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灿如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现在回想起来，那个悲伤的周末其实在周末还没到来之前的星期四就已经开始了！ 　　那个星期四，因为读到一篇凄美的短文《恰特顿之死》，我知道了英格兰西南部有一个名叫布里斯托尔的城市。知道了那里从十二世纪起就是一个商业中心，也知道了１７５２年１１月２０日那里曾诞生过一个深深热爱文学的，名叫托马斯·恰特顿的孩子。正是记录那孩子后来命运的那段短小却惊心动魄的故事，成为我那一整天悲伤的源泉！我忍不住地想，我们今天在学校学习着的，在书本上阅读着的这部人类文明史，其实只记录了人类真正有过的历史的一部分而已，甚至只是一小部分！而那一大部分呢，都和恰特顿一样，没来得及走入历史就被扼杀了！ 　　我们都误以为历史会是公正的！而其实历史……，却是一个最最无情无义的骗子！ 　　而《恰特顿之死》带给我的悲伤却还远远不是全部。那个周末更大的悲伤还在后面！ 　　第二天，一个难忘的星期五，丈夫收到Ｂ州中国朋友圈子里的电话，子龙的夫人灿如……病逝了！ 　　（因为写下了“丈夫”这两个汉字，我得请朋友们原谅，我想先写几句题外的话。 　　几个月前，为纪念赴德二十五周年，同济大学第一期留德研究生的同窗门，决定在金秋十月聚会一次。如今的同学聚会，漫山遍野，举目皆是；博士头衔更不足为奇。我们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们，打个喷嚏的工夫就能拿到。但不管怎么说，参加者个个都是在德国土地上拿到博士学位的这类同学聚会毕竟还不至于天天都有。天南地北的同学们还是忍不住地心潮澎湃，纷纷出谋献策，很快就打造出一片生动活泼的感人局面。我找不出更好的成果向聚会献礼，便把我刚刚写完的《妈妈》传给有邮件地址的同学们，让大家分享我的哀思。没想到聚会的主持人Ｊ君竟将我的《妈妈》打印出来，分发在每一张餐桌上。 　　席间，我发现，同学们竟都不明白何为“外子”。有同学问我，你原来的先生不是陈铁龙吗？现在这位……怎么起这么怪一个名？ 　　我起初吃惊极了，老半天答不出话来。但很快，我又平静了。 　　我的同济大学的同学们，除Ｇ君之外，全部都是学理工科的。学理工本是件简单的事，那是一片有绝对真理的地方。基本上，“只识弯弓射大雕”就足矣。他们有什么必要去知道何为“外子”呢！ 　　几个星期前，科隆市的档案馆不幸坍塌。科隆作为一个城市的历史比德国作为一个国家的历史要悠久漫长得多。科隆市档案馆珍藏的历史资料当然也比德国国家档案馆中的更价值连城——甚至用价值连城去形容都带着几分亵渎，那些史料的珍贵根本无法用金钱换算。行内的人闻讯后几乎个个都欲哭无泪。我所居住的Ｂ市档案馆的馆长，Ｄｒ．　Ｋｏｎｒａｄ　Ｅｌｍｓｈａｕｓｅｒ说，科隆市档案馆是整个阿尔卑斯山以北广袤的区域最最重要的档案馆。它的坍塌给德国民族带来的灾难，超过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且不说还有两个完全无辜的生灵被殉葬。对Ｂ市而言，更为不幸的是，１３５８年８月８日，Ｂ市加入汉莎联盟的那份入盟证书的原件竟保存在科隆的档案馆中！一直到今天，Ｂ市的全称都是“自由汉莎联盟成员Ｂ市”。可想而知，那份无比重要的入盟证书原件的被毁，对四十余万Ｂ市老百姓而言，是一个多么巨大的，晴天霹雳般的噩耗！ 　　而科隆市档案馆的不幸坍塌竟会是源于地铁施工中一些计算性错误。 　　我写这几句科隆市档案馆坍塌的惨剧是想说，学理工的，应该千方百计地避免这样可怕的，惊人的，无可挽回的错误。至于知不知道何为“外子”，真的一丁点都不重要！ 　　不过，话说回来，提笔写下这段小小插曲，我还是忍不住地怀念起我的更为重要的母校，武汉大学的同窗们。