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我的朋友巴鸿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2006年8月23日晚，突然接到一个十分生疏的小女孩的电话：“我是巴鸿的外孙女儿,我外公巴鸿已于昨天（8月22日）上午8时病逝……”我木然了，惊呆了。 事前通过李露玲（巴鸿夫人），已知道巴鸿得了老年痴呆症，不认人了。同时得了淋巴癌和胃癌。一个85岁的老人，行将就木，势所必然，但是没有想到，竟然来得这么快！我的心情极为沉重，回想我们42年的友谊，风雨飘摇、同舟共济，一起走过了后半生。 1964年，我在北京的一所监狱（德胜门外），新都暖器机械厂做劳资工作，当一名会计。这个职务在全厂就业人员中是令人羡慕的，有时可以冒充半个公安干部。 1964年春夏之交，我接到一个调度单，要调入本厂一个人，上面写着： 姓名：巴鸿。 原单位：北京电影制片厂（任导演） 问题：右派兼反革命。 这个名字和职业深入了我的脑海，我总想猎奇一下。于是，借一个夜班的机会，我到了炉片车间。室内雾气蒙蒙，尘沙刚刚落定，大厂房内空无一人。但当我拐弯到制芯儿车间时，一位中等个头、微胖、长着一对有神大眼的人，坐在一只小凳子上，无言无语，好像有意回避我。他穿一身蓝色的工作服，鞋子罩上护袜。可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再帅的“帅哥”，也得减色八分呢。我当时的权力可以质询任何一个就业人员。巴鸿也不例外。 “你是巴鸿？” “是。” 我说话很和气，他见我并无恶意，脸色也就放松了许多。 我又问：“你从哪儿调来的？” “团河农场。” “你的工资多少？” “41元5角。” …… 我们的对话都是“官方语言”，是在我职分范围之内。其实我是明知故问。这些内容，早在调度单上都有。这时，我摘下“假面具”，露出了真实来意。首先我“唉”了一声说道：“老巴，我也是右派分子，就业人员，咱们是一样的，我来此不过是想和你聊聊……”我这些表白，在监狱里是犯忌的，但使巴鸿非常感动。他说话也不避讳了。后我又追问了一个问题：“你不单纯是右派问题，还是反革命？” 这一问反而使巴鸿显得轻松起来。我奇怪，又问：“你是什么性质的反革命？”“我参加了中美合作所。”唉哟我的妈呀！闹得我浑身发热，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而巴鸿却轻松地说：“这个我不怕，我是受党的指派，指派人是在上海的杜宣，才参加了中美合作所，其中一组十二人，我是组长，其他十一人都是地下党。”经过这次谈话，我们从陌生人成了朋友，我假公济私的活动，也使我得到满足。我们成了朋友，后成为好朋友。 巴鸿在40年代初，就参加了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剧社。那时条件艰苦，为了搭台演戏，把腿摔残，至今走路都不太利落。他蹲遍北京市所有监狱，但都没干过累活儿。由于他过去的身份，监狱当局都对他很照顾。例如，他在团河农场待的时间较长，一直和右派分子谭天荣编筐，编筐底是技术活，只有谭天荣会，编筐帮谁都会，而只选择了巴鸿。在那个可怕的所谓“三年灾害”时期，监狱饿死人有多少？没人统计，巴鸿、谭天荣没被饿死，是和他们劳动量较轻有关。 岁月悠悠，我和巴鸿从1964年至1969年五年的时间里，过着“就业分子”生活。所谓“就业分子”是一个不为人知的社会群体，它是刑满人员、劳教期满人员后，留在监狱继续劳动，给一些微薄工资（如巴鸿为41.50元，我长期33元，后改为45元）。有家的可以回家住，没家的集中在监狱宿舍，风平浪静时没啥，一有风吹草动，就都会全部收监，禁止外出。