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大学生人权意识的觉醒——论谭卓案与邓玉娇案中大学生的角色

浙大年轻毕业生、电脑工程师谭卓被飙车的纨绔子弟撞死，肇事者却受到当局的包庇；巴东修脚城服务员邓玉娇出于自卫刺死淫棍官僚，却被当地警方刑拘。这两件事在网络上引发轩然大波，民众之愤慨可以用“火山爆发”来形容。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八零后、九零后的大学生高度关注这两个事件，他们的种种言行表现出了年轻一代中国公民人权意识的觉醒以及他们对中国社会现状的准确判断。 “六四”之后二十年，官方垄断新闻媒体，篡改历史记忆，推行愚民教育，灌输民族主义，使得年轻一代的中国人只能喝着“狼奶”长大——除了“狼奶”之外别无选择。此“狼奶”比之三鹿奶粉更加可怕：首先，它几乎毒害了所有的年轻人，而且受教育的程度越高，所受之毒害便越深，要从中摆脱出来便越难；其次，它造成了一个庞大的“脑残”群体，这些爱国愤青的性格狭隘而偏执、冷酷而傲慢，并选择站在强权者一边。这些喝狼奶长大的孩子，即便有机会到西方去留学，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所患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也难以痊愈。于是，我们看到这群年轻人为了捍卫所谓的“奥运圣火”，对表达抗议的藏人大打出手，而根本不去思考藏人何以会抗议，以及藏人是否也该有言论自由权；于是，我们看到这群年轻人将围攻家乐福当作狂欢节，肆意破坏家乐福里面的商品，而根本不理会宪法和《物权法》对私有财产的保护；于是，我们看到这群年轻人争先恐后地递交入党申请书，为了捞取现实中的种种好处，而放弃基本的是非善恶的判断；于是，我们看到这群年轻人将老师的“反动言论”向上级汇报，到网络上去充当有利可图的“五毛党”，与谎言共沉浮而没有良心上的刺痛。 但是，这不是年轻一代的全部，每一代人中都有一部分清醒者。“脑残”和“愤青”并不能“代表”所有的年轻人和大学生。不可否认，当局持续二十年的洗脑政策确实收到了相当的效果；但是，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今天，在互联网成为第一媒体的今天，官方一元化的意识形态越来越失去了吸引力，很多精心设计的谎言亦不攻自破。比如，韩寒便是八零年代的青年人中的杰出代表，他的博客点击率上亿，他的那些嬉笑怒骂的文字，无情地戳破了官方精心营造的“美丽新世界”。韩寒对汶川地震、奥运狂潮、抵制家乐福、央视大火等“敏感”事件均直言不讳，他的许多一针见血的言论，在青年人以及各年龄层的网民中都引发了深刻而广泛的共鸣。可以说，韩寒的博客所起到的“祛魅”作用，让官方数十家媒体的“造神”计划失败了。这就是互联网时代的奇迹：韩寒一个人的博客，几乎不用花一分钱的费用，便可以颠覆官方耗资数亿的宣传工程。而由于韩寒的影响力极为巨大，官方一时还不敢悍然关闭其博客。 假如在八零后、九零后的年轻人当中只有一个韩寒是清醒者的话，那么我们仍然要为中国的未来深感忧虑，为中国年轻一代的人格模式、精神状态和心灵境界而忧心忡忡；但是，在近期发生的谭卓案和邓玉娇案中，有越来越多的普通大学生站了出来，勇锐地说出真话、对抗权力、捍卫权利。激情燃烧的八十年代已经远去，今天的这群年轻人身处黑暗之中，却竭尽所能地寻找光明。他们的思想与言行，比富于理想主义的前代人更上一层楼，他们迅速地成为了方兴未艾的民间维权活动中的新生力量。可见，“狼奶”固然是剧毒，但年轻人刮骨疗伤的勇气让人刮目相看；“老大哥”固然目光炯炯，但年轻人中敢于抬头举目与之对视的人已是不计其数。 当谭卓出事的消息传来，浙江大学的BBS里哀声一片。大家对飙车的愤怒，对“富家子弟”“无所谓状”的愤怒，开始在论坛里蔓延。