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学术生态的恶化轨迹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1949年，中共取得执政地位，迄今已近60年。中国大陆的学术生态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演变。 <?xml:namespace prefix = o ns = "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office" /><o:p> </o:p> 第一个阶段是毛泽东当政的27年，其特点是结束了民国时代学术相对独立的体制，建立了以党治学，以毛泽东的意志为无上权威的体制。毛泽东不但要做秦始皇，而且要做孔夫子，要集政治领袖和思想文化领袖于一身。在他当政期间，实现了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全面专政。中国的现代人文社会科学，不论文、史、哲、经、政，基本上是独尊毛术的局面。有些学科，如社会学，政治学，1957年以后干脆取消。中国的学者，不但不允许有独立的政治立场，也失去了自主的谋生手段，失去了自由思想的空间，治学的天地越来越窄。御用文人成为学者的成功之道，姚文元道路成为学人的样板。 <o:p> </o:p> 第二个阶段，从毛泽东去世，到1989年“六四风波”之前，中国学术出现了一次中兴。平反冤假错案，使知识界走出恐惧。真理标准讨论，让学人开始挣脱对领导人的思想依附。1980年代虽然反反复复，一年松一年紧，“左王”时而兴风作浪，先后发动清除精神污染，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等不得人心的批判运动，但学术界总体上是追求真理，崇尚创新，关注现实，勇于挑战，与人类文明的主流接轨。谁挨批谁受同情，谁光荣。老的学科出现了新的观点，被取消的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迅速恢复，还涌现了新的学派，比如以包遵信、金观涛等人为代表的“走向未来学派”。 <o:p> </o:p> 第三个阶段是“六四”以后至今，学术生态再次恶化。当时，中国社科院人心惶惶，一些人担心被解散。多数学者哭穷。李鹏说，让大家放心，会以项目的形式给钱。当时人们还没有意识到官方这条思路的影响力。现在过去将近20年了，这条思路的作用清楚了。政治权力对学术的控制，保持了与毛泽东时代的一脉相承性，又形成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特点。 <o:p> </o:p> 如果说，毛泽东时代以杀威棒为主，九十年代以来则是在不放弃杀威棒的前提下，以胡罗卜为主。不是由政治直接扼杀学术，而是政治通过经济的中介来驯化学术。是通过掌控学术经费、学术职务、学术头衔、学术荣誉、学术传播渠道等方式，来掌控和笼络学术界。最终目的还是让学术服从于、依附于政治权力。 <o:p> </o:p> 1990年代以来，中国形成了政治精英（官员）、经济精英（老板）、文化精英三大强势阶层联手分赃的格局。政府支配的钱袋子越来越鼓。大批知识人在经济利益的诱导下，逐步放弃独立性，已经形成学界主流宠物化，独立学者边缘化的格局。八十年代曾经出现的小中兴，已经成了远去的风景。如学者刘明说，中国学术界整体上不是土崩，而是鱼烂。表现光鲜，里头腐烂发臭。吴迪形容学界像猪圈，是鱼烂的另一种说法。 <o:p> </o:p>                             （二） <o:p> </o:p> 当今中国大陆的学术体制有四大特征。 <o:p> </o:p> 一是以官治学，权力本位。以官治学就是由国家行政机构掌控学术资源，如学术机构的设立权、人事权，学术经费的分配权，学术荣誉和奖励支配权，学术书刊的出版权，学术职称的评审权，学位的设置权和授予权，无不由官方牢牢掌握。学术经费包括国家级和省部级的社科基金项目。这些项目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具有显著的意识形态导向。什么邓小平思想研究、三个代表研究、科学发展观研究，只要学者顺着来，大笔给钱。有一些项目，拨款量巨大，比如清史工程十几个亿。承担其中的一本书，就给80万元，让一般学者在丰厚的利益面前，无法拒绝。