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壤铤而走险的深层动因、朝核问题“新思维”及其他

作为安理会“五常”和日韩两国17天闭门磋商的成果，6月12日，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第1874号决议，对朝鲜5月25日实施的核试验表示“最强烈的谴责”。决议要求朝鲜立即全面执行第1718号决议，以“全面、可核查和不可逆的方式放弃所有核武器和现有的核计划，立即停止一切有关活动”，并呼吁其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重返《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和六方会谈。美常驻联合国代表苏珊•赖斯表示，该草案是对朝进行核试验及其后活动的“一种强有力、可信和恰当的反应”；安理会要传达的信息是，“朝鲜的行为是不可接受的，他们必须付出代价，必须无条件回到谈判进程中来，否则后果严重。” 此番决议仍以安理会三年前通过的1718号决议为基础，可以说是其“升级版”。但与前者相比，“制裁”的意味明显强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制裁内容有所扩大，二是导入了相关检验程序，增加了可操作性。 但是，毋庸讳言，目前的制裁决议仍是旨在敦促平壤回归六方会谈的施压性制裁，离真正实质性的制裁尚有一定距离。譬如，关于对出入朝鲜的船舶实行货物检查的条款，对于当初美日动议的在公海及（制裁）加盟各国各自的领海内，随机实施货物检查并使之义务化的提案，中方面露难色。毕竟，在朝鲜贸易总额（38亿美元）中，中朝贸易占了压倒份额（28亿美元），不用说，如严格实施相关检查并使其“义务化”的话，那几乎意味着中方一家的“义务”。结果，达成了从检查义务化到目前无强制性的“要求检查”的妥协，同时附加了在公海上需经“船舶旗国同意”的条件。在金融制裁方面，美日最初动议的点名曝光被认为参与了大规模破坏性武器交易的朝方金融机构的名号，并对其实行彻底制裁的方案亦被否决，而变成一种有原则规定而不涉及具体措施的笼统性表述。如此制裁，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切断可能被“恶用”于核武器、导弹技术开发上的物流和融资（现金流），虽尚难预测，但不致因此而完全切断，预留了某些“切口”是肯定的。这一方面再次表明，即使同在六方机制的框架内，也存在美、日与中、俄间“温差”的客观现实；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国际社会既要解决朝核问题，同时又极力避免紧张、冲突，谨防擦枪走火的良苦用心。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方外交部发言人表态说，此番决议是“一个适度、平衡的决议”，“有利于朝鲜半岛无核化进程及东北亚和平与稳定大局”。 但是，平壤对此并不领情，朝外务省发言人13日表态说，坚决反对和谴责安理会第1874号决议，宣布在“与美国开始全面对抗的情况下”，采取三项措施以“捍卫民族尊严和国家自主权”：1、新近提取的钚将全部实现武器化；2、开始浓缩铀作业；3、把美国及其追随者的封锁视为战争行为，并将采取坚决的军事对应措施。与此同时，针对美在日本和韩国的核部署，警告说朝鲜半岛有爆发“核战争”的可能（“朝鲜完全处在美国的核打击范围之内，朝鲜半岛正在成为世界上爆发核战争几率最高的地区”）。 应该说，从过往的经验和朝鲜的行为逻辑来判断，基于其一贯的所谓“以超强硬对强硬”的战术，平壤做出激烈反弹的可能性颇大。究其反应方式，根据国际社会目前掌握的情况，大致有三种可能：发射中、远程导弹、第三次核试验，或在有争议的“西海”（我国称黄海）边界线附近制造针对韩国的军事冲突。而在此之前，两名涉嫌“非法入境”的美国女记者已被平壤分别判处12年重刑，这显然也是一张为对美谈判而准备的预备牌。 朝鲜一旦以上述之一或其他形式的极端方式做出激烈反应的话，必将招致安理会对其再制裁。那样的话，不仅“制裁-报复-再制裁-再报复”的恶性循环将形成自我封闭的怪圈，无以突破，弄不好，在东北亚或其他地区，说不定还会出现无核国家奋起效尤，地缘局势将更趋混乱。 如果说朝鲜4月5日的发射行动（弹道导弹或“人造卫星”）使朝核问题退回到原点的话，5月25日的核试则使过去15年来国际社会的努力付诸流水。这是一个分水岭，此后在朝核问题上已不存在乐观派：今天，任何人都能看出，朝鲜即使面对再大的外部压力，也决不会弃核。因为对平壤来说，核开发不是权宜之计的战术选择，而是赖以维系政权之恒久存续的根本保障。对此，国际社会必须予以重估和正视。而以此为出发点，以美国为代表的六方会谈相关国家，有必要调整思维，以新的战略来应对、解决朝核问题。这种战略甚至应包括对朝核可给与多大程度的容忍及事实上与其“共生”的可能性、空间的检讨。