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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中国
台海两岸
飘零台湾两代人的命运与悲歌
作者:苏枫

        二十世纪,是埋藏巨大悲伤的世纪。


  台湾知名文学教授齐邦媛,文坛人称“永远的齐老师”,是台湾文学和教育界最受敬重的前辈之一,弟子门生多恭称为“齐先生”。齐邦媛一直致力于文学评论与翻译工作,是将台湾文学推介至西方世界的重要学者。然而在她八十一岁时,却忽而提笔为文,用四年时间写出二十五万字的回忆录《巨流河》。


  在这本传记里,齐邦媛回顾她波折重重的大半生——从东北流亡到关内、西南,又从大陆流亡到台湾。书中,还有最终同样飘落至台湾的她的父亲,以及父亲那一代人的“理想与幻灭”。


  齐邦媛父亲齐世英是军阀混战时期,东北地区公派出国的早期留学生,回国后他参加了奉军郭松龄部反对张作霖的起义,兵败之后流亡,辗转到南京国民政府任职。齐世英早年很受蒋介石重用,是国民党在东北的党务领导人。不过齐与蒋的分歧日渐增大,到台湾后,齐世英被开除党籍。


  齐邦媛讲述的家族两代人命运,是与国家命运如影随形的。而这也正是她最想记下的——个埋藏着巨大悲伤的时代,一个最有骨气的中国。


  在齐邦媛看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犹太人写他们悲伤的故事,至今已数百本。日本人因为自己的侵略行为惹来了两枚原子弹,也写个不休。中国人自二十世纪开始即苦难交缠,八年抗日战争中,数百万人殉国,数千万人流离失所。殉国者的鲜血,流亡者的热泪,却渐渐被湮没与遗忘。齐邦媛说,她在那场战争中长大成人,心灵上刻满弹痕。“可六十年来,我何曾为自己生身的故乡和为她奋战的人写过一篇血泪记录?”齐邦媛决定,她不能不说出故事就离开。


  “即使身体的疲劳如霜雪重压下的枯枝,即使已近油尽灯枯,我由故乡的追忆迤逦而下,一笔一画写到最后一章,印证今生,将自己的一生画成一个完整的圆环。天地悠悠,不久我也将化成灰烬,留下这本书,为两代人做个见证。”齐邦媛在《巨流河》的序言中如是说。


  故乡只在歌声中


  书写《巨流河》之前,齐邦媛曾跟着父母的灵魂作了一趟返乡之旅。她独自坐在大连海岸,望向扎根的岛屿。深感,六十年在台湾,她仍是个“外省人”,像永远回不了家的船。


  齐邦媛出生于1924年的东北乡村,那一天是元宵节。


  从幼年开始,齐邦媛就开始听母亲幽怨地唱《苏武牧羊》:“兀坐绝寒,时听胡笳,入耳心痛酸……”二十多年后,在离家万里的台湾,母亲仍然在齐邦媛儿子的摇篮边唱着“……苏武牧羊北海边……”


  齐邦媛说:“妈,你可不可以唱点别的?”


  也许,只有这一首词能够契合母亲的心境。除了《苏武牧羊》,她的生命里再没唱过一支真正的摇篮曲。


  母亲十九岁嫁到齐家,一个月后,丈夫出国读书,只曾在暑假中回家几次。回国后,他参加革命,放逐流亡,更不能还乡。母亲守着幼小的儿女,和苏武当年盼望小羊长大再生小羊一样,支撑着漫长的光阴。


  所以,齐邦媛的幼年是个无父的世界。今天她仍记得,两岁时曾惊鸿一瞥,见到父亲风月夜归的背影,凌晨重又踏上追寻理想之路。


  直到三十岁,母亲才出了山海关,带着儿女,坐上火车,三天两夜,一家得以团聚。


  “在下关车站,她透过车窗从浓郁的白色蒸汽里,看到月台上等着的那个英俊自信、双眼有神的陌生男人,挺拔地站着。蒸汽渐散,此时,她脚步迟疑,牵着我的手像是榆树落叶那么颤抖,娟秀的脸上一抹羞怯的神色遮住了喜悦。月台上,站在她身旁的是两个穿着崭新棉袍的乡下孩子。”齐邦媛回忆着,从此,一家人追随父亲,颠沛流亡。远离亲友家乡,越走越远。


  那个多难的年代,还有很多人与齐家一样,终身在漂流中度过。


  齐邦媛一家从东北到南京、到四川……,她曾见到几百名逃离东北的中学生,在湘乡一所祠堂中临时安顿下来,元宵节傍晚,众人围坐火边,想到哪一天才能回到家乡,一时之间,哭声弥漫河畔,一些较小的女生索性放声嚎啕。在这样的哭声中,国文老师带着大家唱:“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


  在那个充满悲伤的时代,流亡的人没有可归的家园,只有歌声中的故乡。从东、西、南、北各省来的人,流离在炮火炸弹之中,都在唱:“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唱的时候,每个人心里想的是自己故乡的永定河、黄河、淮河、赣江、湘江……