更荒唐的是一些文史哲学科，本来以个人研究为特点，也设立巨无霸式的项目。 <o:p> </o:p> 官方掌控的职务和头衔包括院士、学部委员、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务院津贴、博导等。行政职务包括校长、院长、处长、系主任、所长等。不妨以院士和学部委员为例做一点分析。1948年中央研究院评选出中国第一批院士81人，历史已经证明这批院士最有真才实学。1955年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的评选，就受到政治因素的干扰，留在大陆的中央研究院院士，像顾颉刚、周鲠生、钱端升、陈达被排斥在外，党内的意识形态的高官却选进来好几个。但总的来说，1955年的学部委员多数还是有学问的专家。1980年恢复学部委员时，当时社会风气比较好，多数新当选者有真才实学。到了九十年代，各种公关和交易，越来越多。两院院士中已经开始出现丑闻。中国社科院评学部委员是最晚的，社会评价也是最低的。当选者基本上是副院长和所长。大所上两个，小所上一个，谁有权给谁。47个学部委员只有三个人不是官，两个人不是中共党员。何方说，95个荣誉委员，够格的超过三分之二。47个委员，够格的不足三分之一。有的人连一部像样的著作也拿不出来。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郑也夫向社会学的委员叫板，你的水平在社科院社会所进不了前五名，北京社会学界进不了前十名。请你把代表作在网上公布出来。他不敢回应。相反，由于政治原因，像李泽厚、冯兰瑞这样有国际影响的学者，又被排斥在荣誉学部委员之外。 <o:p> </o:p> 学术评价以权力为本位，必然导致权力寻租。地方上人文社会科学评奖，裁判员兼任运动员的情况司空见惯。谁当评委会主任谁拿一等奖，谁当副主任谁拿二等奖，谁当评委谁拿三等奖。一般的学者为了得大奖，拿自己的项目主动找局长、校长、院长合作。过去大学教授很有面子，现在，教授都想做个院长处长，一般教授边缘化。 <o:p> </o:p> 二是量化管理。这是以官治学的技术管理模式。对学术的摧残也是极其严重。不论是民国时代，还是1980年代，学术评价基本上是同行评价。水平高低，同行心里有杆称。评价过程不烦琐，结果大体公正。一些高水平的学者和成果，可以破格提拔，脱颖而出。现在是量化管理，把著作和论文按出版单位分为不同级别打分。高水平有创见的成果未必得高分，大量生产的平庸之作照样拿高分。更荒谬的是，谁能拿到政府的社科基金项目，谁得高分。郑也夫说，农民种地要看收成，现在成了比谁播种多，甚至是播种计划的比赛。收成好坏反而没人问。更恶劣的影响是，那些无意申请基金项目的学者，被边缘化。项目活动家吃香，认真治学者反被冷落。 <o:p> </o:p> 三是设租寻租，权钱交易。这是以官治学的直接后果。教育部把学位授予权当作教育产业链的中心环节，学科评议组、大学、教授和考生之间形成一个设租寻租的利益链条。博士硕士的数量以几何级数增长，学术水平以同样的速度急遽下滑。 <o:p> </o:p> 官员猎取在职博士学位，源于中共中央党校，谁给钱谁来读。在职博士身为省市党政要员，公务繁忙，但做官求学两不误。中国的大学不独立，不论人权财权都受政府掌控，本来就要在省长、市长、部长、局长的权力下讨生活。高官稍微动用权力，就可以让大学得到实惠。有些高官虽然不是大学的顶头上司，也是他们的巴结对象。他们相信，只要接近权力，现在用不上，将来可能用得上。以至有教授私下宣称，我招研究生，达不到局级不考虑。<?xml:namespace prefix = st1 ns = "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smarttags" /><st1:PersonName ProductID="高官读" w:st="on">高官读</st1:PersonName>博士，自然不同于年轻学子读博士，对年青学子的考试要求、课程要求，对高官都成为可有可无可松可紧的条件。有的外省高官，攻读北京某大学的博士，甚至可以不来学校上课，而是提供机票让教授到外省面授。一部分高官的毕业论文，也是秘书代笔，或枪手代笔。<o:p></o:p> <o:p> </o:p> 现在的中国大陆，教授普遍没有学术冲动，只有利益趋动。学生普遍没有学术兴趣，只有文凭兴趣。 <o:p> </o:p> 中国大陆生产的学术论文走向垃圾化，绝大部分学报、学刊，成为学术垃圾场。绝大多数论文，不再是表达新思想、新观点、新发现的载体，而是学位、职称的敲门砖。