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八年人–德国之声台长拜特曼先生侧记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去年八月丹红门引出了我们八个人致联邦议会的公开信，德国之声台长贝特曼（Erik Bettermann）先生旗帜详明，公开拒绝与我们交流，声言“我岂能与异见人士对话！” 十二月议会听证，台长先生口气变了，埋怨我们的信中没有具体实例，他无从处理。其实信里提了实例，意识形态方面的和人事方面的，还附了我那篇《德国之声关于达赖喇嘛的报导混乱、失实》。听证会后，中文部主任冯海音（Matthias von Hein）被撤职，张丹红因公器私用，也被开革 ——这是我和许多人对德国之声节目主任格拉姆施那句“到此，我们只好分手”的理解。十二月十七号格拉姆施(Christian Gramsch) 主任发来邀请函，写得要多别扭有多别扭，先说我们的批评毫无根据，可是又邀请我们二月六号到台里座谈交流。台长不出面，里子面子他全要，把部下顶到前头，真是块滚刀肉！有的朋友拒绝赴鸿门宴，我还是想看看葫芦里卖什么药，也借这个机会当面把话说清。 快到日子了，主任来函，介绍路线和程序：会前备有点心，台长拜特曼先生将亲自致欢迎辞，然后有主编、亚洲部主任以及节目主任本人跟我们交流，没再提谁有理谁没理。到了一看，还真是那么回事，工作人员迎到大门口，帮着脱大衣、提包、引路。各位领导笑容可掬，握手很用力，热情地让吃劝喝。 台长先生的欢迎词很长，话很得体，亲切地象拉家常，说来说去不外乎给德国之声打广告，三番五次强调德国之声是人权之声，是德国的人权之声。台长日理万机，按本来的安排，打个照面就走，现在讲了近20分钟，意犹未尽，抛开主持人，礼贤下士，直接跟我们交流起来。 我觉得他那个人权之声特逗，就说，可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中文网页上有个人权栏目，德国之声没有这样的栏目，却有个“2008奥运”。台长问我什么时候看到的，我说今天早上上火车之前，我又打开电脑看了一下，还在那里挂着呢，问台长要不要拿下来。台长说要拿下来，可是没说要把人权栏目换上去。我又根据中文网页介绍德国之声的“受众对象首先是信息的传播者以及决策者”，告诉台长先生，在中国，信息的传播者是官方媒体，决策者是政治局常委里的9 个Männer（老爷们儿）。台长说不是这样，德国之声不是为政治局里的9个Männer，但是如果这9个Männer听德国之声的节目，他当然非常高兴。我叮了一句：“这个简介是不是也拿下来改一改呢？”台长略沉思后答应：“拿下来，要改。” 三个小时的座谈过了一半，主持人问是否休息一下。台长先生打开面前的话筒，又讲了一番，这回是布道，俗称做思想工作。布的是中庸之道，台长将心比心，非常体谅我们的命运和感情；让我们也将心比心，看到中国的进步，体谅台长的难处。台长深入浅出，苦口婆心，把话说得明白不过：德国之声既不是异见人士的话筒，也不是中共的传声筒，德国之声是德国的人权之声。台长离席前表示愿意和各位继续交流，特别提到要和农学博士黄思帆交流学大寨，说他七四年去过大寨。 台长必须走了，到了门口，我忍不住喊了一声：“拜特曼先生，且慢！”台长回过头来，还沉浸在农业学大寨的幸福回忆里。“问个私人问题，可以吗？”台长一点不烦，笑容可掬，“可以，请问！”我的问题直接了当：“您是六八年人吗？”台长回答得也痛快：“当然是啦，我还保存着一本毛圣经呢，正版原装的毛圣经！”台长先生的自豪溢于言表，又重复了一遍刚才说的：“我74年到过中国，还到过大寨呢！” 六八年人是1968年罢课造就的西德大学生，其中有些人自称毛分子，他们以北京外文局的外国人造反派输出的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红卫兵为榜样，佩戴毛头章，举着毛语录上街造反，与文革并行，坚持10年之久。