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运和地震后的中国城市教会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2008年确实非常特别，奥运和地震，其实大事还很多。奥运似乎标志着整个国力的鼎盛。改革开放三十年，国内所有媒体——从官方到民间——都在总结、回顾这三十年的变化，所有人去中国，眼目中首先见到的，当真是翻天覆地。所以奥运代表着这个时代某些层面的更新和鼎盛。这里面从官方到民间，甚至从非基督徒到基督徒，都生发出一种很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结，有一种强烈的这个国家终于站起来了的自豪感。但是大地震，却给这个改革三十年的国家、一个按中国传统的词汇快被称为“盛世”的时代，忽然那样一个谁也不能预料的灾难，又给它蒙上了一层气息，让你看见其实这就是末世。所以在那样的灾难里面，对人心的冲击，包括接下来2008年发生的很多事，毒奶粉事件——标志着整个社会在道德、信用各方面的沦丧，到达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不久前我看新加坡联合早报网上有一个调查，问“毒奶粉”事件有没有导致你对整个民族品牌丧失信心？我浏览的时候，大概有超过三百万网民投票，其中89.8%的人说丧失信心。所以你又看见另一个层面，就是尽管经济高速增长，人心却在一个不断的失丧当中，然后人跟人的关系、官与民的关系、各种关系，从家庭价值的衰微，到整个国家在公共领域中的腐败，然后到文化里面，各种衰败的末世气息，同时和奥运那样一种很高亢的东西，交织在2008年的中国。 这样一个年份，对我个人生命的成长，包括中国家庭教会的局面，也是非常特别的。 我在05年信主，之前是做法律、尤其是宪法跟中国宪政民主转型的研究、写作和公共参与。04年看到远志明弟兄拍摄的纪录片《十字架》，那之前我对基督教在当代中国的状态，毫不了解，基本上是一种传说。我的第一本圣经是93年读大学时，成都的九眼桥，有很多旧书摊，地摊。在那里看见一本圣经，当时要20块钱。那时的旧书一般一块、两块，最多三块。当时家里面给我的生活费是每个月100块，但那本圣经要20块。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传说中的《圣经》，所以咬咬牙，就把它买下来了。唯一原因是因为它够贵。我想贵的东西一定是好的，里面一定有我不知道的。这本圣经一直伴随我十几年时间，但我只是从文化的角度去读它，当作西方文化的经典，我总要去读的。但它真的伴随了我信仰寻求与挣扎的十几年历程。直到去年，一个朋友到我家里，刚好没有其他多余的圣经了，就把这一本送了他。 2004年开始，我做为一个法律学者，开始关注宗教自由问题。我想今天分享奥运和地震后的中国城市教会，分两个层面，一个是我个人非常关注的，也在我的专业里面，同时和我所在教会的异象也相关——就是宗教自由的题目。   城市教案的变化   在《十字架》里，我们更多看见了乡村教会的复兴。许多基督徒在那里摆上自己的生命。也看见一个教会与政府之间的冲突，是那么直接、鲜明。有时候针锋相对、无处躲藏，是非此即彼的争战。但是，基本上在2004年以前，在中国的中心城市没有发生过比较大的、受关注的教案。福音的兴盛，和政府对教会的打压，都大多在乡村。所以基督教基本上不在公共领域中，所以连教会和政府的冲突、和因此而到的迫害，也不在公共领域中。城市，尤其是中心城市里面，几乎没有教案发生。 但04年有一个标志性的案子，是北京一位家庭教会的传道人蔡卓华。他印刷圣经，和大量福音资料。刚改革开放时，很多海外基督徒和机构带圣经进去，福音运动兴盛以后，靠“带”是不行了。可以去“三自”买，但买的量太大了，也可能有问题。在2000年代，曾有一个案子，当时一个家庭教会到南京爱德公司那里去买圣经，是5千本还是1万本。人家就问哪里人，记录下来。结果通风报讯，警察就找上门了。所以，家庭教会逐步有了大量的地下印刷。因为在世俗国家那里，宗教自由不是一项单独的人权，而是和出版自由（你要印刷）、言论自由（你要布道）、集会自由和结社自由（你要敬拜、聚会）连在一起的。所以家庭教会不只是在宗教自由上和政府法规发生冲突，是在几乎一切公民的宪法权利上，都和今天的公共政策存在冲突。 蔡卓华牧师从事圣经印刷，有一定风险。在04年，政府逮捕了他，还有他家里人，一共四个被告。