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神探，梼杌克星（上）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杂博乃能扩吾范围，恣吾别择。——梁启超 吾恐后之人务博而不知所裁，故先为之极，使知吾所取者有可损，而所不取者必非其事与言之真。——万斯同   小引  华夏大地是一个由共享的历史感凝聚而成的天下，历代王朝中，每一朝灭亡后新王朝都会及时为前朝修史。几千年来，史书的延续组成了记忆的长河，国家与民族的过去一如源源不断的活水，一直从往古流向后世。后人或以古喻今，或抚今追昔，过去总是向现在呈现出一面明镜般敞开的屏幕，从史书到说部，直到戏台，通过集体的记忆，世人可随意穿越时间的隧道，徜徉于今昔的交流。但从一九四九年以降，这个源头活水的“过去”却遭到拦腰堵截。被封闭的过去恍如被谋杀的尸首，让掌控历史叙述话语权的当局施行了全面的消毒。党向全民发放了政治口罩，为在卫生的“现在感”中维持共和国崭新的形象，中国大陆的空气中绝不许一丝旧社会的死尸味泄漏出来。 最近，新影片《南京南京》在大陆热映的情形大有泄漏死尸气味之势，据说，该片已在广大的观众中造成了极其震撼的效果。虽然受震撼者的反应各不相同，但之所以受到震撼，显然都是因突然看到了从长期封闭中释放出来的“过去”。原来日本侵略军并不像几代人在《平原游击队》之类的电影中所看到的那么小丑，原来国民党军队曾抵抗得那么惨烈，原来从淞沪大战到南京失守，根本就没出现过共产党军队的一个影子！  “解放”都六十年了，六十年前的历史至今才出现了小小的解放。中国观众的确应该向陆川等新一代文艺工作者致敬，向促成解放“过去”和恢复集体记忆的一大批学者、作家以及相关的个人致敬，特别应向早在多年前就孤军奋战，开始做这方面工作的个别人致敬。他们是“过去谋杀案”的侦探，是被掩埋的真实的发掘者，他们为今日势不可挡的“解放过去”工程开了筚路蓝缕的头，正是他们鼓起了闯禁区冒风险的勇气，才将丹柯的火炬举了起来。  本文要详加论述的胡志伟就是举火炬者中的一个。他居港垂三十年，写稿数千万字，夏志清推崇他的治学精神，盛赞他所写的政论、传记和现代史研究编著。青岛大学教授王书君称颂他治学严谨，在资料搜集编纂上下了很大功夫，对中国近代史研究贡献良多。还指出他安贫乐道，在数十次威胁电话的压力下，始终坚持了不畏强暴的学术风范。为什么有人恨他骂他？因为他著书立说，一贯揭伪打假，翻史海之冤案，暴文坛之丑事，卖文修史，乐此而不疲。他虽为论敌所切齿，却荣获万人杰新闻文化奖，享有“秉笔春秋，横扫千军”之誉。他在香港的孤军奋战如今已在大陆的学术界和出版界打开了通道，他写的东西，大陆能发的，有不少文章都上了那里的文史刊物和报纸，大陆不许出的书籍，则被地下书商大量地翻版盗印。胡志伟曾为国军反攻大陆的失败而写过太息扼腕的文字，在今日港商台商及其港台文化遍及内地的新型登陆形势下，胡志伟其实已以他的文字言说取得了他孤军反攻大陆的战绩。这一切正是我在以下的长文中要畅谈的内容，自然，也是读者会有兴趣一览的引人入胜之处……    从寻找郑义说起  他有很多笔名，郑义是其中较常用的一个。我最初接触他的一系列编著，即始于听说“郑义”这个名字。那是多年前的一个晚上，友人周剑岐带来一本郑义编著的新书，题名《毛泽东钦点的108名“战犯”的归宿》。出于好奇和心仪，他询问我此“郑义”是否即我认识的作家郑义。我推测该书作者应系另一高人，因为我认识的那位郑义向来以写小说著称，并没听说他写过国共斗争史方面的著作。 当时我正在写自己的“反动自述”，实无心旁骛周君推荐的任何书籍。等我的自述交了稿出版问世，勤于搜求，更乐于泛览的周君已陆续买到了一大堆郑义的编著。