开全厂大会时，同服刑人员、落教人员，在架着机关枪环境下一同开会。还有另类情况：如日本人来华了，会日语的不许外出，英、美人来华时，会英语的不许外出。你如不堪压迫逃跑，就算是能逃到天涯海角，最后也能把你捉拿归监。 巴鸿例外，他处处受到照顾，根据惯例，他应当生活在监狱宿舍，可监狱特许他租房在外。他租了一间小房在新街口小椅子圈胡同，这也更便于我们私下往来。巴鸿是一位烹饪高手，做什么都好吃，我每个礼拜日都是他小屋的座上客。从我们长期的交往中，我知道巴鸿是安徽寿县人，就是淝水之战，八公山上，草木皆兵的地方。巴鸿虽然没说，但我发现他和李鸿章有瓜葛，他可能不是李鸿章的嫡系，但也是旁系。巴鸿是艺名，他原名李孔昶，有两个姐姐、一个妹妹、一个弟弟。两个姐姐都嫁给东南亚富商。大姐比二姐更富有，大姐是亲共派，每次进京都是中共高官接待。 某年她要求廖承志归还她在南京的庞大房产，廖二话没说，下令腾退。但当她替弟弟右派分子巴鸿请求赦免时，却遭到了婉拒。在中国，提起金城银行总裁，金融巨子周作民，是无人不知的，巴鸿的妹妹嫁给了周作民的儿子为妻。我奇怪李氏三姐妹同宋氏三姐妹形似，所嫁之人都非同凡响。 巴鸿和妻子李露玲，生了一男一女，因妹妹不生育，巴鸿把女儿送给了妹妹。虽如此，好像他们的关系并不太好，在我们闲聊时，巴鸿很少提及。只有一次，他感慨地说：“解放前我跟随共产党闹革命，出生入死，他（指他妹夫，周作民之子）在美国吃喝玩乐。解放后他入了党，我却进了监狱。”在武汉的弟弟，从不提及，好像这个人并不存在一样。因为年岁关系，我对解放前国共两党在文艺战线上的斗争并不了解，但从巴鸿口中，也略知少许。共产党方面的最高领导是周恩来，这个层次，巴鸿是够不上的，但夏衍、田汉、潘汉年、瞿白音、钟惦棐、吴祖光等都有往来。他是这一年代中、这一派别中的一员，又是最年轻的一个。这不是巴鸿的表白，而是从我和他交往、间谈中积累所得。 一次我们从安娥谈到田汉，巴鸿顺手拿出《田汉文集》，其中有一首诗就是《田汉赠巴鸿同志》。由此我知道巴鸿和田汉有交往，交往有多深，我并不知晓。巴鸿和夏衍的关系很深。在1948年，巴鸿受夏衍指派，完成中共电影史上的一件大事。巴鸿曾为文发表在报刊上，文章的名字已忘却了，但未发表之前，我看过巴鸿的原稿，名为《南北海上行》，就是描写此事的前前后后。巴鸿并不是党员，可他为共产党的事业，总是热情高涨、奋不顾身。 一解放，他在珠江电影制片厂，后调到北京电影制片厂，任演出科科长，兼电影演员剧团导演、团长。他是演员，想演习，他不满这些行政职务，因此有些怨言。好不容易到1956年，以他为导演，准备拍军事大片《飞跃天险》。事后巴鸿跟我吹牛，说当时军队给了他一个师的兵力。可惜1957年的厄运到了，片子没有拍成，却划成了右派。据巴鸿说，他是为演员剧团的演员的命运和待遇鸣不平，而被划为极右。在80年代初，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发现一本1957年北影的旧绘画报，上面报道北影揪出一批右派分子：李景波、巴鸿等，于是我欣然跑到北影，把画报送给了巴鸿。老巴感慨万千。他回北影后，知道揭发他最严重的一个人竟是他最好的朋友之一，他愤怒了，要求看档。人事当局婉劝说：“您别看，看了也生气，并且有关右派档案已毁，您也看不到了。”巴鸿怅然。 经过1966年8月18日文革中的杀人日，我在红卫兵的皮鞭下死里逃生。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我又成为“小椅子圈”巴鸿府上的座上客。这时小屋内增加了一个新成员，就是从东北来的巴鸿之子小鸿（李道明）。他是一个中学生，面目清秀，比他爸爸还漂亮，神采飘逸，秀气夺人。巴鸿见我到来，非常高兴地说：“我到新街口买点吃食，咱们小祝一下！”说完便出去了。