一开始，政府对外宣称，这是49年以后中国最大的一起“境外宗教渗透案”。这个定义——境外的、宗教的、反动势力的，既涉及宗教，也非常政治化。从政府的法治化趋势来看，也很不合时宜。后来处理的时候，就变得比较法律化了。政府改用一个经济犯罪的罪名来起诉他们，就是“非法经营罪”。说你没有执照，没有出版印刷的权利，因为在中国，出版是严格管制的，所以就以“非法经营罪”来告他们。但实际上，私人印刷品只要没有涉及公开发行和销售，就不应当涉及这个罪名。比如我把自己的文章印1000本来送人，这在任何文明国家都不触犯法律，即使承认中国今天的出版审查制度，也并没有触犯刑法。 这是在中心城市，针对城市家庭教会第一个有影响的教案。因为蔡牧师在北京比较郊区一点，教会成员里，大部分不是按户籍制度来讲的北京市民。很多是民工，是附近常年在北京打工、已定居下来的人群。这是一个转型与过渡色彩的城市教会。政府的选择显然有各种因素的考虑。我想，主要是对于要不要和能不能像以前那样打击乡村教会那样，来一轮对城市教会的打击，先做一些个案的尝试，看方方面面的反映。 当时我还没有受洗。我跟其他几位律师，有些是基督徒，有些跟我一样是初信者或者慕道友。我们一共8个律师和法律学者，因为有4位被告，每位被告可以请两名律师，我们就把名额用足，希望有声势，所以8个法律人一起来承办这个案子。 这个案子是我信主历程中很重要的一段。不仅使我看见美好的见证，领受基督所赐的信心，同时从刚刚接触教会和基督信仰开始，上帝就带我去看见、思考和领受一个时代性的异象，就是城市教会的复兴。福音必将更深地进入社会、文化和公共领域，这样在政教关系、以及福音与文化的关系，包括在“宗教自由”议题上，都将发生巨大的变化、试探和争战。这对基督徒的信仰与实践的挑战，和对中国社会的祝福是什么呢。 这是04年的蔡卓华案。第二年我逐渐接受了基督信仰，但还在等受洗的机会。我和其他5位基督徒法律人，组建了一个“中国基督徒维权律师团”。把联系方式在网上公布出来。当时很清楚的方向，就是关注宗教自由的案件，不是比较广泛的，比如信徒离婚的官司。我们只关注教会与政府冲突的、涉及宗教自由的案子。我们发布了一个成立“中国基督徒维权律师团”的公告，开始介入一些案件的辩护或调查，如后来对“华南教案”的调查。蔡卓华案，标志着政府开始看见了福音从乡村进入城市的趋势。虽然福音进入城市已很久了，但到这个时候，有某种规模和某种社会影响了，促使政府看见这个问题。然后政府要来重新考虑对城市教会怎么办，是不是还像以前对乡村教会那样打压，那样逼迫。由此，中国的政教关系，进入了一个相对长期的重新调整和拉锯的阶段。 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当然是从世俗的、利益的角度来考量这个议题，就是城市里面的基督徒，他们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更多地让政府有了顾虑。因为自古以来，朝廷打压的各种民间宗教，都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它们都只在乡村和社会底层蔓延，而无法进入主流社会，形成主流文明。所以政府以前打压乡村教会时，也是一样的思维方式，他们以为这和过去打击会道门、红莲教是差不多的。所以也频频地使用“邪教”的罪名。但当政府忽然发现，这个被打压了半个世纪的基督教，竟然悄无声息地在主流文化、中心城市和各种知识分子群体中开始蔓延了。其实以一种历史的眼光来看，这一宗教的社会化趋势，在中国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同时，随着美国基督教保守派的力量和影响，在2000年以后也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彰显，包括在对美国政治的影响上。这种内外互动的历史趋势，使中国政府开始意识到，家庭教会的问题和以往所有民间宗教、反动会道门或所谓“邪教”的问题可能都不一样。事实上，从1953年开始，中国政府和基督教打了50年的交道，所有的经验和教训加起来，就是一句话：基督教（包括天主教）和其他所有宗教都不一样。所以“对付”它的方法，也必须和对其他宗教都不一样，不然就会有麻烦。 所以近年来，一个明显的趋势，是政府开始采取一种相对法治化的限制方式，来处理城市家庭教会的问题。而不像在乡村那么野蛮，完全不跟你讲任何的法律、任何权利、任何程序，直接就来了。