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7月12日

 

在最近的電話直播（Direct Line）[1]上，當我被問及俄烏關系時，我說，俄羅斯人和烏克蘭人是一個民族——-一個單一的整體。這些話並不是出於一些短期的考慮，也不是由當前的政治背景促使的。這是我在許多場合說過的，也是我堅信的。因此，我覺得有必要詳細解釋我的立場，並分享我對今天局勢的評估。

 

首先，我想強調的是，近年來在俄羅斯和烏克蘭之間，在本質相同的歷史和精神空間出現的牆，在我看來是我們共同的巨大的不幸和悲劇。這些首先是我們自己在不同時期所犯錯誤的後果。但這些也是那些一直試圖破壞我們團結的勢力故意為之的結果。他們應用的公式自古以來就很有名——分而治之，這裡沒有什麼新東西。因此，他們試圖利用 「民族問題」，在人們之間挑撥離間，其首要目標是分化，然後讓一個民族的各個部分互相對立。

 

為了更好地了解現在和展望未來，我們需要翻開歷史。當然，在這篇文章中不可能涵蓋一千多年來發生的所有發展。但我將集中介紹對我們的歷史記憶來說是重要的、俄羅斯和烏克蘭的關鍵時刻。

 

俄羅斯人、烏克蘭人和白俄羅斯人都是古羅斯的後裔，古羅斯是歐洲最大的國家。從拉多加（Ladoga）、諾夫哥羅德（Novgorod）和普斯科夫（Novgorod）到基輔（Kiev）和切爾尼戈夫（Chernigov），廣大領土上的斯拉夫部落和其他部落被一種語言（我們現在稱之為古俄語）、經濟紐帶、魯裡克王朝（the Rurik dynasty）的王子們的統治，以及羅斯的洗禮之後的東正教信仰聯繫在一起。聖弗拉基米爾（St. Vladimir）既是諾夫哥羅德（Novgorod）的王子又是基輔的大王子，他的精神選擇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決定了我們今天的親和性（affinity）。

 

基輔的王位在古代羅斯中佔據了主導地位。這是自9世紀末以來的慣例。《逝去的歲月》（The Tale of Bygone Years）[2]為後人記下了先知奧列格關於基輔的話：「讓它成為所有俄羅斯城市的母親」。

 

後來，像當時的其他歐洲國家一樣，古羅斯面臨著中央統治的衰落和分裂。於此同時，貴族和平民都把羅斯看作是一個共同的領土，是他們的祖國。

 

巴圖汗（Batu Kha）的破壞性入侵，蹂躪了包括基輔在內的許多城市，此後分裂現象愈演愈烈。羅斯的東北部落入金帳汗國的控制之下，但保留了有限的主權。南部和西部的俄羅斯土地基本上成為立陶宛大公國的一部分，最重要的是，它在歷史記錄中被稱為立陶宛和俄羅斯大公國。

 

王公貴族成員和 "波亞爾" （boyar）[3]。氏族的成員會從一個王子轉到另一個王子，相互爭斗，但也結成友誼和聯盟。沃倫（Volyn）的沃伊沃德·包布拉克（Voivode Bobrok）和立陶宛大公阿爾格力達斯（Algirdas）的兒子——保羅斯克（Polotsk）的安德烈（Andrey）和布萊恩斯克（Bryansk）的迪米特裡（Dmitry）——在庫力克沃（Kulikovo）戰場上與莫斯科大公迪米特裡·艾文諾維奇（Dmitry Ivanovich）作戰。同時，立陶宛大公喬蓋拉（Jogaila）——特維爾（Tver）公主的兒子--率領他的部隊與馬邁（Mamai）匯合。這些都是我們共同歷史的一頁，反映了它的復雜性和多面性。

 

最重要的是，俄羅斯西部和東部土地上的人們都講同一種語言。他們的信仰是東正教。直到15世紀中期，統一的教會管理仍然存在。

 

在歷史發展的新階段，立陶宛羅斯和莫斯科羅斯都可以成為古羅斯領土的吸引點和鞏固點。碰巧的是，莫斯科成為了統一的中心，延續了古俄羅斯的立國傳統。莫斯科的王子們——亞歷山大·涅夫斯基（Alexander Nevsky）王子的後代——擺脫了外國的枷鎖，開始徵集俄羅斯的土地。

 

在立陶宛大公國，其他進程正在展開。14世紀，立陶宛的統治精英們皈依了天主教。16世紀，它與波蘭王國簽署了《盧布林聯盟》（the Union of Lublin），形成波蘭-立陶宛聯邦。波蘭天主教貴族在羅斯境內獲得了大量的土地所有權和特權。根據1596年的《布列斯特聯盟》（Union of Brest），俄羅斯西部的部分東正教神職人員服從於教皇的權威。波蘭化和拉丁化的進程開始了，驅逐了東正教。

 

因此，在16-17世紀，東正教居民的解放運動在第聶伯河地區逐漸壯大。赫特曼·布爾丹·赫梅利尼茨基（Hetman Bohdan Khmelnytsky）時期的事件成為一個轉折點。他的支持者們為脫離波蘭-立陶宛聯邦的自治權而斗爭[4]。

 

在1649年向波蘭-立陶宛聯邦國王發出的呼籲中，扎布羅忍東道主要求尊重俄羅斯東正教居民的權利，基輔總督應是俄羅斯人和希臘人的信仰，並要求停止對上帝教會的迫害。但哥薩克人的呼籲沒有被聽到。

 

布爾丹·赫梅利尼茨基隨後向莫斯科發出申訴，澤姆斯基·蘇博爾（Zemsky Sobor）議會對此進行了審議[5]。1653年10月1日，俄羅斯國家最高代表機構的成員決定支持他們的信眾兄弟，並將他們納入資助范圍。1654年1月，佩雷亞斯拉夫會議（Pereyaslav Council）確認了這一決定。[6]隨後，布爾丹·赫梅利尼茨基和莫斯科大使訪問了包括基輔在內的數十個城市，這些城市的居民都宣誓效忠於俄羅斯沙皇。順便說一句，在締結盧布林聯盟（the Union of Lublin）時並沒有發生類似的情況[7]。

