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东亚视角看五四运动发生机制中的国际背景

美国华裔学者、《五四运动史》作者周策纵先生尝言：“在中国近代史上，再没有哪个主要事件像五四运动那样引起各种争论，被如此广泛地讨论，可对它的研究却又是如此贫乏不足的了。”90年来，关于五四运动背景与成因的研究，早已汗牛充栋。以90周年今年的情况而论，近半年来，各种检讨、反思文章源源不断，5月4日前后达到高潮。大众媒体纷纷发挥自身优势，充分动员学界资源，动辄以数版、十数版的超大篇幅，或特刊、专辑的形式大做特做。反正一个月以后的那个更加敏感的纪念日横竖是连碰都不能碰的，有的媒体干脆拿“五四”说“六四”的事，从一些媒体所操作的内容来看，多少能看出这种无奈及其背后心照不宣的良苦用心来。 就笔者有限的扫描而言，印象深刻、令人耳目一新者，是四川民间思想家王康先生在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上的演讲《世界图景中的“五四”》，他认为：“五四运动只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引起的全球范围内的刺激反应式的，在东方、在中国、在北京所产生的一个突发事件。这个突发事件却神奇地成为了中国现代史的起点，甚至中国精神的元年”；“五四是被选择的，是被影响和被刺激的。五四的那些先驱们，能选择的余地其实很小。极端地说，演员在中国，剧本和导演都在国外。”王先生特别强调了一战的作用，“一战为二战洗好了牌”。 王先生的一番宏论，刺激了笔者的思考，使我把视线聚焦到中国的周边，东亚的朝鲜半岛和日本。从大背景上来说，1918年，历时4年之久的一战结束。旨在以欧洲为中心的三十来个国家间进行战后处理，重建“国际新秩序”，美国总统威尔逊在国会演说时提出了十四点和平主张（即后来巴黎和会上的十四条原则），其目的是建立并操控国际联盟，以期长远地称雄世界。十四条原则中最主要的一条，是民族自决原则，这在当时被看成是弱小民族可不受大国干涉而实行本民族自决、自治、自立的国际保障，自然受到渴望从战败的德国手中收回山东权益的中国及当时已沦为日本殖民地的韩国的拥护和期待，乃至五四运动中，北京学生游行到东郊民巷的美驻华使馆前时，甚至喊出了“威大总统万岁”的口号。 但是，巴黎和会上，一心维护国联“大局”的“威大总统”没能为中、韩的利益主持公道，力挽狂澜，而是怀柔日本，结果本着所谓“民族自决原则不适用非欧洲国家”的机会主义解释，大国之间达成秘密分赃协定，中、韩空欢喜一场。客观上，构成了后来一直绵延到二战后的中、韩、印、埃（及）等亚非国家民族独立运动的导火索。 对五四运动，历来有广义与狭义两说。如果把五四运动暂时从广义的新文化运动的景深中拉回到“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一干人，于民国八年五月四日，在北京的大街之上，摇旗呐喊的那个五四运动”（即唐德刚所谓的狭义五四）的话，我们无法忘记，先于“五四”的，是韩国的“三一独立运动”，而这两者之间，是有着某种延续关系的（并不仅仅指时间的前后）。 1910年日韩合并，朝鲜民族被日本强行同化，在学校要说日本语，所谓“创氏改名”运动，连祖先的姓氏都要废掉，日本的殖民统治，深深伤害了韩国人的民族尊严，从被置为“保护国”的那一天起，民族独立的潜流便在暗中悄然汇集、聚变。就像中国的五四运动一样，运动的爆发在国内，而起爆剂则来自日本，东京成了策源地。 威尔逊的十四点主张发表后，旅日朝鲜人留学生深受鼓舞。1919年2月28日，早稻田大学学生李光洙等人召集6000名留日学生，在位于东京神田的YMCA会馆集会，通过了一份独立运动宣言。这个后来被称为《二八宣言》的文本，与其后三一运动中的《独立宣言》相比，完全是一篇战斗檄文，从结尾处“我们的要求如不被接受，定将血战到底”的表达来看，独立运动分子们最初的姿态可谓高调而强硬。 运动的直接起因是大韩帝国初代皇帝高宗的驾崩。围绕高宗死因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出于对殖民者的集体仇恨，日本毒杀说不胫而走，广为流传，对运动土壤的酿造起了“酵母”的作用。民族悲情、独立愿景加上对被看成是国家主权象征的君主之死的哀悼，革命的机运“成熟”了：从代表基督教、佛教和天道教的宗教领袖中产生33名“民族代表”，正式签署《独立宣言》，密谋在1919年3月1日，趁高宗葬礼（3月3日）之机起事。 后来在3月1日游行时，由示威人群集体宣读的《独立宣言》文本，已没了初稿中的火药味，可以说是一个主张非暴力的文本；而“非暴力”，正是运动组织者们考虑、决定的运动三原则之一（其他两原则为“大众化”和“一元化”）。事实证明，非暴力原则至少在运动初期是被恪守的，这也是运动之所以能坐大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一点与后来中国五四运动中，学生中的激进分子一上来便有火烧赵家楼的一幕有相当的“温差”。 