有一天他提来一大包向我展示，有《蒋介石怎样失去大陆》，有《中共历史谎言》，有《四大战役真相》，有《中共十大败仗》……崭新的厚书从包内一本本拿了出来，一时间在我家客厅的地板上摆了个花花绿绿的地摊。听周君说，这个郑义本名胡志伟，现定居香港，经过辗转联系，他已在电话上与胡志伟有过好几次交谈。周君一再向我表示，他对胡多年来持续不衰的写作精力甚为钦佩，特别叹服其辨析真伪，褒贬忠奸所秉持的春秋笔法。从此以后，周君常通过电邮附件寄给我胡志伟所写的长篇短章，与我分享他辛勤挖掘的一系列史料。我后来撰写一篇论述台湾文化谱系的长文，其中讨论“共谍”的片段便经周君的指点，引用过胡文中极具说服力的例证。 写完那篇长文，我正好在暑期赴台北开会，顺便取道香港，专程拜访了笔名郑义的胡志伟先生。文字江湖访异人，在那个令人甚感隔膜的粤语环境中，我之所以还有耐心逗留数日，唯一的兴趣和目的就是找到周君高度评价的郑义，听他讲一讲多年来钻研中国近现代史的经历及其前因后果。   少小入狱老大回 胡志伟的父亲胡赓佩出身贫寒，幼年出外当学徒，他历尽艰辛，经多年勤奋创业，在眼镜行业上经营有方，后来成为上海滩有名的“眼镜大王”。直到一九四九年解放军“解放”上海，他的茂昌眼镜行生意都做得十分兴隆。不幸新中国成立后，他的事业很快就交上厄运。共军占领上海的第五天，胡赓佩即随本埠的近百名大企业家一起被市长陈毅召去训话。这些民族资本家对共产党许诺的新民主主义前景多少都还抱有各自的天真幻想，没想到第一次接触新政权，当场就受到了勒索钱财的威胁。几个月之后，迫于日益严峻的形势，胡赓佩扔下家人和上海的公司，冒险转出一部分资金，只身逃到香港另求发展。从此以后，胡赓佩在那个紧贴铁幕边的英属地盘上生意越做越大，而留在上海的妻子和儿女则牵累受罪，再也没过上一天安宁日子。年幼的胡志伟在胡氏家族中尤其不幸，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在那个大抓阶级斗争的年代，他早熟的头脑和直憨脾气不可避免地首当其冲，为他远逃的资本家父亲做了替罪的羔羊。 胡志伟生在抗战年代，模糊记事的日子始于日本投降。在他早年的阅读经验中，有一本名叫《缅甸荡寇志》（孙克刚著，上海国际图书出版社，1946年）的书给他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尽管后来红旗下的党化教育受了好多年，胡志伟心中那一缕先入为主的民国情怀犹未泯灭，有一次历史课上听到老师大讲国民党蒋介石“对日妥协，卖国投降”的罪行，想起了曾在孙书中读到的事实，他竟不由自主地站起来列举中国远征军苦战日寇的英勇事迹，当面向老师提出了质疑。1这冒失的发问虽出于一时的冲动，却再明显不过地流露了胡志伟勇于求真辨伪的心性。性情就是命运，习染决定选择，从那一象征性的时刻开始，这个带着民国记忆进入“新社会”的少年已踏上了他荆棘丛生的前路。      除了爱读爱写，少年的胡志伟还特别爱好收藏。他从小喜欢搜集火柴盒商标，后来加入英国火花协会，在五十年代大上海那种犹存昔日国际都会气象的氛围中，他满怀公子哥儿的天真和人文情趣，同六十多个国家的火柴盒发烧友建立了通讯交换关系。时值反右后的恐怖年代，一个高中生与国外的频繁通讯很快即引起周围某些积极分子的警觉，由同学密告政治老师，再从学校汇报到所辖的派出所，他的“反动”嫌疑随即被记录在案。户籍警于是与街道干部密切配合，很快在暗中罗织起胡志伟的罪状。经居委会主任的特意安排，一个来自乡下的女共青团员被安插到胡家当上了保姆。趁胡志伟离家之机，这位卧底保姆竟在主人的卧室内翻箱倒柜，将胡的日记、信件等文字偷偷送到派出所拍照存档。 张潮曾有“人不可无癖”之说，按照他的诗化人生观，癖好被视为诗人气质的一个重要因素。