 

在1654年給莫斯科的信中，布爾丹·赫梅利尼茨基感謝沙皇阿列克謝·米哈伊洛維奇（Aleksey Mikhaylovich）將 「整個扎布羅忍的主人和整個俄羅斯東正教世界置於沙皇強有力的高位之下」。這意味著，在向波蘭國王和俄羅斯沙皇的呼籲中，哥薩克人將自己稱為並定義為俄羅斯東正教人民。

 

在俄羅斯國家與波蘭-立陶宛聯邦之間曠日持久的戰爭過程中，一些赫曼人（hetmans），即布爾丹·赫梅利尼茨基的繼承人，會從莫斯科 「自行脫離 」，或者從瑞典、波蘭或土耳其尋求支持。但是，對人民來說，這又是一場解放戰爭。它以1667年的安德魯索沃（Andrusovo）休戰而結束。最後的結果是由1686年的《永久和平條約》（the Treaty of Perpetual Peace in 1686）所確定的。俄羅斯國家合並了基輔市和第聶伯河左岸的土地，包括波爾塔瓦（Poltava）地區、切爾尼戈夫（Chernigov）地區和扎波羅熱（Zaporozhye）。他們的居民與俄羅斯東正教的主要部分重新結合在一起。這些領土被稱為 "Malorossia"（小俄羅斯）。

 

.「 烏克蘭 」這個名字更多的是用在古俄語單詞 「okraina」（外圍）的意思上，這在12世紀的書面資料中可以找到，指的是各種邊境領土。而 「烏克蘭 」這個詞，從檔案文獻來看，最初是指保護外部邊界的邊防軍。

 

在仍然屬於波蘭-立陶宛聯邦的右岸，舊的秩序得到恢復，社會和宗教壓迫加劇。相反，在統一國家的保護下，左岸的土地得到了快速發展。來自第聶伯河對岸的人們大規模地遷移到這裡，他們從講相同語言和有相同信仰的人那裡尋求支持。

 

在與瑞典的大北方戰爭中，馬洛羅西亞（Malorossia，小俄羅斯）的人民並沒有面臨選擇站在誰一邊的問題。只有一小部分哥薩克人支持馬澤帕（Mazepa）的叛亂。各種階級和等級人都認為自己是俄羅斯人和東正教徒。

 

屬於貴族的哥薩克高級官員的地位可達至俄羅斯政治、外交和軍事事業的高度。基輔-莫赫拉學院（Kiev-Mohyla Academy）的畢業生在教會生活中發揮了主導作用。在赫特曼（Hetmanate）帝國時期這個具有特殊內部結構的基本自治的國家建制時期，以及後來的俄羅斯帝國時期，情況也是如此。馬魯西亞人（ Malorussians）在許多方面幫助建立了一個大的共同國家——它國本、文化和科學。他們參與了烏拉爾、西伯利亞、高加索和遠東地區的探索和開發。順便一提，在蘇聯時期，烏克蘭本地人在統一國家的領導層中擔任了主要職務，包括最高職務。只需說一下，其黨史記錄與烏克蘭關系最密切的尼基塔·赫魯曉夫和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領導了蘇聯共產黨（CPSU）近30年。

 

18世紀下半葉，在與奧斯曼帝國的戰爭之後，俄羅斯將克裡米亞和黑海地區的土地並入，這就是所謂的新羅西斯亞（Novorossiya）。這些地方的居民來自俄羅斯所有省份。在波蘭-立陶宛聯邦分治後，俄羅斯帝國重新獲得了西部的舊俄羅斯土地，但加利西亞（Galicia）和外喀爾巴阡（Transcarpathia）除外，它們成為奧地利——後來的奧匈帝國的一部分。

 

將俄羅斯西部的土地納入單一國家，不僅僅是政治和外交決定的結果。它的基礎是共同的信仰、共同的文化傳統，以及——我想再次強調的是——語言的相似性。因此，早在17世紀初，聯合教會的一位主教約瑟夫·魯茨基（Joseph Rutsky）就向羅馬表示，莫斯科的人們稱來自波蘭-立陶宛聯邦的俄羅斯人為兄弟，他們的書面語言絕對相同，而白話的差異微不足道。他用羅馬和貝加莫（Bergamo）的居民做了一個比喻。如我們所知，這些地方是現代意大利的中心和北部。

 

許多世紀以來的分裂和在不同國家的生活，自然帶來了地區語言的特殊性，導致了方言的出現。方言豐富了文學語言的內容。伊萬·科特利亞列夫斯基（Ivan Kotlyarevsky）、格裡高·斯科沃羅達（Grigory Skovoroda）和塔拉斯·舍甫琴科（Taras Shevchenko）發揮了巨大作用。他們的作品是我們共同的文學和文化遺產。塔拉斯-舍甫琴科用烏克蘭語寫詩，散文主要用俄語。俄羅斯愛國者、泡塔夫士基納（Poltavshchyna）人尼古拉-果戈理（Nikolay Gogol）的書是用俄語寫的，充滿著馬魯西亞（Malorussian） 民間諺語和主題。這種遺產怎麼能在俄羅斯和烏克蘭之間分割？又為什麼要這樣做？

 

俄羅斯帝國的西南部土地，馬洛裡斯（Malorussia）和新羅西斯亞，以及克裡米亞是作為種族和宗教多樣性的實體發展起來的。克裡米亞韃靼人、亞美尼亞人、希臘人、猶太人、卡拉特人、克裡姆查克人、保加利亞人、波蘭人、塞爾維亞人、德國人和其他民族在這裡生活。他們都保留了自己的信仰、傳統和習俗。

 

