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010年10月8 日，當挪威諾貝爾獎委員會主席口中緩緩地念出“劉曉波”三個字時 ，正在屏息聆聽的世界與中國，長長地舒了一口氣。這歎息，凝結成了歷史的碑文。

這是對曉波多年來堅韌抗爭和無畏奉獻的褒獎。
這是對中國當下人權狀況的判決。
這是二十一年前天安門呐喊的回聲。
這是中國向文明人類再進發的集結號。

從此，中國的劉曉波,與德國的卡爾.馮.奥斯茨基（1935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緬甸的昂山素季、西藏的達賴喇嘛尊者、南非的曼德拉和圖圖主教、捷克的哈維爾、前蘇聯的索爾仁尼琴、薩哈洛夫、帕斯捷爾納克……諸位前賢一起，在這片背負厚重文明和深重災難的神州大地之上，卓然而立。

就這樣，滿載著一節節重負而輝煌的人文故事的諾貝爾列車，終於，駛進了中國。

在該諾貝爾列車上，每一個故事，都裝載著一顆自由、深邃和倔強的靈魂，都能瞥見一個龐然大物的強固鐵籠。回望前塵，那些靈魂與鐵籠的對峙和博弈，譜寫了一曲曲近代歷史的沉重樂章：

帕斯捷爾納克1958年雀屏中獎，前蘇聯當局殫精竭慮，力阻他出境領獎，軟硬兼施無效後，亮出殺手鐧：若他堅持出國領獎，則他的情人伊文斯卡婭將被處以重罰。帕斯捷爾納克並不懼死亡和流放，但深摯的愛情，卻阻斷了他領獎的航程。

索爾仁尼琴1970年獲諾貝爾文學獎。然而他並未出境領獎，因爲擔心無法歸國。可是當他的《古拉格群島》1973年在法國出版後，蘇聯當局以叛國罪逮捕了他，並在1974年將其驅逐出國，嚴禁返國；

獲得1975年諾貝爾和平獎的薩哈洛夫，則是被流放到蠻荒之地，任其自生自滅，禁其返家；

其他自由之魂：奥斯茨基、哈維爾、曼德拉、昂山素季、圖圖們……，情形亦大抵相似，坐牢的坐牢，軟禁的軟禁，在如磐大山似的政權面前，似乎個個纖弱似水，無力對抗。恰如村山春樹所說，較量雙方，雞蛋對高牆，不成比例。

然而，曾幾何時，那些曾經固若金湯的鐵籠，而今安在哉？那些一言九鼎，定人生死的大人物，哪裏去了？人們發現，今日巍巍乎赫然於青史之上的，卻是當年那些手無縛雞之力的書生和“罪犯”們，而當時無所不能的龐然大物，卻化作了縷縷歷史青煙，隨風飄散了。

遺憾的是，如今，北京當局又踏上了老路。它不由使人想輕聲提醒它一句：你能否吸取哪怕是一星半點的教訓呢？你的想象力，就不可能超越自己的極權前輩一絲一毫？注定要遵從上述軌道，一絲不苟地乖乖步其後塵？

坦率地說，筆者相當悲觀。只要看看他們正在毫無想象力地、亦步亦趨地在重蹈其前輩的覆轍，精確地複制其前人的政策、動作和語言，就足以窺知他們的智商、膽識與格局，也就能預見其基本的結局了。其始作俑者毛澤東對其敵手的詛咒，恰好是對他們自身的寫照：他們正在把一個個包袱背在自己身上，把一根根絞索套上自己脖子，欲罷不能。獄中的劉曉波，如北京手心中的燙手山芋，握之不可，棄之無方，令他們惶惶然不可終日。然而囿於其想象力，卻只能依樣畫葫蘆地追尋其前任獨裁者。

既然命運勢當如此，那就讓他們去追隨吧。夫複何言？
 
曉波獲獎，實至名歸，千壑回響，贏得舉世高度的認同。這是頗為罕見的人文景象。當然，我們也知道，針對此獎，仍有某些異議。這也是不難預料的人情之常。事實上，曉波並非聖人，他當然也有過自己的軟弱幽暗的時刻。但是，誠如羅曼.羅蘭所指出的，“真正的光明絕不是永沒有黑暗的時候，而是永不被黑暗所淹沒；真正的英雄絕不是永沒有卑下的情操，而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 劉曉波，正是這樣一位坦誠地赤裸裸地不斷反省不斷自責不斷超越自己的人。這是他身上至為顯著的高貴特征，也從而呈現了其人性的高度複雜性和豐富性。

真正的桂冠，都是由荊棘編織而成。狱中劉曉波頭上的諾貝爾和平獎，正是一頂“自由荊冠”。在為自由跋涉的荊棘長途上，這一桂冠所承載的痛苦、血淚和責任，甚至蓋過了它耀眼奪目的光芒。

有鑒於此，值此重要歷史時刻，我與夏明教授編選了這本《自由荊冠——劉曉波與諾貝爾和平獎》，以銘刻這一歷史事件，以答謝挪威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以回應全球支持中國人權事業的仗義執言者，以舉杯朝向至今仍身陷囹圄無法與親友暢飲的劉曉波先生。

本書旨在把這一中國民間“飯醉”的時刻“定格”，從而使國人在轉捩點上，駐足反思，思考中國自由事業的以往、今生和未來。可以想見，若干年後，當回首憲政中國的來路時，人們自然會把目光投向這個日子：2010年10月8日。就在這一天，國際社會對“中國號列車”亮出了清晰的綠色轉彎路標。而本書，正是一組長鏡頭的回放——它聚焦於那個令無數人涕淚交流的歷史關節點，挖掘了圍繞那個日子中國的歌哭生死，曉波的千腸百結心路歷程。

一百三十年前，也是在落葉紛飛的季節， “秋風立馬越王台”的康有為,  曾慨然浩歎：“十七史從何說起，三千劫機歷輪回”。今天，是結束的時候了。我們正面臨終結中國歷史輪回的重要關口。眺望前路，會通文明世界、複興中華古典的歷史轉機——“大地山河跨海來”的那鐘鼓齊鳴的神聖時光，已經指日可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