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发射，大国洗牌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据新华社4月13日报道，联合国安理会于13日就朝鲜发射问题一致通过了一份主席声明。声明称，朝鲜于4月5日实施的发射活动违背安理会2006年通过的第1718号决议，安理会对此表示“谴责”，并要求朝鲜停止进一步的发射活动。同时，声明呼吁尽早恢复六方会谈，敦促有关国家全面执行2005年9月19日达成的共同声明及其后达成的共识文件，维护朝鲜半岛和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墨西哥常驻联合国代表克劳德•埃莱尔强调，这是国际社会对朝鲜发出的明确而强烈的信号；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也发表谈话说，主席声明是代表国际社会的“一致的信息”。 翌日，朝鲜外务省发表声明，宣布退出朝核问题六方会谈，并将按原状恢复已去功能化的核设施，“千方百计地加强自卫性的核遏制力量”。至此，从今年初开始的朝鲜发射（导弹或卫星）危机，以这种最极端的方式暂告一段落。而下一阶段，波谲云诡。 像朝核问题上以往历次危机一样，平壤方面采取任何极端的手段、措施，都会发出预先警告，诚可谓“言必信，行必果”。此番言退，照例是一次预先张扬的行动：发射前的3月24日，平壤发言人就曾预警说：“对以和平为目的的人造卫星发射的威胁，视为对宇宙开发利用权利的歧视性侵害，与六方会谈共同声明中的‘相互尊重和平等的精神’背道而驰。从共同声明被否定的那一刻起，六方会谈将不复存在，无核化程序也将回到以前的状态。”4月5日发射后，鉴于国际社会的激烈反应，尤其是美日韩三国的制裁动议，平壤再次表达了不惜以强硬的方式对抗任何可能出现的“反制”的立场。 安理会主席声明作为对朝鲜发射行动的定性和道义谴责，虽然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却起到了重新强调1718号决议的意义，有可能使此前因种种原因而未能实施的制裁性条款有限或全面履行的作用，对平壤来说，确实是一种并不轻松的代价。特别是中俄两个“友好国家”的反应，令平壤难以释怀：中方认为，安理会对朝鲜发射问题的反应是“慎重、适度的”；而俄罗斯则对朝鲜退出六方会谈“表示遗憾”，认为朝鲜这一决定“明显不利于”达成在解决朝核问题方面提出的目标。中俄基本同调美日的主张，同意谴责平壤本身，等于是默认了导弹说，否定了其发射的合法性。 围绕朝鲜此番发射的实体，究竟是导弹，还是卫星的问题，国际社会有三种说法：卫星说、导弹说和火箭说（即未搭载任何装置，只发射了一枚纯火箭）。一口咬定是人造卫星的，只有当事国朝鲜，其他国家则基本上在后两者间摇摆。由于朝鲜一日不放弃导弹开发，便只能以卫星的名义试水发射，所以此番主席声明等于连同其发射真正卫星的权力也一并剥夺了——倘若再次发射，不问搭载装置之有无、实体为何物，一概以“违法”论处。对朝鲜而言，这种名为“谴责”的声明，其实质本来就无异于惩戒措施，是可忍，孰不可忍？既然已经放出了“退出”的狠话，便只有铤而走险，做决裂状之一途。这既符合朝鲜的性格逻辑，也未尝不可理解为一种对在最后关头放弃行使安理会一票否决权，而与美日握手的中俄的报复。当然，借此举彻底摆脱六方机制的束缚，单挑美国是其最核心的考量。 接下来，既已明言“按原状恢复已去功能化的核设施”，一般说来，平壤会践行诺言，即刻着手恢复相关核设施。而未来3个月内，如华盛顿仍迟迟不予应对美朝两国直接交涉的话，则重演3年前强行实施核试验的可能性甚大。因为对平壤来说，手中除了强硬牌之外，完全没有别的牌可打。而一旦打出一张，又没有得到预期回馈的话，便只能接着出更强硬的牌，比前面弱化或同等强度的牌便不再适用。此乃朝鲜屡试不爽的所谓“以超强硬对强硬”的思维定势和惯用战略。 另一方面，美国当然不会“千呼万唤始出来”或“不出来”，本来即使没有朝鲜此番叫阵，奥巴马的对朝政策也基本上到了要登台亮相的时候，经此回合，肯定会加速出台。