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问巴金之死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前言     读者下面将看到的这篇文章，将回答前一段时间社会各界对于巴金先生之死的疑问，这一疑问很大程度上来讲对于公众是一个迷，对笔者而言也同样是，2002笔者曾经赴上海录制节目，询问有没有可能在病床前采访到巴金，《收获》杂志一位朋友意味深长地告诉笔者：“除了那个圈子，没有人能见到巴金，巴金的状况是国家机密。”前一段时间和上海一位著名出版人聊天，他透露前两年他也曾想过联系巴金题词一类的事情，结果找到一位和巴金关系很近的亲属，他的答复是：“私下告诉你，巴金早死了。”如果这些只是小道消息，那么实际情况是巴金从1999年以后没有一张照片或者一个镜头向外界公布，就连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在上海看望巴金，并代表中共中央和胡总向他表示诚挚问候和美好祝愿，也没有他看望巴金的图片，只有贾庆林和巴金的儿女握手的图片。在这六年之中巴金以怎样的方式“健在”？他有没有清醒的意识？有没有表达过自己的意识？一位我们敬重的老人完全被隔绝在幕后，媒体的报道自相矛盾；知情者在公开场合对关键信息守口如瓶，我们有理由质疑那些人究竟对巴金做了什么？！这决不是什么国家机密。    本文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新闻报道，而是在多年以来搜集已公开的事实加以比对的基础上，并搜集专业知识，运用基本常识和逻辑规律，思考、推理的结论。 终于解脱了     2005年10月，一个突如其来的消息“巴金死了”，掀起了一整媒体的关注热浪，让这个似乎已经被遗忘在角落的老人重新回到公众关注的焦点。有一位医疗界的专家告诉笔者“我相信，巴金早就已经死了，只是选择了一个恰当的时机宣布而已。”     这里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死亡的标准是什么，传统的标准把人死视为“咽气了。”但呼吸机的发明使得这一标准完全被颠覆了，呼吸完全可以用机械的方式维持。以至于巴金被医生宣布死亡以后，根据友人的描述：“这时巴金看上去仍在很有节奏的呼吸，似乎还活着。小林发现了，一边哭一边喊：‘爸爸还在呼吸啊！’余院长解释道：‘这是呼吸器在工作。’一位医生关上呼吸器，巴金才停止呼吸。”     再一个标准就是“心脏停止了跳动”，但在人工心脏发明后这个标准也失效了，人工心脏可以利用机械的方法把血液输送到全身各器官以代替心脏的功能，长期的替代原有心脏的功能。     出于这些考虑早在68年哈佛医学院特设委员会，把不可逆转的昏迷和脑死亡定义为死亡。无意识，无自主活动，无脑电活动就是脑死亡。有一些衡量标准，比如对外界刺激无反应；无自主呼吸，包括取下呼吸机后三分钟无自主呼吸，就可以视为死亡。以脑死亡作为判定死亡的标准并不等于将人的死亡时间提前，只是将死亡的宣布时间提前了。但这一标准特别是在中国，还没有被普遍接受。呼吸和心跳在脑死亡后还可以用人工和药物继续维持，只要给以适当的护理，就象植物一样的活下去。     目前被置疑的关键就是，假如按照脑死亡的标准，巴金是什么时候去世的？最大胆的推测是，巴金在99年末被推入ICU病房后不久就已经脑死亡了。不过在陈村发起的一次调查中，有一项问题：“你这几年是否探望过巴金先生。他是否医学上定义的“植物人”？你为什么这么说？”几位亲友都言之凿凿的表示：巴金决不是植物人。赵丽宏回信说：“自他1999年住院后，我曾多次看望他。尽管他不能说话，不能动作，但他还有意识，他还在思想。他能听到别人对他说的话。‘植物人’是指脑死亡的人，巴金绝对不是。”宗福先说： “近两年，因为怕把外面的细菌带到他的病房里，我每次都是在外间、在门口探望他。但是我确凿地知道，一直到最后两天病危昏迷前，他的意识是清醒的。”确实这些年来，即使至亲好友也很难接触到巴金，比如他的侄子四川文联主席李致“2003年，巴金百年诞辰的时候，赶往医院看望老人家，可是当时巴老的状况不稳定，院方担心有人会带病菌入病房，便规定大家只能透过病房外面的大玻璃看他。”