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7月21日我被收监，被投入湖北省汉西监狱时，已抱死志。入狱便与警察发生冲突。湖北省公安厅、司法厅监狱管理局来多人当面谈话，威胁加刑。此后，强迫坐小板凳两个月，中途除非入厕，否则站起便有人用手按住，名曰入监教育，致痔疮脱缸，两腿僵直无法上床倒到地上，才可坐一小时后可躺到床上。每周要求交思想汇报。我的思想汇报一律汇报真实想法。当局自然不喜欢。我要求与其他犯人一样下厂劳动，不允。两个月后可读书。监室内有电视，报纸，主要是《法制日报》，每当国际国内有重大事件发生，便要求我写看法。我用在外面时写政论的方法写，直言无忌，深刻剖析当局应对失策之处和改正办法。多次激怒当局。据说我在监狱里写的片纸只言都会置于周永康案头。当局自始至终将我关押在监狱集训队。坐过牢的应该清楚，集训队是监狱里的监狱，只有严管对象才关集训队，且通常只关两个月。我被关了两年四个月21天（等于法庭判决之外又多加了四天刑）。当局迁怒于我的家人，应城公安局副政委两次对我前妻怒骂。

在监狱里将近刑满时，原工作单位负责人去看望。监狱方面试探我出来后是准备回原单位还是怎么打算。我说：回医疗保险局也可以，只是在关押我的刑事裁定书中作过证的副局长和办公室主任必须调离，我不能与将我送进监狱的人再次一起上班，称兄道弟，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让我虚情假意的惺惺作态，我做不到。再问我打算。我回答：进全国人大常委会，或到武汉大学教书。我知道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本就应当是公器，由人民自由竞选进入，它应当是最高立法和决策机构，正是全国人大的不作为和乱作为，放弃人民主权，放纵一党把持公权，才有我的因言获罪，这也是不满人民代表大会被一党据为私有的表示；要求进武汉大学则是因为在监狱期间当局曾安排武汉大学的一位心理学教授，一位法学院党委书记兼教授与我谈话。我认为自己的法学知识才是真货，教书的价值应该远在该教授之上。

2010年12月10日出狱。当局用警车直接送回应城。先进派出所。派出所警察和应城司法局的律师以一本所谓的《刑法教程》为据，声称我出狱后仍然在剥权期间，应该接受与缓刑期间同样的管制。我当即驳斥，剥夺的是政治权利，没有剥夺人身自由。要我扫大街。我反问法律依据何在？

出来后第三天前后，我与前妻意见冲突，前妻恼火，将我驱赶出她在医院里的新家，要我回环保局的旧屋，并给我置办了必要的生活用具和手机，然后给了五百元钱。这五百元即使餐餐吃馒头，大概也用不上一个月。一个旧日同事知道我的窘境，借了一千元给我。临近年关，我没钱也不可能置办年货。钟祥的周远志先生来看我，见过年家中空空，邀请我去他家过年。刚过去。国保便跟去了。押回。应城国保和街道以“救济”的名义，给了我大概是总共2000元左右。这点钱过年后（包括还交了700元网费）基本上就快完了。

刚出监狱的一个月前后，家里没有电脑，没有网络，走到哪都有人跟着，要去上网吧，在我接近网吧百米外，该网吧就被强制关机赶人。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我才得以将自己的处境用电子邮件告诉了朱学渊先生。年前经我再三交涉，国保把我的手提电脑归还了。我去交钱接通了网络，开始以真名发表作品，敏感点的便以笔名，但仍然一而再，再而三受到警告。

从2010年12月10号，到2011年5月，这半年时间里，我没有工作，没有其它任何收入。我并不要求在应城安排工作，要求外出打工，不获允许。连在公园里散步都有人跟随，家门口安装有四个探头，根本走不脱。钱包里最少时只剩20元钱。窘迫可想而知。当局也并非要饿死我，而是一来没找到他们认为合适的工作单位，二来借经济困难迫使我向他们低头。危急之际要特别感谢刘路老哥们。他在知道我的困难后及时汇来500刀，真可谓雪中送炭，解了燃眉之急。

当时有人建议我去档案馆。档案局局长是熟人，但档案馆里有机密。又有人建议我去文联。结果文联的人说：你进文联我们欢迎，但共产党养文联，就是为它唱赞歌的。我回答，要我赞美共产党也不是不可以，只是有价钱。他们问多少，我回答，一个字一亿元。

