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不是魔鬼，改良不是唯一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今(3月21日)閱貴刋黑白先生「胡錦濤的眼淚」(以下簡稱該文，全文: http://www.chinainperspective.com/ArtShow.aspx?AID=826)，作者提出一整套「革命是魔鬼」的理論。雖然筆者揣測作者的原意是規勸胡錦濤和中共不要錯失改革良機，以免招致革命被推翻，但是如此站在獨裁專制者的立場上說話實屬不智。包括一些《零八憲章》發起人和簽署者，且不問客觀情勢是否容許？執政者是否願意改良？就一味獨尊改良反對革命，近期已成一種思潮。筆者覺得有必要請全體關心中國民主化的仁人志士討論一下，汲取歷史教訓少走彎路，共同探索民族民主復興的道路。在此不辭拙劣，發表一孔之見以期拋磚引玉，請黑白先生以及廣大讀者指教。 一，滿清滅亡非因延誤改革時機，實因死抱權力不放。 該文中心意思是說慈禧太后反對戊戌變法，「延誤了君主立憲大好時機」，「憲政追不上革命」，「遲到的改良反而會助推革命的顛覆」，「在這種情況下發生了辛亥革命」。竊以為大謬不然！筆者在討論中國民主化道路的幾篇文章中說過，辛亥革命的發生並非因為慈禧太后延誤了君主立憲，而是因為滿清王朝的「君主立憲」不符合人民大眾強烈的民主共和要求。就拿該文提到的1908年《欽定憲法大綱》來說，只要細心閱讀一下它的全文，就可明白其本質不過是死抱權力不放的「假憲政、真獨裁」的「延命之策」： 清廷1908年秋公佈的《欽定憲法大綱》「君上大權」十四條：一、大清皇帝統治大清帝國，萬世一係，永永尊戴。二、君上神聖尊嚴，不可侵犯。三、欽定頒布法律及發交議案之權。凡法律雖經議院議決，而未奉詔命批准頒布者,不能見諸施行。四、召集、開閉、停展及解散議院之權。解散之時,即令國民重行選舉新議員，其被解散之舊議員，即與齊民無異；倘有抗違，量其情節以相當之法律處治。五、設官制祿及黜陟百司之權。用人之權，操之君上，而大臣輔弼之，議院不得干預。六、統率陸海軍及編定軍制之權。君上將遣全國軍隊，制定常備兵額，得以全權執行；凡一切軍事皆非議院所得干涉。七、宣戰、講和，訂立條約及派遣使臣與認受使臣之權。國交之事由君上親裁，不付議院議決。八、宣佈戒嚴之權，當緊急時，得以詔令限制臣民之自由。九、爵賞及恩赦之權。恩出自上，非臣下所得擅專。十、總攬司法權。委任審判衙門，遵欽定法律行之，不以詔令隨時更改。司法之權操諸君上，審判官本自君上委任，代行司法，不行詔令隨時更改者，案件關係至重，故必以已經欽定法律為準,免涉分歧。十一、發命令及使發命令之權。惟已定之法律，非交議院協讚，奏經欽定時，不以命令更改廢止。法律為君上實行司法權之用，命令為君上實行行政權之用，兩權分立,故不以命令改廢法律。十二、議院閉會時,遇有緊急之事，得發代法律之詔令，並得以詔令籌措必需之財用。惟至次年會期,須交議院協議。十三、皇室經費，應由君上決定，自國庫提支，議院不得置議。十四、皇室大典，應由君上督率皇族及特派大臣議定,議院不得干預。 筆者將其歸納成：君權神授、至高無上、擁立法權、解散議會權、人事任命權、軍權、外交權、戒嚴權、賞賜權、司法權、行政權、詔令權、自定皇室費用權、自辦皇室大典權。而所謂「議會」則只有個別的「協議權」，形同虛設。 據學者分析，當其時與歐洲各國君主立憲相比，明治憲法為日本天皇所保留的權力是最多的，共達十二項大權。滿清的《欽定憲法大綱》以日本明治憲法為藍本，但是其君權大大超過日皇。比如明治憲法規定，在議會閉會期間，天皇所發佈的緊急敕令可代替法律，但議會重開後若得不到議會的批准，則政府須公佈敕令失效。而清政府的《欽定憲法大綱》則改為「惟至次年會期，須交議院協議」，即議會無否決權；又比如明治憲法規定：「天皇宣告戒嚴，戒嚴要件及效力，由法律規定之。」