在这种情况下，根据什么证明一个不能说话，不能动作的老人，意志是清醒的，总显得缺乏说服力。     这样一个不能动作，也不能表达的老人，对某些人来说，并非没有价值。2003年的春节，金炳华看望巴金，在某位新华社记者的笔下有了这么一段耐人寻味的表述“他走时，你又‘啊、啊’地想讲话。明白你心的小林，拿出一份关于中国现代文学馆二期工程的报告，给了金炳华同志，说道：‘爸爸希望尽早上马。’回京后的金炳华同志，立即向中央汇报了你的心愿”。     同样是这位记者的笔下写到“2005年10月17日19点，陈至立同志来到巴金的身边。她正在上海视察工作，途中听说巴老病危，就让司机赶快掉转车头，直驶华东医院。到病房大楼，至立同志看了看表：19点差一分。一分钟后，她走进巴老的病房。俞卓伟院长介绍着病情，监测仪上显示：心跳一分钟54次，血压26至41毫米汞柱。这时候，有人劝至立同志到隔壁房间坐一会儿，至立说：‘不要，我就站在这里。’没过一会儿，突然，监测仪发出了怪声，巴老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俞院长看了看腕上的表，说道：‘7点06分。’”这位记者感慨“巴老，你是不是在等待至立同志？”      还有一些报道则极不负责，不经过基本的推理判断，比如采访《巴金的世界》作者在病房陪伴巴金走过了最后的时刻，他介绍说：“他已经很多年都不能说话也不能表达自己的意识了，但他有听新闻的习惯，今天还给他放了神六的新闻。”这种自相矛盾的表述随处可见，多年不能表达自己的意志还有听新闻的习惯。这不由让人联想不知是巴老要听新闻，还是有些人要拿巴老做道具演一出“百岁老人关心航天事业”的闹剧，如果这样下去估计“百岁老人情系奥运”之类的新闻也会纷纷出笼。另外几乎所有媒体都用了这样的标题“巴金走得很平静”，这简直是一个黑色幽默，一个动都动不了的老人，走得能不平静么？ 假如巴金神志清醒      虽然当事人的表态疑点重重，难于采信，但是出于对巴老亲友的信任，我们姑且相信，他们所描述的事实：巴金不是“植物人”，直到去世前都神志清醒。假如真是这样的话，基于对于当前医疗技术的了解，我要说，这些人在巴金身上犯下了可怕的罪恶。      人们回味巴金先生的言论，表达对他的缅怀，但很多报道中一条被忽略的细节却引起了我特别的关注，多条报道提到巴金的治疗是在ICU也就是重症监护室进行的。      因为费用昂贵，中国的低收入阶层是很难享受重症监护室的医疗服务的，所以在很多人眼里重症监护室和“高干病房”一样几乎是某种级别和待遇的同义词，所以不少人在提到某某被推进ICU“花了公费几十万”的时候，通常感情很复杂甚至掺杂有一些羡慕的成分。      但是对医疗知识有所了解的人就会知道，进入重症监护室绝不是一种“享受”。ICU集中地使用维持生命的医疗技术，拥有各种措施支持广泛的器官功能不全。这些措施包括气管插管、使用呼吸机、血液透析、主动脉内囊反搏、心肺复苏、静脉给予血管活性药物、使用高级抗生素控制感染、营养支持疗法等等。这些救助手段能够在一定时间内支持病人的生命，这样就可以为原发病的诊断和治疗争取可贵的时间，但对于病人来说这种医疗服务是十分痛苦的，负责巴金治疗的崔主任就曾经偶然对记者提到“比如穿刺和吸痰，我们年轻人都承受不了”。      巴老没有能力表达自己的痛苦，但是有一段文字可以帮助大家理解躺在ICU病床上对于一个神志清醒的患者来说意味着什么？“黑熊的惨状令人震惊！它们被分别关在每个仅半平方米左右的铁笼里，腹部都有开洞引胆汁留下的泛着绿黄色胆汁的伤口，眼神里依然充满着恐惧。由于身体在窄小的铁笼里不能动弹，以头撞铁笼几乎成了它们惟一可能的活动。被救黑熊的头部和面部几乎都留有撞伤的痕迹，有些黑熊面部的毛因长期撞笼已全部脱落，鼻梁上也满是撞伤留下的红色疤痕。”这是亚洲动物保护基金会开展的黑熊救助活动，“在场的中外媒体记者有人甚至泪流满面”。该基金会的措施是，对于能够救助的黑熊给于治疗，而对于那些无法医治的黑熊，从人道主义出发给与安乐死。      如果我们对于黑熊遭到的折磨无法忍受，那么对于一个躺在重症监护室病床上长达六年的老人来说，假如他真得神志清醒，他所承受的痛苦折磨远远比亚洲黑熊更加悲惨。