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伦特与抵抗运动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政党、运动和阶级》 1945年阿伦特发表一篇题为《政党、运动和阶级》的论文。在这篇论文中，阿伦特认为，二十世纪上半叶帝国主义冲动之后，民族的同质性和国家与公民社会分野，已经不可以恢复，如此与民族国家和代议制相联系的政党制度，也不得不承认失去了其自身存在的条件。她认为政党将被不具备阶级基础的新的政治组织所进行的极权主义运动所替代。而这种“运动”的典型代表，就是纳粹主义与共产主义。 然而在这篇论文中，阿伦特又认为，除了纳粹主义与共产主义以外，还有两种运动曾在欧洲存在过，它就是20世纪30年代的人民阵线以及40年代的抵抗运动。这一些运动具有国际性，他们不同于共产国际，没有受到大国的操纵。这一些运动存在过去的政党的外部，与极权主义运动一样。 但是人民阵线和抵抗运动不是政党制解体的结果，而是相反，他们力图在政治上重新组织人民核对政治进行新的整合。在《法国国是纲要》中，科耶夫与阿伦特一样，高度评价了抵抗运动。科耶夫认为，抵抗运动，可以在底层民众和政治意志以及政治、技术和文化精英所掌握的现实权力之间，建立了一种联系。非常幸运的是，这种联系在目前阶段，在被人们陈为抵抗运动的那种东西里面，可以说已经潜在地存在了。 当然从政治上来说，这种运动还是模糊的，但却是有活力的，也是持久的。一方面，抵抗运动包括了法国这个国家最具有活力的因素，它有某些进行深入改革的倾向，并且它与共产主义者也已经有过不是太糟糕的政治合作经验。 在这二者中，阿伦特尤其重视作为“人民阵线的真正继承人”的抵抗运动，在她看来，抵抗运动从人民阵线那里不仅接受了以人民，而不只是阶级为政治主体的这种主张，而且还继承人了正义、自由、人的尊严和市民的基本责任等政治生活的基本概念的复活，而所表现出来的心得政治热情。 抵抗运动还与联邦主义勾连起来。阿伦特说，首先抵抗运动同时发生在整个欧洲的所有国家，但是每个国家的抵抗运动都是各自独立的。而且他们还差不多相同的时间之内，各自独立地形成并发挥在那了欧洲联盟的观念。 其次，他们努力地去互相了解，相互认识，并且最终由于相似的需要和相同的经验而相互联合起来，从而使他们自己变成了一个统一的全欧洲运动的众多没有中心的支部。在德国几乎占领整个欧洲的状态下，他们居然达成了多样性的同一。这表明，他们确实已经深刻地感觉到，他们所直接面临的问题，不论是迫切的社会问题，还是政治再整合的问题，都不可能通过一个民族来解决。阿伦特在人民阵线运动和抵抗运动看到了，欧洲联邦的影子。如果说美国的联邦，是基于城镇的自治，那么城镇自治与抵抗运动相当。对于直接面临的问题的深刻洞察，促使人民自发产生联邦化的设想。 阿伦特认为，虽然这二者都同时超越民族国家范畴，但是运抵抗动，不同于纳粹和共产主义，它没有提出一种包括全世界的计划，并且符合民族国家——普世主义的原初含义。他们只是在执行委派给自己的任务时，自发地超出民族的范畴。 与阿伦特的聚焦相反的，是极权主义革命运动组织化的方案。施密特在《国家、运动、人民》（1933年）一书中断言，自由主义和民主的法学政治理论，建立在国家与人民之间的对立冲突的基础之上的，一方面是拥有自己权力范围的“国家”，另一方面则是拥有自己受到宪法权利的人民，二者两相对立。然而，只要这二者之间引入一种调解性的中间因素，即“运动”，也就是党，那么这种传统冲突就可以得到解决。 按照施密特的说法，在这种新的结构中，“运动”即“党”，支撑着国家和人民，甚至渗透到公共生活的这两个平行的因素当中，并对之实施领导。这种国家、运动、人民三位一体的结构中，政治方向必须取决于“运动”发出来的命令，因此，国家和人民这另两个因素屈居于党组织之下，并且完全由党组织渗透、领导和支配。