同时，在城市里，他们也选择了一种尽量把宗教问题非宗教化的技术手段，就是用一个经济的、治安的或其他的名义来限制你，使你在海内外无法产生影响，没什么好说的。我现在是抓一个非法经营而已。换言之，中国的一个变化时，虽然目前还没有宗教自由，但“宗教自由”在意识形态上的“政治正确性”，已经开始建立。就像30年的改革开放，建立了“民主”的政治正确性一样。中国政府不敢“民主”，但却再不敢说自己不要“民主”。再过几年，“宗教自由”也会和“民主”一样，在公共领域中取得一种更加公开和明确的政治正确性。 那么从04年到05年，再到06年、07年，“蔡卓华”一案的结果，对政府与城市教会的关系，发挥了很大的影响。当时我们的辩护，第一是显示出家庭教会这个群体开始站起来，用法律的方式维护公民权利。其次是看见一个基督徒律师的群体站起来，这是基督教的社会化影响的一个侧面。所以这也让政府忽然发现一个新情况。随后，包括海内外教会、机构和新闻媒体的声援，包括美国政府以捍卫“宗教自由”的名义，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后来在布什访华的前夕，对蔡卓华作出了一个轻判。按他被起诉的情况，应该判10年以上。结果只判了三年。我代理的那位姊妹，被判罪名成立，但情节轻微，所以就当庭释放了。这个案子的结果，让许多城市教会很受鼓舞。因为以前的类似教案，一定会判得很重。以前从来没有过政府在教案上妥协的例子。 这个案子以后，04年、05年到07年，差不多这三年当中，我们没有在城市尤其是各个省会中心城市里，看见较大的教案出现，几乎所有的教案还是和过去一样，都出在乡村和边疆民族地区。与此同时，政府在这三年中也完成了一轮宗教法规的调整。显然，对城市教会实施一轮打压，这一我们不希望出现的局面，也的确没有成为现实。   政教关系的调整   但到07年的5月，又发生一个很大的变化，因为奥运接近了。政府在这个月组织了一次所谓的“5月风暴”。从北京开始，在各个中心城市里面冲击了一批家庭教会，也驱赶了一批在华宣教的海外宣教士和进来短宣的培训者。当时气氛很紧张，经过三年的相对平静，忽然出现了一批城市教案。当时我们在看，是不是政府还是决定要对城市家庭教会动手。我们也祷告，我们也看见，我也从自己的观察，继续关注这个议题。5月份是第一次，当年10月份，又有一次。然后一直持续到08年的5月份，又是一轮。今年的5月也比较集中，北京的方舟教会、守望教会、锡安教会，在成都是我所在的秋雨之福教会，还有其他一些地方，在几个城市，出现了一个全国性的部署，一批城市教会在5月份陆续遭到一些冲击。 在奥运8月份结束之后，当时家庭教会曾流传一个很严重的消息，说10月过后，政府终于将对城市家庭教会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打压。当时这消息传得很广，据说是政法委的周永康签发的文件，要对付几种人，其中包括了排名在前的城市家庭教会。但根据我自己的判断和一直以来的观察，我并不相信这个说法。客观地说，这几轮冲击还是警告性的，甚至说是象征性的。并非真的决定动手了。各地的执行者都比较温和，像是完成一次任务。显然这不是政教关系议题上的一个变化。而是奥运的议题，以某种政治化的方式介入到了政府与家庭教会的关系中。 因为政府在奥运之前，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所谓的“稳定”目标，提防它不放心的任何力量。对一个不相信上帝、不敬畏天命的政府来说，教会只不过意味着一种社会力量，甚至是一种政治性的力量。它并不理解你的信仰。所以它是从社会力量的角度来管制和提防你的。奥运带来的阶段性的政治，在特定时期大过了政教关系上的调整和拉锯。所以出现了这几次集中的对城市教会的骚扰。 结果到了9月和 10月，我们又看见一些新的变化。9月份官方在北京举办了一个国际性的宗教研讨会，包括“三自”都参加了。那个会上有一位中国很有名的学者，他不是基督徒，他在国务院属于智囊团的一个机构里，是很有名的社会学家，叫于建嵘。他在那个大会上做了一个中国家庭教会的专题发言。这是第一次在体制内，把家庭教会的问题端出台面。于建嵘说，中国有几千万家庭教会的信徒，政府不能做鸵鸟，一定要面对这个问题，而解决方法就是必须承认她的合法性，必须允许她在“三自”之外，独立地登记或者许可她的存在。当然，他是从一个幕僚的角度、从社会学的关切来说的，这样才能真正维持一个和谐的社会。