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中国经济显然已从去年第四季度的惨状中恢复过来。当时，许多行业的增长都戛然而止。而现在，建筑工地的轰鸣声甚至比以往还要响亮。事实上，一些人已经在说中国推出了历史上最成功的经济刺激计划。</P> <P>不过，重要的是不要忘乎所以。企业的确有了更多订单，但这些订单都是短期的。出口不会很快复苏，而且，即使很快复苏，要使中国经济未来能持续增长，要重新调整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包括美国）间失衡的经济关系，提振国内消费才是关键。因此，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才能提高家庭收入、鼓励家庭增加消费？</P> <P>提振消费信心将是第一步，虽然从目前的数据看这似乎不是个问题。今年头3个月，实际消费较上年同期增加了16%。</P> <P>不过，这些零售数据中包括企业和政府采购，而它们都受到经济刺激计划的推动。3月份的消费信心数据再次下跌，已降至2003年“非典”以来的最低水平，这应很能说明问题。据许多零售商说，自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后，销售增幅就开始放慢，今年的形势也很严峻。经济刺激开支的很大一部分最终将落到商人和官员的腰包里。今年几乎不会有增加工资的事，因此，消费要继续保持2004-2008年以来的两位数增幅会很困难。</P> <P>面对这次经济下滑，没有什么轻松的应对政策。家庭收入水平低下及消费开支不振存在结构性原因，但中国的决策者不应该错过将一场危机转化为机遇的好机会。他们应该考虑采取什么措施来永久性提高家庭收入。</P> <P>中国自身近年来的经验已经证明了这种做法的明智之处。上世纪八十年代，邓小平在农村推出激进的改革措施，允许农户从村集体拿回自己土地的管理权。农民们也因此获得了自行出售农产品的机会。他们用增加的收入开办各种小工厂，遍及全国的乡镇企业热就此兴起。同样，到了九十年代末，朱镕基总理面对经济危机不仅推出了刺激性开支措施，还抓住机会进行改革。他实施了住房改革，让中国家庭以房屋估值20%左右的价格买下自己居住的公房。家庭财富的增加迅速提振了消费。</P> <P>今天的中国领导人应该效仿他们前辈的远见卓识。以下是一些在应对当前经济危机时可以采取的改革措施：</P> <P>－实行全民医疗保险，由政府提供所需资金。医疗费用对中国每一个家庭都是一笔大开销。农民看一次病可能要花去数倍于他年收入的钱。要为医疗方面的不时之需存钱是抑制中国家庭支出的一大因素。北京多年来一直说要进行医疗改革，现在是认真考虑这件事的时候了。最近出台的医改草案包括控制药品成本、改善医护人员的激励机制，以及确保医疗保险的全覆盖。</P> <P>但是，所需资金从哪里来？能不能考虑让理论上由全中国人民拥有的国有企业给人民适当拿出些钱来？根据一项自2007年开始实行的试验性计划，目前大型国有企业每年拿出5%-10%的利润作为分红上缴财政部。将这些资金用于支持医疗（或教育）将给中国家庭带来很大帮助。它还有助于控制国有企业容易出现的过度投资行为。</P> <P>－开放服务领域，真正引入来自私人领域的竞争。最近二十年来，中国制造领域已成为世界级制造基地，创造了数百万个就业岗位。</P> <P>竞争激发了创新和生产率的极大飞跃。随之而来的是人们薪资的增长。服务行业也可以出现这种局面，中国的这一领域基本由大型国有公司所主导。电信、金融服务、物流、媒体和娱乐──这些都可以部分或完全向私人投资开放，这对创造就业将大有帮助。</P> <P>－改革评估地方官员政绩的方法。目前，GDP增长和税收是确定官员升迁的关键指标。但那就意味着资金被用于投资，而不是用于创造就业、社会服务或是环保等方面。改变升迁标准将会转变官员的思想，进而将增长模式从投资转向消费。</P> <P>要将这些改革思路落到实处绝非易事。如果从当前投资主导型增长模式中获得特权的官员和企业因这些改革而利益受损，他们将进行激烈抵制。分配巨额基础设施项目建设资金的权力就是这种特权之一。但我们相信，现在正是中国领导人审视中国改革30年经验教训的时候，他们应该进行另一场彻底的体制改革，以释放家庭消费潜力。</P> <P><EM>（编者按：本文作者王志浩(Stephen Green)是渣打银行中国区研究主管，谢淑丽(Susan Shirk)是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全球冲突与合作研究所所长，张斌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经济学家。）</EM></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