《欽定憲法大綱》則明確改為皇上有「宣佈戒嚴之權，當緊急時，得以詔令限制臣民之自由。」等等。 而對於「臣民權利義務」，明治憲法共列有十五條，而清廷的《欽定憲法大綱》卻根本未將其作為正式憲法條文，僅將其作為「附錄」。還簡化為九條，刪去了明治憲法中臣民有「居住及遷徙之自由」、「書信秘密不受侵犯」、「信教之自由」、「遵守相當之禮貌並遵照所定規程，得實行請願」等條款。 在這種君權比明治憲法擴大、民權比其縮小的憲法框架下，再加清政府「立憲」實際步驟一拖再拖，連以士紳為主的立憲派都指其為「假立憲」、「偽立憲」，更不要說廣大民眾和革命派的反應了。事實說明，清政府在巨大壓力下的讓步妥協非常有限；遠未達到溫和的立憲派的要求，更未能取信於社會各界。當年改良派所有的理論基礎都建基於清政府「終必出於讓步之一途」(梁啟超語)，可是他們的主子卻令他們大失所望。梁啟超1906年在日本給乃師康有為的信中承認：「革命黨現在東京佔極大之勢力，萬餘學生從之過半；前此預備立憲詔下，其機稍息，及改官制有名無實，其勢益張，近且舉國若狂矣。東京各省人皆有，彼播種於此間，而蔓延于內地……。」梁此信講得很清楚，清廷剛宣佈預備立憲時，革命派的力量就「稍息」；而當人們認識到其有名無實時，革命派就「其勢益張」。顯然，革命派的「息」與「張」，與清廷所作所為大有干系。論戰不到半年，梁啟超就通過種種關係，私下託人與革命黨講和、表示希望停止論戰。1907年初，他在《新民叢報》發表了《現政府與革命黨》一文，更是承認：「革命黨者，以撲滅現政府為目的者也。而現政府者，製造革命黨之一大工場也。」梁氏一向反對激進革命，反覆論述暴力將帶來災難性後果，極力主張溫和改革，但是在嚴酷的事實面前，不得不修正自己的主張，因此，此話格外值得所有現今的「改良派」借鑑和重視。 其後，雖然清廷宣佈將立憲預備期從九年改為六年，承諾提前於1912年頒佈憲法，1913年召開國會，並且公布「逐年籌備事宜清單」，時間表和路線圖不可謂不詳盡矣！可是，歷史已經不願意給清廷這一緩衝時間了。1911年5月18日清政府違背滿漢對等的原則，成立以皇族為主的貴族內閣，激怒了全國人民。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11月3日清廷公佈《重大信條十九條》（簡稱《十九信條》，實為臨時憲法），大幅削減君權，增加民權。史家評論該法已大大超越日本明治憲法，而接近英國的虛君立憲了。但是為時已晚，憤怒的中國人已不再接受，他們要求實現民主共和。 從這些歷史事實中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辛亥革命的爆發，滿清的滅亡並非因為「錯過了改革立憲的時機」，而是因為統治者從來就沒有打算過真行民主憲政，真的還政於民。即使在國內外巨大的壓力下，仍然採取拖延時間偷換內容等手法來延續其君主政體和專制統治，與強烈要求民主共和的人民大眾為敵。革命者如孫中山也不是從一開始就要革命的，他是在求見李鴻章上書進言要求民主失敗，在嘗試各種改良手段失敗後，才轉而倡導革命的。歷史告訴我們，凡是未經人民授權，用不合法手段取得政權的統治者，他們都絕不可能主動放棄權力還政於民。 或許有人會說，如果滿清王朝一早就提出「十九條」，中國歷史是否因此改寫？筆者認為，歷史不容假設。辛亥革命爆發前清廷絕不可能提出「十九條」，因為統治者所做的一切無非都是為保政權，除非萬不得已(廣東人說的「殺到埋身」)，他們絕不會投降，絕不會放棄任何一點權力。在這一點上，中共始祖毛澤東反而有清楚的認識：「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他就不倒，掃帚不到，灰塵照例不會自己跑掉。」之不過今天的中共自己已經變成「灰塵」變成「反動的東西」、而仍然對其充滿幻想的所謂「改良派」忘記了他的真言而已。 