我不打算把任何事情理想化。我們確實知道有1863年的瓦魯耶夫通告（the Valuev Circular）[8]和1876年的姆斯-烏卡茲（Ems Ukaz）[9]，它們限制了烏克蘭語的宗教和社會政治文獻的出版及進口。但重要的是要注意到歷史背景，這些決定是在波蘭的戲劇性事件和波蘭民族運動領導人希望利用「烏克蘭問題 」為自己服務的背景下做出的。我應該補充一點，小說作品、烏克蘭詩歌和民歌書籍都繼續出版了。有客觀證據表明，俄羅斯帝國見證着大俄羅斯民族中馬魯西亞（Malorussian ）文化特性的積極發展過程，它將大俄羅斯人、馬魯西亞人和白俄羅斯人團結在一起。

 

同時，烏克蘭人作為一個獨立於俄羅斯人的民族的想法開始形成，並在波蘭精英和部分馬魯西亞知識分子中獲得支持。由於沒有歷史依據——也不可能有任何歷史依據，所以結論被各種編造所證實，甚至聲稱烏克蘭人是真正的斯拉夫人，而俄羅斯人、莫斯科人不是。這種 「假說 」越來越多地被用於政治目的，成為歐洲國家之間競爭的工具。

 

自19世紀末以來，奧匈帝國當局就盯上了這種說法，用它來制衡波蘭民族運動和加利西亞的親穆斯科維特情緒（pro-Muscovite sentiment）。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維也納在組建所謂烏克蘭斯奇步兵軍團中發揮了作用。被懷疑同情東正教和俄羅斯的加利西亞人受到了殘酷的鎮壓，並被扔進了塔勒霍夫（Thalerhof）和特雷津（Terezin）的集中營。

 

進一步的發展與歐洲帝國的崩潰有關，在前俄羅斯帝國的廣大領土上爆發了激烈的內戰，以及外國干預。

 

二月革命後，1917年3月，中央拉達（Central Rada）在基輔成立[10]，打算成為最高權力機關。1917年11月，它在第三次世界大會上宣布成立烏克蘭人民共和國（UPR），作為俄羅斯的一部分。

 

1917年12月，烏克蘭人民共和國（UPR）代表抵達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Brest-Litovsk）的時候，蘇維埃俄國正在那裡與德國及其盟國進行談判。在1918年1月10日的會議上，烏克蘭代表團團長宣讀了一份聲明，宣布烏克蘭獨立。隨後，中央拉達（烏克蘭中央委員會）在其第四屆世界大會上宣布烏克蘭獨立。

 

宣布的主權並沒有持續多久。僅僅幾周後，拉達代表與德國集團國家簽署了一份單獨的條約。德國和奧匈帝國當時正處於嚴峻的形勢下，需要烏克蘭的面包和原材料。為了確保大規模的供應，他們獲準將其部隊和技術人員派往烏克蘭人民共和國。事實上，這是佔領的借口。

 

對於那些今天把烏克蘭的全部控制權交給外部勢力的人來說，不妨回憶一下，早在1918年，這樣的決定對基輔的統治政權來說是致命的。在佔領軍的直接參與下，中央拉達被推翻，蓋特曼·帕夫洛·斯科羅帕德斯基（Hetman Pavlo Skoropadskyi）上台，基本上在德國的保護之下，宣布取代烏克蘭人的國家烏克蘭人民共和國。

 

1918年11月——在德國和奧匈帝國發生革命事件後，失去德國刺刀支持的帕夫洛·斯科羅帕德斯基采取了不同的方針，宣布「烏克蘭將在全俄聯邦的形成中發揮主導作用」。然而，政權很快又被改變，現在是所謂董事會（Directorate）時代了。

 

1918年秋，烏克蘭民族主義者宣布成立西烏克蘭人民共和國（WUPR），並在1919年1月宣布與烏克蘭人民共和國統一。1919年7月，烏克蘭軍隊被波蘭軍隊擊潰，前西烏克蘭人民共和國的領土被波蘭所統治。

 

1920年4月，賽門·帕特留拉（Symon Petliura），今天的烏克蘭描繪他為 "英雄 "之一，代表烏克蘭共和國（UPR）董事會締結了秘密公約，以軍事支持為交換，將加利西亞和西沃希尼亞的土地放棄給了波蘭。1920年5月，帕特留拉人在波蘭軍事單位的車隊中進入基輔。但時間不長，早於1920年11月，在波蘭和蘇維埃俄國之間休戰之後，帕特留拉殘余部隊就向這些波蘭人投降了。

 

烏克蘭共和國的例子表明，在內戰和動蕩時期，前俄羅斯帝國各地出現的不同類型的准國家形態，本質上是不穩定的。民族主義者試圖建立自己的獨立國家；而白人運動的領導人則倡導不可分割的俄羅斯；布爾什維克的支持者所建立的許多共和國也不認為自己在俄羅斯之外。盡管如此，布爾什維克黨的領導人有時出於各種原因把他們基本上趕出了蘇維埃俄國。

 

因此，在1918年初，頓涅茨克-克裡沃羅格（Donetsk-Krivoy）蘇維埃共和國宣布成立，並要求莫斯科將其納入蘇維埃俄國。這遭到了拒絕。在與該共和國領導人的會晤中，弗拉基米爾·列寧堅持要求他們作為蘇維埃烏克蘭的一個部分行事。1918年3月15日，俄羅斯共產黨（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會直接下令派代表參加烏克蘭蘇維埃大會，其中包括來自頓涅茨克盆地的代表，並在大會上建立 「全烏克蘭的一個政府」 one government for all of Ukraine。頓涅茨克-克裡沃羅格蘇維埃共和國的領土後來形成了烏克蘭東南部的大部分地區。

 

根據1921年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和波蘭之間締結的《裡加條約》（Treaty of Rig），前俄羅斯帝國的西部土地被割讓給波蘭。在戰時，波蘭政府奉行積極的重新安置政策，試圖改變東部邊疆地區的民族構成——這是波蘭對現在的西烏克蘭、西白俄羅斯和立陶宛部分地區的稱呼。這些地區遭受了嚴酷的波蘭化，當地文化和傳統被壓制。後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烏克蘭民族主義的激進團體以此為借口，不僅對波蘭人，而且對猶太人和俄羅斯人實施恐怖（主義）。

