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习惯黑暗的眼睛习惯光明（上）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那是蓝色九月的一天， 我在一株李树的细长阴影下 静静搂着她，我的情人是这样 苍白和沉默，仿佛一个不逝的梦。 在我们头上，在夏天明亮的空中， 有一朵云，我的双眼久久凝望它， 它很白，很高，离我们很远， 当我抬起头，发现它不见了。 布莱希特《回忆玛丽•安》     德国人拍《窃听风暴》，我们拍《英雄》   德国人与中国人之间有多大的不同呢？ 人与人之间有多大的不同呢？ 偶然看到诗人桑克的一段访谈，他是一个在黑龙江兴凯农场长大的孩子，那里是流放者们的第二故乡，那里聚集了一批最有才华的、命运多舛的知识分子，他将他们当作老师，他因此学会了怎样写诗。如果说中国的文革是一场正在发生的“奥斯威辛”，那么在文革中写诗本身就是一件无比危险的事情，林昭便因为用诗歌来拥抱光明而被杀害。多年之后，桑克谈到了诗歌与人生道路的选择：“你看电影吧。德国人拍《窃听风暴》，我们拍《英雄》。算了，不说了。这种事情以前有，以后还会有。我曾看过郭沫若五六十年代的诗，如果你没看过他原先的诗，你会觉得他有点那个，等你看过他原来的诗，你可能就会明白，他背叛的人只是他自己。一个人如果连他自己都能背叛，你能指望他保护他的家人，保护他的同胞和邻居吗？……你可以自己选择。选择与否是自己的私事，没什么对错。但良心是必须的，否则晚上睡觉会做噩梦。” 是的，德高望重的“郭老”早已从狂飙的诗人沦为恭顺的弄臣，那是他自己“身不由己”的选择，他被自我囚禁在王府花园中，他已然无法回头。即便两个孩子悲惨的死亡，他也只能假装无动于衷——极权主义之可怕，便就是将每个人都改造成最自私的人，为了保全自己不惜牺牲家人的人，“家”是最后一道防线，当家也不安全的时候，极权主义便大获全胜了。而诗歌必将继续下去，给人幸福，给人自由，给人尊严，给人希望，如同德国诗人布莱希特那深情的吟唱——在《窃听风暴》中，这首诗歌是那冰冷的“一九八四”的时代里最后的一分温暖。 是的，桑克说得好，“德国人拍《窃听风暴》，我们拍《英雄》”，这就是德国人和我们之间的不同。《窃听风暴》的原名直译过来是“他人的生活”，“他人的生活”更像一部小说的名字，而“窃听风暴”是带有港台味道的翻译，夸张却更加易于流传。《窃听风暴》与《英雄》足以表征两个世界的差异是何其之大。在我看来，这两部电影之间的区别并不在于：前者仅仅耗资一百七十万欧元，好几位名演员都是受到剧本的感动，几乎就是义务参与出演；而后者耗资超过一亿元人民币，是动用无数人力物力的“大片”，导演和演员个个都赚了满钵子的钞票。这两部电影之间的真正区别在于：前者是呼吁光明的来临，让那些习惯了黑暗的眼睛如何习惯光明；而后者是劝诱那些在黑暗中生活的人们，让他们继续维持原有的生活状态。所以，他们拥抱自由，我们歌颂专制；他们恢复人性之高贵，我们安享奴隶之卑贱；他们是自由国度，我们是动物庄园。 如果说《窃听风暴》是关于一个改恶从善的秘密警察的故事，那么《英雄》便是一个归顺强权与暴力的刺客的故事。刺客向皇帝的皈依，正隐喻着张艺谋被党国所招安。“杀人放火被招安”是梁山好汉们的梦想，张艺谋则先红遍西方并以此为筹码向帝王家卖一个好价钱——《英雄》是他的卖身契。所以，今天的张艺谋，便是昨天的郭沫若——他们选择了最坏的那种选择，他们选择了成为早年的自己的敌人。在精神的意义上，他们是自杀者。当张艺谋获得柏林电影节大奖并被某些左派攻击为“丑化中国讨好西方”的时候，他会想到二十年后的自己居然是一副如此不堪的模样吗——从西部来自地区的愤怒青年变成中宣部钦定的代言人，这是这样一条堕落的直线啊。