二，中國百年來的災難非由革命引起，實因獨裁專制而致 該文(以及余傑先生文章)另一中心意思是說，百年前由於中國人民沒有「走康有為的道路」，錯誤地選擇了革命，導致了後來的軍閥混戰、外敵入侵、國共內戰以及中共暴政，招致數千萬人死亡的連番悲劇。表面上看似乎很有道理，因為革命推倒了清廷的中央集權，導致權力失衡秩序大亂，內憂外患乘勢而起，造成巨大的民族災難。竊以為這樣從表面看問題，未免流於膚淺，革命和獨裁專制以至民族災難並沒有必然的內在聯繫；如果革命的目標正確，解體了舊有的專制秩序，迅速建立起民主新秩序，所謂「大亂之後必迎大治」，反而更利於迅速地實現民主憲政。中世紀以後歐美發生了很多革命，社會制度的急劇改變前所未有，但是革命的最終結果都不是獨裁專制，而是民主憲政。即使有些暴力革命如法國大革命，所造成的災難也遠較中國為輕。最典型的是英國1688年的「光榮革命」和美國1776年的「獨立革命」，兩者分屬不流血和流血的革命，但都是英美兩國走向民主憲政的起點。中國近百年來的連場災難，並非因為辛亥革命而起，實是因為中國數千年的封建傳統，造就了根深蒂固的專制文化，反而是一場軟弱的民主共和(辛亥)革命無力扭轉它。不妨設想一下，如果辛亥革命後處強勢一方的袁世凱，是一個像孫中山先生一樣受過西方教育，有強烈的民主共和理念的革命者，而不是相反發皇帝夢的封建餘孽，引領民眾實現辛亥革命建立亞洲第一共和國的理想，一百年來的中國歷史早就改寫了，中國民主化就是由革命實現而不是改良實現了。 筆者揣測，黑白先生和余傑先生們之所以得出「革命必然導致暴政，民主只有依靠改良」的結論，恐怕是衹看革命在東方的結果。確實蘇俄的十月革命和他的餘波曾經在蘇聯、東歐、中國、朝鮮、越南、古巴和柬埔寨等貧窮落後國家做成了前所未有的暴政和災難，但這只能說明革命在缺乏民主基礎和經濟落後國家所產生的結果，並不能說明在全世界範圍內都是如此；如上所述，革命在西方國家往往是達到民主憲政的捷徑。筆者認為，凡是與人性相悖、倚靠武力強行改造社會、違反社會自然發展規律的革命最終都必然失敗。正如戈陽女士所說：「二十世紀人類歷史最大的遺產是共產主義試驗及其失敗。」在這個廣大的試驗場所中，相對比較接近西方文明的國家如蘇聯和東歐都已經擺脫了革命的桎梏，而更封建落後的東方國家中國等仍在掙扎之中。但是，如果革命的目標符合大多數人的願望，符合歷史發展的規律，革命就會促成社會的良性躍變。 不久前，香港政評家張三一言先生提出一個新的看法，認為「可以不可以建立一個民主社會制度，問題不在是不是使用暴力？而在於使用暴力過程中是否出現唯一獨大的勢力，以及這一勢力對民主的認知和認同，是否立志於建立民主社會制度？」張先生舉出美國華盛頓為例，他領導獨立戰爭取勝後，既不願當國王也不願當終身總統，以身作則為美國奠定了民主憲政的基礎。從中國近百年的歷史看，前後主宰過中國政壇的幾代人物如：孫中山、袁世凱、蔣介石、毛澤東、蔣經國和李登輝中，也不是完全沒有華盛頓這樣的人物。李登輝先生就是其中的表表者，是他在總統任上，在大權在握的情況下放棄權力，開放普選還政於民的；其他如孫中山、蔣介石父子都是具有民主共和理念的人，只不過客觀環境所限未能實現理想而已；其中最不堪的一個是毛澤東，他連袁世凱都不如，袁世凱想做皇帝放在明處，但他還不得不尊重國會；毛澤東雖然號稱「共和國主席」，實際上卻是比秦始皇還要暴虐專制的皇帝，在他二十餘年的治下，數千萬中國人死於非命，真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是我們中華民族最大的恥辱。 況且更重要的是，筆者認為革命和改良、民主和專制是兩對不同性質的矛盾，不可混為一談。意思是革命不一定導致專制，民主亦非得經由改良取得。之不過中國封建社會歷史長久、影響深遠，給中國人造成這樣的錯覺而已。