办刊方以出卖版面谋求经济利益。投稿者出钱买版面，是为了换取学位、职称，再获得经济利益。就是符合学术论著外在规范的研究成果，也出现了普遍平庸化的趋势。不是为了社会的进步和学术的创新研究真问题，而是绕开真问题无病呻吟，做故弄玄虚的概念游戏。 <o:p> </o:p> 四是压制创新，劣胜优汰。 <o:p> </o:p> 官方控制学界以胡罗卜为主，但不是不用杀威棒。对于不受胡罗卜诱惑，仍然发表独立见解的媒体和学者，仍然要用大棒。一个刊物，出卖版面，垃圾充斥，不会受到任何行政权力的干预。但是像《东方》、《方法》这样的杂志，学术思想水平再高，不跟着主流意识形态的指挥棒转，也要被封掉。黄钟毁弃，瓦缶雷鸣，有良知者莫不痛心疾首。 <o:p> </o:p> 这就形成了一种逆向淘汰机制。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周叶中剽窃事件是一个分水岭。在此之前，许多善良的人对行政和司法还寄予期望，觉得国家权力还会遵守学术的底线。这件事的结果是，被剽窃者败诉，剽窃者胜诉，报道真相的《新京报》记者编辑受处分。国家权力公然为袒护学术不端的当事人，仅仅因为周叶中进中南海给政治局讲过课，而被他剽窃的学者王天成“六四”以后坐过牢，不是自己人。这件丑闻发生的时间和韩国黄禹锡事件几乎同时。韩国政界学界对自己的学术明星没有包庇，说明韩国的学术环境保持着底线。而中国官方公然包庇周叶中，说明中国的学术底线已经失守。再往后，那些拥有一官半职又要混迹于学界的人，抄袭剽窃、弄虚作假，就更加有恃无恐了。 <o:p> </o:p>                              （三） <o:p> </o:p> 面对现实，正直的学者感到无奈和悲观。原来，我们反省自己这一代，比起上两代，既缺国学根底，又缺西学知识。但我们从文革到知青到改革开放的经历，使我们毕竟还心存追求真理关怀社会的热情。我们经历过八十年代的学术中兴，心里还有一个参照，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学术。现在的环境，已经把真与假，是与非，善与恶，美与丑都给颠倒了，解构了，不复存在了。这种学术环境，对青年一代的腐蚀是极其严重的。现在的青年人，学历越来越高，从幼儿园一直读到博士研究生，但越来越对学术失去了内心的向往，对科学的殿堂、真理的殿堂不存敬畏。求学、做论文，都是一种当下的利益交易。互联网为抄袭和复制提供了方便。研究生教育本科化，一个茶壶不是配四个茶碗，而是配几十个茶碗。在这种格局下，就是认真的导师也感到力不从心。况且大量的导师本来就不具备应有的学术指导水平和学术责任感。在学术标准普遍弃守的趋势下，个<st1:PersonName ProductID="别" w:st="on">别</st1:PersonName>教授坚持博士、硕士毕论文应有的学术原创性，在评审时对过于低劣的论文说“不”，反而视为堂·吉诃德式的可笑斗士。以后再没有人请他指导或评审。清华大学<st1:PersonName ProductID="黄万里" w:st="on">黄万里</st1:PersonName>教授生前就有这样的遭遇。 <o:p> </o:p> 人才奇缺的时代，只要加快培养，几年就可改观。现在学位发滥了，职称评滥了，论著出滥了，大奖评滥了，很难推倒重来。重建学术尊严，比加快培养人才，要难得多。重新洗牌是早晚的事，拖得越久，中华民族付出的代价越大。 <o:p> </o:p> 依赖官方修复正常的学术秩序是不可能的，因为现在的局面就是官方导向的结果。未来中国学术的希望在民间。民间有两层含义。一是指一些被体制排斥在外的人，与体制内利益绝缘的人，他们在思考大问题，真问题。一种是指在体制内有公职，但保持独立人格，拒绝与当今学术浊流沆瀣一气的人。他们的著作，也许符合一般的论著规范，也许只是一些随笔、通信、笔记，但包含真知灼见。现在是徒具学术形式外壳的假学术和不讲究外在形式的真学术并存。官方认可的学院课题，表面规范做得很到家，但回避真问题，没有真创见。民间的文字，不讲以学术论文、学术专著的面貌出现，直截了当讨论真问题，在非学术媒体乃至网络上传播，学院里却不承认是学术成果。 <o:p> </o:p> 民间学者应当靠自己的眼力，发现有真知灼见的文字，激浊扬清。我相信，当今流行的学术泡沫破灭以后，时间会像大浪淘沙，证明谁是真金。 <o:p> </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