所以那个会出来之后，我们很振奋，因为那是主流的、官方的非基督徒学者，第一次在体制内的国际性会议上，公开提出家庭教会合法化的问题。这促使了家庭教会的议题，在政府那里，不能长期保持一个躲躲藏藏、好像不存在的状态。 接着在10月，这个会议结束三周以后，又出现一个很让人振奋的会议，就是国务院下面一个官方的研究所，也属于政府所谓的智囊团，他们出面召开了一个“中国家庭教会专题研讨会“，其中邀请了十几位中国家庭教会的人士，从牧师到基督徒知识分子、大学教授、一些民间研究者和研究机构，其实都是基督徒，来参加这个会议。并且那个会议上，没有任何“三自”的代表。一些家庭教会的学者和牧者，就提出来说，我们家庭教会的底线，就是政府不能干预和管理我们的任何信仰内容，包括教义、教职和教产。我们只能接受一个针对外在行为的行政管理，就像政府管理其他的NGO组织一样，比如这个地方建堂要有手续，有消防设施等。家庭教会应该被允许在“三自”之外，作为独立的宗教团体获得合法性。 所以我们看见2008年，城市教会和政府的关系，这个剧情是非常跌宕起伏的。在今天，我的基本判断是，政府对城市家庭教会作出全面打压的决定，已不可能。城市教会的合法化，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来得更快。但也一定会比我们想象的来得更复杂，更艰难。在我个人看来，城市教会的政治危险期已经过去了。城市教会的社会危险期即将到来。 到底政府对城市家庭教会持什么态度呢。我们自由地敬拜神，这样的宗教自由在未来会不会有一个比较好的前景呢？政府的调整期还在继续，它的最终的转型的决心，还没有下。政府主要是从统治利益去考虑，就是看见家庭教会已在这个社会上，是一个如此巨大、显赫而不可忽略的存在。因此牵涉到方方面面的问题，使得政府已不可能以对付一个民间宗教的模式，来对付基督教的议题。因此，从政教关系的角度说，在政府内部，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基督教的议题已上升为一个超越了宗教事务局权限的议题。    社会责任促使教会公开化   在今年，尤其是“512”大地震之后家庭教会对赈灾的全面参与，对这一过程，尤其是对9月、10月这两个会都有很大的影响。这就是除了“宗教自由”之外，我今天希望分享的第二个方面：城市家庭教会的社会参与与文化使命。 512地震对于我个人的生命，特别是对我寻求全职服侍的呼召，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老实说，你活在今天这样的世界，不管是在北美、甚至包括今天在中国大陆，随着经济繁荣，也日益变成小资、白领、中产阶级了，在这样一种城市生活方式中，会常常失去一种末世感。但没有末世感的基督徒，一定是不健康的基督徒。但却常常忘记了这个世界的真相。当时，在地动山摇的艰难时刻，然后你看见那个苦难，有时候我们没办法去清楚解释，去明白神的心意是什么。唯有学习顺服和交托的功课。当我从成都出去，往灾区走，就好像二战结束之后，你看见就像打过一场仗之后的废墟，一路坍塌的房屋，还有帐篷。然后看见地动山摇之后，大地上的伤口。当时我心里面有一个很强烈的感动，就好像多马伸手摸到复活的耶稣基督肋旁的伤口一样，然后发出他自己伟大的认信，说“我的主，我的神”。当我看见大地之上的伤口时，也特别在我生命中，发出“洪水泛滥时，耶和华坐着为王”的一个认信。 我个人在512那个下午，经历也非常的深。成都总得来讲没有太大的伤亡，市内没有，但都江堰等郊县有非常大的伤亡。当时那个震动还是非常剧烈，尤其是高层建筑。我们家是17楼的层高，基本上电梯公寓，就像船一样的摇。那种摇晃使你不知道到底离倒塌还有多远。比如你坐飞机，飞机上那个抖动也很厉害，但你不会对那个抖动特别害怕，你知道那个抖动很正常。但是大地的震动却不一样了。住在自己的房子里面，那种摇动给你的冲击，是对你整个生命意义的冲击。当我从楼上最后下来时，望着身后，我就想“不动产”这三个字是多么荒谬的概念啊。当“不动产”都已经动起来的时候，你还要怎么活呢？你要怎样重新来思考你前面的道路呢？你要着怎么寻求上帝叫你活下来，要托付给你一生的召唤呢。 我的孩子1岁多，他当时就在里面床上睡觉，我进去按着他。我想我不可能十几楼抱着他跑，跑也没什么用。所以我很平安，也没有跑，就是在床边按着他，开始祷告。祷告的时候呢，主使我心里特别平静。因为这是我比较年轻的生命里面，可能最接近死亡的一刻，而且这个死亡的类型，还比较特别。