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特主义”•汶川地震•南京大屠杀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一个幽灵，一个“中特主义”的幽灵，在大陆徘徊。如果说，几年前，我们还可以借用《共产党宣言》的经典表述如是说的话，那么今天，此话已经不成立了。为什么不成立了呢？因为状况大变：不是变没了，而是变大了——幽灵附体，长出獠牙，变成魔鬼，开始吃人了。 去年底，网上流传一个“绝对让西方帝国主义闻风丧胆”的诗朗诵（《2009，中国加油！》）的视频，一群系着红领巾、脸蛋没怎么洗干净的乡村小学生集体朗诵道：“大雪，像西方的价值观/自由地飘洒/漫天哀愁，一地冰碴/中国退缩了吗？/没有！奥运成功了！我们胜利啦！……瘦瘦的欧罗巴，挡不住天朝的金戈铁马/地震的余波也能把法兰西摧垮！……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不改旗、不易帜、不回头/将反华者狠狠地踏在脚下……”我想，如此高亢的声音，浓烈的爱国情热，不要说身材瘦小的法国人萨科奇，就是每年8•15时在靖国神社前戎装操练的日本右翼，也会闻风丧胆。 经过2008年的“洗礼”，几乎所有中国人都会感到“中特主义”话语的急剧扩张，不只是分贝高了几个音阶的问题，其对西方社会、普世价值观所表现出的志在必剿的气势汹汹，至少是过去20年所未见的。而去年刚好是所谓“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奥运元年，改革开放30周年。在这样的历史关头，却做出如此决绝的反西方姿态，不仅应了那句“三十年河东，三之年河西”的老话，更从侧面为改革终结论做了一个形象而直观的注脚。去年发生的包括汶川地震在内的种种自然与社会灾难，再次被意识形态机器置换为爱党、爱国的现代诸神狂欢。至此，此前还半遮半掩、欲说还休的“中特主义”已撕掉最后的遮羞布，开始奋起裸奔。 据《财经网》报道，在汶川地震发生逾300天之后，官方仍表示拿出关于遇难者人数的精确统计数据“有困难”，对其中学生的死亡人数更是讳莫如深。这条消息很快被许多外媒转载，形成了舆论“发酵”的“化学反应”，它向国际社会透露的一个重要讯息是：中国政府在对待国民生命尊严的问题上，态度到底发生了哪些变化？ 众所周知，当代中国是一个实行极其严格的户籍管理和人事档案管理制度的国家，每个人从一出生到进入坟墓之前，生为城里人，还是农村的“贱民”；干部，还是工人；家庭状况，社会关系；户口所在地在哪，“暂住”何地等等，不一而足，无往不在一张巨大而密实的网的笼罩之下，诚可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近年来，又加上高度信息化、智能化的第二代身份证管理技术，更如虎添翼，卡片只需往机器上一刷，所有个人信息，包括用同一张身份证登记住过的酒店、购买的房子、汽车及过往的全部金钱交易瞬间统统“底掉”。6年前，一名叫孙志刚的湖北籍大学生，按说已经取得了大学毕业的“干部”身份，是一名“合法”的城里人，但因为过于不修边幅，从外貌上被“目测”、判断为一个乡下盲流，便被广州警方收容，收容期间被殴致死。这样的案例，决不是个别的。但一个控制网络如此发达，更驱使高新技术手段，完全实现了社会的“一九八四化”的国家，为什么在罹难者统计上却如此迟缓呢？我想，这决不仅仅是官僚系统工作效率的问题，原因可能颇复杂，既涉及对国民生命尊严的态度问题，也不无利权构造的背景，譬如对学生死亡人数和倒塌校舍情况的统计等等。 日本阪神、淡路大地震（1995年）的罹难者调查统计，是与救援工作同步展开的。尽管在一年左右的时间里，最终数据曾有过几度微小的修正，但整个过程完全公开、透明，通过新闻媒体（届时还没有互联网信息，主要是电视和报纸）实时披露信息。笔者至今还依稀记得震后翌日，电视屏幕上滚动播放神户市罹难者四千余人的姓名等信息的情景。后来看日政府披露的相关数据，其效率之高、统计之细，令人叹为观止：姓氏、性别等基本信息不在话下，死因（砸死、窒息、压死、烧死、触电、衰竭、冻死等）、死亡及遗体发现时间、死亡场所，不同地区和不同年龄层的死亡率统计、地区人口减少率、外国人死亡情况统计等等，充分体现了日人细节主义的一面。准确而庞大的数据库不仅是对罹难者及其家属的告慰，对地方震后的经济、社会复兴及地震防灾对策也起到了直接、积极的作用。 在汶川地震的救援活动中，日本救援队从建筑物废墟中发掘一具遗体，加以仔细包裹后，全员列队脱帽默哀的镜头定格在国人心中，引起强烈的反响，对修复彼时因毒饺子事件而呈对立的两国关系贡献极大。但虽说如此，其实救援队的举动没有丝毫“演技”的成分，在日本国内的灾难现场，他们也照做不误。