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习惯黑暗的眼睛习惯光明(下）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出来混，迟早要还的” 在不民主的“民主德国”，存在着一种“鼓励普通公民（不仅仅是情报专家）去告发或者监视其他公民的倾向”。德国总理默克尔在东德长大，由于出生于牧师家庭，父母从小便告诉她和她的弟兄姊妹如何同安全部的人打交道，他们都知道什么地方该说什么话。当她博士毕业，去一所大学应聘助教的职位的时候，她被告知，她的“干部档案”已经在那里了，里面记得清清楚楚，“我多长时间听一次西方广播，什么时候更换了新的牛仔裤，全市同学探听报告的”。默克尔气得够呛。这次发人深省的谈话后，他去会计室报销旅费，路上被安全部的两个工作人员拦住，直截了当地问她是否愿意参与工作。她当场拒绝了。 这个部门妄想将全体公民都变得跟他们一样。但是，他们还未实现这一目标，他们赖以存在的和努力捍卫的制度便崩溃了。当柏林墙轰然倒塌之后，愤怒的东德百姓涌进了安全局大厦，那里已经是人去楼空——在大船即将沉没的时候，跑得最快的往往是老鼠。在莱比锡的街头，当地的秘密警察头子被人民认出来并包围起来。摄影机对准了他。在大家的诘问之下，他胀红着脸，对着摄影镜头，还有电视机前几百万的人民，语无伦次地说：“我错了，我为我过去的所作所为感到羞耻。”这名昔日不可一世的警察头子，如今终于公开承认他的罪行了——他还有一点残存的耻辱感。这幕场景象征着人类自由、梦想和尊严的胜利。我想，那名记者并不是故意羞辱这名要人，而是为了申明正义的力量和人权的不可侵犯。 历史与现实密切相关。鼓励告密的制度所形成的“以邻为壑”的社会氛围以及它所造成的心理伤害，“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难以在短期之内改变。同时，也给新的统一的德国带来了不可避免的挑战——其中最为突出的一点是，绝大多数民众都要求对国家机器进行一定限度的“清洗”（净化）。尽管“清洗”不可能涉及每一个前共产党官僚和秘密警察，但那些手上沾着鲜血的人不得不感到忧心忡忡。许多过去充当过专制者帮凶的家伙，都得为其所作所行付出相应的代价，正如香港电影《无间道》中的台词：“出来混，迟早要还的。” 苏东剧变十多年之后，还有人仍然在力不从心地“还债”。二零零七年一月七日，波兰高级神职人员维尔古斯刚刚被梵蒂冈任命为华沙大主教之后，他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与共产党秘密警察的合作的经历便被曝光了。波兰教会的调查委员会立即发表公开声明：“有很多重要文件都显示出威叶格斯教父以一种秘密的方式表示他愿意与共产党情报组织合作，而且他已经开始了合作。”维尔古斯本人则发表声明说：“我没有进行任何情报活动。我没有对任何人造成伤害。”他说那些文件是共产党人员编造出的丑化他的。但是，当越来越多的秘密文件被发掘出来之后，这名未来的大主教不得不承认，他与共产党政权的秘密特工接触过。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之下，维尔古斯在就职典礼前一小时宣布辞职。梵蒂冈驻波兰代表处表示，教宗本笃十六世已接受了他的辞呈。 宗教领袖在一个社会里充当道德的持守者和精神的象征，如果宗教领袖在道德和法律方面存在严重缺陷，将危及整个教会的声誉以及信仰体系的稳固。在天主教徒占绝对多数的波兰，有调查显示，三分之二受访民众要求维尔古斯辞去红衣主教。此事件让波兰民众再次聚焦那段不堪回首的岁月。历史学家估计，在共产主义时期的波兰，大约有百分之十五的神职人员告发同僚。在其他行业，这个比例只会更高。曾经受人尊敬的前财政部长泽塔•基洛夫斯卡，便因为被指称曾是前共党政权的同谋者而被革职，尽管她本人强烈否认这一指控。 