几经折腾，2011年5月我才被以合同工的聘用方式，以低于公务员近千元的低薪，安排到图书馆上班，才拿到每月1920元。工作主要是坐柜台，与工厂工人相当，工作比较轻松，但仍然带有惩罚意味。但条件比工厂里的工人要强。我可以在办借还书手续的间隙里读书写作。这期间我得到不少朋友的关心和帮助。黎学文，野夫，笑蜀，刘军宁，蔡楚，张祖桦，陈奎德，一平，张裕，廖天祺，小乔，胡平，叶匡政，陈敏，苏振华，楊子立，滕彪……，如有遗漏，敬请原谅，因时间长了，记不准确。在此致谢！

这里应该说一声，自从监狱里出来后，到2013年3月我不辞而别自行去北京打工，这期间的两年时间，应城市市委副书记席国爱，政法委书记刘刚，公安局局长张健林，文体局局长金洋，多次找我谈话，表示要当朋友而不是敌人对待，对我有不少关照，经济上也考虑到我一个人，还要负责儿子在台湾读研的费用，那么低的工资，给予了一定的帮助。图书馆同事对我生活工作上也有关照，比之缓刑期间的四年，环境文明程度有相当的提高，我的处境也要好过以往，在此感谢！

2012年12月10日，当局对我宣告，剥权到期。此前公安局长就多次跟我谈话，问我剥权期后的打算，我表示希望外出打工，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嘛。但我完全合法正当的外出打工要求一直没得到回复。在向文体局长当面正式提出辞职的请求，并沟通近4个月没有结果后。不得已，我不辞而别。记不清是哪天，反正是2013年3月两会敏感期过后。我一个人关了手机，坐动车到了北京。

到北京当天，间歇性打开手机，就看到图书馆馆长发来的短信，要求我回去上班。我未予回答。但我喜欢正大光明，不愿欺骗任何人，包括当局里的人。尽管朋友们反复叮嘱我保密，在到北京后第三天，我还是用住处的固定电话打了个电话回应城图书馆。结果，没过三天，应城的人便找到了我。说“市委书记的命令，必须把你带回去。”

好在北京宋庄的艺术家们及时赶到，代我据理力争。应城去的人在反复电话请示其领导后，没有把我当场带回。但是后来听说，为了将我弄回应城，我在北京上班的两个多月里，应城市的公安局长、国保大队长等一行人住在北京。想方设法要把我弄回。当然是他们笑到最后。2013年6月1日，我被以一条微博“寻衅滋事”，再次遭到刑事拘留，拘留一个月取保，重新押回应城市图书馆。

我现在仍然在图书馆上班，仍然享受歧视待遇，都加工资，我不加或少加，也没要每月200元的全勤补助，每个月扣除住房公积金（这还是今年才有的改善，此前三年多没有公积金），每月到手就2598元。如果某月扣医疗保险，则大概2000元不到。

我现在的处境，比之刘晓波等系狱人士，自然不能说很差。离婚，重新结婚，有儿有女。女儿也是大陆名牌大学大四学生。儿子更不错，自己努力到台湾成功大学读研，我负担了三个学期，剩下这学期说好由前妻负担。儿子争取到了最佳陆生奖学金，每月生活费不用我管了。但我仍然在严格监管之下，当局对我，不给护照，不给港澳通行证，不让写作（对感觉不是太敏感的，自己作主，偶尔在纵览中国和台湾媒体上发一两篇），国内原来的南方都市报和凤凰周刊的专栏被关两年了，微博、博客全部被封杀，而且无法重新注册，前几天因在推特上发了一条和转了一条，马上就受到严重警告，公安局副局长谈话，两会期间遭到限制部分人身自由，会期10天内只能呆在应城他们眼皮底下，连53公里外的京山的家里也不能回。做生意偶有外出，纯粹是做生意，小范围，当局没干涉，但只要想搞个促销活动，便被当局破坏掉，去人将我带回。现在应城的生活费用其实比北京和武汉都要高，为改善处境，也为家里留点隔夜粮，更为儿女今后可能的经济需要考虑，做点小生意。就是应孙大午先生的要求，在湖北湖南代理大午酒业出产的“大午粮液·孙氏家酒”。刚才看到有想帮帮我的朋友，我感谢！只是请把钱汇给更急需的失去人身自由的朋友，他们现在比我更急需。如有朋友能帮助我卖酒，倒是既帮助我，又合作共赢的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