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的孩子们——当代中国的国家与生命历程

[摘要]从1967年到1978年，中国实行的“上山下乡”政策强迫1700万城市青年到农村生活工作。我们考察了文革的孩子们，也就是那些在这一时期参加工作的青年们的生活经历。上山下乡这段历史提供了一个“自然实验”（natural experiment）——一个研究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家政策对生命历程影响的机会。我们主要关注的是两个论题：（1）不利的国家政策如何通过社会分层结构对生命历程产生影响；（2）上山下乡的经历又是怎样影响到个人后来的生命历程和经济状况。我们比较对照了下乡的青年和那些留城的青年的就业模式、后来主要的生活事件及经济状况。我们的研究结论表明，所有的社会群体都受到不利的国家政策的负面影响，但官僚阶层具有一定的能力，可以减少这些负面影响对他们的子女造成的冲击。上山下乡的经历对个人生命历程具有持续的影响，这体现在后来生命历程事件的发生模式以及决定个人收入的因素之中。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和大学毕业的子女送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毛泽东，1968   1968年，当巴黎大学生走上街头、抗议法国政府增加学费的时候，当加州伯克利大学和其他美国大学校园里的学生们正从事反越战抗议的时候，中国的中学和大学里的学生们则乱作一团。文革中经过了两年的“红卫兵造反”后，政府机关和教育机构已经陷入瘫痪：大多数政府官员被打倒，学校也停了课（Pepper，1996；Unger，1982）。学校里的学生们无法毕业或升入高年级。他们在城市里也不会被安排工作。 [1]在这种情境下，毛泽东的指示（见上，经常被作为“上山下乡”政策的标志）开启了文革中最深入的政治和社会运动之一（Bernstein，1977）。在为期12年的一段时期里，1700多万的城市“知识青年”（大多数只是初中或高中毕业）被强迫到农村地区去生活和工作。上山下乡政策对一代中国城市青年的生命历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文革的孩子们（也就是那些在1967年至1978年之间参加工作的城市青年）中间，大约有三分之一的人被送到农村；许多人在那里呆了十多年。 我们从20个城市的居民中抽取了一个具有全国代表性的样本，通过对这个样本生命历程事件的分析，我们考察了这个具有戏剧性的历史阶段。我们处理了关于社会分层和生命历程的社会学分析中两个主要的论题：首先，我们研究了涉及广泛的社会政策事件如何经由社会分层结构与过程产生间接的影响。大多数社会分层研究已经集中讨论了稳定的制度结构与过程。然而，在中国及其他国家社会主义社会，政治环境与国家政策多变无常，这赋予了社会分层过程与众不同的特征。上山下乡这一历史事件在一个绝无仅有的历史情境中，戏剧性地展现了国家政策与社会分层结构之间的互动。 其次，我们考察了国家政策如何形塑和改变了个体生命历程的机制。晚近对于工业化市场社会中生命历程的研究，强调了国家和社会政策在形塑个体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对此的回顾可参见Mayer和Schoepflin，1989）。我们将研究置于中国的情境之中，希望借此阐明由政策导致的生命事件，诸如上山下乡的经历，如何影响到个体后来的生命历程及经济状况。   国家与生命历程：理论回顾 埃尔德的重要著作《大萧条的孩子们》（Children of the Great Depression），开创了把大规模的社会变迁与个体生命周期联系起来的社会学研究传统，并设立了通过研究社会变迁对个体生活经历的影响来研究变迁过程的一套方法（Elder，1974）。在后来的20年中，社会变迁与生命历程之间的相互关系成为了社会学文献中一个广泛的研究领域（Elder，1985，1995；Hogan， 1981；Moen，1985；Sφrensen，Weinert和Sherrod，1986；对此的回顾参见George，1993）。对于这个研究传统，我们的贡献在于，集中探讨了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家政策、生命周期以及社会分层过程之间的联系。 近些年来，研究者们已经把越来越多的注意力投入到国家在形塑生命历程中所扮演的角色问题上。在工业化的市场社会，正如马耶尔和马勒所指出的，“对于社会中个体的生活，国家已经担当了越来越多的责任”（Mayer和Muller，1986：225）。他们探讨了国家行为影响个体生命历程的三种模式：规则与法律（如义务教育法），各种财政政策（如社会安全），以及服务供给（如与老年有关的社会计划）。通过这些社会政策，福利国家试图在工业化的市场社会中生产出一套制度化的生命历程（Meyer，1986）。正如马耶尔和斯克费林所观察到的： 福利国家通过医疗和失业保险，防止出现收入突然间大量丧失的情况；通过老年保险，在整个生命过程中对收入进行再分配，从而为生命历程提供了连续性。并且，福利国家还为在公共部门工作的人们提供了特有的教育-职业联接、稳定的雇佣关系，以及有条不紊的、带有可靠且不断增长的收入的职业生涯。（Mayer和Schoepflin， 1989：203） 研究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社会的学者们早就认识到，国家政策既形塑着机会的结构，也形塑着社会地位的结构，对社会群体的生活机会具有决定性的影响（Whyte 和Parish，1984）。然而，与工业化的市场社会中福利国家扮演的角色相比，中国国家政策的变化经常戏剧性地打断和改变着个体的生命历程。由此立场出发，怀默霆考察了生活机会的政治学。他发现，在不同历史阶段，国家政策的变化创造出了各具特色的机会结构，而且显著影响到不同同期群的生活机会（Whyte，1985）。利用取自中国两城市城市居民生活史的数据，戴慧思向人们表明，社会主义国家中官僚主义的实践，尤其是文革时期激进的国家政策，导致中间阶层子女的“下向流动”，并且造成代际之间明显的地位差异（Davis，1992）。沿着相似的脉络，周雪光、图玛和摩恩（Zhou，Tuma和Moen，1996）考察了中国两座城市中的就业率，发现了不同的历史时期存在各具特色的就业模式（另参见Deng和Treiman，1997； Elder，Wu和Yuan，1993）。在匈牙利，正如泽林尼和曼钦所观察到的，早些年国家的集体化政策，严重地打断了那些在农村地区从事“资本主义经营”的人的生命历程（Szelenyi和Manchin，1987）。 我们首要的目标是，考察既存的社会分层过程如何起到中介作用，使得国家政策对生命历程产生影响。在研究生命历程的社会学中，有一个中心问题，这就是戏剧性的社会事件与政治事件（如经济萧条、战争、社会运动），何以能对不同的社会群体产生不同的影响。例如，埃尔德发现，大萧条对工人阶级子女和中产阶级子女的影响有着显著的不同。占据优势社会经济地位的社会群体往往能保护他们自己免于灾难性的事件，或者使这些事件的负面影响最小化（Elder，1974）。从这些不同的影响中，我们可以得到有关社会分层、作为中介的社会过程、特别是通过资源代际间转化而实现社会阶层再生产的重要信息。 毫无疑问，上山下乡政策对文革的孩子们产生了不同的影响。一方面，这项政策可以被看作一个庞大的国家旨在“消除阶级差别”的尝试之一部分，这种尝试影响到了所有的社会群体（Parish，1984）。另一方面，不管怎么说，上山下乡政策并没有整齐划一地贯彻执行——不是所有在这个同期群中的城市青年都去了农村。除了在政策实施的头几年外，大多数城市青年还是留在城市当中，在城市里面找到工作；一些知青比另外一些返回城市要早。因此，由上山下乡这一历史事件，产生出一些有趣的问题：不同社会出身的群体如何应对国家政策？如果有某些群体能够更好地保护他们的子女，免于受不利的国家政策的侵害，那这些群体是什么群体呢？ 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官僚阶层处于政治权威和资源再分配的核心。理论上讲，我们可以认为，这样的官僚在保护他们的子女不受不利的国家政策侵害方面，处于有利位置。然而，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激进的领导者们一心想摧毁既存的官僚机器，消灭官僚阶级（Whyte，1980）。在这个时期，官僚机构中的许多官员和管理者遭到清洗和撤换，这就产生了这样的问题：在不利的国家政策下，官僚们多大程度上能够保护他们的子女？在这样一个波诡云谲的政治环境中，我们怀疑这些官僚们只能取得有限的成功。