近期，波兰议会通过了“去共产化法案”，禁止波兰前共党政权的同谋者担任公职。这一法案将导致数千名在政府、商界和传媒工作的人士被撤职。和其它前苏联集团的共产党国家不同，波兰的变革启动的时间最早，由于团结工会与共产党政权之间的若干协议，使得清算过前共产政权同谋者的工作被搁置了。直到现在，当年的秘密警察及告密者，并没有被禁止担任公职，只要他们签署声明，承认过去的经历，便可以继续占据优渥的职位。许多波兰人对此深感不满。为了实现转型正义，波兰通过了这部新法律，允许将一些前共产党政权同谋者的名字和部分档案，放在互联网上公布。一些官员、公司雇主、新闻工作者和教师将受到严格的审查。该法案还禁止当过秘密警察的人出任公共职务，削减他们的退休金至最低水平，以及宣布共产党的秘密警察机关为犯罪组织。这个新法律将给波兰社会带来一股清新的空气，带来更多真相的揭示，让受害者获得安慰，让加害者受到惩罚，让正义得以彰显，让民主得以巩固。这是波兰必须补上的一课，走向未来并不意味着同时忘记过去。 与波兰红衣主教维尔古斯的丑闻相似，几年前在匈牙利，也传出了“新总理原来是间谍”的消息。《匈牙利民族报》在头版头条的位置，刊登出一份一九七八年政府文件的影印资料。该资料显示：当时的内政部长安德鲁拉斯•本凯推举“D209同志”担任反间谍部门的第一副手。这位“D209同志”的简历也在报纸上曝光，简历中的出生年月日、经历、甚至母亲的娘家姓等资料一应俱全。明眼人一看便知，这位“D209同志”就是总理迈杰希！当天的报纸被人们抢购一空。不少人对迈杰希隐瞒间谍身份超过二十年感到无比愤慨；更有一些选民大呼上当，后悔大选时“把神圣的选票投给了这个无耻的骗子”；某些保守党议员则号召群众起来要求总理“认错、道歉、走人”。 在民主化之前近半个世纪的共产党统治时期，匈牙利国家安全部完全模仿苏联克格勃的制度，分为搜集情报、反间谍和秘密警察三个部分。其工作受所谓的“共产国际情报局”指导，实际上受苏联的控制。一九八九年苏东剧变之后，匈牙利的秘密警察部门被解散。新宪法规定，曾担任过秘密警察的人永远不能为政府服务。而迈杰希在旧政权中当过财政部长和负责经济事务的副总理等要职，也曾隶属于反间谍部，这个部门是一个灰色地带，法律并不禁止有此经历的人再次为政府服务。 然而，在共产党政权垮台之后的从政生涯中，迈杰希一直隐瞒这段历史，这使他在一夜之间失去了选民的信任。狼狈不堪的迈杰希向国会坦白说：一九七七年至一九八二年，在财政部国际司工作期间，他曾为政府的反间谍部门工作。他为过去的事情再三申辩，表示自己并非一般意义上的“间谍”。面对数百名用轻蔑的眼光看着他的议员们，这位曾经风度翩翩的总理吃力地说道：“我只是参与制止外国间谍掌握匈牙利的情报。需要强调的是，间谍与反间谍工作是传统的保卫国家的工作。反间谍工作者并不是密探，更谈不上是告密者。” 看到维尔古斯和迈杰希们在电视屏幕上面红耳赤地为自己辩解的尴尬模样，我更坚定了此种信念：审判，永远不会迟到；审判席，永远不会缺席。每个人都必将为他的言行和选择付出代价，没有人可以从容地逃遁。掩耳盗铃者所欺骗的只是自我的感觉，强词夺理者所说服的只是本人的内心。林肯说过：“你可以在某一时刻欺骗所有的人，也可以在所有的时刻都蒙骗一部分的人。但是，你不可能在所有时刻欺骗所有的人。”只要人类存在，历史就不可能被彻底销毁，记忆就不可能被全面篡改。中国有句俗话说得好：“平生不做亏心事，夜半不怕鬼敲门”，你所做过的每一件恶行，都像一颗定时炸弹一样潜伏在你身边。你可以泯灭良知，你可以出卖灵魂，你可以狐假虎威，你可以为虎作伥，但天上有一双上帝的眼睛看着你，地上还有千万双老百姓的眼睛看着你，你无从隐藏那些卑劣的行径和赤裸裸的谎言。 没有人可以一劳永逸地背叛良心，没有人可以一手遮天地干尽坏事。魏斯勒最后一刻的良心发现，换来了晚年心灵的平安。虽然他每天都得步履蹒跚地推着邮件走街串巷，但当他买到那位被他保护的作家的著作，看到扉页上作家写给他的献词（他没有名字，只有一个安全局工作人员的代号）的时候，他终于发出了会心的微笑。 