 

1922年，蘇聯成立時，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成為其創始人之一，在布爾什維克領導人之間進行了相當激烈的辯論，結果實施了列寧的計劃，將聯盟國家作為平等共和國的聯邦。各共和國自由脫離聯盟的權利被列入《關於建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的宣言》（the Declaration on the Creation of the Union of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的文本中，隨後被列入1924年蘇聯憲法。通過這樣做，宣言制定者們在我們國家地位的基礎上，埋下了最危險的定時炸彈，當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的領導作用所提供的安全機制消失的時候，這個炸彈就會爆炸，黨本身就會從內部崩潰。隨後出現了一種 「主權國家的游行」（A parade of sovereignties）。1991年12月8日，簽署了所謂的關於建立獨立國家聯合體的《別洛韋日協議》（Belovezh Agreement），指出「 作為國際法主體和地緣政治現實的蘇聯已不復存在。」 順便說一句，烏克蘭從未簽署或批准早在1993年通過的獨聯體憲章（CIS Charter）。

 

在20世紀20-30年代，布爾什維克積極推動 「本土化政策」，在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推廣採納烏克蘭化。具有象征意義的是，作為這一政策的一部分，在蘇聯當局的同意下，前中央拉達主席、烏克蘭民族主義思想家之一的米哈伊爾·格魯舍夫斯基（Mikhail Grushevskiy）,（在某一時期曾得到奧匈帝國的支持）被送回蘇聯，並當選為科學院院士。

 

本土化政策無疑在發展和鞏固烏克蘭文化、語言和身份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同時，在打擊所謂的俄羅斯大國沙文主義的幌子下，烏克蘭化往往被強加給那些不認為自己是烏克蘭人的人。這種蘇維埃民族政策在國家層面上確保了對三個獨立的斯拉夫民族的規定。俄羅斯人、烏克蘭人和白俄羅斯人，而不是龐大的俄羅斯民族，一個由大俄羅斯人、馬魯西亞人和白俄羅斯人組成的三位一體的民族。

 

1939年，蘇聯收復了先前被波蘭奪取的土地。其中很大一部分成為蘇聯烏克蘭的一部分。1940年，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將1918年以來被羅馬尼亞佔領的貝薩拉比亞（Bessarabia）的一部分以及北布科維納（Northern Bukovina）並入。1948年，黑海中的茲梅尼伊島（Zmeyiniy Island）（蛇島）成為烏克蘭的一部分。1954年，蘇聯的克裡米亞（Crimean）地區被交給了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這嚴重違反了當時有效的法律規范。

 

我想說說喀爾巴阡山脈魯西尼亞（Carpathian Rutheni）的命運，它在奧匈帝國解體後成為捷克斯洛伐克的一部分。魯西人在當地人口中佔了相當大的比例。雖然這一點幾乎不再被提及，但在蘇聯軍隊解放外喀爾巴阡後，該地區的東正教居民大會投票贊成將喀爾巴阡山魯塞尼亞納入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或者作為一個獨立的喀爾巴阡山共和國，納入蘇聯本土。然而，人們的選擇卻被忽視了。1945年夏天，正如《真理報》所說的那樣，宣布了喀爾巴阡山脈烏克蘭 「與它的古老祖國烏克蘭 」統一的歷史性行為。

 

因此，現代烏克蘭完全是蘇維埃時代的產物。我們知道並清楚地記得，它的很大一部分是在歷史上的俄羅斯的土地上形成的。為了確定這一點，只需看看17世紀與俄羅斯國家統一的土地的邊界和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離開蘇聯時的領土。

 

布爾什維克把俄羅斯人民當作他們社會實驗的不竭材料。他們夢想著一場能消滅民族國家的世界革命。這就是為什麼他們在劃定邊界和贈予領土方面如此慷慨。布爾什維克領導人把國家砍成碎片的想法到底是什麼，已經不重要了。我們可以對某些決定背後的小細節、背景和邏輯產生分歧，有一個事實卻是非常清楚的：俄羅斯確實被搶劫了。

 

在撰寫這篇文章時，我依靠的是包括眾所周知的事實的公開來源的文件，而不是一些秘密記錄。現代烏克蘭的領導人和他們的外部 「贊助人 」寧願忽略這些事實。然而，他們不放過任何機會在國內和國外都譴責 「蘇維埃政權的罪行」，其列出的事件與中央政治局、蘇聯、更不用說現代俄羅斯都沒有任何關系。同時，布爾什維克將其歷史領土從俄羅斯分離出去的努力不被認為是犯罪。我們知道原因：如果它們帶來了俄羅斯的削弱，我們那些不懷好意的人就會為此高興。

 

當然，在蘇聯內部，各共和國之間的邊界從未被視為國家邊界；它們是一個單一國家內的名義邊界，雖然具有聯邦的所有屬性，但卻是高度集中的——這也是由中央政治局的領導作用所保證的。但在1991年，所有這些領土，更重要的是人民，一夜之間發現自己身在國外，這一次，他們確實從歷史的母國被推開了。

 

還能說什麼呢？時過境遷：國家和社區也不例外。當然，一個民族的某些部分在其發展過程中受到一些原因和歷史環境的影響，會在某一時刻意識到自己是一個獨立的國家。我們應該如何對待這種情況呢？答案只有一個：尊重!

