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后营救民运人士黄雀行动总指挥陈达钲

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发生后，营救中国民主运动人士「黄雀行动」的总指挥陈达钲二零零七年在美国接受电视专访，披露当年行动的若干秘辛。他说，六四事件已过了十八年，回想起来，坚信所做一切没错，也相信总有一天，六四会获得平反。     「黄雀行动」从一九八九年六月中旬开始，持续约半年之久，总共营救出一百三十三名中国大陆的民运人士，包括严家其、陈一咨、苏晓康等，都是经过黄雀行动营救而逃离中国大陆。         黄雀行动一九九一年六月首次曝光，二零零七年五月陈达钲首次在纽约公开亮相，接受专访。         陈达钲是香港唯胜企业有限公司、义德洋行有限公司和华美门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在十三个兄弟姐妹中排行老六，被称为「六哥」，与他共同参与黄雀行动、在第一线行动的弟弟陈达钳被称为老七。         陈达钲表示，一九八九年六四民运在香港引起很大反响，人们甚至从中国政府在运动初期表现出来的容忍看到希望，孰料后来事情演变为中共开枪镇压，使他非常不理解。         他说，一开始「我觉得政府比过去开明，绝没想到后来会开枪镇压。六四之后我激动得昏了过去，进了医院。为了表现心中的愤怒，我把七岁的儿子剔了个光头。」         陈达钲在访谈中透露出黄雀行动的一些点滴，指出当年六四事件发生后，与志同道合的朋友站出来，营救被中国政府通缉的人士，从香港支联会取得民运人士的资料后，或用走私快艇载运，或派人深入中国大陆营救，从华南到华中、华北，最远的地方达到兰州。         陈达钲表示，黄雀行动持续了近半年，直到一九八九年底，在营救王军涛和陈子明时出事，两位工作人员在广东中了圈套被捕才暂停。         之后，陈达钲为了救出两位工作人员，亲赴北京与中国公安部高层商谈，达成妥协，中方答应对他既往不咎，来去自由、不附带任何条件、释放两位工作人员，于是黄雀行动自此画下句点。         如今六四事件已过去十八年，陈达钲回想起来仍无怨无悔，认为凡是有条件的中国人都会做这件事。         他说，六四事件深具历史意义，并坚信当年所做并无错误，也希望六四事件终有平反之日。         不过，对于黄雀行动的具体细节，他表示目前时机仍不适宜全部公开。         曾不惜性命倾家荡产救人         据陈达钲的友人陈志雄此前透露，陈达钲原本是从大陆去香港的生意人，还在非洲打过工。本来跟中国做生意是不能跟中国政府对着干的，但是为了正义和社会的良心，陈达钲倾家荡产，用了2、3千万去安排救人，收买贪官，让他们放人。他说陈达钲曾经亲自开快艇30多小时到海南岛，与黑社会的人联系，带民运人士到香港。         赵紫阳前智囊、前中国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被陈达钲营救出来的陈一咨曾透露，六四之后，自己莫名其妙被李鹏当成赵紫阳黑线和学生运动黑手的枢纽，受到400个特工抓补，经陈达钲先生组织营救才来到香港。         陈一咨说：六.四事件发生后，香港很多爱国爱民的仁人志士，对年轻学子和市民被杀痛心气愤，有一批人不顾身家性命去援救面临生命危险的年轻人。陈达钲在前线帮助了很多人，此事最早被BBC称为“黄雀”行动。陈达钲因此而在一次吃饭时被人暴打，香港报纸披露陈被打之事，“黄雀”行动才曝光。陈达钲被称为行动的总指挥，尽管陈否认。         据陈一咨介绍，陈达钲还需要花钱打点安抚在营救过程中的伤亡者。他手下有三人被大陆公安抓补，公安放话，如果他继续这样做，就把他手下的人抓一个杀一个。陈达钲于是前往大陆与前公安部部长陶驷驹和贾春旺见面，据理力争，说你认为是动乱分子，我把他们救了，就没人给你捣乱了。我认为他们是爱国分子，给他们一个发展的机会有什么不好。说的陶驷驹哑口无言，后来把他的人放了，还说黑道中也有爱国的人。         北京之春主编胡平说，陈达钲的行为出自一种单纯高贵的正义的冲动。陈一谘也盛赞陈达钲的行为明了中国人“威武不能屈”，是侠义精神的最佳表现。         去年，香港支联会主席司徒华表示，准备在撰写的回忆录《大江东去》披露有关八九学运领袖和民运人士如何通过“地下通道”逃离中国的一些情况。司徒华说，黄雀行动与支联会是两件事，黄雀行动并非由支联会来做，是由其他有心人去做，但是他知道过程。         黄雀行动和中央情报局局         六四惨案发生后，很多仁人志士不顾个人安危援救在大陆面临生命危险的年轻人。这其中也包括身在大陆的美国中央情报局人员。美国作家Mark Perry所著的中央情报局最新秘闻》（The Last Days of the CIA）一书就披露了美国中央情报局人员李洁明等人积极救助大陆因“六.四”而陷入困境的民主志士的过程。         