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年前，经老友介绍，我加入了“中科院-SITP退休老同事（陆欧）微信群”。入群以后看到，群里大多数是近年来退休的人，但是还有不多几个更早退休的的研究人员。看见二十多年不见的名字，不免回想起往事。这些年看到不少文章和音乐会都以“青春无悔”为题，主题是文革期间的上山下乡运动。讲到“无悔”，其实多半是庆幸劫后余生的意思。每当我看到有人在台上兴奋地高歌，或作文缅怀往事时，我眼睛都会模糊，因为我眼前只是冰山的一角——那绝大部分看不见了的主体都沉在了水中，不为人知，“无悔”的只是幸运者。不知还有多少青春年华被耽误了，发不出声音；又不知还有多少青春年华消失了，没有了声音！然后想到，我的青春无悔吗? 我有幸虚长几岁，在那场浩劫开始之前就已经大学毕业并有了工作，无缘于“广阔天地”和“大舞台”。比起年轻的同胞们，我当然知足了；比起老一代知识分子，我不仅知足而且无比幸运。假如上帝早一年打发我到人间，进了大学，赶上那场“阳谋”，依我的性格，如今我在哪里？！我们一进大学，就被要求“改造世界观”，右派前辈的屈辱遭遇也令我们不敢轻视这“改造”二字。当年我十八岁，非常纳闷：我的世界观还没有完全形成，怎么就要“改造”了。在此后的几十年里，中国的知识分子就一直在“改造”中过日子。我曾经真诚地想入党，表明我已经“改造”得不错了，无奈高攀不上。后来时间长了，见得多了，发现那些“改造”我们的人，在许多方面并不比我们高明，甚至更加不堪。八十年代初，我从美国回来以后，向支部书记汇报，他曾多次问我对“组织”有什么要求。再一次无奈，有了文革和国外生活的经历，我对这个组织已经不再向往了，和我的几位同事一样，终于认识到，这个组织在本质上是不能容忍我们接受的科学训练和探求真理的精神的。尤其要命的是组织原则必须在真理之上。我甚至很钦佩那些在科研上很有成就的党员们，波粒二象性在他们身上能够统一得如此完美！抑或他们在科学和党性二者中并非全都真诚，各有各的用场。

我入群的目的是想和老朋友们叙叙旧，谈谈彼此这些年生活的感受。但是，彼此隔膜了这些年，先应该洗耳恭听才是。“听”了几个月，发现从前的老同事只是转贴，几乎不发表自己的观点。

大约一个月前，我以每七到十天一篇的频率在群里发了五篇旧作【1-5】,都是真实的故事。前四篇发了以后没有任何反应，第五篇发了以后，见到已经退休了的前党委书记Guoy转发了一篇语音。我将这篇语音听写如下：

通告

接政府有关部门会议通知，所有微信群要进一步加强管理，无论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不能在微信群里发布对国家、对党不利，或者违法信息。凡是在微信里发布对国家、对党、对社会不利的话题的微信群和个人，将会在此次扫黑除恶行动中受到严肃处理，接受法律制裁。望各微信群严格要求本群所有人员管住嘴、管住手、不信谣、不传谣、不散谣，否则后果自负。违反国家法律规定和要求发布违法信息的人，最高可判一至八年有期徒刑，就高不就低的原则，而且群主承担连带责任。望相互转告。

从现在起，开始对网络进行严格安全大检查。由十人以上组成的群将接受由网警采取自动控制检查的手段，进行摸查。为了各微信群的安全，希望各微信群须自觉、自律、自己、自信。凡由十人以上组成的群里，不得发较敏感信息。微信群已经立法，现在微信群都有后台监控管理。请群里的同事、朋友们今后发微信一定要注意：

政治敏感话题不发；

不信谣、不传谣；
所谓的内部资料不发；
涉黄、涉毒、涉暴、恐怖等信息不发；
有关港澳台新闻在官方网站未发布之前不发；
军事资料新闻不发；
有关涉及国家机密文件不发；
未经核实的各种形式的募捐不发；
各种小程序、拉票之类的不发；
一定要遵纪守法。