 

你們想建立自己的國家：我們歡迎！但條件是什麼？我將引述新俄羅斯最傑出的政治人物之一、聖彼得堡第一任市長阿納托利·索布恰克（Anatoly Sobchak）的評估。作為一個相信每一個決定都必須是合法的法律專家，在1992年，他分享了以下意見：作為聯盟創始人的各共和國，在廢除1922年的聯盟條約後，必須回到他們加入蘇聯之前的邊界。所有其他領土的獲得都需要討論、談判，因為那些地方已經被撤銷了。

 

換句話說，當你離開時，帶走你帶來的東西。這種邏輯很難反駁。我只想說，甚至在蘇聯之前，布爾什維克就已經開始著手重塑邊界，按照他們的喜好操縱與領土，無視人們的意見。

 

俄羅斯聯邦承認新的地緣政治現實：不僅承認，而且確實為烏克蘭建立自己的獨立國家做了很多事情。在整個艱難的1990年代和新千年，我們為烏克蘭提供了大量支持。無論基輔自己想用什麼樣的"政治算盤"，今天，它只抓住了俄羅斯支付給歐洲的天然氣過境費15億美元來維持，而在在1991-2013年，烏克蘭的預算節余超過820億美元。如果我們國家之間的經濟聯系得以保留，烏克蘭將享受數百億美元的利益。

 

烏克蘭和俄羅斯作為一個單一的經濟體系已經發展了幾十年和幾個世紀。我們30年前的深度合作是歐盟仰望的榜樣。我們是天然互補的經濟伙伴。這種密切的關系可以加強競爭優勢，增加兩國的潛力。

 

烏克蘭曾經擁有巨大的潛力，其中包括強大的基礎設施、天然氣運輸系統、先進的造船、航空、火箭和儀器工程工業，以及世界級的科學、設計和工程學校。接管這一遺產並宣布獨立後，烏克蘭領導人曾經承諾，烏克蘭經濟將成為領先的經濟之一，生活水平將是歐洲最好的之一。

 

今天，曾經是烏克蘭和整個聯盟的驕傲的高科技工業巨頭正在沉淪。十年來，工程產出下降了42%。去工業化的規模和整體經濟的退化在烏克蘭的電力生產中是顯而易見的，30年來，烏克蘭的電力生產減少了幾乎2倍。最後，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報告，2019年，在冠狀病毒大流行爆發之前，烏克蘭的人均GDP已經低於4千美元。這比阿爾巴尼亞共和國、摩爾多瓦共和國或未被承認的科索沃還要少。如今，烏克蘭是歐洲最貧窮的國家。

 

怪誰呢？是烏克蘭人民的錯嗎？當然不是。是烏克蘭當局揮霍和浪費了許多代人的成就。我們知道烏克蘭人民是多麼勤奮和有才華，他們可以憑借毅力和決心獲得成功和傑出的成果。這些品質以及他們的開放性、與生俱來的樂觀精神和好客精神並沒有消失。數百萬人對俄羅斯的感情不僅是好的，而且非常親善，正像我們對烏克蘭的感情一樣，依然如故。

 

直到2014年，數以百計的協議和聯合項目旨在發展我們的經濟、商業和文化關系，加強安全，並解決共同的社會和環境問題。它們給人們——無論是在俄羅斯還是烏克蘭——帶來了實實在在的好處。這就是我們認為最重要的東西。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曾經與所有的，我強調，與所有的烏克蘭領導人進行了富有成效的互動。

 

甚至在2014年基輔事件發生後，我責成俄羅斯政府在相關部委和機構內詳細制定維護和保持我們經濟關系的方案。然而，（他們）過去沒有、現在依然沒有意願共襄盛舉。盡管如此，俄羅斯仍然是烏克蘭的三大貿易伙伴之一，數十萬烏克蘭人來到我們這裡工作，他們發現了一種受歡迎的接待和支持。這就是所謂 "侵略國 "的含義。

 

當蘇聯解體時，俄羅斯和烏克蘭的許多人真誠地相信並假定，我們密切的文化、精神和經濟聯系肯定會持續下去，我們人民的共同性也會持續下去，他們的核心一直是團結的意識。然而，事件——起初是逐漸地，然後更迅速地——開始朝不同的方向發展。

 

實質上，烏克蘭的統治階層決定通過否認國家的過去來證明他們國家的獨立，然而，除了邊界問題，他們開始神化和改寫歷史，編輯掉所有使我們團結起來的東西，並把烏克蘭曾俄羅斯帝國和蘇聯的一部分的時期稱為一種佔領。1930年代初的集體化和大飢荒的共同悲劇被描繪成對烏克蘭人民的種族滅絕。

 

激進分子和新納粹分子公開而且越來越放肆地表達他們的野心。受官方和地方寡頭的縱容，這些人搶劫烏克蘭人民，把他們的贓款存放在西方銀行，准備為了保住他們的資本而出賣自己的祖國。除此之外，還應該加上國家機構的持續軟弱，以及自願成為他人地緣政治意志的人質的地位。

 

我記得很久以前，遠在2014年之前，美國和歐盟國家就系統地、持續地推動烏克蘭縮減和限制與俄羅斯的經濟合作。我們作為烏克蘭最大的貿易和經濟伙伴，建議以烏克蘭-俄羅斯-歐盟為主體討論正在出現的問題。但每次我們都被告知，這不關俄羅斯的事，該問題只涉及歐盟和烏克蘭。事實上，西方國家拒絕了俄羅斯一再提出的對話呼籲。

 

一步步地，烏克蘭被拖入一個危險的地緣政治游戲，旨在將烏克蘭變成歐洲和俄羅斯之間的障礙，成為反對俄羅斯的跳板。不可避免的是，有一天，"烏克蘭不是俄羅斯 "的概念將不再是一種選擇。有一種 "反俄羅斯 "概念的需要，對此我們永遠不會接受。

 

這個項目（注：指反俄羅斯項目）的所有者以波蘭-奧地利思想家的舊基礎工作為基礎，創造了一個 「反莫斯科的俄羅斯」（anti-Moscow Russia）。而且沒有必要欺騙任何人說這是為烏克蘭人民的利益而做的。波蘭-立陶宛聯邦從來不需要烏克蘭文化，更不需要哥薩克自治。在奧匈帝國，歷史上的俄羅斯土地被無情地剝削，而且仍然是最貧窮的。納粹在烏克蘭民族主義者組織-烏克蘭起義軍（OUN-UPA）[11]的合作者的唆使下，不需要烏克蘭，而是需要雅利安霸主的生存空間和奴隸。

