囚笼里的“自由”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近期，中国各地都在轰轰烈烈地开展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活动。在官方主导的各类文字与影像展示中，这三十年自然被浓墨重彩的表述为高速发展的三十年、成就辉煌的三十年，进而也将之断定为中国人生活得最好的三十年。在官方话语铺陈的各类纪念与总结中，最被津津乐道的当然是经济的发展和国力的增强，并总会配以一系列的数字来使这些成就显得更具说服力。宏观如GDP的增量和增幅，微观如收入水平和居住面积的新旧对比，林林总总这些数字都被用来证明官方想要证明的一个事实，那就是这场所谓的改革确实惠及了十几亿人的温饱和小康。 但是，无论有多少种华丽的表述，无论宣传机器如何开足马力齐唱赞歌，无论用多少数字炫耀物质的创造与积累，却还都没有敢于宣称这三十年里中国人获得了足够的自由，因为对公民自由的限制依然是我们这个国家的事实。建国六十年，改革三十年，一部社会发展史，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一部民间不断争取自由、官方不断压制自由的历史。 我们有自由吗？从表面上看，在这三十年里我们确实要比过去多了不少选择的机会。我们不必再像螺丝钉那样被指定分配在一个岗位上终身无法离开，我们的生老病死也可以从户籍所在地摆脱出来，只要有生存下去的能力，换一座城市生活并不见得有多难，甚至如果不喜欢这个国家了，我们还能找到许多途径远离它。在一定程度上说，有选择就是有自由，没有非承受不可的，就似乎意味着什么都是可以放弃和改变的。 但事实上我们所能拥有的只是放弃的自由，而并不是改变的自由。置身于人的个体权利应该得到充分保障和发展的时代，虽然这个国家也用宪法承诺公民可以表达和行使自身的政治权利，但远比宪法上的文字更为真切的现实却告诉我们，并不是所有的言论都可以公开表达的，只有基于当权者允许的范围，只有基于不触及某些敏感的区域，只有基于圆滑地世故地转寰在当局的封锁与控制之下，才可能有些许的“自由”，才会被允许“争鸣”。更有一些血淋淋的事实告诉我们，有一些威权是不容忍挑战的，凡是那些被当局冠以“坚持”或者誓言为“不动摇”的，便受不得公众的质疑，更遑论对其生出变革之心。 迄今仍有不少人留恋上世纪的八十年代，当时一方面官方会经常打出解放思想的旗号，不论出于何种目的，至少一度激发了各种新思潮对人们的启蒙。另一方面民间的思想也空前活跃，并且努力拓展着表达的空间，往往还会促成知识界的学术争鸣走向公众视域。国家前途、民族兴衰、文化反思等宏大叙事，在当时不仅是知识分子热议的话题，也同样可以成为街头巷尾的谈资。然而，这一切到了1989年枪声响起的那一刻就嘎然而止，当一个国家能以武力清场来压制民众的异议时，实际上就是在以一种最极端也最暴力的方式昭告天下，在这个国家有的话是不可以公开说的，有的思想一旦表达出来，滋养思想的生命就会遭遇黑狱囚笼的窒息或者漫无归期的流放、甚至枪弹致命的射杀。也可以说，正是从那一刻起，恐惧深植进了很多人的心底，什么是自由的边界深深地烙印在了人们的记忆之中。 恐惧和无畏，软弱与坚强，都是人的本性，因此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成为勇士和斗士的。在现代法治社会，自由的边界应该是法有明文的条律，只有法律才能限制人的行为，而且即便如此，法律也不能控制人的思想。但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自由的边界往往潜伏于人的内心，是我们内心的恐惧带给了我们种种无形的禁忌。当一个人想要表达异议的时候，有时最先遇到的并不一定是来自官方的压力，而是自己内心生成的自我警示。 三十年改革，于当局来说确实是通过“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来成功地维持了其统治，即一手促进经济领域的开放，一手狠抓意识形态的管控，在诱使民众追求物质享受的同时，用各种手段整肃和钳制任何可能动摇这个体制的思想。而于大多数普通民众来说，在这场只允许由上至下进行的改革中，他们所能获得的利益往往并非源于自己的取向，而只能被动地接受分配，甚至每到利益格局需要重新调整的时候，他们曾经获得的利益又最容易被官方所谓的大局“牺牲”掉。 所以说，这只是一场听任独裁者意志单向推进的改革，即使让大多数中国人确在其中有所获益的话，其出发点和落脚点也主要在于维系和巩固一党专制的统治，由此也可见始终拒绝政改的中共，其推动经济改革的目的恰恰是政治目的，而并非单纯的民生目的。这就使得在近三十年里，无论中国经济如何积极主动地去融入国际产业分工，甚至不惜用充足而又廉价的劳动力换取“世界加工厂”的转移，用巨大而又富有增长潜力的市场空间吸引国际资本的投入，但在政治体制和公民权利上，当局则一贯用极其强硬的姿态抵制西方政治制度和国际公认的人权准则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并将之视为敌对力量，最终也就造成三十年改革之结局，到今天仍然无法消除制约生产力发展和妨碍社会公平正义的各种制度性因素。 今日之中国，在经济上由代表少数人利益的权贵资本全面垄断社会共有资源的分配，贫富差距已在更大范围和更深层次上无法逆转；在外交上先以韬光养晦做好自己的事为借口拒绝融入世界主流文明，后又自恃国力增强妄批普世价值不合中国国情，而所谓的国情说到底就是为了有利于长期地逞一党之私；在公众生活中不断刺激和放纵物欲，营造盛世狂欢的景象，并通过让渡部分利益的形式在不同的社会阶层收买和网罗其代言人，为强权下的和谐制造种种借口和伪装；在文化思想领域则是竭力压制一切有悖于其需要的声音和主张，加强对包括互联网在内的各种传媒的监控，这方面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当今的中国既拥有世界上数量最多的网民，同时却又对利用互联网传播真相和观念实施着最为严厉的监管；在社会制度上更是进一步强化独裁集权统治，党国不分、党政一体的权力架构助长着党权的无限膨胀，无论依法治国还是依法行政，无论是强调政府职能转变还是开放基层直选，都只不过是党权的新的实现形式而已。 专制的权力越是肆意扩张，则自由的空间越会受到挤压，虽然也有抗争，但坚持抗争的却总是为数不多的少数人。那么，为什么民间的政治热情远比八十年代消沉，为什么在一个相比过去显得更加开放的时代背景下，很多人都对不自由不敏感了呢？固然有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发生变化的因素，但更不能忽视的原因则在于，当局以其长期的强硬与高压态势，成功地在人们心里投下了恐惧的阴影。 我们唯有充当沉默的大多数才能保全我们自己，我们唯有放弃对这个国家的要求而只接受其赋予我们的现实，才能保持生活的平静。我们今天的幸运是免除了饥饿和遭受杀戮，但我们的不幸是我们还只有在不断的放弃中才能免于恐惧，我们依然是在囚笼里生活，虽然这个囚笼里的自由是比过去多了一些。所有限制自由的空间都是囚笼，区别就在于如果追求的自由是被法律所禁止的，那么限制追求的囚笼便是刚性的，而如果想去践行的是被法律允许却又被统治者用恐惧来阻挡人们接近的自由，那么我们首先就要有足够的勇气和力量冲破自己心中的恐惧，虽然那座囚笼看上去是柔性的。 2008年12月18日写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