有时候病重的时候也想过死，但那个还比较日常，每个人都会经历许多次。但那个摇动实在很特别。当时我祷告说，“上帝啊，今天你要是带我和孩子去见你，那是好得无比的，但是求你怜悯这座城市”。我当时心里有平安，对于死亡，去见主的面，心里非常宁静，不过也说不上很期待。只是平安。 摇完以后呢，发现主还没有带我去见祂。心里就有一种非常强烈的神放在我心里的负担，就是我存活下来了，我是幸存者。后来我写了一篇文章，叫《十三亿幸存者》。在那一场地震之后，每个人都是幸存者。因为我们都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再次体认到生命、气息都在乎祂，若没有神祂托起我们的世界，托起我们的每一秒，那下一秒钟这世界就该毁灭。下一秒，就什么都没有了。所以每一秒钟都是恩典，每一秒钟，我都是幸存者。就像去年圣诞节，我写过的一篇文章，那时我孩子刚刚出生不久。我说，“每一个出生的孩子，其实都是人类的最后一个孩子，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秒还有没有”。 所以经过那次地震之后，末世感一下子就非常强烈地进入了，一种好像本来是稳妥的、有不动产的生活。在那种改变里面，我真的很感谢神，因为房子摇一摇，它在你心目中的价值马上就减半了。本来三十万的房子，你本来计划花好多努力就是要得到它，然后获得一种安全感。摇一摇之后，你看它也不过几万块钱。你的衣服300块钱一套，摇一摇之后，就随时可以扔掉了。在你心中就值几块钱。那个末世感一下子让我比以往更加清醒过来，你会说，如果主让我活下来，我的使命、负担在哪里？所以512对每个人都有一个冲击，就是512之前你怎么活，512之后你又怎么活。如果512之后，你还是像512之前那么活，那死去的10万人就白死了，这场地震对你来讲就白震了。这场地震对这个时代而言，对你而言，它的灾难还不够大，还太小了。因为人心太麻木，这样摇还摇不醒，还应该摇得更大。所以这一个冲击半年以来在我里面回荡。 我也看见512之后，国内的教会、海外的教会，真是络绎不绝地来到四川，这是让我非常感动的画面。我从楼上下来的时候，心里就叫一句话。我说：“天父啊，我们要怎样交账？成都的教会，四川的基督徒要怎么交账，怎么交得了啊？我们那么软弱，那么小。成都的教会，成都的福音不像其他一些城市，其他一些福音复兴的省份，我们到底要怎么交账”？ 然后看见让我很感恩的两点，一是家庭教会，一夜之间浮出水面来，一夜之间就公开化了。这真是你做梦都想不到的。家庭教会在中国一个成规模地、很公开的显现，居然是跟512大地震，这样一次空前的自然灾害联系在一起。在成都的街上，去灾区的路上，随时都可以看见写着“基督教赈灾物资”、“基督教赈灾车”的字样。不仅去做，而且身份的彰显就是基督教。哎呀，我在街头看见一个车写着“基督教”或者“基督徒”字样的时候，心里特别特别激动。因为我想这是1949之后，从来没有的一幕，而且是先辈圣徒们流泪祷告、我们梦想也想看见的一幕。就是每一条大街上都有十字架被举起来，仰望它的人就得医治。 虽然并不是真就有了，但是忽然就看见了这个可能性，看见这样一个变化，而且在所有这些民间志愿者里面，我个人在512之后接触到很多外来的教会，但我所接触到的非常有限，还有大量我和我的同工们不知道的。成都当地教会曾有一个连接，有11间教会在一起组成了一个叫“彩虹重建”的平台。我们收集信息，每天发布简报，协调一些事工。也许我们掌握的只是三分之一不到的信息，但是据我们估计的话，从5月到9月，在四川的基督徒志愿者应该有10万-20万人。官方统计来四川的志愿者是100万人，从这个比例来看，我不确定中国的基督徒到底有几千万。不过应该是略高于基督徒在人群中的比例。而越到年底，随着一般志愿者或机构的退出、离开，基督徒在灾区志愿者中的比例就越来越高了，应该早已超过了50%。 很多来灾区的非基督徒机构、志愿者和媒体，都看见了基督徒们的这一幕。所以512大地震之后，基督徒在赈灾与灾后重建中的参与，成为2008年一个非常具有公共性的事件。我不是说以前基督徒没做这些事情，乡村教会的基督徒，他们一直就默默地做许多事情。但这是被社会关注的、具有公共性和话题性的一次凸显。一次中国基督徒的群体性见证。这对政府与教会的关系来讲，也有着正反两方面的影响，但更多的还是一个正面的影响力。因为政府以往把家庭教会更多的是看做做一种对它有威胁性的东西，但在这样一种情情形下，很多知识分子在公开的媒体里面，都开始呼吁和公开地向政府说，要看到宗教组织在稳定人心、构建和谐社会，尤其在灾后心灵重建中的巨大作用。