 

2014年2月[12]，烏克蘭人民的利益也沒有被考慮到。那時由於嚴重的社會經濟問題、錯誤和當時當局不一致的行動所引起的合法的公眾不滿，只是被冷酷地利用了。西方國家直接干涉烏克蘭的內部事務並支持政變。激進的民族主義團體充當了政變的敲門磚。他們的口號、意識形態和公然的侵略性恐俄症在很大程度上成為烏克蘭國家政策的決定性因素。

 

迄今為止，所有將我們團結在一起的東西都受到了攻擊。首先，最重要的是俄語。讓我提醒你們，新的 「梅丹 」（Maidan）當局首先試圖廢除關於國家語言政策的法律。然後是關於 「淨化權力 」（ purification of power）的法律，關於教育的法律，實際上把俄語從教育程序中切斷了。

 

最後，早在今年5月，現任總統就向拉達提出了一項關於 「原住民 」 （indigenous peoples）的法案。只有那些構成少數民族且在烏克蘭境外沒有自己的國家實體的人被承認為原住民。該法律已被通過。新的不和諧的種子已經被播下。正如我已經指出的那樣，這發生在一個在領土、民族和語言組成及其形成歷史非常復雜的國家。

 

可能有一種說法：如果你談論的是一個單一的大國，一個三位一體的國家，那麼人們認為自己是誰，是俄羅斯人、烏克蘭人或是白俄羅斯人，這有什麼區別呢？我完全同意這一點。特別是由於國籍有確定性，尤其是在混合家庭中，可以自由地做出自己的選擇，是每個人的權利。

 

但事實是，今天烏克蘭的情況完全不同，因為它涉及到身份的強制改變。而最卑鄙的是，烏克蘭的俄羅斯人不僅被強迫否認他們的根，否認他們幾代人的祖先，而且還被強迫相信俄羅斯是他們的敵人。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強制同化的道路，形成一個對俄羅斯具有侵略性的一個的烏克蘭純民族國家，其後果堪比對我們使用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由於俄羅斯人和烏克蘭人的這種嚴酷和人為的分裂，俄羅斯人的總數可能會減少數十萬甚至數百萬。

 

我們的精神統一性也受到了攻擊。就像立陶宛大公國時期一樣，一個新的教會已經啟動了。世俗當局毫不掩飾其政治目的，公然干涉教會生活，使事情走向分裂，奪取教堂，毆打牧師和僧侶。即使廣泛自治、同時與莫斯科牧首區保持精神上的統一的烏克蘭東正教會對此也強烈不滿。他們必須摧毀這個鮮明的、有幾百年歷史的、我們之間親屬關系的象征，不惜一切代價。

 

我認為，烏克蘭代表一次又一次地投票反對聯合國大會譴責美化納粹主義的決議也是很自然的事。榮耀黨衛軍部隊剩余戰犯的游行和火炬游行是在官方的保護下進行的。背叛所有人的馬澤帕（Mazepa）用烏克蘭土地支付波蘭贊助的佩特利烏拉 （Petliura）和與納粹合作的班德拉Bandera被列為民族英雄。所有的事情都在進行，目的是從年輕一代的記憶中抹去真正的愛國者和勝利者的名字，而他們一直是烏克蘭的驕傲。

 

對於在紅軍和游擊隊中作戰的烏克蘭人來說，偉大的衛國戰爭確實是一場愛國戰爭，因為他們在保衛自己的家園，保衛偉大的共同祖國。兩千多名士兵成為蘇聯的英雄。其中有傳奇飛行員伊萬·科哲杜布（Ivan Kozhedub），無畏的狙擊手，敖德薩（Odessa）和塞瓦斯托波爾Sevastopol的保衛者柳德米拉·帕夫裡琴科（Lyudmila Pavlichenko），英勇的游擊隊指揮官西多爾·科夫帕克（Sidor Kovpak）。這不屈不撓的一代人曾經戰斗，為了我們，為了我們的未來，獻出了自己的生命。忘記他們的壯舉就是背叛我們的祖輩、母親和父親。

 

反俄計劃已被數百萬烏克蘭人拒絕。克裡米亞的人民和塞瓦斯托波爾（Sevastopo）的居民做出了他們的歷史選擇。而東南部的人們則試圖和平地捍衛自己的立場。然而，他們所有人，包括兒童，都被貼上了分離主義者和恐怖分子的標簽。他們被威脅要進行種族清洗和使用軍事力量。頓涅茨克（Donetsk）和盧甘斯克（Lugansk）的居民拿起了武器，捍衛他們的家園、他們的語言和他們的生活。在席卷烏克蘭各城市的暴亂之後，在2014年5月2日敖德薩Odessa的恐怖和悲劇之後，在烏克蘭新納粹分子將人們活活燒死，製造新的卡廷之後，人們還有其他選擇嗎？而班德拉（Bandera）的追隨者們准備在克裡米亞（Crimea）、塞瓦斯托波爾（Sevastopol）、頓涅茨克（Donetsk）和盧甘斯克（Lugansk）進行同樣的屠殺。即使現在他們也沒有放棄這種計劃，他們在等待時機。但他們的時機不會到來。

 

政變和基輔當局的後續行動不可避免地挑起了對抗和內戰。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估計，頓巴斯（Donbas）沖突中的受害者總數已超過13000人。其中有老人和兒童。這些都是可怕的、無法彌補的損失。

 

俄羅斯已經做了一切來阻止自相殘殺。旨在和平解決頓巴斯沖突的《明斯克協議》（Minsk agreements）已經達成[13]。我相信，他們仍然沒有其他選擇。無論如何，沒有人撤回對明斯克一攬子措施的簽署確認或撤回諾曼底模式國家的領導人的相關聲明的簽名[14]。沒有人啟動對聯合國安全理事會2015年2月17日決議的審查[15]。

 