愤怒之外，还有一份专制体制下“无权者”的悲凉以及悲凉之后权利意识的觉醒，正如一名大学生的留言所说：“黄静走了，我们沉默，因为我们没有交有权势的男友。三鹿孩子走了，我们沉默，因为我们还没有儿女。瓮安女孩走了，我们沉默，因为我们没有和人结仇。躲猫猫青年走了，我们沉默，因为我们没有进拘留所。谭卓走了，我们无法沉默！因为我们每天必须行走在和谐社会的斑马线上！今天的谭卓，很可能就是明天的你我！？”这样的宣告，与当年德国的尼穆勒牧师在纳粹暴政下的宣告很相似。既然丧钟为我们每一个而鸣，谭卓的惨死也就意味着我们身体某一部分的死亡。所以，我们的沉默也就意味着我们选择了自杀。 　　浙江大学的学生没有满足于在论坛上发言，他们还给杭州市长写了一封公开信。写信者当然知道当局凭借网络警察的技术力量，很容易便能查出执笔者的真实身份。杭州刚刚通过网络实名制的法令，写作这样一封直接针对当地最高行政长官的信件，确实需要承担相当的风险，尤其是在大学毕业生就业如此困难的今天，校方在政府的压力下，在毕业分配的时候随意使用一点手段，便有可能让写这份信的学生就业受影响。但是，一种渴望与追求正义的力量，让大学生们站出来慷慨陈辞，杭州市长若稍有良知，便无法对这样的追问无动于衷：“这样的事件在杭州不是第一起，当晚被撞的行人不是谭卓，也许会是张卓、李卓……是你，是我。我们的城市不再安全，我们每次过马路打酱油也许都有生命之忧。这样的杭州，真的适宜我们居住吗？还是只适宜那些有跑车的华族们嬉戏？” 五月八日晚，八点零八分，一群悲伤的面孔，聚集到了谭卓出事的地方。他们点上蜡烛，摆上白菊，悼念失去的校友。“我们没有目的，只是去悼念，同时我们抱着给政府施加压力的态度。”谭卓的同事朱潜说。大学生、附近居民、白领、闻讯而来的路人，不同的人群带着不同的情感，在那一刻交错，很快便聚集了上万人。这种民间自发的集结，在此前的厦门环保风暴和成都环保风暴中就已经尝试过了，厦门人和成都人幽默地称之为“散步”。尽管整个过程宁静而肃穆，但在一旁监控的警察仍然如临大敌，严阵以待，害怕又演变成一起所谓的“群体性事件”。 次日，关注事态发展的市民发现，杭州四家都市报上不见半点关于车祸的报道。有人想起事发时，胡斌的母亲在现场打了四十分钟电话，没人知道电话的内容。此时，网络上开始将该电话与媒体的集体失声联系起来。“有钱人就是牛逼，能摆平一切。”“社会公平被一帮垃圾毁了？”一时间，粗口不断，甚至有人打电话到报社去责骂。平时对新闻自由并没有痛切感受的大学生们，开始意识到新闻自由的不可或缺。 五月十日，四家都市报恢复了报道。官方不得不根据民间舆论的方向调整应对的措施。但是，人们看到了警方在“前天”新闻发布会上的表态，一名高级警官宣布说，案发时肇事车辆速度为七十码。这一说法显然有悖于常识，侮辱广大民众的智商。人们认为这是警方在包庇胡斌，背后肯定有权钱交易。网友们发现的另一个证据是，当晚事发后，胡斌的QQ空间更新为“一片空白，闯大祸了”。肇事者（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杀人者）居然还能回家上网，真让人感到匪夷所思。对今天中国社会的现状稍有了解的人都心知肚明：当事人若不是有非同寻常的家庭背景，断然不会获得如此“优待”。 五月十六日，车祸后第九天，警方再次举行新闻发布会，对此前“七十码”的表述道歉。然而，与“打酱油”、“俯卧撑”、“躲猫猫”等一样，“七十码”迅速成为网络热词。以“七十码”命名的网站，“欺实马”T恤等陆续出现。在这些略带戏谑的词语中，人们的愤怒如同水纹，一圈圈不断泛化。这些网络词汇体现了普通网民的智慧与力量，以及隐藏在背后的民众对官府的愤怒与蔑视、对喉舌的质疑与厌恶。古代帝王设置华表搜集民间上书，体察民意的变动；如今，当权者根本不需要如此费力，只需要去网上看看这些现代汉语词典中还来不及收入的新词汇，便可以知道民心所向了。那么，胡温有没有这样的智慧与胸襟，去吸纳日渐汹涌的民意呢？ 五月十四日，头七，这天晚上，谭卓出事的地方再次聚集了几千人。大家点起蜡烛，沿路摆放白菊，一些情绪激动的人，放声大哭，更多的人，则是默默地站着，望着烛光。