这一个信仰的社会化过程，使政府无法在它的公共策略中，继续将家庭教会民间宗教化。 第二个让我感恩的，是我作为一个四川的基督徒，对基督的教会在这块土地上的复兴，有特别的负担。我在教会里对弟兄姊妹说，“上帝爱四川这块土地上的人，是从亘古到永远都不变的，不是说今天多爱了一点，前天不爱。但从我们的眼睛所看出去的，上帝对四川的爱，却从来没有像在512地震之后这样显明过。全世界的基督徒的眼光，他们的奉献，他们的服侍，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子聚集在这块土地上”。我们有一位姊妹是北川人，她的家人在那边，地震之后开始联系不上，教会一直在为她的家人祷告。教会另一位姊妹在汶川读书，她们两家都蒙神的怜悯，有身体的平安。这位北川的姊妹说，虽然我家乡遭遇这样大的灾难，整个县城都被毁去了。但是，“以前从来没人知道北川，我们那里几乎从来没有宣教士去过，在我家乡，我认识的人里面，从来没有一个基督徒”。她说，“在我们那里根本没听说过有什么教会。但是512之后，那么多弟兄姊妹，海内外的基督徒和教会，都到我们的家乡去”。她为她的家乡在灵性上的复兴，特别的感恩。 神使万物相互效力，把时代的异象传递给我们。但在这个过程里面，我有一个很深的感动，和自己看见的危机。因为这一次社会参与的浪潮，有几个特点。第一，主体是家庭教会，不是三自会；第二，主体是城市教会，不是乡村教会。第三，主体是社会参与，不是直接宣教。这三个基本特征加起来，构成中国家庭教会一个非常大的转折，和对神学立场、属灵观和教会建造的巨大挑战。教会之于世俗社会的公共意义，也将因此开始一次转折。 当然，我的接触可能不很全面。城市教会从人数上来讲，仍然远不如乡村教会。但为什么这一次的参与，城市教会是主体呢。因着城市教会的资源够多，他们所处的社会地位，他们的资讯，他们各个方面的某种社会参与和介入的能力，也包括他们在神学立场和属灵观上对基督徒文化使命、对洛桑会议的社会参与立场的认同。因为一些保守的、基要派的乡村教会，可能在神学方面有着传统上的约束。 而当城市教会成为这一次参与的主体时，就在里面发生了又一个非常新的变化，就是机构的出现。在乡村教会的阶段，是不会有机构概念的。城市教会兴起之后，当基督徒群体进开始参与社会的时候，基督徒机构（NGO）就开始出现了。从5月16日开始，我们“彩虹重建”每天做一份简报，我跟另一个弟兄轮流撰写这个简报和每天的分析。我就好像很兴奋地看见，因为有人说，2008年是中国的NGO元年。震之后民间社会来到四川的，显示了中国民间社会30年来羽翼初生的力量和成长。中国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就是民间力量和解放军一起到达灾区。解放军10万人，民间志愿者100多万人。这就是改革开放30年最了不起的成就。而在这个民间力量的自我动员与参与浪潮中，教会和基督徒又在里面扮演了一个显眼的角色。所以当时我很兴奋地写道，“2008年会成为中国基督徒的NGO元年”。 看见那么多临时团队来到成都，很多是教会直接差派的，随后就开始有机构的可能性了。一些团队当然可能注册很难。那么9月之后进入第二阶段，我看到有更多团队是留了下来。基本上发展为各种正式或非正式的机构了。或者是注册为公司，按公司来运作，其实仍是在做灾后重建的非营利项目。但同时，我也看到一个危机，就是说在家庭教会里面，也许是城市里面的基督徒，尤其是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基督徒，他们是非常愿意有社会参与的。他们也特别可以接受一个文化使命的眼光。这是好的，但坏的呢，就是这些最爱谈社会参与的、城市教会的、和知识分子的基督徒，恰恰是中国教会中最缺乏教会生活的那一群基督徒。也恰恰是中国的城市教会，最缺乏能力去牧养的一群基督徒。今天上午，余杰弟兄有个分享，讲得很好。他说道，“我们连开会都不知道怎么开，虽然我们知识分子一天到晚都讲自由、民主，尊重人，结果一开会都吵吵闹闹的。我们特别需要一个教会生活的操练，和教会治理的建造，在彼此的关系里面学习顺服上帝的道。不然一开起会来，还是一群小共产党员”。    教会建造是祝福社会的关键   城市教会的确开始兴起来了。然后城市教会面临的大问题，就是我所说的知识分子基督徒们，从我开始，就一个比一个骄傲。信主之后那个破碎的过程也会非常漫长。