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字“真言”及其误导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过去三十年里，在大陆，最流行的意识形态命题，当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十二字“真言”（或箴言）了。它被作为价值观的，也作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圭臬。以下是几则与之有关的故事。 　　“真理”座谈会 　　我参加过的“真理标准”活动，只有一次，即１９７８年春夏之交科学院组织的一次座谈会，好像“光明日报”报导过。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为否定“两个凡是”（凡是毛的决策，坚决维护；凡是毛的指示，始终不渝地遵循）而用的。“唯一”一词，显然是针对“凡是”两字。所以，从一开始，“真言”就是一个“政治正确”口号，而非学术的。我想，科学院座谈会不外是要与会者表态罢了。对否定“凡毛是论”，我当然是支持的。 　　一坐下来，发现座谈会的目的不只是表态，而是要自然科学研究人员为“真言”背书。按定义，实践包括阶级斗争，生产劳动，科学实验三个方面。所以，“真言”的倡导者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同样适用于自然科学。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原文中写有：“科学史上的无数事实，充分地说明了这个问题。”瞧，科学史首先就被“真言”收编了。 　　在“无数事实”中，“真言”作者只提了两件，其一是： 　　“哥白尼的太阳系学说在三百年里一直是一种假说，而当勒维烈从这个太阳系学说所提供的数据，不仅推算出一定还存在一个尚未知道的行星，而且还推算出这个行星在太空中的位置的时候，当加勒于一八四六年确实发现了海王星这颗行星的时候，哥白尼的太阳系学说才被证实了，成了公认的真理。” 　　我想，这就可能是找我参加该座谈会的原因之一。但我没有就此段“科学史”发言。当时的一闪念活思想是，意识型态学界的科学常识，真是落伍了。 　　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早在１６０９年伽利略发现木卫等现象后，就逐渐得到支持。到１９世纪发现海王星的时候，太阳中心说已被公认是描写太阳系的一个好坐标系，它是运动学问题。至于海王星的发现，证实的是牛顿万有引力理论的一个预言，是动力学问题。说海王星证实的是哥氏太阳中心说，多少是乱点了鸳鸯谱。这在所难免，不能要求圈外人士都能清楚科学史上的“鸳鸯谱”。老哥，老伽，老牛，老勒，老加等等，到底谁配谁？ 　　再有，称哥白尼太阳中心说为真理，也觉怪怪的。物理或天文教科书上，从来没有这样称呼过。哥白尼太阳中心观，在研究太阳系时，是个好参考系，但也不是“唯一”的。至于大到银河系，或更大体系，太阳中心参考系是不方便的（这句话在文化大革命中是不能说的，因为，按定义，“红太阳”乃宇宙之中心）。至于牛顿力学理论，也已被相对论，量子论等超越了。学术上的落伍，也难怪。直到１９７０年代末，在意识型态学界，自然科学的“无数事实”大都取自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这本书在它公开发表的时候（１９２５年在前苏联首发），其科学内容就已落伍。 　　科学常识的过时，并不太重要。严重的是由“真言”衍生出来的对科学研究的指导原则。虽然，以下衍生的“唯一”律不一定是“真言”原发明人直接发明的，但它们确实随同“真言”一起风行。它们是∶生产劳动是检验科学研究价值的唯一标准（价值观）；科学实验是检验科学理论（或假定，模型等）的唯一标准（方法论和认识论）。 　　先谈价值观的故事。 　　周培源先生的“马拉车论” 　　１９７８年末，在广州举行的中国引力和相对论天体物理学会年会。周培源先生讲了一段话：“牛顿力学不是由于生产劳动中的需要才发展起来的。十七世纪，生产劳动中的力学问题，应是马拉车，或者其他人力畜力工具的力学。虽然身为Ｓｉｒ的牛顿可能天天乘马车，但他从来没有研究过马拉车动力学，没有写过一篇有关论文。他研究的是行星动力学，开普勒三定律等，与生产劳动没有关系。” 　　“马拉车”论与广州会议主题——相对论——无关，因为马车远没有相对论速度。但与会者明白，“马拉车”论是针对“真言”的科学研究价值观∶一切自然科学都是由于生产劳动中的需要才发展起来的。“对科学发展而言，一个工厂要比二十所大学还重要。”引号中的一句，是恩格斯说的。这种看法，在文化大革命中，流行。在“真言”时代，依然。但不符合“马拉车”等科学史。 　　周先生一番话的目的是鼓励有兴趣研究相对论等基础物理问题的年轻人，不要受“一切自然科学都是由于…”等等似是而非的干扰。如果有人问：“你研究这些东西有什么用？”你应理直气壮（至少在心里要理直气壮）回答：“没用，但有价值。” 　　