中国的文人和戏子最终的走向都是娼妓化。 但这个世界上还有另一种人，那就是真正的艺术家。《窃听风暴》的导演冯•多纳斯马克便是其中之一，他与我同龄，一九七三年出生，被德国电影界誉为“神童”。多纳斯马克出生在西德，环境舒适而优越。他并没有在“民主德国”生活过，并没有经历过那段幽暗的、被窃听的岁月，却对东德的历史充满浓厚的兴趣。其实，与其说他是对一种“异质”的生活有一种旁观者的猎奇心理，不如说他对德国的现实充满了深切的责任感。早在一九九七年的冬天，东德看上去还像是希腊雕塑中的人物一样强壮的时候，还是慕尼黑电影学校学生的多纳斯马克，在为准备上课苦苦寻找一个剧本的构思。一天晚上，他精疲力竭地躺倒在学生宿舍的地板上听着贝多芬，灵感却迟迟没有降临。 这时，多纳斯马克突然想到，“革命导师”列宁与音乐大师贝多芬之间有着某种复杂的关联。一九四九年一月，美国的《时代》周刊报道了莫斯科纪念列宁逝世二十五周年的情景：“在莫斯科，面带笑容的斯大林和其他共党重要人物坐在莫斯科大剧院观礼……如往年一样，一整天都是歌颂列宁的演讲致词，还包括一个以列宁生平为内容的广播剧，长达一小时。广播剧以列宁最崇拜的贝多芬《热情奏鸣曲》作为压轴尾声。”这个广播剧配上了列宁的一段话作为旁白：“没有比《热情奏鸣曲》更美的音乐了，惊人、超寻常的音乐！它总让我像孩子一样由衷地觉得自豪——怎么人类可以创造出这样奇迹似的乐曲。”广播剧以最甜美的声音结束：“列宁，就是这样一个人！” 但是，列宁日记中的这段话却是不能让老百姓知道的：“我不能常听这个乐曲，因为，它会影响我，使我有一种冲动，想去赞美那些活在污秽地狱里而仍旧能创造美的人，想去亲抚他们的头。可是这个时代，你不能去亲抚人家的头，除非你要让你的手给咬断。你得重击人家的头——毫不留情地重击——虽然说，理论上我们是反对任何形式的暴力的……我们的任务真的很难搞。”列宁害怕他会被贝多芬的音乐所感动，以至于变成一个温和柔弱的人，甚而影响俄国革命的进程。这是列宁身上最后的一丝人性。在斯大林身上、在毛泽东身上、在波尔布特身上，连这点被音乐感动的柔软都没有了。极权主义的“舵手”，需要一颗冷酷无情的心。极权主义所依赖的秘密警察，也需要一颗冷酷无情的心。 这个时候，几幅画面蓦地闪过冯•多纳斯马克的脑海：他看到了一个头戴耳机的、表情阴郁的男人。这是一个间谍，他正在窃听一个弹奏着动人心弦的钢琴曲的监视对象。短短几分钟之内，多纳斯马克的脑海中就有了一个故事：一个关于前东德国家安全情报人员“改邪归正”的电影的构思。这个故事从此在这儿年轻人心中酝酿了九年之久。 怎样才能克服一名新人在这个最看重名望和资历的行业中所面临的重重困难呢？剧本、预算、演员、摄影、音乐、发行……电影可不是一件在书斋中便可以实现的事业。发行商一开始并不认为德国人做好了接受一部描述东德秘密警察的影片的心理准备，他们是希望多纳斯马克去导演一部喜剧而不是一部悲剧。这是一个人们喜欢观看喜剧的时代，是人们捧着爆米花、端着可乐在电影院中“休闲”的时代，这个时代不需要太沉重的东西。谁会愿意掏钱去看一部关于过去的历史的阴郁的电影呢？ 面对各种极其不利的条件，年轻的、没有经验的多纳斯马克逆流而上，奇迹般地自编自导完成了这部堪称伟大的电影。处女作即为成名作。一个如此年轻的、并没有在东德生活过的艺术家，为何对“不自由”的生活有如此的切肤之痛？在德国访问的时候，我与许多德国朋友谈到了这部电影，他们都很欣赏这部电影。