在正式談判中，特別是在受到西方伙伴的約束後，烏克蘭的代表經常宣布他們 「完全遵守 」明斯克協議，但實際上是以「不可接受 」的立場為指導。他們既不打算認真討論頓巴斯的特殊地位，也不打算討論對生活在那裡的人民的保障措施。他們寧願利用 「外部侵略的受害者 」的形象，兜售恐俄症（Russophobia）。他們在頓巴斯安排血腥的挑釁行為。簡而言之，他們通過各種手段吸引外部贊助者和主子的注意。

 

顯然，而且我越來越相信這一點：基輔根本不需要頓巴斯。為什麼呢？因為首先，這些地區的居民永遠不會接受他們已經和正在試圖通過武力、封鎖和威脅強加的秩序。其次，明斯克-1和明斯克-2[16]的結果給了一個真正的機會，在俄羅斯、德國和法國的調解下，通過直接與頓涅茨克人民共和國（DPR： Donetsk People's Republic）和盧甘斯克人民共和國（LPR：Luhansk People's Republic）達成協議，給予和平恢復烏克蘭領土完整的真正機會，這與反俄計劃的整個邏輯相矛盾。而它只能通過不斷培養內外敵人的形象來維持，我還想說——是在西方大國的保護和控制下。

 

這就是實際發生的情況。首先，我們正面臨著在烏克蘭社會制造恐懼氣氛，發表侵略性言論，縱容新納粹分子和國家軍事化。與此同時我們看到，不僅是完全的依賴，而是直接的外部控制，包括外國顧問對烏克蘭當局、安全部門和武裝部隊的監督，烏克蘭領土的軍事 「發展 」和北約基礎設施的部署。前述關於 「原住民 」的公然法律是在北約在烏克蘭大規模演習的掩護下通過的，這絕非巧合。

 

這也是對烏克蘭經濟其他部分的接管和對其自然資源的開發的一種偽裝。農業用地的出售已經不遠了，誰會買下它是顯而易見的。烏克蘭確實不時得到財政資源和貸款，但都是依據給予者自己的條件、追求自己的利益，優惠和利好於西方公司。順便問一下，誰來償還這些債務？顯然可以想見，這不僅要由今天這一代烏克蘭人來償還，還要由他們的子女、孫子、可能還有曾孫來償還。

 

反俄計劃的西方作者們以這樣的方式建立的烏克蘭的政治制度，即總統、議員和部長會改變，但與俄羅斯分離和敵對的態度將保持下去。達成和平曾是現任總統的主要選舉口號，他是以此上台的。結果這些承諾變成了謊言，什麼都沒有改變。在某些方面，烏克蘭和頓巴斯周邊地區的局勢甚至惡化了。

 

在反俄計劃中，既沒有烏克蘭主權的位置，也沒有試圖捍衛其真正獨立的政治力量的位置。那些談論烏克蘭社會和解、談論對話、談論找到擺脫當前僵局之方法的人，被貼上了 「親俄 」分子的標簽。

 

對烏克蘭的許多人來說，反俄計劃同樣是完全不可接受的。而且這樣的人有數百萬。但他們不被允許抬頭。事實上，他們捍衛自己觀點的合法機會已經被剝奪了。他們受到恐嚇，被迫趕到地下。他們不僅因為自己的信念，因為說話，因為公開表達自己的立場受到迫害，而且還被殺害。殺人者，通常不受懲罰。

 

今天，烏克蘭的 「右派 」愛國者只是仇恨俄羅斯人。此外，整個烏克蘭的國家地位，正如我們所理解的那樣，被提議完全建立在這個想法上。仇恨和憤怒，正如世界歷史一再證明的那樣，是主權的一個非常不穩定的基礎，充滿了許多嚴重的風險和可怕的後果。

 

與反俄項目有關的所有潛規則我們都很清楚。而我們永遠不會允許用我們的歷史領土和生活在那裡的與我們關系密切的人，來對付俄羅斯。對於那些將進行這種嘗試的人，我想說的是，這樣做，他們將摧毀自己的國家。

 

烏克蘭現任當局喜歡參考西方的經驗，把它看作是一個可以效仿的模式。那就只要看看奧地利和德國、美國和加拿大是如何毗鄰而居的。它們在種族組成和文化上很接近，事實上分享同一種語言，但它們仍然是主權國家，有自己的利益，有自己的外交政策。但這並不妨礙它們建立最緊密的一體化或盟友關系。它們擁有非常有條件的、透明的邊界。當穿越邊界時，公民們會有賓至如歸的感覺。他們建立家庭，學習，工作，做生意。順便說一句，數百萬出生在烏克蘭、現在生活在俄羅斯的人也是如此。我們把他們看作是我們自己的親近的人。

 

俄羅斯對與烏克蘭的對話持開放態度，並准備討論最復雜的問題。但重要的是我們要明白，我們的伙伴是在捍衛自己的國家利益，而不是為別人服務，也不是別人手中的對抗我們的工具。

 

我們尊重烏克蘭的語言和傳統。我們尊重烏克蘭人希望看到他們的國家自由、安全和繁榮的願望。

 

我相信，只有在與俄羅斯的伙伴關系中，烏克蘭的真正主權才有可能。我們的精神、人文和文明紐帶已經形成了幾個世紀，其源頭是相同的，它們在共同的考驗、成就和勝利中得到了淬煉。我們的親屬關系已經代代相傳，它存在於生活在現代俄羅斯和烏克蘭的人們心中和記憶中，存在於將我們數百萬家庭聯系在一起的血緣關系中。一直在一起，我們將更強大、更成功。因為我們是一個民族。

 

今天，這些話可能被某些人人以敵視的眼光看待，它們可以用多種可能的方式來解讀。然而，許多人都會聽到我的話。而我要說的是——俄羅斯過去和將來都不會 「反烏克蘭」，烏克蘭將成為什麼樣的國家——這要由其公民來決定。

 

原文鏈接：http://en.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66181

 

[1] 普京每年一度開通全俄連線直撥視頻電話，接聽並回答全國民眾的提問，這一活動在全俄媒體現場直播。

 

