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支被中共出卖的枪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5月7日，曹长青在《纵览中国》发表《"火烧赵家楼"烧毁中国》："以目标正确的名义，剥夺他人权利，甚至践踏个体生命和自由，这就是自五四火烧赵家楼以来，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和实践；也是人类所有暴虐的根源之一。" 共产革命具备了政党的组织技术，破坏力更为巨大。但暴行往往是缺乏人权观念和理性思维的结果，并非五四带给中国的特产。如果说"火烧赵家楼"烧毁了中国，火烧阿房宫又烧毁了什么呢？ 1989年是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法国学术界重新审视大革命的历史，认为暴力革命存在诸多负面因素。在中国最近20年的语境中，主流学者普遍认为"法国大革命代表着革命乌托邦的血腥和进一步退两步式的专制复辟"，"告别革命论"非常流行。这些理论提示了暴力的危害，但以此彻底否定暴力抗争，显然是走向了理性的反面。 国际学术界对骚乱、罢工、起义和革命等非制度化的抗议政治的研究，遭致美国学者查尔斯*蒂利的激烈批评："20世纪社会科学从19世纪继承下来的遗产如同从一个富有的姨妈那里继承下的一栋老房子：又破又旧、装潢奢华、混乱不堪，不过或许还能补救。" 查尔斯*蒂利的补救措施是独辟蹊径地解读法国大革命：革命虽然制造了混乱，但也为社会底层赢得了民主的筹码；大革命留给法国的绝不仅仅是血腥的暴力，还有选举和代议制等一系列以公民权为基础的民主制度。而英国劳工则通过集会、游行，最终促成了普选权的扩大和工党的壮大。 蒂利正确地指出了抗议政治对制度化政治的促进和社会变迁的巨大推动力，改变了传统社会学对抗议政治和暴力革命的偏见，于2008年4月荣获第二届艾伯特*赫希曼奖（社科领域的最高荣誉），被誉为"21世纪社会学之父"。 今年恰逢五四运动90周年和六四大屠杀20周年，人们对五四（中共革命的摇篮）的批判和质疑达到一个高潮，其中不乏全盘否定的声音；对于六四，有论者甚至认为学生没有见好就收，迫使当局采取强硬手段，政治改革出现停滞和倒退。 海内外不少作家明修否定五四的栈道，暗渡否定共产革命的陈仓。曹长青《从否定五四运动开始》一文开宗明义："仅从共产党、国民党都歌颂、推崇五四这一点，这个运动就值得质疑。"并且断言："中国要想走向一个确立和保护个人权利的自由方向，首先就应该从否定五四开始。"（《开放》2009年五月号） 今天的我们，是否必须重蹈覆辙，与那些否定传统的前辈一样，全盘否定五四这个传统？ 其实，五四不只是被中共利用和曲解的五四，还有一个用民权制约权力的五四；五四是中国街头政治的开端，是70年后六四的魂魄；任何国家、任何时代，青年群体最容易犯错，但只要不为权力所操控（如红卫兵运动），他们同时又是最无所畏惧、最能推动时代前进的力量；五四为中共提供了养料和动员民众的模式，但也为六四及以后的民运开辟了广阔的空间。 作为一个不最坏的实现和保障自由的工具，民主就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我愿意把五四比喻成一只枪，好坏得看它掌握在谁的手里，在华盛顿（1963年）、布拉格（1968年）、高雄（1979年）、光州（1980年）、北京（1989年）的街头，成千上万的学生和市民都在用这支枪争取或捍卫自由。 民国、韩国及非洲裔美国人走向"确立和保护个人权利的自由方向"，不可避免地要走向街头，经历公开展示民众力量的阶段，取得与当局对话的地位和筹码，因此才有可能转型成为宪政国家或取得自由平等的人权，中国大陆又岂能例外？ 1915年9月15日，《青年杂志》（1916年9月改名为《新青年》）创刊，陈独秀的发刊词《敬告青年》视人权、科学为现代文明的两大支柱："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两轮焉。" 