党是政治上的领导，因为党的组织即支撑着国家机关，有支撑着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统一。 在极权主义中，这三位一体的政治结构是一致的，而且成为20世纪的典型事实。施密特说，这种三位一体的结构不仅在力图克服自由民主主义制度的死胡同、建立一个符合20世纪社会、政治现实的新国家的那一些地方到处可见。 施密特的这个方案，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反思过。她承认，极权主义运动是一种大众运动，它被现代的大众认为是屹今为止所发现的，唯一适合于自身的组织形式。现代的大众是一些原子化的人们。能够使大众被动员起来，政治化的，并不是政党，而是极权主义运动。极权主义运动从那一些对政治漠不关心，从而被那一些政党认为为愚蠢的或冷漠，不能成为伙伴而忽略的大众中，招募到自己的成员。 极权主义运动不同于由于官僚主义而堕落的政党，它一开始就有志于建立官僚制政体，并发掘了运动自身的组织模式。尽管它对自身堕落为官僚权贵有相当大的警惕，很浓重的保留运动与组织化之间的冲突与张力。在支配方面，他们的着眼点不是国家和单纯的暴力，而是永不停息的政治运动。然而，由于与官僚行政体制一样，对法律和合法性的侮蔑，把支配和权力当作随心所欲，被支配者无法理解的决定，对组织化或者避免堕落为官僚权贵的克服，完全是一个乌托邦梦想。以行政代替政治，以政令代替法律，以管理部门的秘密规定代替决策人承担责任的法律规定，这一些做法，施密特的极权主义解决更甚。抵抗运动像是一个在宪法之下，一举一动遵守法律的极权主义运动。 在实现历史阶段使命的在过程中，这种政治领导权能否阻挡自己否定目标的本能，例如腐败和避免成为特权，是一个极为关键的问题。这个问题的严重化，逃脱理性的审查，主要在于必然性和急迫性的帮助，例如革命斗争的需要。   美国学生运动 阿伦特倾向于参与式民主，从1956年短命的匈牙利革命中出现的，草根性质的“公民”委员会，到美国反战示威游行，它都是这些突然爆发的公民活动的热情观察者。他的政治理论，是对已经诞生的政治事务、行动和运动的观察总结。她对具有创新性质的政治行动进行解释，传递了希望和鼓舞人心的信心。 在20世纪60年代的学生运动中，《人的条件》被欢呼为教科书。一系列被宣称为学生暴动的运动，使以美国为首的各发达国家摇摇欲坠。阿伦特对这一些学生运动强烈感兴趣。在采访录《关于政治与革命的思考》中，阿伦特从公民权运动、大学纷争、反越南战争运动这三个斗争的焦点，回顾了美国学生运动的过程。 首先是关于种族歧视的问题，也就是公民权运动。在她看来，公民权运动是在萧条的五十年代爆发的运动。她将它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以“纯粹的法律和政治的问题”为斗争焦点的公民权运动。 在她看来，当时，以哈佛大学为首的东部各著名大学的学生纷纷前往南部，发挥了出色的组织能力，并在废除南部各州的某些法律规定上，取得很大成功。1963年的华盛顿大游行伪高潮的那个时期。 第二阶段的学生运动以改善城市中黑人的贫困和社会不平等为斗争焦点。阿伦特说，在这一阶段，学生运动的没有获得任何成就就以失败而告终。 阿伦特认为，美国学生运动的第二个斗争焦点是大学纷争，反越战运动则是第三个焦点。 她把参加学生暴动的一代人，称为不明确自己未来的一代。她说，新一代的人们，把世界终结的可能性比喻为过了三十岁的人，从而在生活中抱着敏感的心态。这并不是由于他们年轻，而是由于他们对世界最初的重要体验使之然。就是说，他们这一代认为，未来如同一颗现今埋藏着的，正在一分一秒地走动的定时炸弹。所谓新一代，就是那一些能够听到这种声音的人们。而对他们给与全盘否定的人，要么是不了解已有的现实，要么是回避正视现实。 