这眼泪，已经不单单是为谭卓而流，乃是大学生们为自己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而流。“爱国主义”的迷魂汤已经不能让这些年轻人俯首贴耳了，他们从谭卓的遭遇里，从孙志刚的遭遇里，看到了自己未来可能的遭遇，看到了制度的败坏和人心的败坏，看到了这个社会的公平与正义的缺失。因此，他们不愿继续充当旁观者，如美国总统奥巴马所说，他们期盼这个世界发生“改变”——而真正的“改变”，来自于每一个普通的大学生的努力。 比谭卓案更受网民关注的是邓玉娇案。五月二十四日上午十一点钟，在北京西客站附近的天莲大厦门前，几名年轻人展示了一场行为艺术。一名女青年被白布层层缠裹，极力挣扎却无法挣脱。女青年身边摆放着几个大字：“谁都可能成为邓玉娇”。据展示该行为艺术的年轻人称，这一行为艺术是受邓玉娇事件之启发，表现女性受到重重束缚，自我保护能力薄弱，亟待加强社会尊重与法律保护。 该行为艺术的参与者之一武嵘嵘，毕业于中华女子学院，毕业后一直在社会公益机构从事法律援助工作。邓玉娇事件发生后，引起了她的高度关切：“除了复杂的法律问题之外，邓玉娇事件还揭示出了女性权益和尊严是亟待加强的。”武嵘嵘的一位好朋友兰钰姣对这一事件也非常关心。兰钰姣的名字与“邓玉娇”十分相像，她认为：“邓玉娇的遭遇，不是她一个人的遭遇，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遭遇侵害和侮辱。”于是，武嵘嵘、兰钰姣和朋友们设计了这样一个行为艺术，兰钰姣自告奋勇扮演被白布层层包裹的角色。 这个由外行创意并实施的行为艺术，该让那些专业的行为艺术家们羞愧万分。今天中国大部分的行为艺术家，奉行见怪不怪的创作模式，以商业利益为最高目标。他们脱离了大地与大地上人们的苦难，艺术变成了没肝没肺的“玩耍”，正如艺术评论家岛子所批评的那样：“中国明星画家最大的伎俩仅是挪用符号的符号和类象，压根没有因为勇气和才力解构视觉政体。……看吧，消费主义在滥用身体和妇科学，制造超级美女、巨乳、阳具崇拜，不惜和三级片争风；富翁艺术家在雇佣工匠无度复制毛像、红卫兵、红星、绿狗；文化民族主义大肆炒卖假古董、假山石、假行僧、新儒家（帝国神学）、秦始皇、房中术、药浴、烟花、风水、熊猫、福娃、八八八八不一而足……”就在这种文学艺术整体性的颓败与腐化的氛围之下，反倒是几位敏感而敏锐的年轻大学生创作出了最有力量的艺术作品。就在此行为艺术实施的同时，一群学者、记者和维权律师在同一地点召开邓玉娇案件研讨会，决定组织律师团和后援会。富有朝气的年轻大学生与经验丰富维权界第一次有了对接与碰撞。 当然，仅有一件行为艺术作品是不够的。就在同一天，来自中华女子学院的四十二名女大学生发出了一份公开的倡议，呼吁全社会一起关注和维护女性的合法权益与人格尊严。该倡议书指出：“近日，‘邓玉娇事件’受到全国关注。据报道，五月十晚，湖北省巴东县野三关镇招商办三名人员，在该镇某宾馆要求女服务员邓玉娇提供异性洗浴服务，遭邓拒绝后掏出一叠钱抽打邓，纠缠之下，受侮的邓玉娇用刀将其中一人刺死。作为在校接受高等教育的女青年，作为国的公民，我们对于发生这样的致人死亡的悲剧感到痛心，更为发生这样女性受欺侮的现象感到愤怒！我们认为，‘邓玉娇事件’的背后体现出的女性权益及人格尊严维护问题值得深思。” 女性权利是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该倡议书直接诉诸于治国现行的法律：“人人生而拥有平等和尊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男女平等，《妇女权益保障法》也规定保障妇女的合法权益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尽管共产党自身的存在及执政本身是一种不合法的状态，但当局不得不宣扬“依法治国”以挽回其形象，这表明法治话语在今天已经取得了无可争议的合法性。