特别是，由于政治资本和文化资本的价值取决于宏观的政治过程（Davis，1992；Zhou，Tuma和Moen，1996），我们认为在这个时期，持有政治资本和文化资本的官僚子弟并没有什么明显的优势可言。 我们的第二个目标是估计一下上山下乡经历对这些文革的孩子们所产生的后果。大规模的社会变迁不可避免地要形塑和改变个体的生命历程，并对他们后来的观念和行为产生持续的影响（Alwin，Cohen和Newcomb，1991；Elder和Clipp，1998；McAdam，1989）。特别是成年早期的生命历程事件，至关重要。正如埃尔德所观察到的，“在向成人过渡过程之中发生的变更，会给以后的历程留下持久的影响”（Elder，1985：35）。对于知青来说，在农村耗费时光，打断了他们受教育的过程，也使得他们无法在城市就业的过程中积累技能和工作经验。因此，随后的生活事件，诸如婚嫁生子的时间安排，可能也会被打断或贻误。在农村耗费时光，也可能剥夺了知青作为城市居民可以得到的其他机会，比如进入称心的职业，在合意的单位里安排工作。我们认为，下乡的经历对个体的生命历程产生了显著的消极影响，而且，长期呆在农村地区，加剧了这种消极的后果。 我们强调历史事件对生命历程的影响，这使得我们尤其关注到同期群所具有的分析上的重要意义。正如赖德所指出的，“每一个出生同期群（birth cohort），都从其构成各具特点的发展中，从其自身在宏观分析层面所具有的恒久特征中，获得一致性与连续性。前后继替的各个同期群，由于所受正规教育内容的变化，由于在同辈群体所受的社会化，由于与众不同的历史经历，因此呈现出差异”（Ryder，1965：843）。中国上山下乡的政策针对的是那些完成了中等教育，正在成为劳动力的城市青年——正在处于向成人过渡过程之中的青年同期群。因此，下乡的经历是特定同期群具有的，而且发生在特殊的历史情境之下。 所以，我们分析的焦点集中在一个同期群——那些在1967年到1978年之间参加工作的青年们的生活经历。我们比较对照了被遣送下乡的青年和留在城市里面的青年。首先，我们考察了影响被送到农村去的概率的因素，以及在那些被送下去的青年中提早返城的概率。其次，我们比较了知青和留在城市里面的青年后来的重大生活事件，以及个人收入的决定因素。   特定历史情境下的下乡经历 中国的上山下乡政策是一个独特的历史情境下的产物。文化大革命严重地扰乱了各方面的生活秩序，尤其是在教育制度方面。在文革的早些年，多数教育机构和政府机关都陷入停顿。结果，到了1968年，超过600万的中学生，多数是所谓“红卫兵”，都呆在学校里面，等着毕业，由政府安排工作（史卫民，1996：3）。城市经济停滞不前，失业问题尖锐突出。 尽管毛泽东1968年关于上山下乡的指示标志着这项国家政策的正式开始，在中国发起了一场从城市到农村声势浩大的运动，但实际上，上山下乡这段历史一年之前就已经开始了。1967年的时候，一些学生红卫兵就自愿到农村地区去，帮助农民在地里干活，很快，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就发布了一个文件，从官方立场赞扬了他们的这种尝试（邓贤，1993：55）。到1967年底为止，各地一些部分履行政府职能的机构就已经积极地从事上山下乡运动的组织工作了。 这项国家政策在文革不同阶段也各不相同。早些年深入的运动过后，政府开始允许更大比例的高中毕业生在城市就业，后来几年，上山下乡政策有所调整，允许独生子女家庭的孩子留在城市。断断续续地，政府还有选择地招募知青进入高校或军队，或者让一些知青回城工作。政策也允许由于健康原因无法胜任体力劳动的知青返城。1977年底，择优录取的高考入学考试恢复，这给许多知青通过上大学返城提供了更广泛的机会。证据表明，1977年以后，政府放松了其下乡政策的强制性，由于这个缘故，我们把我们对上山下乡事件的研究限定在1967年至1978年这段时间之内，而把对于返城时间的分析限定在1967年至1977年这段时间里。 在中国，从城市到农村的政策性移民在文革之前就已经发生过了。例如，在1960年代早期经济萧条时期，政府在1961年至1963年之间下放了2600万城市人口。然而，这些政策针对的主要是那些不久前从农村迁移到城市的家庭，因此受影响的城市人口比例相对较小。相比之下，在上山下乡运动期间，所有有孩子中学毕业的城市家庭都要求遵从毛主席的指示，把他们的孩子送到指定的农村去。一些是“自愿的”，但大多数在政治压力下被迫就范。下乡政策尤其针对那些在文革期间遭到歧视待遇的社会群体。正如20多年后两位知青描述他们的经历时所讲的： 我家庭出身不好，父亲是摘帽“右派”。毛主席指示一下达，父亲根本不用学校动员，主动替子女报名下乡……回到家里，父亲一下子搂着我们姐弟三人老泪纵横。父亲说：“不是我不想留住你们，是不敢哇……”我始终忘不了父亲那双被痛苦折磨的眼睛：惊惧、内疚、悔恨、悲哀……子女下乡不仅仅不能使他灵魂获得赎罪，反而增添了沉重负担。他于一九七一年冬天死于肺病。 阿拉（我）莫啥好讲，下乡那年才十五岁，一点点大。谁愿意下乡？莫办法哇。侬要不去，居委会婶婶大娘就天天来做动员，学毛主席语录，工宣队师傅把被盖搬到来侬家里办学习班。阿拉父亲是干部，科长，单位就把他关起来住学习班，啥时辰子女下乡啥时辰放回家。侬想想，鸡犬不宁，一家人过啥光景生活？眼看躲不过去，姆妈哭着恳求阿拉：囡囡就去锻炼两年吧，侬爹心脏有病，再办学习班就会不来啦。阿拉咬咬牙，就去了云南。（邓贤，1993:60） 上山下乡的经历是一场戏剧性的事件，而且对许多人来说，是一场造成了创伤的事件。城市和农村的生活环境差别很大，许多城市青年在他们下乡之前从来就没有在农村生活的经历。他们被遣送到指定的农村，远离他们原来居住的城市。一般只允许每3年才有为数不多的几个星期的时间回家探亲。他们在地里干粗笨的农活，经常一周7天，每天多于12个小时（姜昆等，1996；杨智云等，1992；余夫、汪卫华，1993），许多知青在农村生活和劳动了几年。根据我们收集的数据，在农村驻留的平均年限为6年：19.3%的人在农村呆了10多年，39.3%的人呆了5至10年，41.4%的人呆了5年或5年以下。 留在城市的机会或者下乡后返城的机会十分稀缺珍贵。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得到这些机会，取决于社会分层过程，尤其是政治资源在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分布情况。比如，有证据表明，高级干部通过各种“后门”，成功地让他们的孩子回到城市（史卫民，1996）。根据邓贤的记述，1972年至1976年，70%通过推荐入学的大学生都是高干子弟，或是那些有政治关系的家庭的孩子（邓贤，1993：163）。大多数大学毕业生毕业后留在了城市。 1979年，也就是毛泽东逝世3年以后，在知青们连续不断地抗议和闹事的巨大压力下，具有改革意识的领导人取消了上山下乡的政策，允许所有知青返回他们原来的城市（除了那些与当地人结婚的人，或者在当地从事非农活动的人）。这标志着上山下乡这段历史的正式结束。 上山下乡时代的结束也标志着中国国家社会主义经济伟大改革的开始。几个方面重大的社会经济变迁勾勒了城市经济的基本轮廓，知青们正是试图从中重新找到他们自己的社会位置。经济改革显著改变了机会结构，而且创造出大量的就业渠道（Nee，1989）。尤其是1970年代以来，城市中失业的压力迫使中央政府将个体经营合法化，由此产生了一个不断扩张的私营部门（劳动政策法规司，1990a：159）。而且，在方兴未艾的市场经济中，与不同的职业和工作组织相联系的经济收益模式（如个人收入）也已经发生了变化。私营企业主和那些在非国营公司工作的人的收入，明显高于受雇于国有部门的人。我们正是在这个历史情境下，来解释上山下乡经历所产生的结果。 数据 我们分析了一个城市居民的代表性样本，该样本来自1993和1994年在中国20座城市进行的一项多阶段调查。我们选择了6个省份（河北、黑龙江、甘肃、广东、江苏和四川）。每个省份惯例上都代表了中国的一个地理区域。在各个省份，我们都选取了该省的省会城市代表该省的大城市（人口在100万以上）。根据《中国城市统计年鉴（1990）》（国家统计局，1990a），我们随机地抽取了中等城市（人口在20万到100万之间）和小城市（人口低于20万）。中国的政治中心北京，以及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也包括在内。每个城市的样本规模与该城市在所在省份中的人口比重呈比例。在每个抽中的城市，我们采用系统抽样的方式选取了居民区和家户。在每一户，使用随机表选取一位年龄在25岁到65岁的成年被访者。如果这个被访者已婚，也要用同一份问卷访问其配偶。 关于每位被访者生活史的信息，使用一份预先准备的问卷进行收集。每位被访者文化程度、婚姻状况、生育子女、工作地点、职业以及这些生活事件发生的时间这类信息，我们都是根据被访者的回忆收集的。