我和小鸿聊了起来，知道小鸿正在抱着收音机学习英语，已达到极高水平，并要求我给他缩写《青春之歌》，他想翻译。我笑答：“我可没这个本事。” 和小鸿熟了，他瞪圆两只大眼，神秘地告诉我一件事，昨日他在王府井外文书店看书，进来一位外国人，找一本书，服务员上下求索就是找不到，买主卖主都很着急。这时小鸿顺手在书架上找到此书，并递给外国人，外国人喜出望外，用英语和小鸿攀谈起来，谈得很投机。外国人有专车，把小鸿请上车，小鸿年幼，不知深浅（在当时这就是里通外国啊），还是上了车。外国人自我介绍：他是斯里兰卡原驻中国大使，后升外交部长，现卸任。他在周游世界，现在是中国站，并问小鸿情况。小鸿说他父母都是艺术家，但没说他父亲在监狱，他是中学生，也没告诉他在家待课。这位前外交部长称赞小鸿的外语水平，并说他在写书时，一定把小鸿写上。这时车开到一大饭店门前，那时的饭馆一到六点钟就关门，但外国人自报家门，饭馆开门，迎接了一中一外客人。吃饭时，这个外国人不会使用筷子，用手抓食，使得小鸿很别扭，吃完饭外国人又把小鸿拉到电报大楼，这时有接待外宾人员，厉声问小鸿是干什么的，把小鸿吓得一溜烟的跑掉了。 “您千万别告诉我爸爸啊！”小鸿说。 “这样时局，太危险了，您这不是给你爸爸找坟地吗……”我告诫了他。 这时，巴鸿回来了，手提二斤田鸡腿，显得很兴奋，说道：“我在新街口碰见谢添啦。他脸红胀，六神无主，正在社会主义学院挨批斗。”巴鸿幸灾乐祸地对谢添说：“我就住附近，请你吃田鸡腿怎样？”谢添苦笑着走了。这时，巴鸿却又显得悲哀起来。说了一句：“躲了初一，躲不了十五啊！” 我和巴鸿父子吃了一顿美味的田鸡腿，但都没什么兴致，因为三个人都前途一片茫然，无路可走，面对的是看不尽的，无底黑暗的深渊。巴鸿的小屋，灯光并不太亮。这时他慢悠悠地站起来，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本本。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更不知他要做什么。忽然巴鸿把它撕成一条条的，最后撕得粉碎，扔在地上。“老巴，你撕的什么？”我问道。“戏剧家协会会员证。”因老巴路遇谢添，引起了他的切肤之痛，他这是“林黛玉坟稿断痴情”啊！一切都绝望了。 我在新都和巴鸿在一起五年，他从不谈政治和时局。1969年秋，林彪颁布了《第一号法令》，监狱首先的表现是：各省市的外籍就业人员全部遣返还原籍，巴鸿教养时间长达12年，遣返原籍湖南长沙。巴鸿在安徽寿县无家，遣返到安徽铜陵监狱。巴鸿离京时，卖掉了家三伙四，只剩一个砂锅，送给了我。这时我已感到林彪神话毛泽东已到怪异的程度。我想我都感到了，精明如毛泽东者不会不知道。当我送巴鸿离京赴皖，上火车的时候，我向巴鸿吐露了我的心思，并在他耳边说：“文化大革命最后一斗，不是毛、刘，而是毛、林。”我一看巴鸿，他的一双笑眼不笑了，脸色吓得煞白，这话当时就值一粒子弹，更别说是出自一个右派分子之口。我用此话把巴鸿送上了南下的列车。 当年11月底，新都劳改场把我们送到河北农村插队，一头载下就是九个年头。自此，我和巴鸿从此分隔两地，各自苦熬岁月。回想一下，大概在1975年晚春，我和巴鸿相约在北京鼓楼大街会面，我们有6年没见了，但好像双方都没有什么变化，相见甚欢。我告诉他，可能要结婚，他没理我。我们同步走了20米，他扭头问我：“我都快离婚了，你结婚，呵！”“好像是上帝的安排。”我答。他始终保持沉默。 巴鸿虽每月工资20元，可他始终不穷，因为他有个阔姐姐。他问我：“你想吃什么？”“我想吃涮羊肉。”可巧我们走到什刹海边上，离“烤肉季”不远，便走进了这个店堂。巴鸿是安徽人，对涮羊肉并不感兴趣，来此完全是为了我。店堂内坐着散散落落的食客，都面带晦色，毫无生气。这是文化大革命第九个年头，死的死了，不死的活着也没什么精力了。