在ICU病房24小时常明恒温，里面的病人通常一丝不挂只盖一层床单，大小便不能自理，浑身插满管道，喉管被割开，插上呼吸器，所以不能说话，也无法象常规一样进食，所有食物通过导管鼻饲送进胃里，各种输液设备24小时接在患者身上，并且不间断的记录患者的生命体征。对躺在病床上的患者来说，最大的痛苦就是不能动弹，因为浑身有很多输液管，动一动都可能带来危险，而这些浑身插着的管子会给病患者带来极大的痛苦，下意识的本能反应就是要把它拽掉，所以ICU病房对于老年病人采取的标准措施就是把四肢成“大字型”绑在病床上，在护理术语中叫做“固定”，笔者曾多次亲眼见到这一幕，并且想多位专家询问这一措施是否必须，答案是：“这是必须的措施。”不过大多数人都不会看到这一幕，因为在ICU病房允许参观的时候，护士通常总会解开绳子。一个人身上也难免会有痒的时候，普通人都会有这样的体验，痒又不能抓的时候是何等的痛苦，而一个老人四肢被固定的同时还被割开了喉管，使他不能说话，当他身上某处发痒的时候，你只要想一想就会知道那是多么残忍。就象那篇篇报道中介绍巴金“‘啊、啊’地想讲话”，按照李小林对领导的解释是巴金希望“现代文学馆二期工程尽快上马”，其实以我的ICU患者的理解，巴老实际的意思也许就是“我背上痒，谁能帮我挠一挠。”      更违反人道的是，人比黑熊有更加丰富的情感，对于患者而言最难抗拒的就是那种无助恐惧的感觉，而亲友的陪伴就相当重要，可是在中国的ICU病房甚至家属也不能随便探视，理由是堂而皇之的为了隔离病菌的需要。但是很多地方即使隔着玻璃窗也不能让亲属随便探视，只有在其规定的时间内才可以接受探视，那么在其他时候ICU病房害怕被家属们看到什么呢？其潜藏的理由就可以有很多猜想了。      正因为如此，ICU病房原则上收治的是各种“危重、急性、可逆性疾病”，除了我们所知道的合理分配医疗资源这个冷冰冰的理由以外，更重要的是，对于癌症晚期或者一个自然衰老处在“临终状态”的老人来说，看不到病人任何可以恢复的希望，那么在他临终前还要人为得增加和延长他的痛苦，是极不人道的，巴金就明显属于这种情况。如果这一行为违背患者本身的意愿，把一个“神志清醒的老人”，强制性的绑在床上接受所谓“治疗”，更是侵犯人身自由的违法行为。      亚洲黑熊大多数熬不过两年，而巴金在这种状况下度过了整整六年，这位虚弱的老人，无法反抗，即使愤怒也无法表达。为什么对于黑熊，人类尚能感知到它的痛苦，为什么对于一个无辜的老人包括他的亲属在内居然如此麻木。而在某些记者笔下成为了这样无耻至极的描述“你的慈祥，你的宽容，曾使她们（医护人员）心情放松，愉快。有年轻护士扎针几次都扎不进去，但是你从来不叫痛，默默地自己承受着。她们说：有时候碰到脾气大一点的人，就会训斥道：‘叫你们领导来！’你从来不这样。” 警惕“不惜一切代价抢救”      有人说当前我们国家在安乐死方面没有立法，所以家属为难,而其实这是混淆了一个概念，巴金需要的并不是注射药物一类的安乐死，只是“自然死”，不要用那些昂贵但冰冷的器械再来折磨他。就象傅彪一样，家属和医生在他出现呼吸衰竭时，知道这是不可逆的过程，尊重他的意愿，没有割开他的喉管给他插上呼吸机，用机械和药物手段来维持他的生命特征。如果这样做的话，傅彪的家属也可以对外宣称傅彪：“身体非常平静，昨天刚听了神六上天的消息”。      那么造成这些当事人不顾老人的痛苦，强迫他“为别人活着”的动力是什么？笔者一直想追问一个问题，巴金这些年来究竟在为谁活着？至少不是热爱他的读者，我们绝不会愿意看到老人遭受这样的折磨。      笔者无从了解那些当事人真正的内心活动，也不想以最坏的恶意推测中国人，从专业的角度，有很多真相需要被刨根问底，但是笔者实在无法做到，也不知道有谁可以做到，不过有一些公开的事实可以供公众思考。      在中国领导干部的级别待遇是终身制的，不象在西方国家，施罗德下台了就得搬回自己的公寓去住。所以虽然巴金的家属一直强调，巴金没有拿过一分钱工资，但是不可否认，直到二00二年的两会，虽然巴金远在上海的病床上，却仍然被北京人民大会堂里的委员们选为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所以只要巴金一天不去世，就可以享受副总理级待遇，这个待遇的市场价值远远超出一般的工资。    另一个事实是，巴金获得中央的指示“不惜一切代价抢救”，这个不惜一切代价的实际含义就是，把能用的手段都用上，然后由纳税人来买单。