我们也收集了他们的父母在研究限定的年份在教育和就业经历方面的信息。在我们的研究中包括了配偶双方；我们假定被访者在其婚前经历了他们上山下乡的事件。因为我们对那些在文革期间参加工作的人们的生命历程经历感兴趣，所以在我们的分析中，只包括了那些在1967年到1978年期间参加工作的被访者。删除了变量共变中有缺省信息的个案，我们的数据中包括2793个个案，其中855个个案曾经下过乡。 研究设计  因变量 下乡与返城。关于下乡事件的信息，是通过询问被访者在他们刚开始参加工作时工作地点的属性和职业的类型获得的。如果被访者是在农村就业的，我们就询问他或她，是被送下乡的，还是在农村长大的。为了区分农民子女和那些被从城市送下乡的人，我们也用到了父亲工作地点的信息。我们从研究中排除了农民子女。为了测量返城的情况，我们考虑了返城的各种形式：在城市找到工作、被大学录取或者参军。 后来的生活事件。为了考察下乡经历所产生的后果，我们关注了一系列重大的生命历程事件：（1）结婚年龄，（2）初育年龄，（3）参加工作时的文化程度，（4）在城市就业时初职的类型。 收入。为了评估被访者的经济状况，我们使用了消除通胀因素后的“总收入”（基本收入、奖金及兼职收入）。为了对收入进行分析，我们选择了三个年份：1978年——上山下乡政策被废除的前一年；1987年——城市改革处于开始阶段的一年；以及1993年，在我们的样本中收集到所有被访者完整信息的最晚的一年。因为我们只比较了一直留在城市中的群体和那些经历了上山下乡后又返回城市的群体，所以我们的研究中排除了那些在本研究涉及的这些年仍然留在农村的人。 自变量 文化程度。我们对教育的测量分为三个层次：初中及以下（参照类）、高中和大学。我们把“中专”（技校）并入“高中”，把“大专”（社区大学等）并入“大学”。 社会出身。父亲的文化程度和职业地位是社会出身的指标。我们用一组虚拟变量来标示父亲的文化程度：初中、高中和大学，并把只接受过初等教育或者没有接受过教育的父亲作为参照类。 为了将父亲的社会政治地位操作化，我们创设了一组关于父亲职业的虚拟变量。我们收集了本研究涉及的年份中父亲职业地位的信息——父亲最早工作的年份、1965年、1975年、1978年、1986年和1993年。在我们的分析中，我们使用了在每个被访者下乡或返城之前，时间上离这些事件最近的有关父亲职业方面的信息。我们把父亲的职业划分成如下五种类型：高级干部、低级干部、高级专业人员、低级专业人员，以及工人（参照类）。在社会主义中国，干部（管理者和官僚）是官僚阶层的组成部分，拥有比专业人员更高的政治地位。中国的官僚体制主要分为四层：部、局、处、科。我们把处级或处级以上的干部定为高级干部，把科级及科级以下的干部定为低级干部。在中国的体制内，专业人员包括诸如高级工程师、工程师、助理工程师和技师等几个层级（在其他专业领域中，则有与此对应的层级）。我们把处于“工程师”或“工程师”以上的专业人员定为高级专业人员，把“助理工程师”或“助理工程师”以下的专业人员定为低级专业人员。 [2] 为了进一步考察政治选拔机制，我们也使用了一个可以替代社会出身的测量指标，其依据便是官方为每个家庭贴定的标签——阶级成分（家庭出身）。这个标签根据当事者本人父母或祖父母在1949年之前社会阶级的情况来对个人的进行阶级定位。这个标签可能与父亲现在的职业相符；但是，它是直接由国家规定的，在毛泽东时代构成了鉴定政治身份时最重要的根据。在1979年正式废除家庭出身之前，个人在申请入学、招工、提干的时候，按照规定，都需要汇报自己的家庭出身。我们使用下列四个虚拟指标来代表家庭“阶级成分”：（1）工人/贫农；（2）干部；（3）中间阶级（小工商业者、中农以及知识分子）；以及（4）“剥削阶级”（大工商业者、地主、“右派”、“坏分子”等等）。这里把中间阶级成分作为参照类。 由于对父亲的职业地位与家庭的阶级成分的测量可能有重合，所以我们使用这两个可相互替代的指标去估计不同的模型。“阶级成分”指标比职业类型更宽泛，与文革时期政治选拔标准有关。而另一方面，父亲的职业地位则更直接地测量了当时拥有的社会政治地位（比如干部地位）的情况。 单位性质。在中国，工业组织与国家间的所有权关系标志着其在社会主义再分配体制中的地位（Bian，1994；Lin和Bian，1991；Walder，1992）。在国有部门中，我们区分了党政机关、事业单位（public organization）和国营企业（中央政府所有企业和地方政府所有的企业）几个类型。在非国有部门之中，我们区分了集体企业（通常由地方政府监管）、私营企业以及合营企业（产权混合，例如集体产权和私营产权混营，或者国营企业与外国企业建立的合资企业）几个类型。 地区差异。谢宇和韩怡梅（Xie和Hannum，1996）提请人们在理解各种中国城市生活经济体中的城市生活时要注意地区间的差异。在我们的分析中，我们以两种方式考虑了地区差异。 首先，上山下乡政策部分是政府对失业问题的反应。因此，我们认为上山下乡事件发生的概率随着各个地区城市经济和就业条件的不同而有所变化。各城市就业机会变化的具体信息，对于分析下乡和返城事件十分重要。我们设计了测量城市就业率在连续两个年份变化的指标。 [3]该指标定义如下：   ΔNi,t = ( Ni,t –Ni,t-1 ) / Ni,t-1   其中，Ni,t 指省份i 在t年的城市就业人口数，Ni,t-1指同样的统计量，只不过时间是在t-1年。ΔNi,t 测量的是特定省份连续两年内城市就业率的变化。各年度劳动力的信息取自国家统计局的有关资料（国家统计局，1990b）。对于特定年份，我们使用3年移动平均法消除随机波动。因为我们只是使用有关就业机会的信息去捕捉结构性的变化，所以在分析下乡和返城时，我们并没有引入测量居住地的变量。 其次，在分析改革时期的收入时，居住地成了城市经济类型和整个收入水平的重要指标。为了控制地区差异，我们引入了一组虚拟变量，标示被访者所在的省份和不同城市规模的居住地。 另外，我们还使用性别和工龄（以年份表示）来测量个体背景特征。我们也考虑了兄弟姐妹的个数，以控制上山下乡时期国家政策允许每个家庭可以在城市留下一个孩子这种情况的潜在影响。为了分析收入，我们引入了一个变量，测量知青在农村驻留的时间。由于这个变量与参加工作的时间部分重合，对于下乡的群体，我们从参加工作的时间中减去了下乡的年数。 遇到有关父亲的文化程度、职业或家庭阶级成分信息缺失的情况，我们使用虚拟变量来标示缺省值。其他变量有缺失值的个案则被从特定模型估计中删除。附录A报告了被访者参加工作以及1993年的时候的描述性统计信息。 [4] 模型和方法 在分析下乡和返城事件时，我们使用了适用于离散时间事件史分析的Logit模型（Allison ，1995）。事件史模型可以让人们结合随时间变化的变量（time-varying covariates）来解释事件发生的概率。而且，因为在我们所研究的时期内，在参加工作的问题上存在不容忽视的时滞（delays）现象，所以，任何特定年份“风险集”（risk set）中都可能发生显著的变化（比如中学毕业后参加工作），而事件史模型则能够恰当地包容这样的信息（Tuma和 Hannan，1984）。模型采取如下形式： log [ Pit / ( 1 – Pit )] = x (t ) ′β   其中，P 指的是假定某个事件尚没有在个体 i 身上发生时，该个体在时间 t 经历这个事件的条件概率，x 是一组时变变量的向量，β是相应参数估计值的向量。 我们使用皮尔逊卡方检验的方法来验证零假设：在那些留在城市中的人和那些经历下乡后返城的人之间，在主要的生命历程事件中，观察不到实质的差异。在对收入决定因素的分析中，我们使用了传统的最小二乘法（OLS），估计出一个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模型中纳入了被访者的背景特征作为协变量（covariates），如文化程度、职业、单位性质以及居住地。 “上山下乡”事件的历史模式 我们先来描述一下文革期间上山下乡事件的历史模式。图1报告了从1967年至1978年对初职风险率（hazard rate）的估计。这里的风险率测量的是那些在“风险集”中的人（比如完成教育的个体）当年进入某种特定类型工作的几率。尽管上山下乡政策在1968年底之前并没有开始执行，但上山下乡运动在1967年就已经发起并得到官方的支持。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是在1968年开始的，这体现在1968年和1969年之间从事农业生产的风险率达到顶峰（粗实线）。注意在高峰年份（1968年和1969年），上山下乡运动影响到更广泛的群体，包括1966年至1969年积压的中学生（初中生和高中生）。进入其他类型工作去向的风险率表明城市中不同工作的机会。正如人们所能看到的，1970年代，城市中的工作机会普遍减少了。 图2显示了知青返城的风险率。在1979年正式取消上山下乡政策之前，部分知青通过各种途径回到城市。1979年的高峰反映了上山下乡时代的终结。