史学家柯能（Gerd Koenen）总结68年人最活跃的10年，写了一本书，书名揭示了这批人的渊源：《红色十年1967 – 1977 –我们的小文革》。这批人后来分化，各自命运发生了戏剧性的转折，精明的入党做官，上了庙堂，愚顽的下了大狱。下狱的是毛分子的中坚，以美茵胡妇（Ulrike Meinhof）和巴德（Andreas Baader）为首的赤军旅（Rote  Armee Fraktion）恐怖分子。为要挟当时的西德政府释放狱中同志，狱外赤军旅劫机杀人，制造了腥风血雨的1977年德国之秋。最著名的刀下鬼是顾主协会会长施莱尔（Hanns Martin Schleyer）和联邦检察长布巴克（Siegfried Buback）。从政的里面名声最响的是后来绿党里的三位，欧盟议会该党团主席库恩-本迪特（Daniel Cohn-Bendit）、前外长费舍尔（Joschka Fischer）和刚卸任的党魁比提库弗（Reinhard Bütikofer）。1968年，库恩-本迪特是巴黎五月革命的头领，费舍尔高中没毕业，跟着在学生队伍里喊口号、扔砖头、揍警察，比提库弗是海德堡大学革委会主席。红党（社会民主党）里也有几员大将，最著名的是现任女卫生部长施密特（Ulla Schmidt），1968年是亚琛大学造反派首领，1976年代表毛分子共产主义同盟参加大选。这些政客时不时露出六八年人的情结，比提库弗在丹红门里的表演尤其抢眼，挤进诬蔑异见人士的教授信里签名，力挺张丹红，给绿党抹了一道尴尬的紫。 拜特曼是红党党员，仕途比同龄人顺利，大学念的是哲学和社会教育学，六八年已经毕业，在科隆市的一个区政府工作，后来在德国国际青年交流协会做公关，去大寨那年他已经是德国联邦青年联合会的法人代表，八十年代先后进入联邦政府和议会，在大员身边打杂，八五年当上红党中央部长，八九年升为副总干事，九十年代一直在不莱梅当地方官，2001年接管德国之声，他到任后，中文部开始转向。张丹红从民运人士的朋友变成CCTV的嘉宾，直到代表德国之声在德国媒体上为中共铤而走险。 去年10月25日贝特曼先生在接受德国福音派通讯社采访时为张丹红两肋插刀，声言和她有共同的理念和价值：“这位女同事在德国生活了十八年，是德国公民。透过这个事件，我才真正了解她。我有充分信心说：绝不许碰这位女士。她赞同我们这个文化氛围的、也是我们德国之声主体形象所体现的理念和价值。根据我现在的认识，她在我们这里是有前途的。”记者反问，那为什么要不让张丹红播音并撤了她的中文部副主任？拜特曼先生答道：“目前的混乱状况早已超出事情本身，我必须保护她，仅此而已。她仍在编辑部工作，我绝不会从这个立场后退毫厘。” 张丹红制造自我采访，利用德国之声攻击何清连，却不给对方说话的机会，全台哗然，连节目主任都说，“这回张女士走得太远了，到此，我们不得不分手。”可是，开会那天张丹红依然在德国之声，会后在中文部办公室听取参加会议的“正见人士”汇报。拜特曼一言九鼎，果真没从去年十月的立场后退毫厘。六八年人拜特曼和在北大西语系念书时就加入共产党的张丹红有太多的共同语言，除了历史的血源，还有现实的筋脉，张丹红是中共与德国之声之间的纽带，拜特曼不能舍弃的纽带。 截至发稿之时，德国之声中文网页上的受众对象依然是中国官媒和政治局常委的9个老爷们儿（信息的传播者以及决策者）。我不指望一个 六八年人履行他答应我们做的事，在异见人士与独裁者之间，拜特曼先生选择了后者。德国之声更像中共和张丹红之声，与法广、BBC和美国之音那样的人权之声还有相当远的距离。拜特曼台长刻意保持着这个醒目的距离，这正是他的得意之作。可他偏偏忌讳“中共的传声筒”，标榜德国之声是什么人权之声，为自己完成了一幅绝妙的肖像  ——  一个法利赛式的六八年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