[2] 此書原名The Tale of Bygone Years（初級記事），是一部約850年至1110年的基輔羅斯編年史。最初在基輔編篡。早期部分記載了基輔羅斯的建立，以及弗拉基米爾大地採用基督教的情況。

[3] 指僅次於執政王子的貴族最高等級成員。

[4] 指赫梅利尼茨基起義，又稱哥薩克-波蘭戰爭。這是1648年至1657年間發生在波蘭-立陶宛聯邦東部領土上的哥薩克叛亂，導致在烏克蘭建立了哥薩克莊園。在赫梅利尼茨基指揮下，扎布羅忍Zaporozhian哥薩克與克裡米亞韃靼人和烏克蘭當地農民結盟，對抗波蘭的統治和聯邦軍隊。伴隨著叛亂，哥薩克對平民特別是對羅馬天主教神職人員和猶太人實施了大規模的暴行。這次起義在烏克蘭與波蘭和俄羅斯的關系史上具有象征意義。它結束了波蘭天主教貴族莊園茲拉齊塔Szlachta對烏克蘭東正教人口的統治；同時導致烏克蘭東部最終被納入1654年《佩列亞斯拉夫協議》Pereyaslav Agreement起始的沙皇俄國，據此哥薩克人宣誓效忠沙皇，同時保留廣泛的自治權。

[5] 澤姆斯基·蘇博爾十六和十七世紀活躍於俄羅斯沙皇帝國的王國議會。該議會由俄羅斯貴族、高級官僚機構和東正教神職人員的“聖蘇博爾” Holy Sobor以及包括商人和城鎮居民在內的 "平民 "代表組成。議會由沙皇、或牧首、或波亞爾杜馬召集，以決定當前的議程、有爭議的問題或頒布重大立法。

[6] 佩雷亞斯拉夫會議是1654年1月在佩雷亞斯拉夫鎮召開的哥薩克人向俄羅斯沙皇宣誓效忠的正式會議。

[7]盧布林聯盟於1569年7月1日在波蘭的盧布林簽署，建立了一個單一的國家，波蘭-立陶宛聯邦，是當時歐洲最大的國家之一。

[8] 「瓦魯耶夫通告」和「姆斯-烏卡茲」: 1863年7月18日俄羅斯帝國內務部長皮奧特-瓦盧耶夫（Valuyev）頒布了此項秘密法令，根據該法令，許多烏克蘭語的出版物包括宗教、教育和推薦用於平民初級掃盲培訓的文學作品被禁止，同時也禁止文學作品。通告把烏克蘭語教科書和初級讀物日益增多原因說成是「波蘭人的政治利益」 和 「一些小俄羅斯人的分離主義意圖」。通告認為“小俄羅斯人使用的平民語言只不過是被波蘭影響所腐蝕的俄語」。通告命令審查委員會禁止用烏克蘭語出版宗教文本、教育文本和初級書籍，但允許用該語言出版文學作品。

[9] 1876年，俄羅斯沙皇亞歷山大二世，再頒一項秘密禁令Ukaz，實施進一步限制：重印舊文除外，禁止印刷品中使用烏克蘭語。

[10]「中央拉達」即烏克蘭中央委員會，是全烏克蘭蘇維埃委員會，它將士兵、工人和農民代表以及烏克蘭人民共和國政治、公共、文化和專業組織的少數成員聯合起來。 在全烏克蘭國民大會（1917年4月19-21日）之後，該委員會成為持續到烏克蘭-蘇維埃戰爭前的間歇期的革命議會。

[11] 烏克蘭民族主義者組織OUN-The Organization of Ukrainian Nationalists是一個激進的極右烏克蘭極端民族主義政治組織，1929年在維也納成立。烏克蘭起義軍UPA-The Ukrainian Insurgent Army 由烏克蘭民族主義組織1942年正式建立的一個烏克蘭民族主義准軍事組織。

[12] 「2014年2月」應指烏克蘭親歐盟示威運動，或稱烏克蘭革命。

[13] 《明斯克協議》是一項旨在結束烏克蘭頓巴斯地區戰爭的協議，由烏克蘭、俄羅斯聯邦和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OSCE）組成的烏克蘭問題三方聯絡小組起草，由法國和德國領導人以所謂的諾曼底模式進行調解。該協議是在此前多次試圖停止頓巴斯地區的戰斗後，在白俄羅斯的明斯克進行廣泛會談後於2014年9月達成的。旨在促進對話和解決烏克蘭東部和南部的沖突，實施立即停火。該協議未能停止頓巴斯的戰事，後於2015年2月12日簽署了新的一攬子措施，稱為明斯克第二協議Minsk‑2。該協議也未能停止戰斗，但諾曼底格式各方同意，它仍然是未來解決沖突的基礎。

[14] 「諾曼底模式國家」 又稱諾曼底聯絡小組。成立於2014年6月6日，涉及德國、俄羅斯、烏克蘭和法國四個國家的代表，為解決頓巴斯的戰爭，四國代表於2014年在法國諾曼底慶祝二戰期間盟軍諾曼底登陸日D-day活動間隙，進行了非正式會晤，故得名。其主要運作方式是通過領導人和各自的外交部長之間的電話進行，諾曼底模式有時也被擴大到包括白俄羅斯、意大利和英國。

[15]聯合國安全理事會2015年2月17日決議：指聯合國安理會語當日一致通過的第2202（2015）號決議，呼籲相關各方執行旨在和平解決烏克蘭東部問題的協議。呼籲所有各方全面執行2015年2月12日在白俄羅斯明斯克通過的 "執行明斯克協議的一攬子措施"即「明斯克第二協議」。 安理會堅信，只有通過和平解決當前的危機，才能解決烏克蘭東部地區的局勢，因此歡迎俄羅斯聯邦、烏克蘭、法國和德國的國家元首宣布支持 "一攬子措施 "並繼續承諾執行這些協議。

[16] 明斯克協議和明斯克第二協議。詳見前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