  父辈的理想与幻灭


  齐邦媛的父亲齐世英,十三岁离家,先后去沈阳、天津、日本、德国读书,留学归国后参加革命,从此亡命天涯。


  齐世英二十六岁归国,在沈阳遇到郭松龄将军,雪夜长谈,甚是投缘。两人都厌倦了军阀混战,对张作霖治下的东北局势也深感忧虑。1925年11月,郭松龄通电请张作霖停战下野,张不予回复,郭便率军攻打,齐世英也参加了郭松龄的“叛军”。郭军一路夺下葫芦岛,再夺锦州,直逼沈阳。那年冬天的巨流河畔,两军对峙三日,郭松龄兵败。他不忍放弃夫人和朋友,没有独自骑马逃生,被奉军部队追上后,就地枪决。


  临刑前,郭松龄将军遗言:“吾倡大义,除贼不济,死固分也;后有同志,请视此血道而来!”


  郭妻韩淑秀说:“夫为国死,吾为夫死,吾夫妇可以无憾矣。”时年,郭松龄四十二岁,韩淑秀三十六岁。


  就在同时,齐世英和五个落难兄弟一起逃到新民市的日本领事馆躲避追杀,整整半年被奉军日夜围困,为防冷枪,白天连院子都不能出去。漫漫长夜,齐世英想了又想:“一路上打的都是胜仗,为什么在沈阳灯火可见的夜晚,我们就是渡不过巨流河?巨流河啊,巨流河,那渡不过的巨流河莫非是现实中的严寒,外交和革新思想都将被困于此?”


  六个兄弟终于在半年后寻机逃出东北,辗转经朝鲜、日本逃到上海。齐世英1926年在上海加入国民党。


  蒋介石在当时尚还不是权力中心。蒋介石接见他时说:“你不像东北人!”齐邦媛说,这句话,父亲终生难忘。三十年后,蒋介石在台北把反对其增加电费以筹措军饷政策的齐世英开除国民党籍。政术娴熟的浙江人蒋介石终于发现,温和英俊的齐世英,其实骨头又倔又硬,是个不驯服的真正东北人。


  1931年9月18日,日本一夜之间占据沈阳,造成中国近代史上最沉痛的事变。


  “九一八”事变后,父亲认为要救亡图存,必须保存青年力量。他负责黄埔军校招收东北学生的工作,说服国民政府教育部拨款,于1934年在北平创办了国立东北中山中学,招收了约两千名流亡学生。这是中国第一所国立中学,也是父亲一生引以为傲的事业。1936年华北吃紧,中山中学迁来南京,在南京郊外的板桥镇,父亲带领学生们自己动手修建围墙和校门。进校门前,可以远远看到泥砖墙上巨大的八个字:“楚虽三户,亡秦必楚。”


  每天清晨升旗典礼,师生共唱校歌:“白山高黑水长,江山兮信美,仇痛兮难忘……我来自北兮,回北方。”


  1937年,七七事变,日军全面侵华。父亲先安排中山中学师生分两批撤离南京,齐邦媛和母亲在10月份随第二批师生一起,沿长江上溯到汉口。


  12月7日,父亲作为抗战最高统帅部的成员,与蒋介石一起乘军船到汉口。“他环顾满脸惶恐的大大小小孩子,泪流满面。一条白手帕上都是灰黄的尘土,被眼泪湿得透透的。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他流泪。他说:‘我们真是国破家亡了!’”


  从那天开始,齐世英每天一早就由汉口过江,到已经移至武昌卫戌司令部的抗战最高统帅部参加抗战大局的调度。12月13日,南京沦陷,日本开始放火抢劫,大屠杀。


  局势更加动荡,从汉口到湘乡,从湘乡到桂林,从桂林到怀远,齐家随着学校,颠沛流离,逃亡了半个中国,终于入川到了战时陪都重庆。


  直到今日,每逢有人提起中山中学,齐邦媛都会想起在那一条漫长的逃亡之路上,远远看到父亲的样子:“一站又一站,他总是来去匆匆,与我生病的母亲擦身而过。他看我们平安上路,就急急忙忙赶去下一站接洽驻军,给徒步走来的学生们安排粮食与住宿。在他的心中,近千名学生都是他的孩子,都必须带到安全的、有希望的地方去。”


  之后十年间,齐邦媛先后入读南开中学、武汉大学,先后得到著名教育家张伯苓先生、朱光潜先生、钱穆先生的亲身教诲,受益终生。


  超越政治成败


  1947年9月,齐邦媛大学毕业,当时整个中国都在非左必右的政治漩涡中,“连鸵鸟埋头的沙坑都找不到了”。正在深感迷茫之际,父亲的朋友马廷英来到齐家,说此来是为台湾大学找教员。“我正没事做,就想去见识新的天地。况且,每个人都说,你去看看吧,看看就回来吧——大家都给我留了一个退路。10月,我第一次乘螺旋桨飞机过台湾海峡,当时心中很是兴奋。”今日,已经86岁的齐邦媛追忆当年,不无落寞,“爸爸给我买的是来回双程票,但我竟将埋骨台湾。”


