條條大路通羅馬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隨著「０八憲章」的問世，一呼百應地得到海內外各界人士的簽名響應，國內劉曉波先生被祕密拘禁，引起了全世界普遍的關注。與此同時，關於中國民主化道路，又開始了新一輪的深入討論，這說明了中國民主化不但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深入民心，連自以為強大無比的中共極權都感到恐懼，而且說明實現百多年來幾代中國人的夢想已經到了「提上日程」的時刻，民主自由離我們已不再是遙不可及了。 關於中國民主化道路的問題，不但是知識階層積極探討的問題，全體中國人關心的問題，我們將要如何行動的問題，而且更是關乎我們國家民族和每一個中國人命運的問題，大家就此展開討論很必要，有各種不同的意見也很正常。問題是，在當前最需要全體中國人在「０八憲章」的旗幟下最廣泛地團結起來，向著民主憲政這一共同的目標努力奮鬥的時候，切忌互相猜疑、互相攻奸，必須求同存異，團結一致，才能形成一股強大的力量，達到我們的目標。 關於中國民主化道路，筆者在「民主中國」的「中國民主轉型的現狀與前瞻徵文」發表過若干文章，就個人的感性選擇而言，革命與改良，筆者寧願選擇改良。因為革命意味著社會制度和經濟生活的急劇改變，勢必會給社會秩序以及人民生活帶來巨大的影響，甚至關乎到千萬人的生命安全和尊嚴；而改良則是漸進的持久的改變，廣大民眾在生命和財產安全的前提下，在社會秩序穩定的前提下，逐步向普世價值靠攏，逐步同世界文明接軌，顯然代價最小、最安全、最穩當。如果改良行不通，一定要革命，則暴力革命和顏色革命，筆者寧願選擇顏色革命。因為暴力革命的過程中千百萬人頭落地，本身就和革命的目標背道而馳，著名的美國人權鬥士馬丁．路德金說：「手段代表了在形成之中的理想和進行之中的目的，人們無法通過邪惡的手段來達到美好的目的。因為手段是種子，目的是樹。」在你使用不正確手段的同時，你的目的也就變得不正確了。比如說當年抗戰勝利後，毛共口口聲聲「民主自由」，說要建立一個「人民政府」而發動內戰，結果數百萬同胞人頭落地，還未見到「民主自由」，還未見到「人民政府」，最寶貴的生命已經被剝奪了！目標再崇高、再偉大，也早已沾滿了鮮血，真是「未見其利，先見其害」。而且，以暴易暴的結果只能是新暴政取代舊暴政，陷入專制獨裁的惡性循環，這一點早已為迄今為止的數千年中國歷史所証實。 最近，香港政評家張三一言先生提出一個新的看法，認為「可以不可以建立一個民主社會制度，問題不在是不是使用暴力，而是在於使用暴力者對民主的認知和認同，是否立志於建立民主社會制度，加上使用暴力過程中是否出現唯一獨大的勢力。」張先生舉出美國華盛頓為例，他領導獨立戰爭取勝後，既不願當國王也不願當終身總統，以身作則為美國奠定了民主憲政的基礎。理論上筆者也很贊同張先生這種新見解，可惜在中國的現實中沒有多少可能性。時代不同了，今天無論客觀的環境和主觀的條件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當年國民黨北伐軍從南打到北，共產黨解放軍從北打到南那種席捲全國的大規模內戰已不可能重演，即使有人想當蔣介石毛澤東，也沒有多少人願意去當砲灰，屠殺自己的同胞了，因此，張先生所說的「使用暴力過程中是否出現唯一獨大的勢力」這一疑慮大可消除；可是，依筆者看，鑑於中國傳統獨裁專制勢力強大，從來不願意主動放棄權力，還政於民。將來中國出現局部的「暴力革命」，類似辛亥革命的武昌首義、各省呼應；或者羅馬尼亞式軍事政變不無可能。