他们失去了信念，为何依然“尽忠职守”？ 我不期望一夜之间在我的生活中出现一个魏斯勒式的人物，但我相信中国的秘密警察已经失去了他们的“信念”。有人在回顾东德秘密警察的历史时指出：“德国人不愧是大规模工业化生产历练下的成熟民族，就连控制国家也是组建了一整套严密复杂而又精确的体制，在这个自上而下的金字塔结构中，只有极少数是真正有共产主义信仰的，绝大多数是投机分子，维系他们组织的不是什么工资、升职、房子，而是恐惧，深深的恐惧。”中国也一样，当中国进入“后共产政权”时期之后，维系此一政权的不是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而是对利益的纠缠和占有。有一个笑话说，国安部的特务头子向党魁胡锦涛汇报法轮功的动向，胡锦涛询问说：“法轮功宣称他们有一亿信徒，他们究竟有多少人？”特务头子说：“那是他们吹牛，经过我们的详细调查，他们的忠实信徒只有三十万左右，在海外参与各种抗议活动的其实总是那批人。”胡锦涛喟然长叹说：“唉，还是比我们多，我们真正的共产党员的人数，还不到三十万啊！”在我看来，这个笑话中的胡锦涛还是过于乐观了——真正出于信念跟着共产党走的共产党员的人数，恐怕连三个都没有呢。 那么，为什么在中国仍然有那么多警察和秘密警察“尽忠职守”呢？为什么仍然很少“反戈一击”的例子呢？近年来，中共的警察和秘密警察们失去了原教旨主义意识形态的支撑，失去了“革命的理想和信念”，他们将工作当成是“职业”或“饭碗”。在奉命加害异议人士、知识分子、上访者、宗教信仰者等同胞的时候，虽然没有了阶级斗争的热情，却也毫无罪恶之感。他们有恃无恐地恐吓天安门母亲群体，虽然他们自己也有母亲；他们用暴力驱散聚集在一起的汶川大地震中死难孩子的家长，虽然他们自己也有子女。他们所做的一切，根本不敢对父母和子女坦承。他们不是魔鬼，但他们过着双重人格的扭曲生活。他们私下里偶尔会对施暴的对象表示同情，但更多时候则显露出人性的邪恶的一面。 二零零八年“六四”祭日，那个刚刚对刘晓波施暴的警察头子，转瞬之间却又“含泪”向刘晓波道歉说：“我也是两头受夹，我的日子也不好过啊！”他的这串眼泪，既有向温家宝学习来的“作秀”的一面，也有“真情实感”的一面——这确实不是“人”做的工作！在我所接触过的特务当中，也有人曾经用无奈的口吻说：“我们彼此要多理解啊！我们其实没有那么坏呀！”很多与此类秘密警察打过交道的朋友都说，特务们经常说的一句话是：“我们是吃警察这碗饭的，拿人钱财，与人消灾，以后你们当权了，不也要用警察来为你们服务吗？”他们不是不知道，他们所拿的工资是纳税人的钱，而不是共产党的党产，他们故意用此种说法来解脱自己。这些价值虚无主义的辩护和解嘲，其实并不能让特务们的内心获得真正的平安，也不能让他们在未来获得一条出路。未来的民主中国，不会是特务和告密者们的“乐土”；特务和告密者们只能因为昔日的若干恶行，而沦为失业者——没有任何一个民主的政府和聪明的雇主，会雇佣此类没有善恶标准和法治观念的“打手”。 二零零九年二月二十二日，因美国国务卿希拉里访华，人权活动人士胡佳的妻子曾金燕被囚禁在家中，她在博客中写道：“我刚下楼，王海旺等至少六名国保围住我，还有黑色的车蓄势待发。王海旺声称得了上级的命令，不让我外出，还称拿了人家的钱，吃了人家的饭，就得听人家的话，叫干什么就干什么，当条狗也无所谓，让我有事直接和北京市国保通电话。……我和北京市国保的一个国保通电话，对方说要找我谈话，但是今天不让我外出这事不归他管，他要谈的是别的事情，并说‘不让出去就在家待着呗’。”然而，即便这些“国保”不将自己当人看，主动将自己贬低到“狗”的地步，我们仍然要将他们当“人”看，用对待人的方式对待他们——这就是我们跟他们之间最大的不同。 八九年追求民主的学生之一、如今的维权律师浦志强讲述过他个人的一段经历：在“六四”十八周年的那天晚上，他到广场上悼念亡灵，却遭到警察的“传唤”。两名警官，一个姓王，八九年他还在念初中；另一个是刚刚从中国刑警学院毕业的年轻人，八九年他应该还不记事儿。