听完这语音通知以后，我发了一贴给Guoy书记，指出这个语音文件里关键的信息（部门、会议、发布人）全都缺失，任何人都可以制作。根据这么一个没头没尾的东西，就可以对别人“最高可判一至八年有期徒刑，就高不就低的原则”吗？以我的经验，仅仅从文字水平上来看，它就不像是中央文件。容我不客气地说，这个语音“文件”极不严肃，等同于谣言；把它发布在群里，也等同于信谣、传谣。

隔日不见Guoy书记答复。可是有人出来打圆场了。海先生说，对Guoy书记在群里发布的这个语音“文件”应该“尽量从正面理解，也不必过分解读”，“肯定是上头的精神”。还说“我们党和国家所有文件都有密级和传达范围要求的，不适宜原原本本在微信群里公开，只能有针对性地传递要点及基本精神，从而起到警示和提醒作用，这是必须的正常的。”还有几个跟帖，表示支持。

我回答道：我们的政府和政党都是合法的、光明正大的政府和政党，文件的传达固然有级别和范围之分，但文件适用到什么范围就应该原原本本、不折不扣地传达到什么范围，这是历来的规矩。我想不出任何理由，一个宣称可以对民众行使高达八年刑期（而且“就高不就低”）的文件，居然可以这样藏头去尾地用一个语音帖子在群里轻率地宣布。你要对别人绳之以法，起码要让别人知道这是个什么法，是真是假吧。如海先生所说: 这“肯定是上头的精神”，既然如此，为什么不拿出个“上头”的样子，像像样样、正大光明地宣布呢？再说这不仅仅是“精神”，还有实实在在、明明白白的刑期！这种做法，除了蔑视民众的知情权和显示权力的傲慢以外，还有任何其它的解释吗？

这时群主出来说话了，要求辞职，并且说：“我知道这是Guoy书记对我好”。显然，他感到威胁了：“群主承担连带责任”。于是我提出：“为了群主的安全，也为了让忠于职守的Guoy书记和她的组织耳目清净，请群主把我从这个群里永久除名。”我说，“我觉得SITP的朋友们很可爱，对那个与谣言无异而且人人都可以编造的语音‘文件’，海先生以及其他朋友们还愿意‘尽量从正面理解，也不必过分解读’，‘肯定是上头的精神’，却不知只要有一句莫须有的‘政治敏感话题’，这后面就有可以抓人刑判八年的刑期！”由此我想起捷克爱国者尤利乌斯·伏契克临终前的告诫：“人们啊，我爱你们，可你要警惕啊。”

隔天看到，我被放在了另一个群里。在那个群里我看到的最后的帖子是：“分到一个群，还要分两个群”，此外还有表情符号：“想得出哦！”。我猜原来的群分成两个群了，这是有人对分群表示不满。看来群主费心了：把我放到一个小群里，以缩小“流毒”范围。

然而我去意已决，再次要求退群：“我入群原本是想和老朋友叙旧，谈谈我这些年生活的感受，为此我在群里发布了几个真实的故事。但是我发现自己再一次错了：这仍然是一个蔑视民众知情权，权力的傲慢随处可见的社会。那个藏头去尾、真假难辨的语音‘文件’、那个敢做而不敢当的‘文件’作者，让我们这些经历过‘无产阶级专政不是吃素的’时代的人，一想起来就毛骨悚然。道不同不相为谋，我既然已经选择了另一种生活方式，何必再自投牢笼！”