我在那个被称为７９０２的网站上曾使用过几乎无数次“外子”两字，却从未听过有任何同窗有过最最微不足道的异议。要知道，那个网站上整整一半的同学也同样是学理科的。而７９０２那个当年的班号，甚至是百分之百的理科！ 　　就我自己而言，“有则改之”一类的教诲总还不至于全部忘怀。我唯一能做的是，自那以后，每逢该写“外子”两字时，我就告诫自己，一定使用雅俗共赏，老幼咸宜的“丈夫”！） 　　还是回到那个难以忘怀的，悲伤的周末吧！ 　　丈夫立即拨通子龙的电话。子龙在电话中说，要不是这两个孩子……，你说我还活着有什么意思？丈夫无言以劝，放下电话时已是热泪盈眶了！ 　　丈夫的个性和我不一样。他的朋友并非都是我的朋友；他欣赏的人事也并不一定都是我的心仪。然而对灿如的离去……，我却和丈夫完完全全一样悲伤！在我不大的视野中，在德国Ｂ州的这块小小的弹丸之地上，子龙和灿如……，一直是我心目中最最完美的一对夫妻！ 　　算起来，丈夫认识子龙……已经是二十多年前的往事了！ 　　那时Ｂ州大学的中国留学生都还是公费。子龙原本也是七七级的，但却是在国内做完硕士才到德国来的。子龙国内的导师是中科院长春光学所的著名科学家，五十年代的老院士。在我和丈夫已经出国之后的什么时候，那个光学所突然间在中国大地上被搞得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但那却和热爱科学以及光学知识的空前普及等等毫无关系。而只是因为那里出了一个被党和人民视为所有知识分子都应该学习的楷模，名叫蒋筑英。子龙本是英雄的同事，原本早就可以出国。但灿如怀孕了。子龙便一直等到儿子平安地降生了，才仍不放心地启程。一年之后，灿如是和襁褓中的儿子一起来到德国的。 　　最开始我并不认识他们俩。我那时还住在前面提到过的科隆，回Ｂ州不过是“偶尔露峥嵘”而已。 　　我头一次见到他们夫妻大约是一九八八年间的事。两人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是……这夫妻俩竟然都生得如此美丽！子龙挺拔，英俊，容貌上几乎没有汉族人的特征。灿如高挑的身材，和欧洲人一样雪白的肌肤上却镶嵌着只有典型的东方美人才有的，一笑起来就像月牙儿弯弯一样妩媚的大眼睛。汉语中的一大批原本根本找不着地方用的词汇，珠联璧合，鸾凤和鸣，天造地设……，一下全涌上了我的心头。 　　我和灿如聊了几句天，知道她们夫妻俩双双来自长春，几乎立马就在心中佩服起党和人民的英明和伟大来——他们竟在建国初期那样慌慌张张的时候就决定把中国最大的电影制片厂建在长春！假如党和人民那时竟把电影制片厂建在了河北，而假如河北的大多数公民又不幸都和丈夫一样，只有蒙古人种的那类呆板而毫无曲线的面容，那中国的电影事业想要走向世界……真的会很困难了！ 　　子龙和灿如的儿子思东，接受了父母双方容貌上的优点，还在牙牙学语之时就成为中国人圈子中的小小美男子！思东和我儿子同年同月生，却比我儿子聪明能干许多！那时丈夫和子龙都在大学。子龙在物理系，丈夫在生物化学系。这两个系的实验室都是明文规定闲人莫入的。子龙可以遵守规定，心无旁骛地工作。但丈夫却不得不常常违反系里的规定，把儿子带到实验室去。儿子胆小，只要丈夫不在身边就不敢一个人呆着。丈夫便想出好办法，把思东也接来，让两人一起在放满了瓶瓶罐罐的实验室里玩。 　　终于有一次，两人大声喧哗，不慎被丈夫的教授看到了。教授生气地看着丈夫。丈夫诚惶诚恐，正想对教授解释，却猛然发现，教授生气的原来并不是两孩子私闯实验室，而竟是思东的长相！ 　　教授说，你儿子……，怎么找了个土耳其孩子做朋友？不找德国孩子？ 　　（土耳其本是德国难能可贵的，两次世界大战中的坚定盟友。战后重建家园，德国人丁凋零。大批土耳其青壮年男子汉在阿登纳政府的盛情邀请下，雄赳赳，气昂昂，背井离乡，来到德国。等到德国经济腾飞，重振日耳曼雄风之时，那些携儿带女，已经在德国土地上安居乐业的土耳其工人们也垂垂老矣。