那些曾经生活在东部的或仍然生活在东部的德国朋友告诉我，他们或多或少都经历过电影中的事情；而那些一直生活在西德的德国朋友，亦并非旁观者，他们或帮助那边的同胞穿越柏林墙，或为东德下狱的作家签名呼吁，因为对正义的热爱，乃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无法让人爱戴，便只能让人恐惧   《窃听风暴》中，我最喜欢的一个演员是男主角乌尔里西•穆尔，就是扮演秘密警察魏斯勒的那个演员。我再也见不到他了，他突然离开了这个世界，甚至连告别都没有来得及。但他永远活在他扮演的角色魏斯勒之中——那个威风凛凛的警察学院的教授，专门训导未来的“国家公仆”如何软硬兼施地审问“国家的敌人”；那个在黑暗的阁楼中，没日没夜地负责窃听工作的忠心耿耿的安全局官员；那个家庭婚姻破裂，下班之后一个人孤独地呆在家中，只能招揽妓女上门，性爱之后希望与之交谈却被断然拒绝的猥琐的中年男人；那个身上仅存的善良被布莱希特的诗句所唤醒、并不顾一切地去保护被监视对象的党国的背叛者；那个因为窃听失败而被贬斥为信件检查员的、唯唯诺诺的小职员；那个在柏林墙倒塌之后卑微地苟活、佝偻而衰老的邮递员。穆尔简直演活了秘密警察魏斯勒的冷酷与温情、坚硬与柔软、变态与正常、忠诚与动摇，他仿佛就是从安全局大楼里施施然地走出来的一个人。 生活与虚构之间只有一层薄薄的窗户纸。后来，我才知道，一九八九年之前，穆尔长期生活在没有民主的“民主德国”，政治高压、秘密窃听、线人告密、孤立与诽谤、逮捕与杀戮、有声与无声的悲剧，都是他真实的生活经历。据他自己说，他的妻子就曾经是一名安全局的线人。但她坚决否认，他也拿不出证据来证实这一点，许多档案材料已经被安全局销毁了。两人因此感情破裂，妻子以“诽谤”为名将丈夫告上了法庭——这样对簿公堂，多让人难堪啊。后来，法院判决穆尔今后不准再提此事。但他们的爱情早已不复存在。她已经去世了。穆尔生前坚持说，他仍然不能原谅她。 因为《窃听风暴》，穆尔同时获得了德国和欧洲两个最佳男主角奖，他在答记者问的时候，第一次突破法院禁令，谈及那段伤痕累累的生活：“我的妻子，曾经就是国安部的告密者。这不是别人的生活，就是我自己的生活。”这是一句让人心碎的话。是谁，将一生中最亲爱的那个人变成了敌人？是谁，强迫他们过这样一种可怕的生活？是那个在监狱中垂垂老矣的、至死都嘴硬的昂纳克吗？不，不能把所有的罪行都推到他一个人身上。正如桑克所说，上帝给了我们选择的自由，我们可以选择良心、诗歌与光明，也可以选择残酷、冷漠与黑暗。 作家龙应台亲身经历了柏林墙倒塌、东德政权瓦解、两德统一的过程。她在一篇文章中谈到“大河文学”——所谓的“大河文学”，就是解密的前东德情报机关侦查档案。其规模之庞大，如何人终其一生都无法全部阅读一遍，如果用数字了描述，它全部联接起来的话，一共有一百二十五英里长，共有二十一亿两千五百万页的案卷，重达六千二百五十吨，每一英里大概有一千多多页密密麻麻的文字，它记录着东德一千八百人生活的方方面面。这还只是保存下来的一部分，究竟有多少档案已经被销毁，则可能成为永久的秘密。前两年，有关部门从一个废弃的地下仓库中发现了堆积如山的被碎纸机搅碎的秘密文件。联邦议会专门拨出经费，委托专家对其进行修复，据说全部修复完成需要半个多世纪的时间。 这些文件的作者是东德的“国家安全局”，即“斯达希”（Stasi）。它比苏联克格勃的工作效率更高，“在一个政府从来没有威望、所有人都有安全威胁的国度里，斯塔希成为当权的统一社会党的盾牌和利剑。” 一九八三年，担任美国副总统的乔治•布什在访问西德的时候指出：“作为训练恐怖分子的营地和策划政变的大本营，东德是最令人憎恨的恐怖国家之一。在所有的间谍领域，他们是最富侵略性的，而且他们的欲壑永远也填不满。也正是为东德，苏联干出了大量丑恶的事情。在东部华沙集团中他们是最主要的元凶。” 