据书中介绍，在天安门事件期间，美国大使馆的一些要员因为担心自身安危纷纷离开北京回到美国。而李洁明和国务院情报组长等５名大使馆负责官员留了下来，对付这个似乎处于内战边缘的巨大的国家出现的一片混乱局面。基于他的级别和经验以及中情局站长的离去，李洁明成了美国在北京的事实上的首席情报官员。         作者称，由于布什政府把中国看作是对付苏联在亚洲影响的战略性的抗衡力量，这对美国外交政策和随之而来的天安门事件产生强有力的影响。。布什的主要外交政策顾问们害怕这个计划会激怒中国的领导人，对“黄雀行动”严加保守秘密。尽管如此，规模巨大的秘密营救努力得到了布什的全力支持。一位前中央情报局官员说： “让我们这样说吧！在六四事件之后，如果没有得到白宫的批准，情报局在中国是不会有任何动作的。这件事是总统的裁决。”         在6 月4日事件后，部署在中国、香港和澳门的几十名最宝贵的情报人员组成的网络，为那些“民运”最重要的组织者们提供了一个安全的避难所和脱逃的手段。布什和中央情报局在批准这项营救计划时事实上别无选择。他们知道情报局在大陆建立的广泛联系网络，使得一项总统的裁决成为多余之举，因为不论华盛顿当局会说什么，美国情报人员都会发起这场地下营救行动。事实上，布什所批准的是一项已经在进行中的计划，它实际上在暴力发生的当天就已开始。         黑幕下的秘密营救         例如，冲突那天的清晨，两个最重要的“民运”领袖北京师范大学的吾尔开希和南京大学研究生李录神秘失踪，中国安全部门全力搜寻不得。6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另外两个异议人士，优秀企业家万润南和赵紫阳的秘书严家其，也到了西方国家。所有这四个人的脱逃，是因为有一个支持者的网络才有可能．他们为出逃者事先准备了身份证、大量现金、伪造的火车票，以及沿着一条从北京到东南的“地下铁道”的一连串的安全住所，在东南沿海，异议人士或是坐船经过变化莫测的海路偷渡至澳门，或经由陆路去香港。书作者称，如此复杂的行动没有中央情报局的至少是缄默的合作，那是不可能的。         书中还透露，中央情报局担当的角色，早在事件之前，便由李洁明决定帮助处境最危险的“民运”领袖前往西方预示出来。在5月的最后一周，李洁明轻率地为200多名中国人签发签证，包括学者、科学家和学生，有时甚至借钱给他们卖火车票或飞机票去香港和其他安全地点。这笔钱从大使馆的“特别应急基金”中拨付。在事件发生后，李洁明还为美国工作的宝贵的情报人员提供后勤支援，让他们寻找逃出中国的出路。         按照李洁明的一位同事所说，这“使人想起我们从西贡撤出的情景，不过这一‘次我们没有甩下我们的朋友不管。”在其他一些事例中，李洁明成功地吁请释放一些被捕学生，然后就是使他们从北京在“安排下无影无踪”。许多这些年轻人后来都到了西方。当情报局在中国缺少可靠领导的情况下，李洁明再度担任了中央情报局北京站站长。         在“六四”后的第二天，中国的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在一群记者的护送下进入美国大使馆。         21名首要通缉犯15名逃脱         书中披露，书中还透露，“黄雀行动”虽然最初是由海外的“民运”同情者们组织的，但很快就受到港英总督和澳门的法国高级情报人员的注视。         港澳同情“民运”人士的营救网，在7月和8月发展成为北京至深圳的“地下铁道”。随着营救行动的扩展，采用了更为复杂的躲避追踪的方法，如伪装术、扰频电话、夜视镜、红外线信号装置，还有快艇和海岸营救行动使用的武器。一个中央情报局官员证实，“大部份高技术的装备是由中央情报局提供的”。         营救行动尽管动用了情报局在中国内部的最重要的关系，但是营救行动并非中央情报局“包办”或“单干”的行动。许多西方情报机关为使地下行动成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英国和法国，当然还有美国人。         据悉，在六四后不到两周，在全国公布了21名首要通缉犯名单。由于西方情报机关的努力，使中国通缉的21名要犯中有15名脱逃。         天安门事件几周以后，一批逃出中国的学生、异议人士和知识份子，在巴黎出现在新闻界面前，宣布成立流亡的中国民主运动。这一个团体的建立被认为是“黄雀行动” 的圆满成功。尽管如此，中央情报局官员拒绝承认他们在营救行动中的作用。美国国务卿贝克事后曾公开感谢法国政府“削减繁琐官方程序”，接纳中国逃亡者在法国避难。这样一来，全世界才知道，法国也主导了此次营救行动。         营救行动开始半年以后，快到布什（老布什）总统结束其第一年任期，这时环绕“黄雀行动”的秘密首度曝光。但是当时的布什政府不愿对“黄雀行动”有所夸耀，原因仍然是担心一旦中央情报局的活动原原本本公开出来，将把中国推入苏联那边。中央情报局官员只能默默承受痛苦，他们没有得到任何称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