而德国人竟开始讨厌起土耳其人来，而且毫不掩饰这种讨厌，甚至公开放火烧他们！这种做法，真的无论怎么说都毫无道理。） 　　丈夫急忙解释说，思东……并不是土耳其孩子，而是一个中国孩子。 　　教授又仔细地看了思东一眼，却并没有完全相信。 　　过了很久，我回Ｂ州，和丈夫一起上教授家，思东和儿子也一起去。教授的夫人一面观察思东，一面背着丈夫询问我，思东是不是真的是中国孩子！我只好一知半解地向教授夫人讲解我自己并没去过的中国城市长春，讲解王晓棠，王心刚当年曾有过的，惊心动魄的美丽。教授夫人这才肃然起敬地知道，中国人单从外貌上看……，并不全都是丈夫那样的成吉思汗的子孙！ 　　那个年代，出国对读书人而言，不仅仅是一个学习的机会，更是一份荣誉！ 　　比如灿如吧！自己的丈夫能作为中科院公费的博士生出国，她真的只剩下受宠若惊和欣喜若狂了！除了携子陪读，她别无选择！然而，灿如的心情却似乎不十分愉快。灿如是学什么专业的，我不知道。我头一次和灿如聊天，刚想问问她的专业，就被丈夫把话打断了。背地里，丈夫告诉我，灿如是个很上进的人，热爱自己的事业，在国内忙惯了，现在在家带孩子很难受，专业都丢了，哭过好多次……。子龙理解妻子的苦闷，深深感谢妻子对他自己的事业和家庭的无私奉献，但却苦无良策，能让灿如心情愉快起来。子龙唯一能做的事就是让所有的朋友在灿如面前都不谈专业！ 　　我只从丈夫那里听说，灿如在国内的单位起初是留薪留职，自费公派；后来是停薪留职；再后来，就是薪职两无了……。 　　有一次，我回Ｂ州。男人们正在一起喝啤酒，下围棋和象棋。我，灿如，还有Ｇ，在屋子的另一头坐着聊天。聊着，聊着，我们不知不觉地说起了各自婆婆们的坏话。Ｇ的婆婆是一位妇产科大夫，冷酷得让人想不起她的性别。Ｇ生孩子时，丈夫Ｚ已经到德国来了。在万分痛苦的时刻，婆婆居然不准她呻吟。Ｇ气愤地说，满屋，满走廊的产妇都在叫唤。偏偏她一叫，婆婆就严厉地说要她坚强，避免难产……。轮到我，我说，我儿子那时正学说话。别人问他最喜欢谁。儿子一个一个地扳着自己的手指说，第一喜欢谁，第二喜欢谁……。最后十个手指都用完了，还没想起来他有个妈妈。我没好气地说，儿子整天都跟着他妈，不是他妈教的，是谁？我们说了半天，灿如才开口。灿如对Ｇ说，你生孩子，你婆婆好歹还陪着你。随后，灿如又对我说，你把孩子送回去，你婆婆好歹还帮你看着。我呢，我婆婆……看都不看我……。没想到，远远坐着的子龙居然竖着耳朵在听。一听灿如开口，子龙就笑着走过来，站在灿如的身后。子龙说，要我妈看你干吗？有我整天地看着你还不够哇？大家都笑了，灿如美丽的脸蛋，一下红得像一朵绽放的鲜花……。 　　后来还有一次，我和灿如聊天。灿如说，我有一个姐姐，在北京，和你的名有一个字一样，叫晶如……。 　　那时公费留学生的生活清贫但却单纯。大家脑子里琢磨的都是学习上的那点事。谁要是多得了一点额外的钱就会毫不犹豫地拿出来和大家共享。大家通宵达旦饮啤酒的地方，除了丈夫的学生宿舍就是子龙的家。 　　也就在那前后，一九八九年那场后来作为二十世纪世界整个共产主义极权阵营彻底瓦解的先声而被载入史册的中国学生市民争取自由民主的六·四运动爆发了！ 　　说真的，假如没有六·四，我对子龙，灿如这对夫妻的印象，恐怕永远都只会停留在外貌的美丽上！有了那次不寻常的事件，我才真正认识到，子龙和灿如这对夫妻，内在的心灵比外在的容貌还要美丽，壮观得多！ 　　六·四的那几天我还正在科隆紧张地准备着我这辈子读书生涯中最后的那几次口试。丈夫在一年多之前就结束学业，在生物化学系任教。我回Ｂ州，他正和大学外办领导一起，组织中国留学生们的示威游行以支持国内同学们的正义行动。考虑到子龙是英雄的同事，共产党员，丈夫本不想影响他。但子龙和灿如却是丈夫组织的那些给国内学生以道义上声援行动的最忠实追随者！ 　　而别的中国人就很不一样了！ 　　比如有一个上海人，长得倒和子龙，灿如差不多白净，但却眉眼模糊。举止行为，语音语调上更处处隐藏着随时让人混淆性别的危险。子龙和丈夫背地里干脆简单明了地管那人叫小白脸。 　　