如果放眼看看世界，近年來蘇聯東歐顏色革命成功，紛紛走上民主憲政的道路，或者看看台灣的民主化，就不會得出這樣武斷的結論。 三，革命並不可怕，革命不是魔鬼 我們探索中國民主化道路，不能光從理論出發，必須結合實際；借鑑別人的歷史，還應看到中國的現實。歷史表明，任何國家社會制度重大的或根本的改變，必然會引發各階級各團體甚至各地域各民族的利益衝突，引起不同的矛盾，如果這種矛盾和衝突不能理智和妥善的解決，勢必引起革命、流血和戰爭。事實上，世界歷史上純粹的改良能導致社會制度根本改變的事例即使不是絕對沒有，起碼也是極為罕見的。就拿余傑先生們津津樂道的一六八八年英國光榮革命而言，也是以議會選舉的新君主威廉親王率領一萬五千荷蘭軍隊登陸，才造成詹姆斯二世逃亡和革命成功的，雖然沒有流血，但起碼動用了軍隊和武力。之前的一二一五年「英國大憲章」的簽署和發表，也是因為英國貴族武裝起義，披肩帶甲進攻倫敦，才強迫約翰王簽署的；其後，約翰王和他的繼任人屢次反撲，國家陷入內戰，經過多次戰亂，君主立憲才初具雛形。又比如中國人常常奉為楷模的日本明治維新，從維新改良的開始，以及其後長達二十年的過程中，均發生過戰爭如烏羽、伏見之戰、戊辰戰爭、西南戰爭等。就算是美國，也曾發生過獨立戰爭和南北戰爭，之不過他們這種革命，比之中國前後幾次長達數年席捲南北的內戰衹是小巫見大巫而已。 我們探索中國民主化道路，還不能光看到過去，更應該著重現在。黑白先生和余傑先生們，之所以將革命看得如此可怕，除了上面所說的他們衹看到革命在東方落後國家產生的結果，而沒有看到在西方國家的結果之外，很可能還只看到革命在過去的中國所產生的結果，而沒有設想革命在今天的中國可能產生的結果。須知，今天的中國和一百年前相比，已經大大不同了。舉一個不一定恰當的例子，一百年前辛亥革命發生時，只有小部分中國人懂得民主，大多數並不懂得，所以才造成了亞洲第一共和國失敗，民主倒退的現象；五十多年前國共內戰時，由於民主世界的進步，中國人可能有半數懂得民主了，可惜這半數中國人中有許多認錯了方向，以為共產黨才代表民主，加上還有半數愚昧無知的農民跟著共產黨跑，才造成了第二次民主倒退；一百年後的今天，隨著現代文明的普及，普世價值的傳播，相信大多數中國人已經懂得民主，所以即使是發生革命，再一次導致民主倒退的機會已經大減，黑白先生和余傑先生「改良派」們大可不必談虎色變。 況且，革命還有暴力革命和顏色革命之分，「蘇東波」以來蘇聯東歐的顏色革命，既和平理智不流血，又迅速地推倒共產專制政權，國家也根本沒有什麼「大亂」，人民擁護新制度，安居樂業，不少國家已接近發達國家水準。特別是羅馬尼亞七日革命，人民群眾奮起革命，結合黨內軍內的進步力量，一舉推倒了東歐最頑固的共產專制政權，是我們中國人的榜樣；而獨裁統治者寿西斯古夫婦兩人的下場，就太值得胡溫等好好地思考掂量一下了。這樣的革命，極短的時間內推倒了獨裁專制，建立了民主制度到底有什麼不好？俗語說「長痛不如短痛」，羅馬尼亞人民的「短痛」太愜意了，真是大快人心！如果我們中國也能發生這樣的革命，那才真是國家之福，民族之福！ 四，改良和革命不取決於主觀願望，實取決於客觀環境 其實簡單地說，所謂改良就是自上而下的不斷改革，而革命則是自下而上的急劇變革。如果兩者都能達到民主自由、和世界文明接軌的目標，當然誰都會選擇前者，因為社會秩序和人民生命財產既能得到保障，又能實現民主理想，何樂而不為？問題是世界上有許多東西，不是你想得到就能得到的；不但取決於你自己，還取決於別人。比如說民主化，就不但取決於人民大眾的願望，還取決於統治者的態度。特別是改良，既然是自上而下，就說明主動權在統治者手中，如果統治者死抱權力不放，不願意實行任何實質性的民主改革，「上」無動於衷，「改良」從何談起？「下」能做些什麼？難道還要年復一年、百年復百年地哀求和等待下去嗎？如果「下」不耐煩無限期地等待下去，像清末那樣爆發革命，就是「魔鬼」嗎？既然「自上而下」行不通，為什麼不允許人民大眾「自下而上」呢？