大多数知青在1980年代早期返回了城市。1980年代中期风险率的降低符合城市改革开始这一情况，那个时候，国家对劳动力的控制减弱了。因此，城市改革可能为那些仍然留在农村的人回城创造了新的机会。注意，尽管1980年代出现的第二个高峰也较高，但这个高风险率的出现主要是由于仍然处于风险集（即仍然留在农村）中的个体数量相对较小所致。 进入不同类型工作以及返城风险率的变化，表明下乡政策的贯彻执行，在各个时期并不是一以贯之的，对各个社会群体的影响也不是整齐划一的。   国家政策对社会群体不同的影响 谁最有可能被遣送下乡？ 我们考察了文革的孩子们是如何被分配到最初的两个工作中去的：是在城市里工作，还是被“遣送”到农村。在我们的模型中，纳入了测量社会出身、个体背景特征、城市工作机会以及兄弟姐妹的个数的变量。我们分析了1967年到1978年整个时期，以及1967-1971年、1972-1978年细分的两个时期下乡事件的概率。在中国的文学作品中，第一个时期参加工作的城市青年经常被称作“老知青”，而第二个时期参加工作的城市青年则被称作“新知青”。这两个时期的不同之处在于情况发生了重要的变化：1972年，大学重新开始了有限的招生。而且，在第二个时期，执行下乡政策也允许各地有更大的差异。这些变化为那些经过挑选的知青进入大学和重新在城市就业提供了机会。分别对这两个时期进行分析，可以让我们发现在沟通国家政策与个体生活机会的分层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变化。 表1报告了对被遣送下乡的概率的最大似然估计（以对数发生比的形式表示）。模型A中包括了父亲的职业，作为测量社会出身的指标；模型B使用了父亲的阶级成分作为替代测量指标。   总的模式。第一栏中的分析考察了文革期间（1967-1978年）被遣送下乡的各个决定因素。表1（模型A）第一列中的估计值表明，被遣送下乡的概率随着被访者的年龄而减小，但性别之间没有显著的差别——下乡政策对男性和女性都产生了程度相近的负面影响。   表1：对“下乡”事件Logistic回归模型参数的最大似然估计：1967-1978年参加工作的中国城市青年   1967-1978   1967-1971   1972-1978 自变量 模型A 模型B   模型A 模型B   模型A 模型B 截距 .748** （.205） .780** （.228）   -2.295** （.280） -2.271** （.309）   .530 （.376） .468 （.420） 年龄 -.222** （.010） -.223** （.010）   -.012 （.014） -.014 （.014）   -.237** （.019） -.239** （.019） 女性 .049 （.075） .052 （.075）   .040 （.102） .030 （.102）   .054 （.112） .062 （.112） 文化程度                  高中   大学 .593** （.081） .222 （.347） .590** （.081） .216 （.347）   -.000 （.129） -1.329* （.594） -.011 （.129） -1.355* （.595）   .927** （.115） 1.081* （.435） .938** （.115） 1.126** （.436） 父亲的文化程度                  初中   高中   大学   -.194 （.114） .098 （.141） .379** （.139） -.211 （.113） .077 （.140） .369** （.131）   .019 （.148） .398* （.193） .365 （.190） -.045 （.147） .271 （.191） .243 （.178）   -.532** （.185） -.217 （.211） .231 （.206） -.448* （.183） -.042 （.208） .453* （.196） 父亲的职业                  高级干部   低级干部   高级专业人员   低级专业人员   -.054 （.186） -.123 （.121） .010 （.242） .078 （.149） —   —   —   —     .137 （.243） -.327 （.186） -.120 （.328） -.177 （.213） —   —   —   —     -.132 （.293） .117 （.162） .192 （.365） .344 （.212） —   —   —   —   家庭“阶级成分”                  革命干部   工人/贫农   “剥削阶级”   —   —   —   -.083 （.144） -.053 （.112） .500 （.277）   —   —   —   .155 （.188） -.060 （.144） .166 （.368）   —   —   —   .199 （.232） -.114 （.184） .612 （.427） 兄弟的个数   .043 （.028） .043 （.028）   .013 （.037）  .013 （.037）    .074 （.043）  .071 （.043） 姊妹的个数 .044 （.027） .046 （.027）   .029 （. 036） .031 （.036）   .048 （.041） .044 （.041） 城市劳动人口百分比变化 -.106** （.013） -.107** （.013）   -.116** （.017） -.117 （.017）   -.040 （.022） -.037 （.022） 父亲文化程度缺省值 -.026 （.170） -.147 （.155）   -.053 （.215） -.221 （.195）   -.204 （.288） -.381 （.266） 父亲职业缺省值   -.223 （.133） —   -.294 （.169） —   -.373 （.225） — 家庭背景缺省值   — -.279 （.273）   - -.158 （.334）   - -.444 （.482） χ2a  975.5** 976.1**   90.0** 85.2**   314.5** 313.0** 自由度 16 15   16 15   16 15 事件数 755 755   417 417   338 338 注：括号中的数为标准误。文化程度的参照类是“初中及以下”；父亲的文化程度的参照类是“小学及以下”；父亲的职业的参照类是“工人”；家庭阶级成分的参照类是“中间阶级”。 a. 与没有协变量的基本模型相比照。  * p<.05   ** p<.01（双尾检验）   对高中毕业生来说，被遣送下乡的发生比（odds）比那些初中生或更低文化程度的青年（参照群）高出81%（e.593=1.81）。大学毕业生和参照群之间不存在统计上的显著差异。因此，这表明，上山下乡政策尤其对高中毕业的城市青年产生了影响。 这里有个重要的理论问题，也就是社会出身在传导不利的国家政策的影响时所起的作用。在模型A中，我们纳入了父亲的文化程度和职业地位，作为社会出身的指标。政治因素作用最显著，因为父亲受过大学教育的孩子具有显著更高的概率被下放农村。这个群体下乡的发生比要高出参照群体（他们的父亲只具有初等文化程度或没受过教育）46%。这个研究结论与这个时期歧视知识分子的国家政策是相符的。 在共产党的政治体制中，父亲的职业（如干部地位）与政治地位紧密相关。在这个时期，在父亲的职业地位对经历下乡事件概率的影响中，我们没有发现统计上显著的差异——高级干部不能帮助其子女免受不利的国家政策之害。 不出所料，经历下乡事件的概率与城市工作机会紧密相关。城市工作机会的增加降低了被下放农村的概率。兄弟姐妹的个数没有显著的影响。 [5] 在模型B中，我们估计了家庭阶级成分对于下乡事件的影响。这个研究结果表明“剥削阶级”的子女更可能被下放农村，其显著性水平达到了边际值（p<.10）。这个群体被遣送下乡的发生比要高于中间阶级（参照群）的子女65%。这再一次符合了当时国家推行的划分家庭阶级成分，对不同社会群体差别对待的情况。其他的变量显示出与在模型A中相似的效应。 变量在两个时期比较。表1中的第2、3栏报告了对1967-1971年和1972-1978年两个时期各变量效应的估计。比较这两个时期，我们发现在较早的那个时期（1967-1971），当上山下乡的政策严格执行的时候，如果不计社会出身的话，不同的群体间在下乡的比例上鲜有差异。然而，在第二个时期，选择机制出现了。比如，在1972-1978年，父亲受过大学教育的孩子（模型B）被到农村的比例，显著高于那些父亲只接受过初等教育或没有接受过教育的孩子。我们猜测这是因为，1970年代，激进的政策倡导“新教育体制”下的大学教育要深入到车间和农田的生产过程中去。