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端蔑视金庸，愧为“批评家”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先得解释一下题旨。“无端蔑视金庸，愧为‘批评家’”，非指他人，乃夫子自道也。毋宁说，这是我在批评自己。当然，读者要由此窥出别的意思，我也无可奈何。 严格说来，我当不得“批评家”的名号。同过去和现今纵横捭阖叱咤文坛的无数著名批评家相比，我是根本不入流的，只是在某些年代写过某些妄称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蹩脚文章罢了，既没有借以博得盛名，亦未能赖以成为巨富。但是毕竟也曾有人称我为“作家”、“文艺理论家”和“文学批评家”之类，此处为了便于行文，姑且厚着脸皮把“批评家”的帽子接过来戴一戴罢。 话说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中国读书界相继兴起了琼瑶热、三毛热和金庸热，我一概嗤之以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作为出版社负责人，我勉强批准过出版琼瑶的小说集，却只是审查了一下别人强烈要求出版的那一本，琼瑶的其他作品则连看一眼也不愿意；根据琼瑶小说改编的电影和电视剧，我也根本不看。三毛的书我家里似乎有过几本，是妻子和儿子买的，我摸都懒得摸。对金庸的态度也大抵如此。我较早任职的那家出版社，曾经给员工们每人发过一套同上海方面联合印制的《天龙八部》，这是我惟一接触过的金庸作品，但也根本不读，只是拿回家放在书架下层，就再也不去碰了，后来儿子拿出去跟同学们传着看，不知道传了多少人，结果传得没了下落，我也毫不知情；当时热播的香港电视剧《射雕英雄传》，迷倒了亿万国人，每晚播放时都几近万人空巷，我却不为所动，宁可多看点作者们的来稿。 与此同时，我以所谓“批评家”身份一直密切关注文艺界的动态，写文章参与某些论战或者品评某些作品。但是能够进入我的视野并且促使我思考和评论的范围限制得很严格，那就是被我和某些同人认定的直接关乎现实社会人生的严肃的纯文学；坊间流行的各类通俗文学，无论言情类的还是武侠类的，则一律遭到我的蔑视和拒斥，我从来不屑于探讨、研究和评论，偶尔在文章中提及，也纯粹出于否定和批判。 还是重点说金庸吧。在将近二十年时间里，我一直对这位名声越来越大的武侠小说泰斗抱持一种无端的轻蔑。轻蔑而谓之无端的，自然是说这种轻蔑毫无来由。从来没有接触人家的作品就对人家那么轻蔑，岂不是无端或曰毫无来由么？即此而言，我以所谓“批评家”自居，实在荒唐透顶。 可悲的是，明明荒唐透顶，我却从不自省，反而顽固地坚持己见，甚至连朋友的劝告也听不进去。大概是在1988年吧，有一次在北京和丹晨谈文学，我流露出对金庸的蔑视，丹晨不以为然，明确指出金庸作品有其独特价值。我和丹晨关系很好，对他一向敬重，所以没有同他争辩，但是内心决不赞同他的观点。此后不久，我在一篇未发表的谈论新时期文学的文章中，提到武侠、言情和公案小说之类日渐泛滥的趋势，严厉地斥之为错误倾向，虽然没有点出金庸大名，实际上仍把抨击矛头重点指向了他。 近十多年，情况却从根本上改变了。因为一直卧病在家，不再为公务奔忙，我看电视的时间大为增加，除了新闻，还经常看电视剧。出我意料的是，根据金庸小说改编的电视剧竟然层出不穷，越来越多，想避也避不开。于是干脆不避，在百无聊赖中随便看上一阵。这种看，起初当然是被动的。谁知越看越不忍作罢，遂变被动看为主动看，到后来，竟变得少看一集就心里难受。结果，几年下来，我把根据金庸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差不多全看了，有几部还看了内地、香港和台湾的几个不同版本。这些电视剧的水平参差不齐，我自然是有的喜欢有的不满，但就整体而言，它们在我心中引起了强烈震动，彻底颠覆了十多年前我作为“批评家”无端蔑视金庸的傲慢姿态，变为对金庸既喜爱又崇敬，在我的思想和精神上不啻引发了一场革命。 后来，我又下决心读金庸的原著。十多部小说，我买不起，好在全都可以从网上下载，我就不顾病重，花费半年时间一部接一部地读完了。结果，比看根据这些作品改编的所有电视剧更令我振奋。无论长篇还是中短篇，都不仅给了我美感享受，荡起了我的感情波涛，而且使我获得了大量知识，还启迪了我的思想、激发了我的智慧。我的眼前展现出了一个广阔而精美的世界。我脑海中闪出了一座巍巍高山——莎士比亚。我禁不住在内心长叹：幸亏我在还活着的时候读了这些旷世杰作，否则，我这一生将有怎样难以弥补的缺憾啊！ 在这种心态下，我进行了一系列反思。 最重要的是，我想，人们固然有权对任何作家和任何作品随意表示好恶，纵情月旦褒贬，哪怕说得毫无道理也无所谓，但是对于担有所谓“导向”责任的“批评家”来说，至少应该做到言出有据。倘若像我过去对待金庸那样，根本不接触，不了解，单凭某些观念就妄加判断，无端蔑视，说轻点，也是愧为“批评家”了。 当然，即便在我以“批评家”姿态出现时，我也是无权无势的，因此，我对金庸和其他作家无论怎样蔑视，也不可能对他们造成严重损害，更不可能对整个社会造成严重损害。我顶多只能对某些读者的判断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罢了。我最能损害的，说到底只是自己。何况，即便蔑视金庸和其他作家，否定金庸和其他作家，也是每个人都应该享有的自由权利，谁也无权干涉。鲁迅的地位何等崇高，巴金和钱钟书何等受人敬仰，现在不是都有人骂得一塌糊涂么？无论骂得是否有理，都不应该禁止，都只能讨论或者争辩。因此，我无端蔑视金庸，尽管十分荒唐，也只能说明我不是一个合格的“批评家”，丢掉这顶桂冠就是了，没什么了不起。 但是在我作为出版社负责人的时候，这样无端蔑视某些作家和某些作品，那就相当危险，很可能无端扼杀有价值的东西甚至绞杀天才，就一般意义而言也很可能造成堵塞言路的恶果。事实上，当年被我枪毙的无数作品中，谁敢说没有本该问世和传播的佳作呢？ 想到这里，我不禁出了一身冷汗。同时，我很庆幸自己只当过小小的出版社副总编辑，没有在更重要的权力部门担当过要职，因而没有条件和机会单凭莫名其妙的观念无端蔑视什么人和什么东西，进而无端予以戕杀。我因此免除了许多很可能十分严重甚至不可饶恕的罪孽。 更值得庆幸的是，在生命快结束的时候，我又在自己对金庸的态度所发生的变化中领悟了一些很重要的道理，或者如前所说，在思想和精神上引发了一场革命。那么，引发这场革命的契机和要领是什么呢？说起来很简单：坚决革除单凭某种观念盲目判断事物的恶习，深入接触自己原来不肯接触的东西，浸淫其中，了解和熟悉它们，从而准确把握它们的实质。当然，更重要的是必须有一颗正直的不带邪念的心。                                   2008年1月17日于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