这个一千八百万人口的国家里，有九万名编制内的秘密警察，三千人渗入公共生活、军队和经济领域的重要部门，两千多人负责检查邮件，一千五百人专门监听电话，四千人在西德等国家做间谍工作。另外还有十七万五千名的“编外人员”，其中有一万五千人是从青少年中挑选出来的，他们遍及学校充当“教室密探”——与之相比，仅仅拥有一万五千人的纳粹的盖世太保队伍相形见绌。 一九九一年，德国联邦议会通过了《关于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家安全机关档案条例》。该条例主要包括两条：对前民主德国国家安全机关的所有工作人员进行审查；向个人公开秘密档案。现存的六百万份斯塔希档案，被放置在新教牧师汉斯•约阿希姆•高克图书馆内保管。到一九九年年末，为了审查工作申请和雇员的情况，公共和私营企业的负责任向高克管理处查询达一百七十万次。此外，申请查阅本人档案的个人也超过一百万。龙应台指出：“‘大河文学’里自成一个世界，一个繁复的底片世界，黑白分明：凡是怀疑社会主义的都是黑的，凡是和共产党合作的都是白的。现在这部记载一个民族生活的巨作经过冲洗，拿到阳光下一看，世界颠倒过来，黑的全变白，白的全变黑了。” 有的真相是令人恶心和窒息的——沃伦夫妇是和平与人权组织的一对配偶，妻子薇拉在她的档案中发现，自他们认识以后，她丈夫一直在监视汇报她的行动。类似的例子，一位妇女因试图出逃西德被判处了五年监禁，而出卖她的人，正是那天早晨她离家出逃时，祝她好运的丈夫。正如雷纳•埃佩尔曼所说的那样：“你看过档案后变得明智了，但也变得更为不幸。” 这就是最真实的、原生态的历史。这一切，曾经发生在东德、匈牙利、捷克、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前苏联……这一切，仍然发生在诸如中国、北韩、越南、古巴这样的国家。 在《窃听风暴》之中，“斯达希”动用了包括魏斯勒在内的一流的监听专家对付一名撰文披露东德自杀人数的作家。他们希望找到蛛丝马迹将其定罪，而他的妻子、一位风姿绰约的演员被当作了突破口。一种恐惧的气氛在这个家庭以及在他们的朋友圈里弥漫着。马基亚维利说过：“与其让人爱戴，不如让人恐惧。”这是较量实力的古代希腊罗马世界的国际关系准则。而对于政府与民众的关系来说，仅有马基亚维利式的力量的征服是不够的。任何一个试图长期维持下去的政权，都多多少少地希望获得民众之爱戴；只有当掌权者发觉该政权已然病入膏肓的时候，他才会三心二意地拆东墙补西墙，甚至绝望地破罐子破摔。早期的共产党政权，还有一种亢奋的激情，力图让老百姓都爱戴它；而晚期的共产党政权，已经腐败得不可救药了，便只能做到让百姓害怕它。这是判断共产党政权年轻或衰老的标志。柏林墙倒塌之前十年的东德，便已沦为只能通过军队和秘密警察来让老百姓恐惧的政权了。 与当年的东德相比，今天的中共政权也是属于此类“不能让人爱戴，便只能让人恐惧”的政权。中共党魁胡锦涛比谁都清楚地知道，没有几个中国人包括他的党员会出自内心地“爱戴”他。在网络上流传甚广的胡锦涛的粉丝群“什锦饭”（与之对应，温家宝的粉丝群为“八宝饭”），基本上是五毛党和愤青的谄媚的杰作而已——如果有黯然逃离中南海的那一天，“什锦饭”们没有几个会挺身而出赶来捍卫他的。胡锦涛已经失去了“输出革命”的信心与气魄（其接班人习近平在访问墨西哥时公开宣称中共不再“输出革命”），他只是当一天和尚敲一天钟罢了，他最大的愿望就是不要当末代党魁，既不要成为齐奥塞斯库，也不要当昂纳克。既然没有办法让人民爱戴了，就退而求其次吧，让人民恐惧吧。如何才能让人民感到恐惧呢？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的极权主义国家惯用的伎俩便是：建立庞大的秘密警察队伍以及更庞大的线民网络。