正是出于对现代文明如此深重的危机感，阿伦特对学生运动带有同感。关于美国的学生运动，她说，年轻一代所具有的从事行动的决心、行动的喜悦，以及对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事物的信念，给了她深刻印象，给与强烈的同情感 阿伦特还发现了当时世界性的学生运动的另外一个特点。这就是对社会的官僚制度化的反叛。官僚制是一种剥夺所有人的政治自由和活动权利的统治形态。这是因为，由匿名者进行的支配，并不是不存在支配，而是在所有人都对平等束手无策时，施行没有暴君的暴政。全世界的学生暴动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特征，是它们在任何地方都是针对占有支配地位的官僚制。 阿伦特尤其关注的问题是，对官僚制化的异议，在当时的状况下往往会诱发暴力。公共生活中的官僚制化越是加强，暴力的魅力就越是增大。她对毛泽东主义在内的左翼暴力崇拜，进行了严厉批判。 与之相比，阿伦特从学生运动，尤其是美国的学生运动中，发现了一种积极的新特征，区别于左翼暴力崇拜。她认为他们是一些被行动的喜悦所唤醒的人们。 以种族问题和学生暴动为象征的60年代美国的动荡，把一种“新政治“的问题，猛然呈现在阿伦特面前。她非常关注自发性政治运动的发生，这种运动，不是为了权力和利益，而是为了“伦理的动机”。它颠覆了通常的政治观念。从这种运动中，她发现了，对于当今时代来说，完全崭新的经验，也就是从事行动是充满意义的事情。 18世纪人们叫做“公共的幸福”的东西，重新得到了发现。这样，她把学生运动纳入它继承的共和主义政治自由传统，为野孩子学生运动，找到了家谱。 她把学生运动，看做是为了具体目标而进行的美国固有传统自发性结社的现代版本，并且认为只有在这种理解上，学生运动才能够得以正当化。学生运动，揭示了新的政治参与的可能性与新政治的可能性。这是共和主义政治自由传统的复活。   议会制与抵抗运动 阿伦特对代表选举制度是心存敌意的，因为它偏重于经济和利益问题，容易被腐蚀。议会原初就是一种纳税机构，几乎就是自私自利的场所。 培育“抵抗”在阿伦特的心中，具有头等重要的地位。20世纪六十年代面对各种不公正立法和一些政治权威，种种肆意妄为政策的热衷，而阿伦特坚决支持公民不服从活动，认为这是完全符合宪法的纠偏之举。 但是代表选举制度培育了众多值得赞美的政治和道德现象，尤其是人们抵抗暴政的愿望。虽然司法制度可以让政治精英对君主暴政提供抵抗的平台，但是这种抵抗是法律贵族的，而议会可以让很多法律人和贵族之外的社会中坚力量，也参与进来，在议会中发泄对君主暴政的不满（就像今天中国人们对人大和政协中异议分子的期待一样）。 这种议会制度的抵抗权维度，不仅仅来自选票是对革命抵抗权的替代，而且来自政治精英对王权的不满，那么封建时代诸侯与王权的斗争带来封建自由价值，也被延续下来。 选举制度让政治权力屈从于合法性的不断证明活动，就永远不能蜕变为一个置身于公民社会之上或者之外的事物。选举制度是一种本身包含着对权威进行抵抗的制度，鼓励公民去积极活动，其方向虽然很世俗，纠缠于利益和经济，但却是对不合法的举动，形成了制约。选举程序的定期运作，就对政治权威构成了一种抑制，因为要依赖于人民的意愿和选择，政治权威威风扫地。当权者忘记了自己是谁，当他忘记了自己是人民的公仆的时候，选举结果就成了抵抗权威、抵抗政府的灵丹妙药。 本来选举制度就是对革命权的替代，用数人头代替砍人头，那么具有非常严重的抵抗气息，这种抵抗不仅在人民通过选票对付政府，而且在议会与政府之间的冲突与制衡，因为议会更能代表人民。议会与政府之间的冲突，实际上是人民对政府的抵抗。议会制是对抗暴政的屏障，只要人民能够在政治中在场，而不被排除出去。 (作者为北京后改革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