当然，牛顿力学有实用，从简单机械到人造卫星都有。但那是后继的发展，不是牛顿的研究动机和目的。苹果砸到牛顿头上，似乎与“实用”有关，但牛顿的反应是“月亮为什么不砸下来？”仍与“实用”无关。按照剑桥经济学家凯恩斯的说法，牛顿“这个奇异的精灵，被撒旦所惑，深自以为用他超凡的智慧，必可窃取上帝及这大自然的全部秘密，他是哥白尼和浮士德两位合一。”与其说牛顿是被“生产劳动需要”的价值观所推动，还不如说他被神秘主义推动更准确。 　　“他需要再教育” 　　有多少物理研究是被“生产劳动实践”所推动的？统计一下一百年来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项目，就有一个答案：极少极少，如果不是零的话。这是科学史答案。 　　科学（不是技术）研究的动机大多不是“有用”，科学的价值也不全在于“实用”。 　　１９９２年４月，我刚到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Ａｒｉｚｏｎａ教广义相对论不久。ＮＡＳＡ的ＣＯＢＥ实验卫星宣布发现了宇宙微波背景辐射（ＣＭＢ）的各向异性。ＣＮＮ等媒体作为重要新闻报导了。当时美国国会正在讨论来年的预算，有位主张削减ＮＡＳＡ经费的议员似乎不满媒体报导，说：“ＣＭＢ有什么用？”确实，直到今天，ＣＭＢ和它的各向异性，没有实用。ＮＡＳＡ经费当然也可以削减。但“有什么用？”这一问，可以大致不错地判断，该议员来自有工厂而无大学的选区。当时，一个美国同行说，“应当用你们中国的政策，送这位议员去‘再教育’。”我告诉这位同行∶“再教育”可不是对任何人都适用的，如果一个人没有受过教育，怎么能叫“再教育”。 　　２００６年，ＣＭＢ的各向异性发现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可见，这又是一例： 　　“没用，但有价值。” 　　广义相对论乃“军事工程” 　　再回到“再教育”年代。 　　１９７２年暑期，科学院物理所十三室的几个同事要我给他们研究组讲广义相对论。他们研究组的课题是引力波探测。引力波是广义相对论的一个重要预言。 　　我很奇怪，物理所许多“没用”的研究项目，都被文化大革命叫停了，怎么还敢明目张胆地研究引力波探测？它完全没有实用价值嘛。我立即被他们“启蒙”：引力波探测有实用价值呀。引力波可以穿透地球传播。所以，无需间谍，直接探测来自地下的引力波，就有可能探得地球对面的美帝国主义的信息，包括军事信息。所以，潜在的军事应用大得很呢。高！高！高！如此说来，广义相对论也算是一门“潜在军事工程”课了。 　　理论上说，关于引力波探测的实用价值高论，句句属实，原则上没有糊弄人。果然，我上课的一个多月里，没有人敢来干扰。尽管我当时还是个“被监督改造的”人。有谁敢干扰有关探测美帝国主义的军事信息的研究项目？这就是“原则上没有糊弄”的价值。 　　ＧＰＳ和牛刀杀鸡 　　其实，早在１９７２年，不用“原则上没有糊弄”，广义相对论也的确可以算是一门“军事工程”学了。１９７１年，用飞机进行原子钟实验后，已经清楚，高精度守时（ｔｉｍｅｋｅｅｐｉｎｇ）系统必需考虑引力红移，Ｓａｇｎａｃ效应等修正。另一方面，高精度守时是精密武器系统（包括后来发展，今天仍在发展的卫星导航系统，即ＧＰＳ等）中不可缺少的基础。可见，广义相对论早是精密武器系统的基础之一了。不时还会听到广义相对论学界外的人士替广义相对论宣传∶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的应用，已经进到寻常百姓家了，街上到处买的ＧＰＳ找路器，每个都含有广义相对论呢。 　　反观广义相对论学界内的人士，倒不太热衷于此项宣传。原因是，就只适用于地球表面附近的ＧＰＳ技术而言，广义相对论并非必不可少的。引力红移的确是广义相对论的一个重要结果。但是，地球表面附近的引力红移，不用时空弯曲，不用的引力场方程，即不用爱氏广义相对论的核心观念，也可以计算。用牛顿引力理论加上光量子观念就可以得到ＧＰＳ用的引力红移。所以，圈内人士较少言及这种“实用”。即如，很少听到，一个玩着解牛刀的庖丁，突然大声说“我的刀能杀鸡！” 　　可惜，必须用爱氏广义相对论等牛刀来杀的牛，没有一头是生产劳动的需要。这些牛有：黑洞，引力波，宇宙学，高维时空，量子引力等等。当然，它们都有“原则上没有糊弄”的“实用”：黑洞——制造黑洞弹；引力波——开发引力波手机；宇宙学——暗能量用作为能源；高维时空——增加地产税，因你的房子占用的不止三维；量子引力——无中生有……。 　　结论：科学史上的事实，从马拉车到ＣＭＢ再到黑洞，并没有证明十二字“真言”的科学价值“唯一”观。那是一个误导。为什么只有“生产劳动实践”才是科学研究价值的“唯一”所在？难道“窃取上帝及这大自然的全部秘密”本身不就是价值吗？特别，当你想当（哪怕只是精神上想当）上帝的时候。 　　“科学史上的无数事实”也没有证明，“科学实验是检验科学理论（或假定，模型等）的唯一标准”。有关这一点的新老故事，容后再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