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的美育理想与陈独秀的共产公妻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90年前的1919年5月4日，在北京爆发了五四爱国运动，上街游行示威的青年学生，以爱国的名义火烧交通总长曹汝霖位于赵家楼的私宅、痛打驻日公使章宗祥，并且付出了当场被捕32人的代价。这场暴力事件的发生，也在一定程度上扭曲改写了已经初步走上宪政民主轨道的中国历史。 1、蔡元培的精神境界 1919年5月6日晚上，以恢复上课为条件，蔡元培率领的校长团以及国民外交协会的汪大燮、林长民、王宠惠等人，与警察总监吴炳湘达成保释协议。 5月7日上午，北京各高校自备汽车前往警察厅迎接被捕学生。 5月8日，蔡元培引咎辞职。 5月9日早晨，蔡元培在北大总务处职员段子均陪同下，乘火车前往天津，住在寓新旅社。他离京前留下一份启事，其中有“杀君马者道旁儿”的典故，意思是说古代有一个官吏的马跑得很快，旁观的年轻人就一直鼓掌喝彩，这个人一高兴就把自己的快马给跑死了。这个典故所表现的，是蔡元培自觉顺应时代潮流和社会合力，既能兼容并包又能激流勇退的不居功、不恋栈的高尚境界，这也是中国人最为缺乏的一种精神境界。 2、蔡元培的美育理想 随着五四运动的爆发，新文化运动的概念开始流行。在1920年4月出版的《新青年》7卷5号中，陈独秀发表《新文化运动是什么？》一文，其中写道：“‘新文化运动’这个名词，现在我们社会里很流行；……要问‘新文化运动’是什么，先要问‘新文化’是什么；要问‘新文化’是什么，先要问‘文化’是什么？” 陈独秀给出的答案是：“文化是对军事、政治（是指实际政治而言，至于政治哲学仍应该归到文化）、产业而言，新文化是对旧文化而言。文化底内容，是包含着科学、宗教、道德、美术、文学、音乐这几样；新文化运动，是觉得旧的文化还有不足的地方，更加上新的科学、宗教、道德、文学、美术、音乐等运动。” 在这篇文章里，陈独秀不太准确地引用了蔡元培的一句话：“新文化运动莫忘了美育。”这句话出自蔡元培1919年12月1日发表在《晨报副镌》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标题是《文化运动不要忘了美育》，其中写道： “现在文化运动，已经由欧美各国传到中国了。解放呵！创造呵！新思潮呵！新生活呵！在各种周报上，已经数见不鲜了。但文化不是简单，是复杂的；运动不是空谈，是要实行的。要透彻复杂的真相，应研究科学。要鼓励实行的兴会，应利用美术。科学的教育在中国可算有萌芽了。美术的教育，除了小学校中机械性的音乐图画以外，简截可说没有。” 蔡元培把“科学的教育”和“美术的教育”相提并论的目的，就是要培养他自己所具备的那种自觉顺应时代潮流和社会合力的既能兼容并包又能激流勇退的不居功、不恋栈的精神境界。在他看来，假如不以一种美学意义上的超越利害的兴趣，去打通人我之间的精神隔阂，从而保持一种永久平和的心境，而是单凭个性的冲动、环境的刺激，投入到文化运动的潮流中去，难免会产生三种弊端： 其一、“看得明白，责备他人也很周密，但是到了自己实行的机会，给小小的利害绊住，不能不牺牲主义。” 其二、“借了很好的主义作护身符，放纵卑劣的欲望，到劣迹败露了，叫反对党把他的污点，影射到神圣主义上，增了发展的阻力。” 其三、“想借用简单的方法，短少的时间，达他的极端的主义，经了几次挫折，就觉得没有希望，发起厌世观，甚且自杀。” 蔡元培所说的这三条弊端，实际上是有感而发的，可惜他说得有些拗口。 3、陈独秀的共产公妻 1920年9月，罗家伦负责的新潮社出版发行了《蔡孑民先生言行录》，书中第一篇是由北大职员都昌、黄世晖记录整理的《蔡孑民传略》，其中专门谈到蔡元培在上海《俄事警闻》发表过的一篇小说，时间是1904年2月17日，标题是《新年梦》。这篇小说针对的是当时提倡西方社会主义的一些人，他们不肯做工赚钱，总是抢占别人的财物供自己挥霍，理由是这些财物本来是公物。这些人经常嫖娼狎妓、诱骗良家妇女，有时还要与别人争风吃醋，从而严重玷污了神圣的主义。正是鉴于这种情况，蔡元培认为：“此等主义，非世界大多数人承认后，决难实行，故传播此等主义者，万不可自失信用。……必有一介不苟取之义，而后可以言共产。必有坐怀不乱之操，而后可以言废婚姻。” 读了这段话，总让我想起当年因为嫖娼狎妓被蔡元培免职的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1920年12月29日，陈独秀应陈炯明的邀请抵达广州，出任广东教育委员会的主管，很快便遭到一些人的攻击，罪名就是后来被他进一步付诸实施的废德仇孝、共产公妻。 蔡元培一向是以兼容并包著称的，但是，他对于“自失信用”的公共人物，是一定要划清边界、敬而远之的。他对于陈独秀如此，对于梁启超等人的研究系也是如此。 吊诡的是，恰恰是因为嫖娼狎妓而“自失信用”的陈独秀，随后在苏联人的全面操纵下，创建了既要霸占分配别人家的土地财产，也要霸占分配别人家的男人女人的专制政党，把“非世界大多数人承认后，决难实行”的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演变成摧毁败坏整个国家民族前途命运和文化命脉的一场空前绝后、祸国殃民的人道灾难。 应该说，从五四运动直到今天，中国社会占主导地位的并不是《新青年》杂志所提倡的民主科学、思想自由的新文化运动；以及蔡元培理想中的把“科学的教育”和“美术的教育”相提并论的美育文化运动；而是党派政治直接动用政府公共权力甚至于国家专政机器干扰败坏新旧文化论争和思想言论自由，或者采用法律制度框架之外的群体性暴力手段冲击摧毁文化人以及文化机构的反文化运动。这种反文化运动的根源，虽然不完全在于90年前的五四运动，却是与五四运动直接挂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