这场发轫于汉城塔谷公园的、以民族独立为诉求的集会游行，迅速在朝鲜半岛全土蔓延，历时3个月，共发生1524场游行示威，逾200万以上国民参与，占全国人口的一成。尽管运动最终还是遭到日本殖民当局的残酷镇压，但却在民间播下了独立的火种，不啻为一波深刻的思想启蒙。而更重要的，是运动的动员、组织形态，可以说从一开始便凸显出某种颇为成熟的现代社会民主化运动的特征：学生组织与宗教团体的有效互动。从信息的秘密传播到实际动员，都依赖遍布全国的教会网络。而且，各种不同的宗教之间没有歧视、成见与政治上的樊篱。崔南善起草的《独立宣言》定稿后，3月1日起事前，已于2月27日前在天道教直营的印刷所印制了2.1万份，并通过天道教和基督教的组织网络把宣言文本和太极旗配发至朝鲜半岛的13个城市。这令人联想到半个多世纪以后，基督教会在当代韩国民主化运动中所起的作用。正是这种特征的生成与充分彰显，使“三一独立运动”始于学生运动，但却超越了学生运动，成为一场真正深入人心的“大众化”社运。 独立运动被镇压后，吕运亨、李光洙等领导人逃亡中国，在上海成立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继续作为民族独立的象征而存在并发挥实际机能，事实上，也成为现代韩国法统的起点。在《大韩民国宪法》前言中，开宗明义，有国民“继承在三一运动中建立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法统”之表述。韩国历史教科书更以超大篇幅高度评价“三一独立运动”在民族独立和建立现代民族国家过程中的作用、意义。 三一运动的消息传到中国，极大刺激了中国的知识人。五四一代中，最先注意到三一运动并意识到其在独立、救亡等政治议程上与中国具有同构性的是李大钊、陈独秀和傅斯年。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呼吁：“看看朝鲜人，我们在做什么？”一方面从韩国的悲剧中认识到日本的危险：韩国的今天也许就是中国的明天；另一方面，也从朝鲜人的奋起中感到某种振奋和希望。从这个意义上说，借用王康先生的表述，在以陈为代表的当时中国知识精英们的头脑中，五四运动即使不是“被选择的”，也确确实实是“被刺激的”结果。 当然，这种刺激不仅来自被奴役的韩国，也来自奴役者日本。而且，这种刺激，既有负面的一面，也有正面的一面。当时的日本，正处于“大正民主”（Taisho Democracy）时代，其总体特征是对内民主主义，对外帝国主义。后者给韩国、中国以负面的刺激，客观上构成了三一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反作用动力；而前者则相反。 日本国内不是没有对苦难却奋斗着的中、朝的同情力量。被称为“大正民主之父”的杰出政治学者、东京帝国大学教授、曾当过袁世凯长子袁克定的“太傅”的吉野作造（Sakuzo Yoshino，1878-1933）就是其中之一。吉野是基督徒教授，担任过东大YMCA理事长，与中国、韩国留学生多有接触，常常从学费等生活层面上关照亚洲留学生。作为彻底的民主主义思想家，吉野真正做到了站在韩、中的立场上，“设身处地”地考察从“三一”到“五四”及其背后的发生机制，公然批判日本的侵略政策，敦促日人的反省。 在三一运动刚刚发生后，吉野在发表于《中央公论》的一篇论文中写道：“无论是（日本）国民的哪一个部分，都无从找到自我反省。大体发生针对自己的反对运动时，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第一步，必须先要有自我反省意识。”而关于五四运动，对屡屡为日本政府所指责的中国社会的“反日”倾向问题，他在《东方时论》中为中国辩护道：“其（中国）所排斥的日本，实际上是侵略的日本”；“须承认，今日之日本，具有和平的日本和侵略的日本的两面性”。如此振聋发聩的、清醒的声音，居然出于那个时代的日本知识人之口，不仅是对中、韩民族独立运动莫大的理解、支持，另一方面，也足见日本的“对内民主主义”并不完全是“虚伪”的，其民主主义思想的基础，在战前就存在。 不仅从理论上、舆论上支持，从行动上也提供帮助。李大钊是吉野在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任教时的弟子，师生间一直保持着互赠各自编写的刊物的习惯。五四运动翌年，吉野通过时任北大教授的李邀请北京学生社团成员赴日；而对三一运动领导人之一的吕运亨，吉野也在东京与之多有过从，评价其为“值得尊敬的人物”。 从“三一”，到“五四”，虽然中、韩共同的对象都是日本，但绝不仅仅是单纯的“反日”运动，而是有着更深刻的“国际大气候”和各自紧迫的“国内小气候”。而除了一战、巴黎和会、国联等大背景外，中、日、韩东亚三国相互间的倾轧、影响、激励、互动的连锁效应也不容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