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江“一打三反”的一条材料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对于四九年后中国大陆历史的各个阶段，我都有了解的兴趣。五七反右固然是我的一个关注重点，但文革也是我想了解的一个领域。抽象地否定或者肯定一段历史，当然很省事，但对于学术研究却是应当尽量避免的。对于四九年后许多不堪的历史，我们自然可以义愤填膺，因为这层出不穷的运动是对人之尊严的伤害与人权的侵犯。但当我们要落笔着墨的时候，却也不应该丧失有一份证据说一份话的审慎态度。要做到这一点却必须以具体的材料说话——尽管现在档案不开放，对于研究者来说有许多的不方便——但我们可以从掌握的有限的材料里，做个案研究，以便逐步弄清事实真相。     对于文革中“一打三反”（打击现行反革命、反铺张浪费、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运动，我看到有不错的单篇文章如丁抒的《风雨如磐的日子：一九七0年的“一打三反”运动》（丁抒大量使用了公开出版的各地县志，是个很好的研究思路，取得很不错的效果，但小范围内的第一手材料依旧是不可缺少的），看到过研究者如周伦佐在《“文革”造反派真相》一书里部分章节的论述，还看到了方子奋《南京慧园里6号的母子冤魂》这部回忆录里因“一打三反”而惨死的冤魂。高华先生最近完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9年至1971年部分，由于尚未看到该书，不知对此事有何评述。但不管怎么说，我还没有看过专门研究“一打三反”的专著，这对于研究死难者（王友琴的《文革受难者》中不知有多少是因“一打三反”而迫害致死，这恐怕已很难统计）、派系斗争、运动性质等，都是个不小的损失。     美术家史张郎郎以他的亲身经历，丁抒以他的研究都证明了“一打三反”是掌权者通过法律这个“国家机器”对不同思想和异端学说的镇压。但是我们不能排除所谓的不同思想和异端学说是派别报复、公报私仇的幌子，是掌权者裁赃的把柄。近来因看到两份与“一打三反”有关的材料，更清楚地映证了这一点——当然农村与城市有所不同，应该区别对待，进行个案分析——其一为1970年6月1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四川省温江县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四川省温江县革命委员会人民保卫组的《通知》（铅印，32开，6页），其二为1971年2月3日茂汶县 “一打三反”办公室的《前锋公社“一打三反”运动情况汇报》（打印，32开，14页）。前者注重结果，内部探讨和宣判罪行，后者重在对于“一打三反”的过程作汇报，且属于少数民族地区的农村，自有其特殊的研究价值（以后我会专门做一个案研究）。现在只对温江县这件“一打三反”的材料做个简略说明，以见一个普通县份一打三反的基本情况。     温江县是成都近郊一个比较富庶的县，现属成都温江区，但在三年大饥饿时候也死了不少人，这方面东夫先生有不错的回忆与研究。这条材料中以“通知”的形式说，他们是根据（1970）3、5、6号文件和（69）87、88号文件下达的背景下，展开“一打三反”，这一点应该是全国的情形。“为了进一步贯彻落实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示‘照办’的这个五个文件，迅速彻底改变四川落后面貌，深入发动群众，打击一小撮敢于进行现行破坏活动的阶级敌人，维护社会秩序，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我们决定最近公判一批罪犯。现将尹邦彦疯狂散发反革命传单案等12件、17名罪犯的犯罪事实印发全县，请各级革命委员会、军宣队、干宣队组织革命群众及时认真讨论，提出处理意见；，由各公社（镇）、县级各大口（学校）革命委员会、会议领导小组；汇总在六月二十八日前速告我们。”在这条通知的结尾他们特别注明：“此件只供讨论，不得张贴”。这说明这条供讨论的材料，与惩处的实际结果可能有差别，只有改日用其他档案材料来证实。现在12件案子、17名犯罪分子因何被惩处的原因抄录于后，可见“一打三反”主要的惩处手段和打击对象。     1：疯狂散发反革命传单犯尹邦彦（男，28岁，灌县人，地主成分，其父1957年被刑劳改）。传单“内容极其反动，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   2：阶级报复反革命杀人犯首犯卢世泽（男，24岁，什邡人，地主成分）、同案犯周炳兴（男，27岁，温江人，1949年解放后，两次随匪叛乱）。“卢犯思想反动，曾因书写矛头指向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字句，被温江县粮食局副局长、党总支委员、前寿安粮站主任游栋良同志批评，因而怀恨在心”。   3：逃亡反革命杀人犯张俊（男，44岁，温江人）。“特别严重的是公开在群众大会上，呼喊反革命口号，恶毒攻击党和社会主义制度”。   4：恶毒攻击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犯谭昌友（男，81岁，温江人），谭犯极端反动，对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怀有刻骨仇恨。……并书写了近千字的极端反动的顺口溜，极端恶毒地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公开为封建地主、反动阶级、蒋匪招魂”。   5：行凶杀人犯孙建康（男，20岁，崇庆人）、行凶杀人犯谢立伦（25岁，崇庆人，地主成分）。   6：反革命抗拒改造犯张德闻（男，37岁，温江人，反革命分子）。“张犯1959年书写、投寄反革命信件，被判刑十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抗拒改造，四处窜联，网罗一批地、富、反、坏分子，大肆翻案，恶毒攻击我党和无产阶级专政”。   7：现代反革命集团主犯周德全（男，32岁，温江人）、同案犯邓世明（男，29岁，温江人）、同案犯杜树开（男，30岁，温江人）、抗拒改造，反革命集团同案犯范全汤（男，31岁，宜宾人）。“周、邓、杜、范猖狂进行反革命组织活动，多次参与兰犯（兰金忠，已另案处理——冉注）密会聚谈，极其恶毒地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狂妄已极，并企图在温江建立反革命‘据点’，妄图复辟资本主义”。   8：攻击党和社会主义制度何书虎（男，29岁，温江人，地主成分）。“何犯1964年以来，以各种手段网罗一伙地、富、反子女，经常互谈反革命家史，攻击党和社会主义制度。1966年以来，经常收听敌台，大肆扩散。极其恶毒地攻击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攻击伟磊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猖狂翻案，幻想复辟。”   9：攻击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私刻公章犯熊成发（男，30岁，温江人）。“熊犯思想反动，好逸恶劳，长期流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猖狂散布反革命言论，恶毒攻击党和社会主义制度”。   10：抗拒改造、攻击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犯李尚明（男，39岁，温江人）。“李犯一贯坚持反动阶级立场，抗拒改造，在群众中大肆散布封、资、修毒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恶毒攻击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妄想变天复辟，大肆进行反攻倒算。”   11：诈骗、投机犯鞠玉书（男，24岁，温江人）。   12：惯盗犯冯昌贵（男，23岁，温江人，其父曾因惯盗罪被送劳教）。     从以上罗列的“一打三反”材料来看，十七人中只有四人不涉言论和思想问题，是纯粹的行凶杀人、许骗、投机倒把、盗窃犯。也就是说因为思想和言论问题而在一打三反被惩处的人占77%，占12件案子中的75%。因言论和思想问题而这么多人受惩处，也变向证明“一打三反”是籍国家法律来惩处派系斗争的运动实质，同时也为一些人挟私报复找到了一顶可以不负责任的国家帽子。这也吻合我所看到的一些回忆录和研究者的文章中所说的“一打三反”的具体情形。   2009年5月19日至5月20日于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