另外一个有趣的发现是，与第一个时期相比较，在第二个时期，城市劳动人口的变化所产生的影响没有统计上的显著性。这个研究发现表明，随着时间推演，当上山下乡的政策被制度化时，它变成了一种政治仪式，执行的时候不再考虑城市工作机会如何。 回城 在1979年之前，多数知青被迫留在农村。然而，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允许某些个体回到城市的渠道是存在的。通过研究不同社会群体对能带来种种好处的政治资源和社会资源的占有情况，我们分析了1967-1977年以及进一步细分的两个时期中返城事件的概率。表2报告了对这些分析的最大似然估计。 [6]   表2：“返城”事件Logistic回归模型参数的最大似然估计：1967-1977年“上山下乡”的中国青年   1967-1977   1967-1971   1972-1977 自变量 模型A 模型B   模型A 模型B   模型A 模型B 截距 -4. 714** （.779） -4.577** （.802）   -5.919** （1.930） -7.535** （2.059）   -4.425** （.869） -4.110 （.894） 年龄 .034 （.042） .029 （.042）   .087 （.105） .107 （.105）   .031 （.046） .023 （.046） 在农村的时间 .287** （.050） .276** （.049）   .551** （.185） .516** （.179）   .238** （.058） .229** （.057） 女性 -.032 （.133） .052 （.132）   -.832* （.354） .839* （.353）   .096 （.146） .079 （.057） 文化程度                  高中   大学 .626** （.162） 1.741** （.348） .637** （.161） 1.709** （.350）   -.656 （.412） 3.800** （.963） -.647 （.407） 2.999** （.908）   .563* （.177） 1.503** （.378） .578** （.176） 1.519** （.383） 父亲的文化程度                  初中   高中   大学   -.237 （.201） -.425 （.286） .036 （.235） -.130 （.196） -.271 （.277） .005 （.225）   -.491 （.484） .050 （.601） -.192 （.545） -.160 （.456） .397 （.628） .198 （.586）   -.175 （.222） -.542 （.319） -.014 （.259） -.101 （.217） -.384 （.307） .041 （.245） 父亲的职业                  高级干部   低级干部   高级专业人员   低级专业人员   -.758 （.276） -.628 （.214） .500 （.403） -.215 （.311） —   —   —   —     .589 （.609） 1.044* （.444） -1.259 （1.255） —a   —   —   —   —     -.766* （.313） .513* （.243） -.404 （.429） -.096 （.326） —   —   —   —   家庭“阶级成分”                  革命干部   工人/贫农   “剥削阶级”   —   —   —   -.030 （.243） .091 （.112） -.245 （.506）   —   —   —   1.692* （.700） -1.414* （.638） .558 （1.244）   —   —   —   -.242 （.271） -.070 （.200） -.331 （.560） 兄弟的个数   -.071 （.054） -.078 （.053）   -.189 （.142）  -.198 （.133）    -.053 （.059）  .055 （.058） 姊妹的个数 .018 （.050） .006 （.050）   .015 （. 129） .041 （.126）   .021 （.054） -.007 （.054） 城市劳动人口百分比变化 .085** （.023） -.088** （.023）   .072 （.041） .071 （.040）   .080* （.032） .086* （.032） 父亲文化程度缺省值 -.194 （.289） -.261 （.274）   —a   —a     -.074 （.307） .111 （.288） 父亲职业缺省值   -.350 （.240） —   1.425  （.169） —     -.269 （.225） —   家庭背景缺省值   —   -.180 （.468）   —   —a     —   -.108 （.480） χ2a  209.7** 187.5**   62.1** 59.0**   110.7** 97.4** 自由度 17 16   15 15   17 16 事件数 272 272   44 44   228 228 注：括号中的数为标准误。文化程度的参照类是“初中及以下”；父亲的文化程度的参照类是“小学及以下”；父亲的职业的参照类是“工人”；家庭阶级成分的参照类是“中间阶级”。 a. 此类别没有估计，是因为这一类别没有对应的变量（返城事件）。 b. 与没有协变量的基本模型相比照。 * p<.05   ** p<.01（双尾检验）   总的模式。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就整个文革时期（1967-1977年）来说，年龄和性别对于返城率来说没有显著的影响。但是在农村驻留的时间显著增加了返城的概率。 那些受教育层次较高的知青比那些受教育较少的知青回城要早。与只接受过初中教育或没有接受过教育的知青相比，高中毕业生返回城市的发生比要高出87%；那些接受过大学教育的知青返城的发生比则更高。这个模式可能是因为大学招生、城市招工、或者军队征兵偏爱文化程度较高的候选者造成的。 社会出身的影响尤其具有启发性。父亲的文化程度对返城率来说没有显著影响。不过，另一方面，父亲职业的影响清楚地表明了政治地位的重要性。高干子弟有显著较高的返城概率：这个群体返城的发生比要高于那些父亲只是工人的青年（参照群）。父亲是底层干部的青年返城的发生比也要高出87%。专业人员的孩子没有优势。城市就业机会的增加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因此增加了返回城市地区的概率。 就整个文化大革命时期来说，家庭的阶级成分（表2，模型B）没有显著的影响。无疑，返城的机会与地位权力（父亲的职业地位）之间的关系，要比与符号标识（阶级标签）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 变量在两个时期的比较。我们对进一步细分的两个时期补充的分析，揭示出返城率在不同时间存在不容忽视的变化。在1967-1971年这个时期（第二栏中的模型A），只有低级干部的子女返城率显著较高。我们推测，这是因为在文革的早些年，高层干部是政治清洗的主要目标。另一方面，家庭的“阶级成分”（模型B）表明，某些显著的影响，与官方的政治选拔标准是相符的：与中间阶级（参照类）相比，具有“干部”背景的那些人返城的发生比要高出四倍多。同样，那些出身工人阶级家庭的青年，返城的可能也是中间阶级青年的大约三倍。 在1972-1977年这段时期，家庭阶级成分的标签消失了。父亲的职业地位取而代之，变得重要。高级官员的子女返城的发生比是工人阶级子女的两倍。低级干部的子女也具有显著较高的发生比（高出27%）。很明显，在第二个时期，广泛划定的阶级成分在区分社会群体时不再有效。相反，父辈的政治地位（父亲的干部地位）对于子女返城有着更直接的影响。而且，在第二个时期，城市就业机会对于提高返城率来说，也成为一个显著的影响因素。 下乡经历的后果 下乡的经历如何影响到这些青年后来的生命历程？鉴于这个群体在农村地区呆了很长一段时间（平均六年），我们认为这段经历对这个群体产生了持续的影响。现在我们就评估一下下乡经历的后果。 后来的生命历程 为了考察下乡经历对于知青们后来生命历程的影响，我们首先比较一下那些留在城市里面的青年和那些被遣送下乡的青年主要生命历程事件的经历：（1）结婚年龄，（2）初育年龄，（3）教育（大学）成就，（4）在城市中就业时初职的职业类型与单位性质。 既然下乡的时间长短不一，存在不容忽视的差异，我们也就认为下乡经历所产生的影响，也会随着在农村逗留的时间长短而有所不同。对于那些能够较早回城的人来说，下乡经历的负面影响可能是无足轻重的。