这些人在教会里的操练，在教会里的委身、服侍和彼此搭配，需要更大的恩典和怜悯。但恰恰城市教会又没有任何经验去牧养这些人。因为我们实在不像乡村教会的弟兄姊妹那么可爱，那么好牧养。所以这两方面的危机，就是社会参与的空间和可能性，政教关系正常化的大门，其实都已经敞开了。我在512之后，不再为这一点担心。我的担心开始落在城市教会的建造与牧养上。因为这里有一个落差，如果城市教会的建造速度和团契的生命在真理上扎根的速度，低于或者慢于教会社会参与和合法化的速度，城市教会就将面临极漫长的危机。 512之后，我一开始很积极，跟其他教会的同工成立一个平台来做灾区的事工。可是没过几天，我发现两个问题，第一是成都的基督徒跟外面来的基督徒是两幅面孔。为什么呢？外面来的基督徒做好了为主打仗的预备，把家里的事安排好了，预备出时间来到灾区服侍。所以他们来的时候个个斗志昂扬，个个都很感谢神；可是四川的基督徒，一个个都还没有晃过来，都还有些震后心理综合症。每个人都有，你认为你没有，其实也有。所以那之后我们流传一些笑话，就是你怎么知道你有地震综合症呢。有人列了十几条，如果有三条的话，你可能就有地震综合症。譬如看不惯谁坐在那里抖脚。因为一有人抖脚就会过敏，是不是又有余震了。所以让你心有余悸。所以许多四川的基督徒去灾区，回来后就发现他们的生命遇到了很大的挑战和冲击。他本身需要一个辅导，需要一个医治牧养的过程。但那时候，又恰恰是教会最缺乏牧养、关怀和医治的时候。因为大家都在做事情。我们同工开会也根本不是同工会了，每个教会的同工会，差不多都是抗震救灾指挥部。 我说这样不行，因为我看见这个危机，就是中国的城市教会与政府的关系，在宗教自由的议题上极有可能在不远的将来，就出现大的变化。我们可能会得到一个更大的公共空间来表达、传递和见证信仰。我们可能比今天更加公开化。但公开化的意思，不只是社会政治层面上来讲的一种结果。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教会的生命成长和建造所必须的。就是你必须在一个公开化的过程中，去克服你内心的恐惧，和对这个世界的放弃。很多基督徒，尤其是城市里的基督徒，中产阶级或者知识分子的基督徒，我们的信心其实是非常软弱的，许多弟兄姊妹可能还在偷偷的作门徒，在单位同事面前彰显基督徒的身份，还有很多顾虑的。主日推掉其他活动去聚会，也可能难为情。但这几年，我很感恩地看见变化。在两三年前，这种偷偷做门徒都还蛮多的，所以我04年第一次看到纪录片《十字架》时，里面说中国的基督徒有六千万，我的朋友说，六千万的基督徒都在哪里啊，我怎么一个都不知道呢？然后旁边有个朋友说，我就是啊。你是吗？是啊。我已经信主好几年呢！那我怎么不知道呢？你也没有问我啊？ 所以这是个很大的变化，两三年前，大部分城市家庭教会的聚会还是非常保守的，基本上是封闭的，就是不带你去，你就找不到。慕道友通常是不带到主日崇拜里去的，说白了要审查，要经过一段时间观察，参加小组团契，“政审”合格了，受洗了，是自己人了，才很谨慎地往主日崇拜里带。很多家庭教会到今天还是这样。这不是教会，这是黑社会。是中国传统的秘密社团。这跟真理没有关系，跟教义没有关系，甚至跟逼迫也没有关系。只和一件事有关系，就是恐惧。就是我们的内心不自由。换言之，就是不信那一位全能的神掌管着历史。 如果教会的立场，是被外在社会政治环境所决定的，那就等于是由中国政府来决定教会的大门是开着还是关上，而不是由我们所信之道来决定。所以在基督徒里流传一句话，说基督徒聚会的地点警察都知道，只有基督徒互相之间不知道。到处打听，也不知道在哪里。其实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打电话问警察局好了。他们都知道。所以这一两年间，尤其是大地震之后，我很感恩的，是看见那么多家庭教会一下子浮出水面来，不在乎被人知道。因为灾难给人的冲击太大了，所以灾难反而帮助了我们，去克服内心的恐惧。怎么能不感谢神呢，真是万事相互效力，都为着来帮我们这些扶不起来的烂泥。所以随着这个公开化的可能性，随着宗教自由及政教关系转型的可能性，也随着基督徒更多地社会参与，在文化、在社会、在慈善，也在人权与政治领域，做光做盐、见证基督的空间会越来越大。那么这一切其实都不是问题，真正的问题是教会的建造。没有健康、成熟的教会，这一切都不是祝福，都是试探，最后都是咒诅。但我们不是因此排斥和反对社会参与，我们理所当然地要参与社会，要以真理之光来治理这地，以恩惠福音的传讲来医治这地。但文化使命的关键，并不在文化使命本身，而在教会的建造。 