六月三日，丈夫打电话通知小白脸第二天去参加中国留学生的游行。小白脸告诉丈夫，说他明天正好有一场重要的外事活动，不能去！第二天游行回来，参加游行的同学正好路过Ｂ州的火车站。便无意中目睹了那小白脸正从事的那场“重要的外事活动”！ 　　只见他正襟危坐地呆在一张桌子后卖字——也就是帮德国人把姓名翻译成中文，然后再用中国的毛笔写下来，每个名字须付他五马克！（德国人也真是傻到了家，万一小白脸一不高兴，写的竟是我操你妈呢？） 　　小白脸当然没想到，几天之后，形势竟会发生戏剧性的变化！ 　　几天之后，丈夫和大学外办领导找到校长，校长又找到德国大学校长联合会。这些机构联合，从联邦学术交换处（德语简称ＤＡＡＤ）为Ｂ州大学中国留学生申请到十万马克的民主自由奖学金。丈夫作为由中国留学生无记名投票选举产生，因而被外办认可的中国留学生学会主席全权管理这十万马克的发放。 　　小白脸一听说中国留学生只要能从道义上声援自由民主……，竟能得到十万马克的奖学金，差一点为自己没参加游行后悔得昏了过去（十万马克！那得写多少字呀！）！他连夜找到丈夫，声泪俱下地谴责中国政府竟屠杀手无寸铁学生们的滔天罪行，并急不可待地询问那份认同民主自由的声援信在何处，说他早在那信还根本没有诞生之前就想签名。丈夫对小白脸说，只要你支持国内学生们争取自由民主的运动，就可以把你列上领取奖学金的名单。但这份名单……明天还得让外办的领导和校长同意才能发钱。 　　第二天，丈夫走进食堂，发现食堂中央被围得水泄不通。Ｂ州大学建在城外，地域辽阔，常有流浪的吉卜赛人来表演杂技。丈夫起初以为是吉卜赛人又来了。没想到这次“杂技”的主演却是那位眉眼模糊的小白脸！只见那人在众目睽睽之下放声大哭，说是他怎么也没想到共产党竟会开枪！然后咬破中指，开始在德国学生的感动和劝阻下书写和那遥远的，残暴的，但其实对他并不造成真正威胁的中国政府势不两立的血书。最后，终于在一片感人的声嘶力竭中昏倒在地……。 　　如同大家都能猜想到的，那小白脸因为震撼全校的“血书事件”而成为丈夫那份名单上被外办领导和校长批准的头一名！ 　　我在前面曾讲到，彼时丈夫已经在大学工作，不再是学生。我虽然仍然是学生，但却是科隆大学的学生。所以这一笔只为Ｂ州大学中国学生发放的巨款和我们自己的小家庭毫无关系！外办的领导和校长也正是看到这一点才把发放这笔巨款的任务放心大胆地交给了丈夫。 　　丈夫是燕赵之地长大的汉子，平时为人处事并不工于心计。但对《警世通言》中诸如“春风满面皆朋友，欲觅知音难上难”一类格言他却是心有灵犀的。在拿到这笔巨款的当天，丈夫首先想到的是子龙和灿如！ 　　丈夫对我说，这钱，不给谁都行，就是不能不给子龙和灿如！要是不给子龙和灿如……，那才真是天理难容！ 　　第二天，丈夫对外办的领导和校长说，这笔款，无论你们同意发给谁不发给谁，我都觉得应该发给子龙和灿如，并证明子龙和灿如是从一开始就自发参加对国内学生的声援的。考虑到子龙是共产党员，丈夫希望外办的领导和校长不要要求子龙和灿如在那份认可自由民主原则的声援信上签字，直接把奖学金发给她们。外办领导和校长同意了。 　　丈夫没想到，子龙和灿如最后做的……，竟正好和丈夫计划的相反！他们夫妻毫不犹豫地签名支持国内学生的民主运动，却一分钱也不要！丈夫劝说子龙无效便打电话给灿如。灿如说得更干脆，国内的孩子们流血，我们凭什么拿钱！我们要是有钱，该捐才对！就这样，子龙和灿如平平静静地生活着，丈夫无可奈何地忙着，一直到那十万马克全部发放完毕为止！ 　　朋友们如果以为子龙和灿如的高风亮节竟能感动那些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小白脸们，那你们就大错而特错了！ 　　那些小白脸们，不但公开地为钱而趋之若鹜，还好几次差点当着外办领导和校长的面大打出手！ 　　