故事到此结束，有惊无险。下面谈谈我的感受。

自信。我们曾经不止一次地听说过这个词，每次都是在庄重的场合由重要人物口中庄严地说出来的。为了怕草民们听不懂，还要对自信的范围加以界定，例如：文化、制度、理论、道路。简称四个自信（注：原先只有三个自信，从去年起自信见涨了，遂成了四个自信）。中国的网民有几亿，政府要对网络加以管理，可以理解。不是“微信群已经立法”了吗, 但为什么不能理直气壮地依据这个法来管理，而是像贼一样地做事？人人都知道，自信是做出来的，不是说出来的。例如绝大多数的人都不会偷东西，有必要说吗？倒是听见某人逢人就信誓旦旦地说自己从不做贼时，人们不免会心生疑窦。生活经验告诉我们，手段是为目的服务的。如果某人做事做得像做贼一样，其目的的正当性一定值得怀疑。在当今的世界上，不管你承认还是不承认，做事都有其公认的准则，例如，敢做敢当。若做事情违背这些公认的准则，就只能偷偷摸摸，像做贼一样。我看出了这个语音“文件”之所以要藏头去尾的原因：“政府有关部门”和“文件”发布人想要做的事，并不在“微信群已经立法”之中，而是违背了自己在世人面前宣称的原则，拿不上台面，见不得人。于是只能敢做而不敢当了。还有别的原因吗？

那个语音“文件”宣称“微信群已经立法，现在微信群都有后台监控管理。”这样讲就像话了，自己主权范围以内的事，当然可以而且应该讲明。这是我在那个语音“文件”里听到的唯一的一句像样的老实话。接着，那个语音“文件”宣称，“请群里的同事、朋友们今后发微信一定要注意”。下面列举了十条不得发表的内容。其中第一条是“政治敏感话题不发”。这让我立即想起了前些年在刑法里删除了的“反革命罪”。这“政治敏感话题”比之“反革命罪”有了更大的不确定性和任意性，看来法治倒退了。再说，敏感与否不是客观标准，是因人而异的。例如“资金外流、藏富海外”以及“巴拿马文件”这些事和一般民众毫无关系。但是，有人见了就“敏感”了。又如，写错别字或唸错别字，一般人（当然包括本人）都在所难免；如果碰上了，不怪天，不怪地，不怪父母，不怪老师，只怪自己当年识字差。只能自己改正，不能改动用了几千年的方块字。但也有人会因此而“敏感”。至于政治，则可以无所不包，有时甚至只要有人一“敏感”，马上就“政治”了。据此，轻而易举就可以抓人并且判刑。怪不得在这个群里我从未看见研究人员发表议论，他们只转发帖子。再则，“政治敏感话题”不同于“三反言论”，为什么不能发？政治原本就是众人的事，因为有些人“敏感”，就禁止众人议论，是不是太霸道？须知只有造谣中伤才是要负法律责任的。“群主承担连带责任”，更是毫无道理。群主并不负责组稿和审稿，古今中外的规则都是文责自负，群主“连带”什么？还是霸道。

这种故意用定义模糊不清的标准给人定罪、不许别人说话的做法让人感到不安：文革的幽灵似乎又出来游荡了。我想起了前北京市委书记兼市长彭真那句付出了惨痛代价的话：“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凡是经历过文革，度尽劫波以后还有一点良心的中国人，都不会忘记那些惨痛的教训。今后我们应该牢记和坚持“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坚持说真话，坚持认为文革是一场浩劫而不是“艰难的探索”，并且拒绝今后任何类似的“探索”，反对因为言论就给人定罪。只有这样，下一场浩劫才可以避免。我承认我有书生气，但书生气比市侩气好，至少还有一点理想。