但是对于那些留在农村较长时间的人来说，负面的后果就可能加剧了。基于这种考虑，我们把知青分成两个群体：（1）留在农村时间少于6年的群体；（2）留在农村时间多于6年的群体。 [7] 表3中报告了这些比较的描述性统计和皮尔逊卡方检验输出的统计量。我们只选择了那些适合每个特定分析条件的被访者，所以这些不同事件的样本规模有所变化。（例如，只有那些18岁或18岁以上的人才纳入“结婚年龄”的分析。）还有样本规模的一些变化，是由于与事件相关的信息缺失造成的。   表3. 主要生命历程事件群体间差异的统计描述与卡方检验：1967年至1978年参加工作的中国城市青年 事件/ 自变量  无下乡经历  下乡少于6年  下乡多于6年 婚姻 结婚平均年龄  26.5  26.6  28.2 18-25岁  37.7  36.1  15.9 26-30岁  53.8  56.6  65.6 31岁及以上  8.5  7.4  18.6 被访者数  1,456  366  372 对自变量的皮尔逊卡方检验: χ2 = 82.8； d.f. = 4； p < .001   生育年龄       初育平均年龄  27.4  27.4  29.1 18-25岁  25.7  24.8  11.7 26-30岁  59.1  64.0  60.2 31岁及以上  15.3  11.2  28.1 被访者数  1,246  339  334 对自变量的皮尔逊卡方检验: χ2 = 57.7； d.f. = 4； p < .001   教育获得  1977年以后上大学的比例  8.4  14.2  9.5  被访者数  1,607  401  400 对自变量的皮尔逊卡方检验: χ2 = 12.6； d.f. = 2； p < .002   初职的单位性质 政府机关  10.3  11.7  5.3 事业单位  6.7  8.1  11.6 国营企业  50.3  52.8  46.1 集体企业  28.0  21.4  32.4 合营企业  1.0  .5  1.6 私人企业 -  3.7  1.5  3.2 被访者数  1,960  394  380 对自变量的皮尔逊卡方检验: χ2 = 32.3； d.f. = 10； p < .001   初职的职业类型  干部  3.1  5.9  9.3  专业人士  13.7  11.4  10.4  办事员  3.6  5.7  6.3  服务业工人  11.1  12.9  12.5  产业工人  63.0  58.1  61.0  军人/警察  5.6  5.9  .5 被访者数  1,799  387  367 对自变量的皮尔逊卡方检验: χ2 = 59.3； d.f. = 10； p < .001   结婚年龄与初育年龄。就结婚年龄与初育年龄来说，在那些留在城市里的青年和那些被遣送下乡少于六年的青年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差异。然而，对于那些在农村地区工作多于6年的人来说，结婚与生孩子的事件几乎都推迟了2年的时间。我们进一步把每一类型的被访者都划分为3个年龄组（18至35岁，26-31岁，31岁及以上）。卡方检验使得我们拒绝了零假设：在结婚年龄和初育年龄问题上，3个年龄段人群与他们下乡经历交互分类形成的各组之间没有差异。自从1970年代以来，由于政府推行计划生育政策，所有的城市青年都推迟了他们结婚生子的时间。我们推测，如果没有这些政策，在这些群体之间观察到的差异会变得更加突出。 教育成就。因为文革期间多数城市青年都是中学毕业，所以这里我们只关注大学教育。我们比较了1977年全国高考入学考试恢复以来大学的招生情况。自从1977年以来，大批文革的孩子（既包括高中毕业生也包括初中毕业生）参加了高考，努力恢复他们中断的学业。卡方检验表明，在这3个群体之间存在显著差异。描述性统计则表明，在农村呆了不到6年的知青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最高（14.2%）。也许知青们艰苦的生活经历激励他们下定决心要通过教育途径重新在社会中找到他们的位置。但是，1977年恢复高考对于那些在农村呆了6年以上的人来说来得太迟了；他们的入学率（9.5%）比那些在农村呆的时间较短的人明显要低。 在城市就业时初职的职业类型和单位性质。在劳动力市场中所处的位置是与经济报酬高度相关的。因为对个人来说，工作可能会随时间而变化，所以我们只比较了3个群体在城市中参加的第一份工作的类型。对于知青来说，这个工作指的是返城后的第一份工作。卡方检验表明，职业类型和单位性质在3个群体中间显著不同。然而，描述性统计表明，与那些留在城市中的人相比较，那些具有下乡经历的人在地位较高的单位和职业中（政府和/或事业单位；干部以及专业职业）趋向于拥有相近的比例。这可以部分归结为知青中较大比例的人获得了大学教育这样一个事实，正因为如此，他们才得以进入这些单位和职业。 总结。总而言之，我们的证据表明，下乡经历对那些知青以后生命历程中的重大生活事件产生了显著的影响。被访者在农村呆的时间越长，其对生命历程的影响也越严重。然而，在农村的经历也可能激励了知青们改善他们社会处境的决心。他们完成高等教育的比例较高，他们在地位较高的单位和职业中工作的比例较高，都体现了这一点。 收入的决定因素 下乡的经历对于后毛泽东时代个人收入有什么影响？我们的因变量是被访者总收入（包括基本收入、奖金、以及兼职收入）的对数。在我们的模型中，纳入了测量性别、工作经验、文化程度、职业、单位性质以及居住地等变量。为了检验不同时期影响因素的变化，我们估计了三个年份（1978年、1987年和1993年）的收入模型。为了在有和没有下乡经历的群体之间进行比较，我们创造了一组交互变量，以测量下乡经历对收入另外的影响。这些交互项可以让我们发现下乡经历通过什么途径影响到个人收入。 1978年收入的决定因素。表4中的第一列报告的即对1978年的时候收入决定因素参数的估计值，这一年的前一年，上山下乡的政策正式废止。在这个分析中，有301位被访者在1978年之前返回了城市。 1978年，后毛泽东时代开始的一年，女职工比男职工的收入平均要少11%。工龄（通过对就业年数一阶和二阶效应测量）对收入有负向的影响。但是，只有二阶效应统计上显著。1978年的时候，对人力资本（通过文化程度测量）还没有显著的回报。由于我们的样本中只包括一组青年队列，所以，到1978年的时候，对工作经验和人力资本的回报可能还相当有限。 那些在政府部门、国营企业和合营企业工作的被访者的收入，都显著高于那些在集体企业中工作、没有下乡经历的人（参照类）。 [8]职业群体之间的收入没有什么差异。只有服务业工人的收入显著高于没有下乡经历的产业工人（参照类）。由于私营企业主数量很少，我们在这个分析中略去了这个群体。 下乡的虚拟变量的效应所显示出的结果表明，下乡事件在1978年的时候对收入没有显著影响；在农村呆的时间长短也不影响收入。在考察交互效应时，多数协变量（单位性质和职业类型）对1978年的收入呈现负向的影响，但是这些效应不够显著，这表明没有统计上显著的差异可以归结为下乡的经历。在下乡政策被废止之前，那些较早返城的人中较大比例获得了较高的学历文凭，其中许多是高干子弟（参见表2）。他们的人力资本和其父母的政治资源可能帮助他们重新找到较好的单位和职业，并因此减轻了下乡经历所带来的负面后果。 1987年收入的决定因素。到了1987年，多数知青已经回城好几年了。中国的城市正处于从1985年已经开始的激动人心的改革进程之中。因此，在我们的分析中，收入的决定模式既体现了下乡经历的影响，也体现了正在进行中的城市改革的影响。 与1978年的模式相比较，性别间的收入差异增加了，但是在1987年，工龄和文化程度没有显著影响（表4第2列）。与受雇于集体企业、没有下乡经历的人（参照类）相比，那些在国营企业工作的人有更高的收入；与那些在合营企业中的人相比也是这样。在所有的职业群体中，私营企业主收入最高。这些结果体现了城市改革初期的影响。在这场改革中，与那些在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中工作的人相比，工业和服务业组织中的分权使得职工们拿到了更多的奖金（Walder，1989）。在各职业群体之间，干部、专业人士和服务业工人所得要多于产业工人。 主要的协变量和下乡经历之间交互项的效应与在1978年的情况类似，没有显示出对于返城青年的经济状况，至少是对于作为测量指标的个人收入有统计上的显著影响。考虑到这些知青们所经历的社会错位（social dislocation），这些结果不免多少有点令人感到惊奇。一个貌似合理的解释是，在1980年代，政府采取了政策，扶植知青在城市就业（劳动政策法规司，1990b：371-74）。最有意义的一项政策规定是，在工资定级和晋升的时候，知青在农村呆的年头要计作工龄。这些政策可能有助于减少两个群体间收入的差距。 