但是，一个只能让人恐惧的政权，离它的末日也就不远了。     那个系统中有“良心发现”的好人吗？   圣经中说，光来到这个世界，黑暗却不接受它。在《窃听风暴》中，光最终战胜了黑暗，人性中善良的一面最终战胜了邪恶的一面，这是一个带有凄凉的美丽的结局：挣扎的生活底层的魏斯勒，有一天突然在书店中看到当年他监视过的作家的新书，在书的扉页上题写着给他的献词，当然不是他的名字，只有一个抽象化的编号，那是他当年在“斯达希”工作时候的编号。我相信，那一刻也是他冰冷的一生中第二次感受到温暖的时刻——第一次是他偷偷潜入作家家中，阅读布莱希特的诗集的时候。 这个世界需要温暖，这个世界更需要正义，而正义是能够给我们带来温暖的。美国《纽约客》杂志这样评价说：“如果说世上有正义存在的话，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就应该把最佳外语片颁发给《窃听风暴》，因为这是一部描述没有正义世界的影片。”在现实中的“没有正义的世界”里，也许不会出现魏斯勒这样的挺身而出、冒着危险保护受害者的“鼹鼠”——正是这样的原因，德国监狱博物馆的馆长拒绝影片摄制组借用场地拍摄的要求。他说，影片的情节不真实。因为他的研究结果是，在东德的安全局内部，在数万名工作工作人员当中从来没有出现过一个“好心人”，他们都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人”。影片美化了这些人。 即便如此，我仍然像我的朋友王怡那样怀着春芽般柔嫩的信心，不是因为骄傲，乃是因为谦卑——王怡在《我们头顶干净的天空》一文中说：“我不由打量四面的墙，心想我也活得如此逼真啊，若是不能让一个二十四小时监听我的秘密警察，成为一个自由主义者，成为一个基督徒，成为和我一样对专制充满厌恶的人，那么他失败了，我也失败了。纳税人的钱就这么浪费了。” 是啊，我们不是相信自己的力量，乃是相信光的力量。大马士革郊外的光照，那个时代曾经卖力地迫害基督徒的、类似于“秘密警察”的扫罗，不就立即洗心革面，最后成了伟大的圣徒保罗吗？在我与这些人物打交道的时候，尽量提醒自己不要被他们激怒，不要将他们妖魔化，不要试图将他们看作“最坏”的那种人，而要让自己表现得更好，更有尊严，也更加文明。在不被他们影响的同时，也尽量影响他们。谁知道呢，未来我的某一本书不会题词送给某某编号的“陌生的熟人”？ 尽管东德的安全部门的内部没有出现过像魏斯勒那样发生戏剧性转变的“好人”，但影片温馨的结尾并非鲁迅小说《药》中那虚拟的花圈。实际上，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许多在东德强力部门工作的人，已经有了种种自觉不自觉的变化。他们逐渐意识到黑暗不可能永远继续下去，他们不愿充当黑暗的殉葬品，而以各种方式半推半就地等待光明的到来。他们一边继续作恶，一边有所收敛。他们依然接受当局的宣传教育，但不再全然相信官方媒体上的说法。他们依然经常使用暴力，但对暴力的效果开始产生了怀疑。他们依然执行是上级的命令，却已经没有了比上级的要求还要积极工作的热情。换言之，他们基本上是依靠某种“惯性”来工作和生活。 柏林墙的倒塌并非毫无征兆：在一九八九年的秋天，学者丹尼尔•弗里德海姆针对东德政权中“秘密危机管理小组”的一百一十九名负责人作了一项出色的调查。他选取的样本是柏林、德累斯顿、罗斯托克等地区的秘密危机管理小组的成员。从中央、地方和当地三个层面来看，这些小组均聚集了高层党支部书记、政府代表、正规警察、军队和秘密警察指挥官，他们手中掌握着是否使用武力镇压一九八九年秋示威者的决定权。