说白了，是一种敬畏生命、视人的生命尊严高于一切的教育，或者说文化使然。 无独有偶。今年2月，本届奥斯卡奖揭晓，日本导演龙田洋二郎2008年执导的故事片《入殓师》（Departures）荣获最佳外语片奖。影片说的是一位大提琴青年演奏者，在自己的交响乐队解散后，回到山形县故乡，从事一份为亡人入殓的卑微营生，经过内心的种种挣扎、困惑，终于理解了工作的意义，学会抱着对生命敬畏的感念，送亡人启程，渡彼岸之国的故事。影片获奖的理由是，“人性的光辉符合东西价值观。” 基于“生死相通”的宗教性信仰，日本人大多认同并相信灵魂说及彼岸世界的存在，认为人死后都会变成神。这也是日人不理解中国的“鞭尸”传统，而纵然是像甲级战犯那样的恶人，死后也会受到祭奠的深层社会心理。就像中国人会在清明时节祭祖，为逝去的亲人烧香焚纸一样，日人也会在一年中的若干时节祭祀祖先亡灵，且祭祀的频度比中国更密，祭祀的仪式也更繁冗。 某种意义上，你可以说日人不分忠奸善恶，但对他们来说，人生前（在此岸）的是非臧否是一个客观的相对化问题，而死后（在彼岸）作为神的存在，则是一个超越时间的绝对化问题。对后者，日人眼里不揉沙子，从不马虎。靖国神社里祭祀着从幕末时期的戊辰战争到西南战争，从“日清战争”（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从“大东亚战争”（即中国抗日战争）到太平洋战争，在近现代所有国内、对外战争中“为国捐躯”的246万6千余柱（日人对灵魂的计数单位）灵位。其中，有5万7千余柱妇女灵位及差不多同样数量的儿童灵位。甚至在“大东亚战争”中为宗祖国日本而阵亡的来自台湾、朝鲜的佣兵，也被以同样的形式祭祀在里面，李登辉的兄长岩里武则就在其中占据一柱灵位。每一柱灵位，对应着一个亡者的名字，一丝不苟，精确到人。 日本在靖国神社问题上的说法，包括在对待死亡和亡者态度上的“文化”，始终无法得到中国的理解、认同，这也是形成两国历史问题死结的一个深层原因。但是，如果说日本的“文化”，作为一种“日特主义”，缺乏普遍性，无法见容于国际社会的话，那么，中国的“中特主义”缘何可以在国际社会大行其道呢？在全球化的世界，每个国家都是对等的，谁都没有强加自己的“文化”于他者的权利。 再说，所谓“中特主义”，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不仅内涵、外延混沌不清，且无往不沦为单边主义、双重标准的“工具论”：当国企高管们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取天价年薪，惊人的贫富差距遭到舆论质疑的时候，动辄以“国际标准”、“国际接轨”来辩护，而当全民社保久拖不决、低人权状况日益恶化的时候，则一味强调“国情”，开脱责任；在某些问题上，不惜狂飙突进，开放再开放，而对另一类问题，则拿“中特”说事，作为反西方、反普世价值观的武器，为我所用地随意阐释。如此“中特主义”，实乃国之大患。 回到汶川地震罹难者人数的问题，如果对不到一年前在和平年代的自然灾害中遇难的人数都无法做出精确统计的话，那么政府的有关责任者就是渎职。这不仅是一个内政问题，人道无国界，作为一项底线的人道课题，国际社会也在关注其进展。进而言之，如果不能尽快拿出具有相当公信力、令国民信服的数据的话，将给日本右翼保守势力提供绝好的口实，包括南京大屠杀在内的历史问题可能因此而进一步复杂化。 围绕南京大屠杀的遇难者人数问题，中方认定的30万说（开始有40万的说法）始终没能得到日本历史学界的认可，某些持“自由史观”的右翼历史学者认为是中方基于“飞流直下三千尺”、“白发三千丈”式审美传统的文学性想象，缺乏实证基础。应该承认，日人的思维方式确有实证主义、数字化的一面，而中方拿不出足以精确到人的、一一对应的过硬证据，也是事实。虽然南京大屠杀的问题非常复杂，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实证性问题，但用事实和证据说话，是国际社会和战后国际主流学界的共识，事实论证无论如何是绕不过去的作业。 如果对不到一年前，在全球化、信息化的和平年代，被世界最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所覆盖的现代城镇中的罹难者都无法做出精准统计的话，你有什么证据和理由把发生于72年前两国交战的年代，缺乏像今天这般完备的市政管理网络的城市里的大屠杀的遇难人数确定在30万的水平？30万到底是一个抽象的、象征性概算数字，还是一个精确到人的具体数字？这无疑是一个会发生连锁反应的现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