但华盛顿即使同意应对对朝直接交涉，其目的也是要把它拉回到六方会谈的轨道，然后再继续以六方会谈的形式，开始新一轮“马拉松”。对美国来说，离开六方会谈机制，解决朝核问题已无法想像，更无从谈起。而这也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六方会谈相关国家的共同愿望和共同利益所在。 因此，虽然对平壤撂话退出六方会谈的真意及其真诚，尚有无法完全参透的地方，但越是言退，越不能让其轻易退出，用压力加利益，尤其是利益的手段，诱使其放弃退出之想，并从程序上锁定类似“退出秀”的发生机制，以六方会谈的长期化，乃至恒常化，来应对朝核问题本身的长期化。除此之外，别无他途。从解决朝核问题的层面上说如此，从朝鲜半岛的未来维度上说亦复如此。 朝鲜虽小，但仿佛一个强磁场，极大吸引了周边国家的地缘利益，错综复杂的利害交织，无时不在改变着大国间的角力关系。朝鲜导弹危机作为朝核问题的一环，有着深刻的国内政治背景。通过近15年来朝核问题的演变，国际社会逐渐认识到，只要对其国体、政体的威胁一日不除，平壤便不会自主弃核。而这种“威胁”，即来自外部，也未必不存在于其内部。可以说，平壤的核，具有对外换取安全保障，对内“维稳”的双重功效。如果说，1998年以“光明星1号”卫星的名义发射的“大浦洞1号”导弹，是标志着金正日体制国家体制正式启航的“礼炮“的话，那么此次以“光明星2号”为名的“成功”发射，除了对白宫奥巴马新政叫板的国际因素之外，未必没有基于其国内政治的考量。 一个耐人寻味的注脚是，发射仅4天后，在朝鲜第十二届最高人民会议第一次会议上，金正日第三次当选国防委员会委员长。如果联想到朝鲜劳动党已有28年未举行过全国代表大会，而党的中央委员会也有15年未曾召开的事实的话，此次大会和人事“选举”的意义不可低估。对于如此之重要，很可能会成为“里程碑”的政治议程，以“光明星2号”为“礼炮”加以庆贺，无论如何不是匪夷所思，说不定是题中应有之义，也未可知。 有迹象和消息表明，平壤旨在确定链接“后金正日”政权的“接班人工程”已经启动，也许已大体确立（尽管结果尚未公开）。这方面，从中方在最近的一些应对中似乎也能寻到某些蛛丝马迹：据日本多家媒体报道，今年春节前夕，一名被认为是北京的东北亚外交智囊的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的副所长突然被捕，罪名是向第三国（韩国）透露包括金正日健康状况在内的核心机密，据悉已经进入司法程序。按说，一名中国籍学者，向第三国的韩国人透露同为第三国人的金正日的健康状况，何罪之有？但北京方面却如此慎重，甚至不惜牺牲官方幕僚的政治生命，只能说明一个事实：金正日的政体及“后金正日”的朝鲜政局，关系到北京的国家利益。 由于地缘政治上的原因，历史上的朝鲜（或朝鲜半岛政权）缺乏独立性，不得不在大国间寻求平衡以求自重、自保：近代以来在中、日之间，冷战时期在中、苏之间；“后冷战”以降，则开始朝中、美之间位移。西方一些战略学者认为，未来的统一的朝鲜半岛政权（或依然处于分裂状态下的北方“后金正日”政权），将只有亲美与亲中两个选项。对北京来说，确保半岛统一政权是亲中政权，才符合国家利益是不言而喻的。3年前，朝鲜在核试验起爆前15分钟才知会北京，让后者大为光火，与美、日一道主导了联合国安理会对朝制裁决议案的出台，导致其后对平壤指导能力的极端低下和朝鲜的疏离，对北京是一个惨痛的教训。随后，北京痛定思痛，调整战略，在回归传统怀柔外交的同时，开始强化在朝鲜的经济存在。今天，中国已成为朝鲜贸易的支柱，乃至后者完全不在乎日本对其单方面的经济制裁。 从此次朝鲜发射后，中方在安理会的应对中，明显感到与3年前的“温差”：虽然北京不乐见平壤发射导弹，但更不乐见后者对自己的疏离。同样的心理，在美国也一样：发射后的气头上，美国完全同调日本，主张安理会通过新的制裁决议，但后来却确反过来说服后者，接受放弃新的制裁，以主席声明来表达谴责的妥协方案。 但是，无论华盛顿，还是北京，因平壤发射而被“推倒和”的牌亟待重洗，却只能选择在六方会谈的牌桌上洗。虽然两者角色不同，定位各异，但都不希望平壤走得离自己太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