此前，有百分之七十八的人认为国家有权使用武力镇压所谓的“非法反抗”，而在一九八九年秋天，这个比例下降到了不到百分之九。大部分强力部门的官员都表示：“使用武力是不合法的，也是不可能的，即使是为了保卫社会主义。” 他们已经失去了信念和信心，连他们也承认武力无法维持统治。于是，旧政权的归宿便唯有“瓦解”一途了。 尽管如此，那个系统内确实没有“反戈一击”的好人。他们都被体制化了。苏联东欧各国的秘密警察头子们，在旧政权崩溃之后，都写过回忆录。但回忆录中充满了辩解，而少有悔罪。龙应台为《窃听风暴》写的影评《你是有选择的》一文中写道：“曾经担任过秘密警察的东德人也组织起来了，添了白发的他们说，他们当初也不过是尽他们的‘守土有责’，做的是一份荣誉的工作，并没有罪责可言。可是那因他们的‘荣誉’工作而家破人亡的其他的人们，仍被记忆折磨。政治学上所谓‘转型正义’——在改朝换代、价值翻转之后回头来清理是非、分辨善恶、追究奖惩和责任，是二十一世纪的人类仍旧在困惑摸索的巨大课题。” 秘密警察声称他们的工作是“保护国家安全”——中国的国安和国保们也常常以此自诩。权力无边的“斯达希”声称，他们的工作目标是为了保护“人民”，即“那些对党的政治路线不存异议的公民”；同时打击“人民的敌人”，即“那些对党的政治路线存在异议的公民”。“斯达希”的经费不通过议会审议、也不对大众公布，数量可以不断膨胀。他们用金钱加威胁，招聘了不计其数的“线人”，将怀疑对象的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搜集汇总。在这个国家，所有人的生活都是“透明”的，没有任何“隐私”可言。 然而，让统治者没有想到的是，他们大大小小的罪恶都通过“大河文学”的形式定格下来。在我访问德国的时候，好几位德国朋友拿出他们档案中文件的复印件来给我看，那是他们的亲人和朋友亲笔撰写的告密信。白纸黑字，谁也无法抹煞。当然，我们应当体谅人性的软弱，但我们不能过于仁慈地放过那些拒绝接受被受害者的原谅的加害者。我们要确信，我们生活的不是一个绝对的相对主义的世界，黑暗与光明就是不一样，即便对那些在黑暗中生活了太久的人来说也是如此，没有人能够混淆两者之间的差别。 极权主义总有其相似之处，在每一个极权主义国家，秘密警察都是政府一切部门中“组织得最好、最有效率”的部门。阿伦特分析说：“通过秘密警察网，极权主义统治者为自己创造了一种直接执行的传送带，它与洋葱结构的表面权利层级不同，完全脱离和孤立于其他一切机构。在这层意义上，秘密警察成员在极权主义国家里是惟一公开的统治阶级，他们的价值标准和价值衡量渗透了极权主义社会的整个结构。” 秘密警察将可疑分子的范畴扩大到所有的公民，人类仅仅因为具有思想的能力，便被认定为可疑分子。于是，“相互怀疑的氛围渗透进极权主义国家的一切社会关系，创造出一种无所不在的气氛，甚至在秘密警察的特殊眼界之外亦是如此。” 在此意义上，秘密警察所作的全都是“负面工作”——他们不断地制造出越来越多的敌人来，大部分的反抗者都是自身权益受到伤害之后才成为反抗者的。于是，秘密警察自身遂成为国家安全的最大的危害者。 那个特殊机构的强大和邪恶，确实超乎我们寻常人的想像之外——当我因为计划写作一份独立的中国人权问题报告而被北京警方传讯，并遭到持续十四个小时的审问的事后，有一名身穿便衣的秘密警察恶狠狠地对我说过：“我们可以制造一起车祸，让你神不知鬼不觉地从这个世界上消失。没有人查得出原因来。”他不是在讲笑话，我相信他们轻而易举地便可以做到这一点，但我不相信未来是属于他们的。当黑夜过去、白昼降临的时刻，这些“鼹鼠”们成了被民众鄙视和唾弃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