  一个单身女子,孤身去刚发生“二二八动乱”的台湾,大有自我流放之意。


  然而,世事真是难料。两年后,1949年底,父亲由重庆乘最后一班飞机来到台湾的情景令齐邦媛惊骇莫名;一直相信“有中国就有我”的他,挫败、憔悴,坐在用甘蔗板隔间的铁路宿舍里,一言不发,不久即因肺炎被送往医院。在家人、师生眼中,他一直是稳若泰山的大岩石,如今巨岩崩塌,坠落,漂流,五十一岁的父亲多少壮怀激烈,付诸流水。


  齐邦媛六岁离开家乡,以后十七年辗转大江南北。跨过了大学毕业那一步,她的生命被切成两半,二十三岁的她在台北开始了下半生,接受“台湾大学临时聘书”在外文系任助教。前半生的歌哭岁月,因家国剧变,在她生身的土地上已片痕难寻了。而后半生,献身于栖息之地,似是再世为人,却是真实的六十年。


  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台湾局势渐渐稳定,喘息初定的政府开始改善岛内生活。齐家人的生活也逐步安定,齐邦媛结婚生子,教书育人,花费几十年推动台湾文学翻译,生活终于再无波澜。


  1981年,齐世英在台湾住院时,张学良来病房看他。当年雄姿英发的青年,都已经八十二岁,白发苍苍。乡关万里,一生坎坷,难以尽诉。


  “如果当年能够合作,东北会是什么样子?中国会是什么样子?”但历史从来都不是假设,更无从改写。事实上,即使时光倒流,合作亦非易事。所以,那一天会面,两人唯一共同的心意,是怀念郭松龄将军。张学良念念不忘的是郭将军对他权力的辅佐;齐世英想的是,如果巨流河一役郭军战胜,东北整个局面必会革新,绝不会容许日本人建立傀儡满洲国。


  那天的晚饭,齐世英端起酒杯,眼泪流不停:“明明不该打败仗的局面,却败了,把那么大的东北丢了。那些年布满东三省,一心一意跟着我,敌后抗日十几年的同志们,都白死了。他们都是爱国的知识分子,如不去革命,原可以适应生存。都是我害了他们,是我对不起他们!”齐邦媛回忆,这些话,父亲反复说过多遍,折磨着他最后的日子。


  1983年8月,齐邦媛的母亲裴毓贞安详离世。母亲去世后,父亲的言语更少,近乎沉默,似乎从汹涌的东北“巨流河”冲进了台湾“哑口海”。巨流河是清代称呼辽河的名字,她是中国七大江河之一,辽宁百姓的母亲河。哑口海位于台湾南端,是鹅銮鼻灯塔下的一泓湾流,据说太平洋汹涌海浪冲击到此,声消音灭。如同莎士比亚的名句,“人的一生,充满了声音与愤怒,全无意义”。


  1987年8月,父亲节的下午,齐世英坐在床边藤椅上,溘然逝世,宁静地放下了一生所有的理想、奋斗和失落。


  多年后,女儿齐邦媛记下了一家两代人从家乡东北的“巨流河”到南台湾的“哑口海”的辗转故事。然而,这绝非仅是一部个人史、家族史,而是将个人的离乱融入家国的变迁。于是,我们看到了郭松龄在东北家乡为厚植国力反抗军阀的兵谏行动;看到二十九军浴血守华北;看到南京大屠杀,国都化为鬼蜮的悲痛;看到保卫大武汉时,民心觉醒,誓做决不投降的中国人之慷慨激昂;也看到两代大陆人无奈漂流台湾直至落地生根的历程。个人的家国之忆与爱国之泪和国家的命运如影随形。


  齐邦媛同时觉得,她记下的每个人,他们打过的每一场仗,走过的每一条艰难路,他们所秉持的理想和人性光辉,决不能粗陋地以成败定英雄。回应时代暴虐和历史无常的最好方法,就是以文学记述超越政治成败的人与事。



  人物简介


  齐邦媛,一九二四年生,辽宁铁岭人,武汉大学外文系毕业,一九四七年赴台湾,一九六九年出任中兴大学外文系系主任,一九八八年从台湾大学外文系教授任内退休,受聘为台大荣誉教授迄今。白先勇说她是“台湾文学的守护天使”。教学、著作,论述严谨;编选、翻译、出版文学评论多种,对引介西方文学到台湾,将台湾代表性文学作品英译推介至西方世界,卓有贡献。
 

 

—— 原载: 《小康》2010年第12期
本站刊登日期: Thursday, January 27, 2011
关键词: 巨流河 台湾人 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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