孰料，俄共1917 年发动的政变（"十月革命"）获得成功，孙中山、蒋介石、陈独秀、胡适等民国精英开始倾向俄国模式。在张继、戴季陶等国民党元老及共产国际的支持下，马克思理论迅速传播，中共于1921年成立。"十分相信俄共"的蒋介石直到1923年8月16日率"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访问苏俄，经过实地考察才幡然醒悟： "苏维埃政治制度乃是专制和恐怖的组织，与我们中国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的政治制度，是根本不能兼容的。关于此点，如我不亲自访俄，决不是在国内时想象所能及的。"（蒋介石《苏俄在中国·第二章第七节我的游俄观感》） 张继等人后来加入"西山会议派"激烈反共，以及陈独秀晚年对共产革命的批判，不由让人想起美国前总统里根的名言："共产党人读过马列主义，反共的都是研究马列的专家。" 曹长青认为："没有五四运动，就没有共产党。所以共产党才那么热衷肯定五四，赞美五四。" 自中共在大陆得鼎，其肯定、赞美的惨遭党文化蹂躏的五四，是对五四价值观的背叛。"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民众一旦觉醒，五四这支被中共出卖和践踏、被一些学者误解的枪，就是争取自由最犀利的武器。中共最害怕的莫过于人们发扬真正的五四精神，通过街头政治整合社会力量，公开与政府PK，要求中共切实兑现1940年代开出的人权、自由和民主的支票。 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提出了一个很好的观点："创造新文化并不需要彻底地摧毁旧有的事物。铲除传统中不合时宜及有害的成分，并不一定非完全否定传统不可。" 剔除五四的有害部分（全盘否定传统和不必要的暴力行为），五四尚未完成的对人权、自由、宪政及民主手段、公民社会的启蒙，为六四继承，现在和将来也要进行。 1920年4月21日，陈独秀在中国公学发表《五四运动的精神是什么》的演讲，将五四精神概括为"直接行动"和"牺牲的精神"。1989年，五四精神再度苏醒，民运热浪席卷整个大陆。可想而知，一旦街头政治在21世纪的高校复活，获得对官场腐败深恶痛绝的民众的普遍响应，势必成为独裁统治的噩梦。 今年大陆官方纪念五四运动较以往并无不同，中共政治局常委李长春仍然刻意将五四精神定义为"爱国、进步、民主、科学"，而不是"五四运动总司令"钦定的"直接行动"和"牺牲的精神"。而五四、六四对爱国的理解，不外乎"爱国就是不让祖国被政府伤害"，与当局宣传的"热爱党国"判若云泥。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作为实现、保障自由的重要手段，民主的技术性很强，个人、团体、国家非经学习、训练和磨砺不能掌握。1919年的大学生一腔爱国热情，不具任何经验，以致放火、打人，对此，民国总检察厅首席检察官、北大刑法教授张孝簃的评价值得参考："法无可恕，情有可原。"[1] 五四开创的学运传统，固然有被中共利用的一面，但也为之后的学运提供了精神和策略上的资源：1989年的学运是全国性的，规模比1919年大得多，但在军队戒严、镇压之前，从未出现学生放火、打人等暴力现象，没有再犯五四的错误，获得体制内部不同程度的支持与同情。 六四导致政改出现停滞和倒退，不能把责任归咎于学生。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历史告诉我们：人权、自由要想取得每一个点滴的进步，绝非统治者突然的恩赐，而是经由长期的争取，朝野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的结果。奥巴马通往白宫的路上，洒满了非洲裔兄弟的鲜血；没有硝烟弥漫的光州起义，今天的韩国民众又怎能呼吸自由的空气？ 面对完全以和平方式、比五四时期理性得多的学生与市民，"人民子弟兵"大开杀戒，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六四大屠杀，中共政权的反动远远超过了北洋军阀及世人的想象。