巴金以两大坚持为人敬仰：拒绝修建巴金故居，拒绝出版巴金日记单行本，理由是拒绝用国家的钱来纪念个人，但违背他的意愿，在巴金身上以治疗的名义，消耗纳税人的钱又有多少呢？一个普通病人，在重症监护室，每天花费数千元是非常正常的，那么想巴金这样几年来院长亲自挂帅，一整个医疗组围着巴老转，人们有理由怀疑，这些年来，巴金成了这个医院的一个科室，和一批医护人员一批人的衣食父母。所以某媒体在采访负责巴金治疗的重症监护室崔主任时记者问：“你知道巴老曾向家人提出安乐死吗？”崔主任的答复是：“巴老的病都是常见病，并不是绝症，作为医生我们有责任为他治疗，不到万不得已决不放弃。”对一个因为自然衰老而处在临终状态的老人，好一个冠冕堂皇的“决不放弃”，从一个主任嘴里，说出这样违背ICU基本常识的话来，也就不难理解了。    特别要注意的是，ICU病房由于前面所说的不允许随便参观，所以往往成为一个天然的“黑箱”，究竟在病人身上用了多少药？只有里面的医护人员知道，而以药养医和药品回扣又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巴金的病情是肺部的反复感染，究竟用了多少昂贵的抗生素，这其中的利益链条，是一个天地良心的事情。在哈尔滨的天价医疗费案被披露以后，网上有一则跟贴：“巴金花的钱也不少，受益的是他的亲属，痛苦的是他本人，做秀的是官员，买单的是大众。”点评得可谓入木三分，如果与巴金的治疗过程相比，哈尔滨的案件恐怕难于算作“天价”。有人认为当务之急是搞清楚，在巴金身上这些年来究竟花费了多少钱，虽然作为公共资源的使用，公众应该具有知情权，但是在笔者看来，这并不是眼下最重要的问题，在巴金身上即使花费千万乃至上亿，只要真的能让巴金减少病魔折磨，安享晚年，或者是巴金自己的选择，大多数公众想必也不会有意见，问题的关键是这种做法是否符合巴金本人的意愿，搞清楚巴老最后自己的意愿究竟是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否则为了花钱，为了表达爱心，而不尊重患者自身的选择和尊严，就违背了基本的医学伦理。    巴金尽管早年在作品中多次表达过希望安乐死的想法，体现了对于过度医疗一贯的反感态度，但是巴金最后有没改变态度呢？巴金最后一次表达自己对于医疗方案的态度是什么？巴金在割开气管前，最后说过“我为你们活着”这句话如何理解？结合上下文我们不难从这句话中，听出一个老人无奈甚至绝望的抱怨和抗议；但也可以有另一种是理解，就是把这句话理解成“为了你们，我要努力活下去”的决心，而且参与巴金治疗的当事人们倾向于后一种解释。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有一段报道就需要家属的解释： “家属要求放弃抢救，他们不愿再看着他为别人而痛苦地活着，最终得到了中央有关部门的同意。”如果活下去确实是巴金自己的真实意愿，那么家属怎么能有权力要求放弃抢救，这样形同谋杀，既然家属可以要求放弃抢救，而且中央就同意了，也就说明了：不管多么痛苦也要在技术意义上为大家活下去这种状态，并不是巴金自己的意愿。      了解了这些，当看到媒体报道巴金的女儿伏在父亲的尸体上痛哭时，我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也许家属最后良心发现“他们不愿再看着他为别人而痛苦地活着。”，那么巴金这些年来“为别人痛苦的活着”，又该由谁来负责？这些年来巴金的家属所做的，被定性为虐待老人是完全恰当的；宗福先的回忆中：“另外一位抢救医生说：巴老到最后还在为医学做贡献，我们得到许多百岁老人的医学数据。”更让我几乎出离愤怒，假如这些年来巴老真的不是植物人，那么至少他也被当作了一棵植物。我希望有一天有知情人，能够站出来，告诉公众巴金去世的真相，这样蒙蔽公众，是对一个高举“说真话，至少不说假话”旗帜的老人最大的侮辱。     本来不应当议论一个去世了的善良老人，但是某些人的残酷虚伪，实在让人无法忍受，他们才是最不厚道的人，而且这些人应该忏悔对这位善良的老人所作的一切。 （作者为大陆传媒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