問題是中國深受數千年封建王朝專制統治的影響，過去無論國民黨、共產黨，從上到下，「打天下、坐天下」意識濃厚，今天某些民運人士的言行中，也不難找到這種舊意識的蹤影。所以張先生所說的「使用暴力者對民主的認知和認同，是否立志於建立民主社會制度」就大成疑問了，以中國數千年封建傳統的土壤，是很難養育出華盛頓來的。由此看來，我們中國還是很難擺脫以暴易暴，舊暴變新暴的惡性循環，所以，筆者贊同顏色革命，反對暴力革命。 但是筆者認為，討論中國民主化走什麼道路？不能光是比較誰最好最理想？還得看這條道路走不走得通？如果走不通，再好再理想也沒有用。客觀情勢的變化，並不以主觀意志為轉移。儘管我們有良好的願望，可是當權者冥頑不化怎麼辦？況且，選擇什麼道路，十三億中國人各行各業各階層各團體，各黨各派包括中共改革派，都有不同的想法，很難說誰的看法就絕對正確，別人的都錯了，一切都要視乎將來客觀形勢的發展。而且，革命和改良、暴力革命和顏色革命並非絕對對立，而是相輔相成。魯迅在「吶喊」序言中說：「假如一間鐵屋子，是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裡面有許多熟睡的人們，不久都要悶死了，然而是從昏睡入死滅，並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現在你大嚷起來，驚起了較為清醒的幾個人，使這不幸的少數者來受無可挽救的臨終的苦楚，你倒以為對得起他們麼？然而幾個人既然起來，你不能說決沒有毀壞這鐵屋的希望。」 筆者看將來中國政治局面的演變，不會是單一可能，而是多種可能性並存：或者像前蘇聯，共產黨領導層核心內出戈巴卓夫和葉利欽，宣布解散共產黨；或者像台灣，國民黨領袖蔣經國先生開放黨禁言禁，李登輝開放普選，國民黨以平等身分參加競選；或者像羅馬里亞，軍隊倒戈，獨裁頭子死於槍下；或者像前東歐和蘇聯加盟共和國，發生大規模持久的群眾抗議運動，迫使共產黨垮台；或者像辛亥革命，武昌首義，各省響應；甚至或者中共朱成虎之流瘋子狗急跳墻，發動戰爭，被人滅了，像日本一樣，麥克阿瑟移植美國民主……。既然有多種可能性，中國民主化就應有不同的道路。筆者不同意謝韜「不能急、不能等、只能促」、不同意余傑獨尊「胡適的道路，也就是康梁的道路」(胡適的道路並不等同康梁的道路，胡適主張民主共和，康梁主張君主立憲，而共和和帝制是兩個相反的政體——筆者註)兩者都是不準革命，衹許改良，而且限於黨內的改良，甘心情願地把十三億中國人的命運全部交給幾千萬「黨員」，彷彿只有這幾千萬共產黨員才是中國的主人；筆者同意焦國標先生「急也要、等也要、促也要」(但這個「等」應該是「等待時機」的「等」，而不是「消極等待」的「等」——筆者註)、同意張三一言先生「如果以為單憑憲章的正義性就可以實現民主理想，必然會失望；如果與所有其他民主力量，包括從黨內改革到暴力革命配同合作，則實現民主憲政可能性大增。」 因此，在這種情況下，筆者希望全體中國人要更加互相包容，求同存異，為了一個共同的目標，團結起來，每一個中國人都以自己認為最恰當的方式去衝擊頑固的极权專制，比如劉晓波等众多先生签署的「0八憲章」、法輪功的「退黨退團」、楊佳的「怒殺惡警」、瓮安的「火燒公安」、黑龍江的「分田宣言」、重慶的「教師罷教」、廣州的「的士罷駛」、廈門的「集體散步」、地震難童家長的「集體悼念」、毒奶難童家長的「集體索償」、拆遷戶的「維權上訪」……匯成一股滾滾向前的洪流，條條大路通羅馬，中國人期盼了一百多年的民主憲政一定會實現。 (寫於09年1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