这两位警察先将这天晚上抓人的性质，从轻定为“口头传唤”；随即询问浦志强的目的和到广场的过程细节，并一本正经地告诉他说，六四是政府做出了结论的历史问题，他到天安门广场这么个“敏感”的地方，倘有任何不轨都需承担责任。 第二天早上，获得自由之后的浦志强写下了这段文字：“结束传唤走出天安门公安分局的接待室，已经是午夜十一点三十五分。天安门广场上方的天空，依然混浊血腥。六月四号上午直到此刻，我写完了上面的文字。陪同前来两位警察兄弟，看完了这届奥斯卡评出的最佳外语片《窃听风暴》——我买来了几十张盗版光盘放在车上，专门用来赠给我有幸与其交往的警察弟兄们。”我相信，穆尔和多纳斯马克是不会“追究”浦志强购买盗版影碟的行为的——在中国，根本就找不到地方购买“正版”的《窃听风暴》，但盗版的数量大概超过了全世界正版的数量。 无论昔日的东德，还是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并不是一块抽象的招牌。它是由一个又一个邪恶的打手、贪官、酷吏、党棍组成的。抽象地谴责“共产党”或“专制制度”毫无意义，我们需要将目光对准每一个参与罪恶的秘密警察及告密者。是的，你们无从逃避：那些制造师涛案件等现代文字狱冤案的警察和司法人员，那些定期向特务提供情报并炮制“新青年读书会”冤案的线人，那些中宣部的新闻检查官，那些在网络上游弋的监视者（“五毛党”）……是的，无论是生还是死，无论是老还是少，法律的法庭、道德的法庭和历史的法庭的审判席，都不会让任何一名双手沾满鲜血的罪犯从容地缺席和逃逸。无论你贵为帝王，还是卑若走卒；无论你是口含天宪、杀人如麻的独裁者，还是在“以服从为天职”的教条下对群众开枪的士兵；无论你是像维尔古斯和迈杰希那样的社会名流、高级官员，还是默默无闻、奉命行事的警察、法官及线人——在最后时刻，你都得独自走上法庭，独自面对审判，独自面对媒体报道；然后，回到家中，面对家人谴责的神情，面对孩子纯真的眼睛，你该如何应对呢？没有人会替你顶罪，你也不可能将所有罪过全都推脱给别人，你更不要存有“法不责众”的侥幸心理。当《窃听风暴》公映之后，导演多纳斯马克每天接到很多很多的来信。“有时候”，他说，“我不敢打开，因为，里面有太多痛苦。很多人想来跟我诉说，我只好说，我不是神父，没法帮你告解。但是通过我的电影，人们似乎认识到一件事:你，是有选择的。”是的，没有任何人一个丧失了他全部的选择的权利。而不同的选择必将结出不同的果子来。 那些习惯黑暗的鼹鼠，最终还得生活在阳光之下。半个多世纪以后，正义力量对于纳粹逃亡者的追捕仍在进行之中；二十多年以后，正义力量对前共产党政权的同谋者的清查仍然进行之中。人们没有那么容易忘记。当然，和解和原谅是必须的，但审判和忏悔同样不可或缺。如果没有对罪恶及其文化土壤的清除，便无法建构起以正义为根基的道德伦理价值来。阳光，只有阳光是永恒的。阳光所带来的正义，将充满每一个被邪恶所侵占的黑暗角落。诚如圣经所说：“你口任说恶言，你舌编造诡诈。你坐着毁谤你的兄弟，馋毁你亲母的儿子。你行了这些事，我还闭口不言，你想我恰和你一样；其实我要责备你，将这些事摆在你眼前。” 有那么多中国人，在黑暗的夜晚，一边观看着《窃听风暴》，一边将自己的身份与里面的不同角色对应。观众蓦然发现，东德人的昨天，就是我们的今天啊。当然，《窃听风暴》里的那点温情与诗意，在现实的中国我们很难感受到。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这部电影的喜爱。中国需要这样的电影，让我们从黑暗中看到光明，从恐惧中发现希望；虽然中国的导演、编剧、演员无力制作这样一部电影，但中国观众至少可以用“拿来主义”的方式观赏和思考之。 我相信，有一天，我能够看到一部中国版本的《窃听风暴》。 ——二零零九年二月二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