1993年收入的决定因素。到了1993年，影响收入的变量中出现了显著的变化（表4中的第3列）。总的来说，不同性别在收入上的差异再一次拉大了，但是经历过下乡的女职工与没有下过乡的女职工相比，收入显著要高。这表明，有下乡经历的女工人在改变其社会地位方面要比那些留在城市里的女工人更积极。在1993年，大学教育与更高的收入显著相关。 到这个时候，单位性质也重要起来。对于那些留在城里的人来说，在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国营企业和合营企业中工作的人，与那些在集体企业中工作、没有下乡经历的人（参照类）相比，收入都要高。不过，对于在政府机关、事业单位、中央政府所属企业以及集体企业中工作的知青来说，收入明显要比在相同性质的单位中工作的同事们低。例如，对于一位知青来说，在其他情况相同的情况下，从他或她在政府部门中的职位上得到的收入回报只是-.087（.240-.327）。即使是有下乡经历的私营企业主，相对于那些没有下乡经历的同行来说，收入也较低。就有无下乡经历来说，不同职业之间收入没有显著差异。 [9] 小结。3个年份知青收入决定因素的变化，揭示出毛泽东时代之后发生在中国城市中意义深远的变迁。在文革的孩子们中间，最近几年，受过高等教育已经成为获得较高收入的一项重要影响因素。现在，与产业工人相比，干部和专业人员显然得到了比以往更多的收入。更重要的是，单位性质对于决定经济状况来说变得越来越重要。私营部门的崛起对于收入分配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城市各职业群体中，私营企业主现在的收入最高。这些情况反映了再分配制度和市场机制共存其中的多面向的改革进程所造成的影响。 这些基础性的变迁已经通过多种方式影响到知青们的经济状况。直到前些年，还没有证据表明，下乡的经历造成知青们明显的收入差距。我们认为这非常可能是由中国的经济改革造成的。新经济部门的出现和市场经济的扩张已经创造出各种工作机会，为获得经济资源开辟了渠道（Nee，1989）。而且，在1980年代，国家采取了有关社会政策，让知青们在城市中顺利地重新找到工作，并在工作单位中为知青们提供平等的机会。 具有讽刺的意味的是，在1993年，由于单位不同而造成的知青们收入上明显不利的情况，也反映了最近几年经济改革的影响。不同性质的单位之间形成差异，是与各类工作组织从指令经济中摆脱出来的趋势相一致的。最初那些曾帮助知青们融入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国家政策，因为国家的弱化，效力可能已经遭到了削弱。结果现在，在城市劳动力中，缺乏工作经验变成了一个影响知青经济状况的突出因素。所以，最近几年收入上的差距，显示出了一种由不利的生命历程经历造成的持久效应，一种似乎伴随着中国正在发生的社会变迁一起加速演进的效应。   表4. 对1978年、1987年和1993年收入最小二乘法回归模型的估计：1967年至1978年参加工作的中国城市青年 自变量                                         1978  1987               1993 截距                                    3.386**（.540） 4.627** （.398） 4.628** （.240） 女性 -.121** （.022） -.188** （.025） -.207** （.021） 工龄 -.035   （.023） .012   （.020） .015   （.014） （工龄）2/l00 -.060** （.023） .008   （.026） .010   （.022）   文化程度  高中 -.030   （.025） .009   （.029） .043   （.025）  大学 -.002   （.058） .043   （.050） .082* （.038）   单位性质  政府机关 .111* （.050） .045   （.052） .201**（.043）  事业单位 .103* （.049） .067   （.053） .271**（.045）  中央政府所属企业 .183**（.034） .153**（.039） .302** （.034）  地方政府所属企业 .142**（.033） .127**（.038） .155**（.034）  合营企业 .252**（.054） .146* （.059） .203**（.048）  私营企业                                —a             .501**（.065） .575**（.053）   职业   干部 .039   （.047） .141**（.043） .201**（.034）   专业人员 .073   （.042） .092* （.045） .109**（.037）   办事员 .013   （.055） .076   （.055） .038   （.043）  服务业工人 .113**（.035） .080*  （.039） .043  （.032）   与下乡经历的交互项   下乡（下乡 = 1） -1.903 （2.747） -.043   （1.000） -.326   （.576）   下乡时间  （年） -.009   （.014） .002   （.007） -.003   （.005）   女性 × 下乡 .097   （.061） .080   （.048） .084* （.039）   工龄 × 下乡 -.072   （.114） -.006   （.047） -.029   （.031）   [（工龄）2× 下乡] / l00 -.056   （.117） -.007   （.056） -.035   （.042）   文化程度：   高中 × 下乡 .016   （.073） -.054   （.057） -.005   （.047）   大学 × 下乡 .095   （.130） .030   （.089） .046   （.071）  单位性质：   国家机关 × 下乡 -.334   （.242） .156   （.129） -.327**（.111）   事业单位 × 下乡 -.031   （.256） -.007   （.129） -.285* （.113）   中央政府所属企业 × 下乡 -.201   （.238） -.017   （.116） -.219   （.104）   地方政府所属企业 × 下乡 -.260   （.240） -.035   （.115） -.187   （.105）   集体企业 × 下乡 -.167   （.231） -.028   （.104） -.222* （.090）   合营企业× 下乡 -.239   （.157） .169   （.107） .026   （.096）   私营企业 × 下乡  — -.212   （.201） -.373**（.138）  职业：   干部 × 下乡 .165   （.193） -.146   （.127） -.021   （.095）   专业人士 × 下乡 -.264   （.194） -.099   （.131） .035   （.100）   办事员 × 下乡 -.l56   （.212） -.172   （.137） .159   （.104）   服务业工人 × 下乡 -.010   （.202） -.175   （.125） .035   （.094）   产业工人 × 下乡 .014   （.168） -.073   （.109） .019   （.081） R2                                                              .247                .247              .418 被访者数（总 / 下乡）         2,217/301         2,391/673       2,702/755   注：括号中的数字为标准误。文化程度的参照类是“初中及以下”，单位性质的参照类是“集体企业、无下乡经历”，职业的参照类是“产业工人、无下乡经历”。 a. 由于这个群体成员太少，故分析中略去。 * p <.05    **p < .01 （双尾检验）   讨论 历时12年的上山下乡运动从根本上改变了一代城市青年的生命历程。对于研究国家政策如何影响生命历程，研究社会分层过程如何传递这些影响，以及大规模的社会变迁如何能影响到以后的生命历程和经济状况，这个历史事件提供了一个颇有价值的背景。 我们的研究指出，国家及其政策变化对于中断和重构个体生命历程起着决定性作用。有关就业模式和从农村返城的证据表明，当一个集权的国家通过高度动员去贯彻其政策时，没有哪个社会群体能抵制其对他们生活的入侵。