當大多數人民都願意走這條路的時候，我們有什麼權力去指摘和反對他們？ 歷史往往驚人地相似，今天國內外迫切要求中國民主化的客觀環境，統治者對待民主憲政的態度與百年前極為相似，中共政權和清廷同樣都採用了能拖就拖，能騙就騙的「卑鄙手段」(溫家寶被擲鞋時語)，所不同的就是今天的世界民主潮流比百年前更加汹湧澎湃，今天的中國人民大眾民主呼聲比百年前更加廣泛高漲：百年前全世界只有少數民主國家，今天已經有超過一百個；百年前中國民主信息的傳播全靠口頭和書信，今天的手機短訊互聯網無遠弗屆；百年前大多數中國人不知民主憲政為何物？今天我們週邊的許多國家已經作出示範，特別是同為中國人的台灣民主選舉深入人心……可是，今天的中共政權比百年前的滿清政府更愚蠢暴虐更滿頇野蠻，百年前的滿清政府雖則對民主化假心假意，尚能提供一個明確的時間表和路線圖；可是今天的中共政權一概欠奉，對人民的民主呼聲充耳不聞，吳帮國居然向全世界公稱：「中國不實行多黨制，不實行兩院制、不實行三權分立」；百年前滿清政府雖然死抱中央權力不放，仍然不得不實行地方有限自治，選舉資政局和諮議院；今天的中共政權連鄉村基層選舉都不放開；百年前滿清政府解除「庶人不議」禁令，各種報紙書刊大量湧現，今天的中共政權文化專制變本加厲，動不動就禁書封報，抓人判刑；……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仍然一味強調改良，反對一切形式的革命，要求處於弱勢的人民大眾和處於強勢的統治階級「和解」，顯然是睜眼不看現實的糊塗蟲，充滿幻想的理論家甚至是空頭政治家。他們的所作所為無論出發點如何，客觀上都是給專制統治者幫忙，說得嚴重些，有可能將中國民主化引向歧途，在純屬幻想而毫無實際操作意義的所謂「改良」、「和解」上耗盡爭取民主的力量。現在，擺在中國人民面前的不外乎兩種選擇：鑒於中共統治者已經明確宣布「不搞西方那一套，不搞多黨制、不搞兩院制、不搞三權分立」，也就是說中共根本不打算實現民主憲政。我們要麼一百年、一百年無限期地等待下去，永遠生活在獨裁和專制的黑暗的統治下；要麼就奮起反抗，「你不給我一個說法，我就給你一個說法」，自己動手從專制者手裏奪取民主權利。 筆者在「康有為的要害是保皇」一文中說過，筆者完全贊成作為先知先覺的知識階層，有責任去向人民大眾宣傳採用改良的方法達到民主的目的，但是應該宣傳的對象與其說是人民大眾，不如說是專制統治者，知識階層應該向統治者在理論上文化上施加強大的壓力，迫使他們政治改革，但是如果統治者冥頑不化，人民大眾要起來推翻他，我們不應持反對的態度，否則就完全站到了統治階級反民主這一邊了。吳帮國的強硬宣佈，無異給了現代改良派一記耳光，筆者希望中共這盆冷水潑下來，改良派應該清醒一些了。 筆者在「條條大路通羅馬」一文中說過：「每一個中國人都有權以自己認為最恰當的方式去衝擊頑固的千年封建專制，無論是革命的還是改良的，比如劉波先生們的「0八憲章」、法輪功的「退黨退團」、楊佳的「怒殺惡警」、瓮安的「火燒公安」、黑龍江的「分田宣言」、重慶的「教師罷教」、廣州的「的士罷駛」、廈門的「集體散步」、地震難童家長的「集體悼念」、毒奶難童家長的「集體索償」、拆遷戶的「維權上訪」……」須知歷史進程的方向永遠是由大多數人的意志決定的，而不是由少數人美好的願望決定的，筆者在同篇文章裏引用過張耀傑先生說的話：「每個人都有權選擇以自己的方式推動中國社會的民主進步，卻沒有權去否定別人既有的努力和貢獻。」《零八憲章》是中國人民對共產黨六十年統治下，第一次明確地全面提出自己的憲政要求，筆者希望所有中國人能夠在《零八憲章》的旗幟下團結起來，不要互相指摘，更不要互相攻擊，萬眾一心，用各種方式去為民主化作出貢獻，我們的願望一定會實現！ (寫於09年3月21日-3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