉曉波博士極為幸運地獲得了妻子劉霞的愛。正是那單純、柔軟、靜穆、天使般的愛拯救了他。在這種意義上,諾貝爾和平獎只是一個符號。

  無論如何,二○一○年諾貝爾和平獎指證了一個現代中國聖者的誕生,我謹為正當人生盛年的劉曉波博士、為聖賢浩氣的又一名傳人道賀。

(王康:文化學者、中國知名非官方思想家)

註:司提反,基督教殉道者,被亂石砸死前跪下祈禱:主啊,不要將這罪歸於他們!◆卡斯特里奧,歐洲中世紀異端,呼籲拋棄狂妄和仇恨,允許求同存異。◆朋霍費爾,德國基督教反納粹主義神學博士,在集中營被處死。◆勃蘭特,前西德總理,在華沙猶太人起義紀念碑前下跪,代第三帝國向猶太民族贖罪。◆約翰.保羅二世,梵蒂岡教皇。一九八弓年遇刺,在醫院表示,已經誠摯地寬恕了槍擊者。

—— 原载: 開放
本站刊登日期: Tuesday, November 9,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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