因为到目前为止的六方会谈，一直以半岛无核化为最高目标，而如果制裁不力，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社会也无法将平壤的核“扼杀在摇篮中”（虽然可能早已过了“摇篮”阶段）的话，则有必要确立新的、富于现实性的战略目标。 那么，究竟是什么让朝鲜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一而再、再而三地试水导弹发射和核试验呢？其深层动机到底何在呢？ 朝鲜的国家性格（或曰政权性格）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预先张扬，二是现实的政治议题为意识形态服务，客观上成为诠释政权合法性的棋子。前者无需多作解释：回顾朝核问题15年的历史，除了在危机初期，平壤为获取轻水反应堆、重油等经援，故作委屈状地、低调地表示“我们既无意、也无能力搞核开发”之外，越到后来，越好炫耀武力，但凡国际社会寻到蛛丝马迹，平壤必扬言“其实还有更厉害的家伙”，唯恐天下不知其核能力，从导弹（“人造卫星”）发射，到核试验，莫不如此，有时甚至到了挑衅的地步。从预先张扬，到出牌（发射、核试等），再到出牌后的舆论反制，一招棋分三步走，既吸引国际舆论视线，又加强效果，确保出手的砝码在“交易”中的利益最大化。 作为当今世界几乎硕果仅存的高度极权国家，平壤制定的每一项“国策”、每一个政治议题，必伴随意识形态上的诠释、说法，最终服务于政权合法性、凝聚力的提升和强化。朝鲜政府有一个正式的、但却很少更新的主页“我们的祖国”，最近一次更新是在4月7日，转载了导弹（或“光明星2号”）发射当天（4月5日）朝中社的报道内容。在文章最后，有一段意味深长的表述：“本着伟大领袖金正日同志的宏伟构想，在慈父金日成主席诞辰一百周年的2012年之前，旨在开创强盛大国的新的、革命的高扬火焰在全国延烧的激动人心的时期，我们所取得的象征我国宇宙科学技术飞跃发展的卫星发射成功，极大鼓舞了正在总进军的道路上奋勇迈进的我国人民。” 在这段措辞繁冗、朝鲜特有的革命激情饱满到“饱涨”程度的表述中，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一是“卫星发射”，二是“2012年”的时间表。前者，尽管平壤一口咬定4月5日的发射物为“光明星2号”人造卫星，但美日等国始终认为是弹道导弹无疑，客观上，在平壤所说的“轨道”上，也未发现任何疑似人造卫星飞行物（中方外交部发言人则暧昧地转述朝方的发言说，“据朝方宣称，发射了一颗名为‘光明星2号’的人造卫星”云云）；至于2012年的时间表问题，美日舆论普遍认为，朝鲜决不会在党的机关报和政府主页上平白无故提一个无关痛痒的时间，既提出则必有其深意。那么，这个时间到底意味着什么呢？不妨让我们先解读历史。 1998年8月31日，朝鲜也曾发射过一颗不明飞行物。5天后，在平壤召开的朝鲜最高人民会议上，朝方发言人宣布发射了一颗名为“光明星1号”的“人造卫星”，并已成功进入“轨道”。但其描述的空间轨道上，空空如也，包括中国在内，没有任何国家确认有疑似人造卫星的飞行物存在。因此，日美坚信，平壤所发射的是“大浦洞1型”弹道导弹，事件遂酿成第一次朝鲜导弹危机。后来的事实，证明日美的推测是准确的。而“大浦洞1型”弹道导弹技术的开发成功，标志着朝鲜实现了从“主体思想”到“先军政治”的国家路线转换。 于发射翌日（9月1日）开幕的最高人民会议上，一项重要的议程是修改宪法：金正日的“先军政治”神话首次获得了宪法的背书。同时，为表达对父君的孝敬之意，尊金日成为“永远的主席”，党和国家均不再设主席职位，而金正日则就任国防委员会委员长，正式成为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世袭独裁者。事实上，“大浦洞1型”导弹的发射，是金正日确立其第二代领导体制的重大“节目”。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演出。因此，从朝鲜的国家（政权）性格、历史经验及出牌的现实套路出发来判断，2012年很可能意味着朝鲜第三代领导体制最终确立的“路线图”。如果把从去年下半年开始的关于金正日健康状况的传闻及最近关于平壤接班人问题的信息结合起来，加以综合分析的话，可以说，这种判断是大体靠谱的。就是说，以此番发射及其后的核试为标志，平壤的“接班人工程”已正式启动，并将在2012年（金日成百年冥诞、金正日七十大寿）之前，完成权力的交接。 据日美韩媒体的消息，金正日第三个儿子金正云已被立为“储君”。日前，朝鲜党中央已向所有对外使领馆发出电子邮件，要求驻外人员向金正云效忠；与此同时，意识形态部门以党政高干为对象，已展开以第三代领导体制的正统性为重点的干部教育。据悉，朝方已把接班人问题的方案向“友好国家”中国正式通报。北京方面的反馈有三条：1、反对世袭；2、改革开放；3、弃核。 就是说，目前的接班人方案，尚未得到中共方面的最终认可。尽管对平壤来说，北京的“认可”并不是决定性的，但作为地理上“唇齿相依”、历史上有所谓“献血凝成的友谊”的“血盟”国家，这种“认可”却也不完全是形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