这时，服务员把我们要的两斤涮肉端上，呈紫红色，十分难看，显得一点都不新鲜。我问服务员，服务员是位老同志，哭丧着脸说：“同志，您原谅吧！您这二斤肉，是一整只羊的肉。”我是恶习不改接了下词：“这个羊是文化大革命累的，连肉都不长了。”服务员笑了，巴鸿瞪了我一眼。我喝了二两白酒，羊肉虽差，也都吃光，因为在那个年头能吃上肉就不错了。 巴鸿在北京没家，虽有亲属，以他的身份投宿也不合适，所以就回到我的一间八平方米的小屋同榻而眠。巴鸿准备在京逗留十天，然后去沈阳探亲。我的大姐和我同院，两个外甥女儿，很庆幸没上山下乡，都留在北京工厂工作，她们正是风华正茂，见了巴鸿都亲切地叫“巴伯伯”，巴鸿高兴地拿了两件香港衬衫送给她们。香港的服装样式新颖，两个孩子高兴极了。 第二天，同巴鸿到了东安市场北门的“森隆饭店”吃了中饭。此店原是我的同学张立达之父，稻香春老掌柜张森隆开的，是个淮阳馆，味道甜淡，适合巴鸿口味，但不适合我的口味。就这样一连吃了七天，我实在难以下咽。我向巴鸿作揖道：“老兄，你饶了我吧！我实在受不了了，咱们换换地儿行不行？”巴鸿不解的问：“那你要吃什么？”“咱们明天到东四去吃炒疙瘩吧。”巴鸿笑了。次日，我们吃了炒疙瘩，我是狼吞虎咽，巴鸿吃了半盘剩了半盘。 北京之合后，我们又各自奔向明天。改正之后，巴鸿回到北影，我回到银行。他已年满六十，离开他的导演本行已二十年，但是他和王人美导了阵容强大的话剧《日出》，和谢铁骊、陈怀凯合导了电影《知音》，又自导了电影《白杨树下》。之后，因年岁的关系，在影坛上退了下来。回到北京，我见到与巴鸿同风雨共患难二十年的夫人李露玲女士，又见到了已成人，他们的爱子小鸿（李道明），劫后余生，我们感慨万千。 反右后，一件震动知识界的事件—著名歌唱家莫桂新之死，使得有良知的人都暗暗的痛心疾首。他1958年2月入狱，8月死亡，仅仅半年时间就命入黄泉，时年不到四十岁，令人悲切。他怎么死的，时人不知，就是他爱人女歌唱家张权及其子女也不知，成了一个谜。 我的朋友燕公和我谈及此事，使得我想起了巴鸿。他知道此事的谜底，燕公很高兴，命我拿录音机，关于莫桂新之死，请巴鸿谈个全过程，并录下。我说用不着，我可以叫巴鸿直接写下来。于是，用电话同巴鸿谈及此事，他很高兴并说：“我的小老弟人艺的王宏涛知道得比我更详细，我们可以共同写一下。”因此，《莫桂新之死二则》一文在1997年第9期《华人文化世界》上发表。文章虽短分量极重。它告诉了世人，告诉莫桂新的子女（此时张权女士已离世），歌唱家莫桂新是怎样被摧残致死的。死后的遭遇，闻之令人切齿断肠。一位文化界业内人士和我说：“此文写得太好了，向世人揭出了人所不知的事。” 下面我讲述一个传奇故事，也是巴鸿一生最亮的亮点。 80年代后的某年、某月、某日，巴鸿和李露玲共同访问了他们的朋友、同志、老上级夏衍先生寓所。他们已近五十年没见了，但双方都印象深刻，故旧相逢，都非常激动。相互握手时，回忆风雨仓皇五十年，夏公热泪盈眶，巴鸿情思黯然，当谈及巴鸿“南北海上行”的故事时，巴鸿问：“我是一个党外人士，您为什么那么信任我？”夏公说：“我了解你，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并坚定地说：“同时我也没用错呵！”双方相谈甚欢。最后巴鸿要求同夏公合影留念，夏公高兴地说：“咱们到客厅去照。”当夏衍站起时走路一歪一拐，已经成了伤残人士，巴鸿不理解，想张口问，李露玲狠狠地捣了一下巴鸿。后知夏衍在“文革”中，被红卫兵打伤致残，治疗不及时，才落得如此结果。他们的合影我在巴鸿家见到，巴鸿告诉我：“夏衍死后，坚决不入八宝山革命公墓，夏衍彻悟了。” 关于“南北海上行”，我看的是巴鸿原稿，报刊发表不是这个名字，年久记忆不清，大致梗概都是巴鸿的口述。 