我们不能拿事后的理性分析淹没前人的贡献与牺牲。 对于一个欠缺人权概念的老大帝国来说，无论专制披上什么外衣，若袁世凯、北洋军阀、日伪[2]、中共，在文化领域无不热衷于向后看：尊孔读经、国粹、祭孔大典、国际孔子文化节、于丹CCTV讲《论语》、孔子学院，希望借"克己复礼"的传统文化来维持统治。毛泽东表面上"破四旧"，实际上"劝君少刺秦始皇"，焚书坑儒没商量，将独裁传统放大到国家恐怖主义。 民国在台湾的经验表明，转型不必摧毁传统文化，但需要吸纳人权、宪政的新文明，接受选举、街头抗议等民主手段的训练与熏陶。 秋风在一篇文章里写道："新文化运动中的知识分子为在社会内部针对不同意见者、不同利益者大规模地使用暴力，提供历史的、伦理的论证—-黄苗子、冯亦代们的告密行径，正是他们的老师发动的全盘反传统运动的后遗症之一。这样的新文化运动必然毁灭文化。"[3] 告密、文字狱在历史上源远流长，与"全盘反传统运动的后遗症"何干？共产主义在人类社会的实践过程中，与极权专制、个人崇拜相结合，导致上亿人受难。除中共的暴行而外，苏俄、北韩、红色高棉"在社会内部针对不同意见者、不同利益者大规模地使用暴力"，又是谁提供了"历史的、伦理的论证"？ 秋风还认为："二十世纪前半期真正的文化，普遍出自那些远离、甚至反对新文化运动的人士，如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张君劢……" 陈独秀《中国古代语言有复声母说》、《古音阴阳入互用例表》、《连语类编》、《荀子韵表考释》、《老子考略》、《中国古代史表》、《禹治九河考》、《小学识字教本》、《陈独秀的最后见解（论文和书信）》，算不算"真正的文化"？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先秦名学史》，钱玄同《文字学音篇》、《中国文字学说略》，若都不算"真正的文化"，文化究竟是什么？ 有能力毁灭传统的不是几篇宣言或文章，而是中共的暴力机器，对知识精英、乡绅、商人阶层和古旧器物的迫害、虐杀与毁损，以及党文化的一统天下。 马列主义以同情弱者为起点，一度在世界范围内俘虏、迷惑了大批知识精英，如爱因斯坦、罗素、萨特、加缪、陈独秀、胡适、鲁迅（他们后来都在不同程度上认识到共产革命的罪恶），但是，无论如何，把个人政见与其专业上的成就联系起来不足取。甘当法西斯喉舌是庞德无法抹去的人生污点，但不可否认他是一个伟大的诗人。 中共在后毛泽东时代，从"解放全人类"的虚妄里解脱出来，开始学着适应从革命党转为执政党的身份变化，希望在小修小补的情况下，能够和谐稳定地腐败下去、滥竽充数地糊弄下去。没有强大的外力压迫，中共内部缺乏改革的动力，不可能不走富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之路：有些权贵向海外转移资产和家属，有些权贵则走到哪儿黑就在哪儿歇，能有多坏有多坏，"我死后哪管它洪水滔天"。 与面对西方文明一样，对五四这样的传统也需要施行"拿来主义"，"泼脏水的时候连小孩也一起泼掉"，实在是得不偿失。 如果不把行动、牺牲简单地理解为暴力革命或以暴力革命为唯一手段，今天纪念五四、六四的意义就在于：继续启蒙，让自由、人权、宪政的理念深入人心；由五四开创，为六四所继承的"直接行动"和"牺牲的精神"，以及追求自由民主、"思想自由、兼容并蓄"的价值观，是走向"确立和保护个人权利的自由方向"所不可或缺的关键元素。 注释： [1]范泓《书生论政是书生—-真实的陶希圣》，《书屋》，2005年年第8期。 [2]樊吉厚、张铁锁、刘益龄、董剑云《日军在山西的文化统治一出伪政府祭孔的闹剧》，《山西晚报》，2005.8.15。 [3]秋风《政治改革没必要摧毁传统文化》，天益网，2009.4.20。 <A href="http://www.tecn.cn/data/26470.html">http://www.tecn.cn/data/26470.html</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