后来，等到终于因为“捍卫民主自由”而得到了德国的合法居留之后，那些曾经争先恐后地品尝过蘸血的馒头的小白脸们，又一个个地争先恐后地向同一个党，同一个政府下的国安部痛哭流涕，悔过自新，自扇耳光，自取其辱……。 　　说真的，假如我是国安部的官员，我真的宁可冒着犯错误的危险，去邀请那些不识时务，至今仍在公开反党的人们回国；也绝不多浪费时间，去欣赏那些小白脸们主演的，令人作呕的“杂技”！难道党的那些不肖子孙们，那些“吏禄三百担，岁晏有余粮”的各级领导干部们，竟会真的忘了《红灯记》中那个比鸠山更遭人唾骂的王连举？忘了李玉和痛斥叛徒为“断了脊梁骨的癞皮狗”？忘了叶挺将军《囚歌》中的名句：“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以至于堕落到了竟信狗言，竟委狗们以重任的地步？ 　　二十年来，我和丈夫从来没有忘记过那些可亲可敬和可憎可恶的场景！每每念及子龙和灿如那难能可贵的《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　Ｍｉｎｄ》，我们便会忍不住想起更多的，几乎可说是不计其数的，《丑陋的中国人》！ 　　那之后的岁月流逝得极快。 　　一九八九年底，我做完博士后回Ｂ州，开始在公司工作。一九九三年之后，丈夫也从大学辞职，去了公司。我们和中国学生的圈子渐行渐远。 　　一九九三年的秋天，我们邀请子龙和灿如到我们新买的房子里共渡乔迁之喜，那也是记忆中我们这两个小家庭最后的一次聚餐。我和灿如在沙发上聊天时丈夫问子龙，灿如现在……，应该心情好了吧！至少是博士夫人了！子龙苦笑着说，博士夫人……，说到底还只是夫人呀！子龙说，灿如的心情始终没有真正愉快起来，特别是儿子大了，她更觉得孤寂。灿如的儿子虽然和我儿子一般大，但灿如自己却比我小整整六岁！丈夫说，一个孩子是养，两个孩子也是养！我们要是像你们这么年轻，我们一定再要一个！ 　　一年之后，儿子已经七岁的时候，灿如真的又生了一个女儿！女儿起名叫思禾，虽不如童年时的思东那样漂亮，但在中国孩子中却仍然是当之无愧的小美女！ 　　只是我自己在分享灿如那份人丁兴旺的幸福时常常有一种预感，觉得即使是又生了一个美丽的女儿，灿如恐怕还是不会真心地愉快。这世上并不是每个女人都能把事业心转化为儿女情的。只不过男人们不知道而已！男人们恐怕永远也不可能知道了，因为那一类女人是不会说的！永远也不会说！ 　　二零零五年圣诞节前，在麦德龙超市买东西，我们家三口正好碰到子龙，灿如带着女儿。子龙已是满头白发，灿如消瘦，却依然美丽。我们聊了几句天，互祝平安就分手了。 　　等到子龙和灿如的身影完完全全从我的视野中消失，丈夫才犹豫着告诉我说，灿如……得了癌症，已经动了手术。看我惊骇，丈夫补充说，手术一定很成功，灿如看上去……挺好的！ 　　没想到……，灿如的身体和她心情一样，都不过是表面的好而已！ 　　这就应了丈夫打完电话后所说的第一句话！ 　　丈夫说，老天爷……，是最最没眼的！这世上苟活着无数的男盗女娼，它却偏偏要拆散这人世间难得的恩爱和睦！ 　　灿如的葬礼是２００６年３月２７日举行的。那是个星期一。丈夫已经说了，我得在公司呆着，只能他一人去参加灿如的葬礼。丈夫让我写一幅挽联，说他一定把我的哀思带到。我便在写这篇短文的同时，写了下面这幅因为嵌名而并不工整的挽联，只算是为灿如辞行： 　　灿若晨星，空留惊鸿照影。恨苍天无眼，竟使汝头白鸳鸯失伴。 　　如泣似诉，尚有余音绕梁。乞大地有灵，须助伊待哺幼雏成才。 　　横联是：泪送斯人！ 　　丈夫看了看，并不满意，觉得我写了老半天……，只不过写了点儿女情长而已！ 　　然而……除了儿女情长，灿如还能剩下些什么呢？ 　　惜哉灿如！ 　　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五日 　　写于德国不来梅 　　二零零九年三月二十五日重改，兼祭六·四二十年 　寄自德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