1948年辽沈战役已完全结束，东北已全部解放，作为在香港负责宣传工作的夏衍，东北的仗怎么打的，怎么胜利的，手中一点资料都没有，怎样向东南亚国家宣传扩大影响面成为一个必须解决，而又难以解决的问题。走内陆，淮海战役尚未完全结束，平津尚在国民党手中，得到资料极为困难。这时，巴鸿的姐夫及大姐，已是东南亚大资本家（但巴鸿从没告诉我他们的姓名），和共产党贸易往来已不止一次。东北解放后，东北只能生产白五福布，但没有染料，全东北人都穿白色。那不成吊孝的了？成何体统！这时，共产党和巴鸿姐夫达成协议，由巴鸿姐夫提供染料，走水路，由香港运达东北丹东。 这些情况夏衍已完全掌握，认为时机未到，利用货船运送宣传材料是最好的选择，完成这一任务，唯一的人选就是巴鸿。但巴鸿不是党员，能不能托以重任？夏衍当机立断找巴鸿谈话，把情况摆明，申明意图：“这是党交给你的任务，能不能完成？”这时，巴鸿心中也有底，船是自己姐夫的，完成任务很有把握，他感到担子重，但无上光荣。夏衍委以重任，巴鸿欣然受命。夏衍这时通过有关方面，把信息送到东北解放区，我仅记住有丹东省委书记刘澜波，东北文艺界的负责人袁牧之和陈波儿。 当时的形势是国民党在大陆已全部溃败，共产党胜利在望，但在海上国民党仍有海军，虽离心离德，控制权仍在他手中。巴鸿所坐的船，并不保险，并不安全，大资本家为了高额利润，他愿意冒险。 巴鸿拿上介绍信，登上了船只，开始北上。船只白天不敢航行，怕国民党拦截和搜查，只能夜间偷偷北上，行程非常慢，曾遇上过台风，也遇到过国民党检查。国民党一看不是军火，只是染料，政权已危在旦夕，也不细问了。睁一眼闭一眼的放行了，但巴鸿的姐夫，只知道巴鸿是共产党，稍有动静就把他轰到船的最底仓，经过多少个夜晚，经历了千辛万苦，船终于到达丹东靠岸。巴鸿手拿联络图，找到丹东第一书记刘澜波，刘紧握巴鸿的手，第一句话就是：“你怎么这时候才到？”巴鸿说：“路上遇见的事难以估计，这就已经不慢了。”双方十分高兴，刘设宴招待巴鸿。奇怪的是陪客的只有一人，就是刘澜波的夫人。更让巴鸿想不到的是：根据标准，刘澜波吃小灶，夫人吃中灶，因此，一个桌子上两样饭菜。当然，客人巴鸿是吃小灶。当时，巴鸿给我说这件小事，我产生了一个想法：第一，当时共产党确实清正廉明，令人佩服。第二，这样等级森严，刘澜波同他夫人，是不能同进天堂之门的。这给我心中打了个烙印。 经过刘澜波的引导，巴鸿见到了袁牧之、陈波儿，相见极欢，当时巴鸿年仅26岁，施弟子礼，以晚辈自居。当时，袁、陈是电影界、文艺界资深领导人，也承担得起。他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当一解放，巴鸿在珠江电影制片厂，陈波儿就把巴鸿夫妇调到北影自己身边。 巴鸿奉夏衍之命，主要向袁、陈要东北解放的电影资料，这是党的任务。袁、陈积极筹办，有五六箱子之多，袁感慨地说：“解放军，共产党是优待俘虏的，但国民党俘虏太多了，共产党已承受不了。”总之，完成任务，整装待发。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但船只不能启航，巴鸿焦急万分。原来供求双方不能用货币结算，只能以货易货，供方提出共方支付大烟土，这可难坏了东北共产党当局。自身不能做主，只能向西柏坡党中央请示，这就耽误了时间，最后党中央批示，只能以大豆作为交换条件，双方达成协议。启航后，巴鸿把影片箱装上船只。北上他是空行人，南行他带了那么多东西，又是国民党的违禁品。终于到达香港。这些影片，是不能靠岸的，到达香港口岸前，从船上搬下，雇小船运上岸。夏衍接到影片，当晚，就开始剪辑。 这是巴鸿对共产党最大的贡献，也是他一生最大的亮点，仅凭记忆，记录如上，以告我朋友的在天之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