所以，这份倡议书不是将邓玉娇事件当作政治问题，而是将其纳入法治的框架下，从而获得了公开言说的可能性。于是，邓玉娇不是一名孤身面对权势集团的弱女子，这群女大学生与她站在了一起。 该倡议书还直指当下中国由于权力的腐败而造成的道德伦理的堕落，在此背景下女性被凌辱的境况已经不容忽视：“尊重女性的尊严与权益，不仅仅是法律的要求，更是起码的道德与良知，是社会文明的标志。遗憾的是，由于缺乏对我们女性的足够尊重，歧视女性、侵犯女性权利的现象仍然大量存在。……作为今日的在校女大学生，明日的社会建设者，我们认为这些问题应当解决并且相信必能解决！”紧接着，该倡议书提出若干具体的要求：“我们呼吁，有关部门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客观公正办理邓玉娇案，依法接受法律监督，主动接受舆论监督。我们呼吁，国家加强对女性权益的立法保护，消除对女性权益的侵害现象，维护女性尊严；我们呼吁，政府大力倡导尊重女性、保护女性之风，努力创造文明进步的社会环境，使得类似女性受欺侮的现象不再发生。同时，我们倡议，全国女大学生增强权利意识，积极关注女性权利受侵害和女性尊严受侵犯事件。真正做到‘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最后，我们相信，维护女性的合法权益与人格尊严，就是维护国家和每一个公民的尊严！” 这份倡议书中所展示的年轻大学生的权利意识和公民责任感让人肃然起敬。以签名信的方式表达意见，不再是少数知名人士或异议人士的专利，而逐渐成为普通人乃至大学生经常使用的手段。在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收到限制的情况下，这种签名信是引起公众关注的好办法。尤其是在互联网时代，这类签名信在网络上一夜之间便可以传入千家万户，官方想封杀而不能。而这份倡议书上的签名者，很多都是九零后的年轻大学生，都是如花似玉的女孩子。近年来，媒体有许多关于当代女大学生的负面报道，如一到周末豪华轿车便开进校园接走漂亮女生，如当二奶成为一些女大学生的人生目标等等。这些现象是不可回避的，是一个败坏的时代必然出现的人心的败坏。但这份倡议书的出现，让我们看到了当代青年选择的另外一种人生，一种自尊自信、爱人如己的人生。从五四到六四，从刘和珍到林昭，中国现代知识女性的一个伟大的传统，在经历了摧抑乃至断裂之后，至此又得以复苏了。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是一个思想解放的年代，是一个文学热和文化热的时代。那个时代在大学里求学的年轻人，是从理念的层面上接受民主和自由的价值的，在这一点上，他们跟五四时代热情地拥抱“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先贤极为相似。而到了今天，韩寒和他的读者们，关注谭卓和邓玉娇的年轻人们，到汶川地震灾区去充当志愿者的年轻人们，在博客上拓展言论自由的年轻人们，组建各式各样的NGO组织的年轻人们，则是从一个接一个的案例、从一项又一项的工作来体认什么是人权、什么是自由的。他们不再迷信文学的力量，不再满足于文化精英的身份，不再呼唤抽象的民主体制，不再寄希望于某个领袖的“良心发现”，而是致力于草根性的维权活动和公民社会的建构。八零后、九零后的中国青年对自己有着更为清晰的定位，他们具备了更为宽广的知识背景，如法学与经济学等此前被忽视的学科，成为他们快步疾走的车轮。他们良好的专业素质，使他们更容易在体制之外获得谋生的手段和经济上的独立，因此他们更有了行动的能力和坚毅前行的勇气。无疑，在中国艰难而漫长的社会转型当中，这一代中国青年无疑将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让我们拭目以待。 二零零九年五月二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