我在地震前半年，开始寻求全职服侍的呼召。在512之后这样一个看见里，神不断地在里面催逼我，就是要我放下世务，蒙召作传道人。所以512过后一段时间，我就跟同工说，灾区的事工是你们负责，我不带队去灾区，我要在这里牧养。越是地动山摇的时候，就像我以前听过美国南部长老会一个牧师讲道，他问会众们说，如果下一周主日是世界末日，你们还会不会来，那天上午你们还来不来教会听道？我不管你们来不来，我是一定要来的。因为这是我的职分。你们就算只有一个人来，我对着一个人讲道，就像对着全世界讲道一样。所以我说，地动山摇的时候，有人跑出去参与救灾，那是很美好的。但是教会的根基，牧者的职分，始终是留在这里，做圣言的托付者。只要基督一刻没来，就算天地在眼前坍塌，也要死在证道和牧养的职分上。因为这是教会的根基，一切的社会参与，都是从这里面出发的。而这是我看见神真的可能要扭转这个时代的一个异象时，却特别看见的最大的危机和最大的负担。其实中国的基督徒憋了几十年了，你只要有一点社会参与的空间，我们会跑得很快的。至少在一代人以内，你都不用担心跑得慢。你要处理的问题，都是跑得快带来的。 中国的家庭教会，尤其是城市教会，是否有一间、一间、一间，成熟的教会被建立在真理的磐石和整全的信仰之上。这将决定中国教会在未来十年、二十年当中，在一个公开化和逐渐获得宗教自由的过程，会不会同时变成一个世俗化的过程？会不会妥协于时代文化的影响，而失去真道与生命的传承。没有扎根在磐石上，大地刚摇起来，你自己就跟着摇起来了。所以神这样子带领我，到今年9月、10月的时候，我就很清楚从07年底开始寻求的全职呼召，已经临到了我，而且知道神的心意，是要我马上出来，是不能再等。就是现在。所以神给我一句经文，是《提摩太后书》的2章4节，“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世务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 因为我在教会讲台上服侍，已经两年多了。实际上在当兵，带职服侍的呼召是很清楚的，但当兵的日子还可以溜出营去做点小买卖，被世务缠身，不能专心以祈祷、传道为念。这是2008年催逼我必须放下的。因为我看见在这一年经过了表面的繁花似锦，也经过了那么多自然灾难，也有各种如杨佳杀人案、“毒奶粉”这些事件彰显出时代与族群深层的危机，灵魂的危机，道德的危机，是如何深重。经过了这一年之后，我也看到城市家庭教会真的是在神的手中已开始兴起了。尽管我们在真理的建造上、在教会生命体的合一上，是多么贫乏。但教会却已经被带到一个地步，就是已经不得不让政府来重新考量，来看待教会在社会态势上的一个转变，我们在中国，开始从一个被掳的流亡者走向王后以斯帖的位份，越走越感恩，一边感恩，一边心惊肉跳。 从成都的家庭教会来讲，据我了解，有全职牧者的比例应该不到30%。北京的家庭教会比较高，差不多七成有全职传道人。除了北京、上海、温州等少数城市，大多数中心城市的教会，可能跟成都的比例不会差太多。上帝在城市家庭教会中动工，也在呼唤祂的工人。我们需要看见一幅图画，就是在未来的中国社会，有基督徒律师，有基督徒商人，有基督徒作家，基督徒职员，基督徒的……在不同的职场上更加公开地去见证基督、影响社会。但是其中最重要、最缺乏的，就是城市教会的传道人。是一大批、不，是整整一代有神学思想的、有教牧情怀的、知识分子类型的牧长。在某个意义上，没有职分，就没有教会。从职分的缺乏上说，我们今年无论多么热闹，城市教会的光景，依然是荒凉一片。 是啊，我们缺乏在真理上的建造，缺乏牧养，缺乏教会的治理，甚至开会都不知道怎么开。这正是在倍受激励的同时，非常大的危机。这是神叫我看见的，我与大家分享，同时这也是神在我里面的呼召，让我越来越看见这样的图画，就叫我心里放下担子，蒙召来单单地跟随他。 刚才唱的那首《我知谁掌管明天》，是我很喜欢的诗歌。因为在我们教会感恩节聚会上，当时我和弟兄姊妹分享我的全职呼召，之后跟我妻子在大家面前，也一起唱过这首歌。所以无论对我个人来讲，还是对中国城市教会前面的路来讲，都是这样。真的我们不知道明天会怎样？不知道2009年还没有更大的地震。但我们真知道全能慈爱的上帝掌管着明天，掌管着历史，祂也真的一直牵我们的手。愿荣耀颂赞归给祂。 （此文为作者在2008年12月11日洛杉矶千橡城华人教会的演讲。段淞耀根据录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