以上事实再次告诉我们，中国的现代化任重道远。想来也是不可思议，一个退了休的前书记凭那么个不伦不类的东西，就可以在群里发号施令。更不可思议的是，竟然还有人愿意“尽量从正面理解”，劝别人“不必过分解读”，并且相信“肯定是上头的精神”。我猜想，如果现在就实行一人一票的选举，当选的还会是那些口吐莲花的政客。希特勒当年不就是通过选举上台的吗？其实，现代化的精髓是民众的公民意识，这也是当局从不愿提及并且极力要回避的事情。冷静地想一想，中国的现状其实是历史的延续。清廷逊位至今才一百另八年，在此之前的三千年是有据可查的专制制度。在统治者眼里，百姓是草民，无异于牛羊等家畜。古代以九州之长为“牧”，例如汉末刘表为荆州牧，袁绍为冀州牧。“牧”就是管理人民的意思，和牧羊、牧马是同一个字，同一个意思。管理百姓就和管理牛羊一般，喂饱了就行了；“生存权就是最基本的人权”，这句话可不是随便说的，它有三千年的专制历史依据。三千年的传统，一百另八年是改不彻底的。如今，革命的风暴早已过去，“打江山”的人早已“坐江山”到第二代人了，一切也都早已回归到三千年以来的常态。尽管华夏大地高楼林立，GDP已经世界第二了，但是大大小小、上上下下的书记和官员们只是换了服装和称呼，脑子里自觉或不自觉地还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那一套，说话和做事还是“奉天承运，皇帝诏曰，钦此”的面孔和派头。另一方面，不少民众脑袋里也认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那一套。这就是为什么听了退了休的Guoy书记的那个没头没尾的语音“文件”以后，还有人愿意“尽量从正面理解”，劝他人“不必过分解读”，并且相信“肯定是上头的精神”，而且认为“文件的传达是有级别的”,所以自己就只配接受那个没头没尾的语音“文件”待遇，而且是心甘情愿、理所当然地接受。颇有点“奴才站惯了，不想坐”（京剧《法门寺》，贾桂）的遗风。很遗憾，现实告诉我们，“牧”并不是单方面的行为，它是上下皆行得通的：有“牧”的一头，也有心甘情愿被“牧”的一头。这就是现今这个社会的现状。说到这里，想起了拙作“任重道远啊，中国的现代化”【6】：几个干部模样的人面对地上“习主席的脚印”表示效忠。至今我还记得当初见到这张照片时的感觉：类似被电击的感觉。

由此看来，魏京生先生提出的“第五个现代化”，即工业、农业、科学、国防四个现代化以外，还要有政治现代化，是非常关键的。现实告诉我们，这“第五个现代化”虽是关键，却不容乐观。为什么？因为历史上形成的观念也只能在历史过程中转变。“砸烂旧世界，建立新世界”说起来痛快，做起来哪能像“你方唱罢我登场”那么简单，那么立竿见影。这旧和新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是那么截然分明的。例如，我们那位“四个伟大”，你能说得清楚他是更像专制皇帝，还是更像无产阶级革命家？只能说他既是专制皇帝，又是革命家：有时候是专制皇帝，有时候是革命家；坐江山的时候是专制皇帝，打江山的时候是革命家。叫做矛盾的统一。就像微观粒子，既有粒子性，又有波动性。一身兼具两种对立的性质。推动这个社会进步就是要减少我们的“首长”身上的专制成分，增强民众的公民意识。北京大学郑也夫教授说：“有什么样的统治者，就有什么样的被统治者；有什么样的被统治者，就有什么样的统治者。二者相互塑造，恶性循环是双方造就的。我们觉得统治者的责任更大，但他的任性是因为我们一直逆来顺受，我们惯坏了他。走出恶性循环，大概要由我们这些弱势者启动”。这也是本人写这篇文章的初衷。要彻底割掉那根又臭又长的封建专制的辫子，最有效的过程是被“牧”的一头逐渐觉醒，不再心甘情愿、逆来顺受，不再“惯坏”统治者。这个过程恐怕要延续几代人的时间，快不了，也急不来。这就是以上所说不容乐观的含义。那么，在这现实下，爱国爱家的人士能做什么呢，回答是：启迪民智，反专制！——多么熟悉的口号啊。

历史真的是有趣，五四运动已经过去一百年了，如今睁开眼睛一看，德先生依旧是神龙见首不见尾，百年前面临的根本问题很多依旧如故，百年前的口号和呐喊，也依旧是空谷足音。

但愿在下一个百年里，五四运动二百周年时，历史能迎来德先生，专制靠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