在不同社会出身的孩子们中间，被遣送下乡的概率没有显著的差异。在这个意义上，上山下乡政策对所有社会群体不加选择地都产生了不利的影响，以至于官僚阶层抵制国家政策的能力实际上也受到限制。知识分子家庭和“剥削阶级”成分的孩子尤其成为主要目标。这与当时的国家政策是一致的。 不过，社会出身对于较早返城的概率也存在显著的影响。当政治高潮消退之后，与其他职业群体的孩子相比，高级干部就占据了优势，可以通过让孩子尽早回到城市，减弱国家政策不利的影响。较早返城非常重要：我们的研究发现表明，与那些下乡时间较长的青年相比，那些下乡时间较短的青年在后来的生命历程事件中境况显著要好。1977年以后，干部和专业人员的孩子在升学方面尤其占优势（Zhou，Moen和Tuma，1998）。既然在改革时期，学历文凭对于地位成就和经济状况来说很重要，那么，由此观之，文革中戏剧性的政治事件似乎只是暂时打断了社会阶级再生产的过程。这些研究结论让我们认识到，在沟通国家政策和个人生活机会的互动中，社会分层结构与过程一向十分重要，即使是在急剧变化的政治环境中也是这样。 国家政策诱致的社会变迁对个体后来的生命历程和行为模式产生了持久的影响。把没有下乡经历的中国青年和那些在农村忍受了长短不一的时间的青年相比较，我们在他们主要的生命历程事件中发现了显著的差异。上山下乡这一历史事件对那些具有长期下乡经历的人尤其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结婚生育都明显被耽搁了。与那些只在农村呆了较短时间的人相比，当回到城市找工作的时候，他们很少处在有利的位置（就职业类型和单位性质来说）。至于个人收入的决定因素，总得来讲，下乡经历好像在我们分析的3年中都没有产生重要影响。然而，1993年，单位性质和下乡经历交互作用的显著效应表明，下乡经历不利的后果在最近几年出现了，而且有可能变得更加突出。 更有趣的是，我们的研究结论也揭示出下乡经历所具有的某些积极后果。比如，当与城市青年比较时，知青们在1977年后完成了高等教育的比例显著较高。部分是由于他们所取得的教育成就的原因，这些知青，尤其是那些在农村呆的时间较短的知青，更有机会在城市中找到称心的工作（职业类型和单位性质），尽管他们在城市的工作经验较短。有下乡经历的妇女也比那些留在城市里的妇女拥有更高的收入。 我们认为有两个主要的因素，可以解释下乡经历产生的这些积极后果。首先，在经济改革时期发生的重大社会变迁，对于重塑知青回城后的生命历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高考制度的恢复以及城市经济的扩张，也为知青们在城市重新定位铺平了道路。方兴未艾的市场经济创造了新的工作机会（私营企业）和新的经济部门（服务部门的发展），这可能减轻了下乡经历的某些消极影响。 其次，在农村的经历可能激发了知青们对生活强烈的憧憬，鼓舞了他们在面对新的机遇时采取持之以恒、敢于冒险的态度。特别是，我们认为下乡的经历尤其可能使他们适应了发生在今日中国的大规模的社会变迁，他们因此而受益。尽管一般而言，在有和没有下乡经历的人之间，单位性质和收入没有很大的差别，但是，重要的可能不是平均的情况，而是每个群体内部的差异。很有可能，一部分知青在回城之后，努力奋斗，去改变他们的不利的社会位置，并且利用了经济改革中出现的机会。在此过程之中，他们变成了打破再分配体制，刺激私营部门在中国产生的催化剂。尽管我们没有系统的信息去进一步探讨这些论题，但是，在中国的媒体上，报道了大量关于知青投身私营企业获得成功、受到高度赞扬的故事，这些故事支持了这个推断。相比较而言，到了1978年的时候，那些免于被送下乡的城市青年则可能一直被“套牢”在国有部门当中，这使得他们很少可能抓住经济改革过程中出现的机会。 [10] 或许，下乡经历更微妙也更深刻的影响是在中国的经济改革期间对城市青年态度和行为的影响。有确凿的证据表明，在这个群体中，历史影响和个人反思存在很大不同。一位知青是这样讲的： （我要）感谢生活。要不是十年知青生活的摔打锤炼，我们这一代恐怕远没有今天这样成熟。（邓贤，1993:354-55） 然而，其他人则流露了痛苦心酸。一位妇女诉说道： 我们这一代，生生给耽误了。文化大革命停课闹革命，后来又上山下乡。去的时候，有些女同学连来月经都不懂，回来一个个成了小老太婆。（邓贤，1993:355） 一部描写下乡历史的书的编者是这样评述的： 如果下乡的知青们生在牧民、农民，或者农业工人家庭，他们可能还不会如此强烈地感受到农村生活的艰辛与不幸。但是相反，他们受过所谓教育，有城市生活的经历。他们去的都是那些与贫穷斗争的蛮荒之地。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满怀伤心地离开城市，个人或者家庭蒙受了损失。这让他们更深切地体味到艰难困苦的意义，体味到生命中的曲折沉浮，体味到青春的冷酷。（李广平，1993:5） 由于这些文革的孩子们现在变成了中国城市劳动力的主要部分，由于这个同期群中的许多人现在成为著名的作家、知识分子，或者成为政府部门和工业组织中的官员和管理者，他们的生活经历不可避免地要体现在国家政策、管理实践和集体行为之中。知青们已经通过各种重要的方式对中国的经济转型做出了贡献。例如，最初关于农村改革的建议书就是由一群在文革期间下过乡的青年学者制定出来的。这个建议书顺应了1970年代后期出现的由农民发起的非集体化运动，正是这个运动导致政府在1979年采取农村改革政策，并标志着中国农村改革的开始。中国青年被打断的生命历程和艰苦的农村生活体验，可能也导致他们对某种幻想的抛弃，并激发出一种更适合市场经济的务实取向。上山下乡运动的遗产可能还会继续影响这些文革的孩子们的生命历程，更重要的是，影响未来中国社会变迁的进程。 附录A：对研究中使用的自变量的描述性统计：1967至1978年参加工作的中国青年     参加工作的时候 1993年 自变量 无下乡经历 有下乡经历 无下乡经历 有下乡经历 女性（%） 48.2 50.1 47.4 49.5 平均年龄（岁） 19.4 18.1 39.8 39.6 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 11.4 4.4 10.3 4.0 初中（%） 49.5 57.1 42.1 46.3 高中（%） 34.9 36.8 33.3 34.4 大学（%） 3.4 1.5 13.6 15.2 单位性质         国家机关（%） 10.2   8.5 9.7 事业单位（%） 6.6 —  9.5 11.9 中央政府所属企业（%） 29.1 —  27.7 25.7 地方政府所属企业（%） 20.3 —  20.8 20.7 集体企业（%） 27.6 —  20.7 20.1 人民公社（%） .0 100.0 .0 .0 合营／私营企业（%） 4.6 —  7.3 6.3 缺失数据（%） 1.6 —  5.4 5.5 职业         干部（%） 2.8 —  14.7 14.9 专业人员（%） 12.4 —  19.4 16.2 产业工人（%） 56.5 —  42.8 44.1 服务业工人（%） 10.1 —  11.7 10.9 办事员（%） 3.2 —  4.8 6.5 军人／警察（%） 5.0 —  .5 .4 农民（%） .0 100.0 .0 .0 无工作或缺失数据（%） 9.7 .0 6.2 7.2 父亲的文化程度         文盲（%） 15.1 13.7 14.7 13.8 小学及以下（%） 35.3 38.7 35.4 38.6 初中（%） 15.8 12.6 16.1 12.5 高中（%） 6.4 8.5 6.3 8.5 大学（%） 6.0 10.9 5.9 10.6 缺失数据（%） 21.4 15.6 21.6 15.9 父亲的职业         高级干部（%） 3.4 4.3 5.6 5,8 低级干部（%） 12.5 11.5 11.6 12.2 高级专业人员（%） 1.9 2.8 2.4 4.8 低级专业人员（%） 5.6 7.7 4.6 6.8 工人及其他（%） 48.3 53.5 45.7 49.6 缺失数据（%） 27.8 20.1 29.6 20.7 父亲的“阶级成分”         工人／贫农（%） 60.7 61.1 60.9 61.4 革命干部（%） 9.2 10.6 9.1 10.5 中间阶级（%） 12.8 14.6 12.5 14.3 “剥削阶级” （%） 1.2 2.1 1.1 2.1 缺失数据（%） 16.2 11.8 16.5 11.9 个案数  1,990 855 1.944 847          参考文献 Allison, Paul D.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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