古今中外，在任何一个文化生态正常的社会中，癖好都绝对属于个人的私事，它丰富了日常生活的情趣，实属一个人生命力旺盛的表现。不幸在政治干预无孔不入的新中国，一个火花收集爱好者的通讯联系超出了国界，竟也会成为惹祸的根子。通过偷窃手段获得的日记和信件就这样充当了罪证。公安局来人将胡志伟径直从家中抓走，随后以反革命罪判了五年徒刑。那一年，他刚从高中毕业，服刑时尚关在少年犯管教所。2几个月之后，为了给困难时期的大上海争取额外的煤炭，他与两千名少年犯作为交换的劳力，被一列闷子车送到了山西省公安厅所辖的劳改厂矿。那时饥荒已蔓延全国，但大跃进的余波仍在劳改队疲软地激荡，胡志伟与同去的少年犯们就是在那“一天等于二十年”的狂热下开始了累死累活的劳动改造。 五年劳改期满，胡志伟仍戴有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在那个无产阶级全面专政的年代，他唯一的出路就是继续留在原来的劳改单位，当一名强制留厂（场）就业的工人。从一九六0年一月开始服刑，到一九七九年冬返回上海，胡志伟在山西省公安厅属下的劳改农场、纱厂、煤矿、砖瓦厂一共度过了二十个做苦役的寒暑。这一段劳改队的苦难经历至今仍贮存在他的记忆深处，他说他还有很多大的写作计划要做，等做完了他想做的重要工作，到了晚年再慢慢写他的自述。听了胡志伟诉说的遭遇，我不由联想到吴弘达及其自传《昨夜雨骤风狂》一书。吴也是出身上海富家，同样在劳改队受了二十年煎熬，其中的后十年正好也在山西劳改煤矿度过。读过吴书的人，自可通过其中很多恐怖的情景想象胡志伟那一段“人间地狱的生活”。饥饿，劳累，殴打，背铐，禁闭室和批斗会，此类中国劳改队的“地狱变相图”，在吴书中已有详尽的描绘，无需我再赘叙。值得在此一提的则是其它人的劳改队回忆录均未触及，而独有胡志伟看到眼中，记在心头的某些劳改队见闻感受。 一个人的所见所感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他特有的能见与可感，在二十年的劳改队生涯中，胡志伟心中那一缕先入为主的民国情怀仍对他观察事物的角度和出发点起到一定的支配作用。那时候从社会上到劳改队到处都是用敌我分明的官方尺度衡量每一个人的言行，胡志伟却偏偏从他身边一个狱友“抗拒改造，坚持反动立场”的行为中看到了国军下级军官忠贞不屈的气节。据他所述，这位前国军中尉每逢双十节必拒绝出工，必以朝东南方向跪拜的方式履行他独特的庆贺仪式；而在十月一日，则必绝食一天，以示对中共国庆的抗议。为此，他被监狱当局打得皮开肉绽，多次戴铐禁闭，以至加刑两年。但这位硬汉始终不变其抗拒的姿态，拒不低下头从狗洞爬出。与胡志伟同室关押的邻铺张履信是持续二十三个月之太原守卫战的幸存者，曾任阎锡山的亲训炮兵营营长，他常给胡志伟讲述当年坚守太原的惨烈经历。从他的口述中，胡不但了解到国军官兵与那些流行的小说影视中被过分丑化的形象截然不同的一面，还得知共军制胜的人海战术原来是驱使老弱妇孺打头阵，在国军面对阵前的老百姓不忍开火之际，躲在人肉盾牌后边的共军便趁势冲锋，一举攻陷国军的阵地。3 与一大批国军军官偶然的接触，对胡志伟后来的研究和写作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那是在七十年代中期，数百名刚刚被特赦释放的国府县团级以上党政军特人员被送到胡志伟所在的厂矿集训，等候调配，其居所正好毗邻胡的宿舍。在好奇心和收集癖的驱使下，胡冒险混入邻院采访了二百多位亲历抗战的英雄。有一次访问葛佩琦、刘章飞时，被一公安干部窃听，差一点「二进宫」。为躲过公安干部经常对留场员工宿舍的搜查，他把记录谈话的日记本藏入炕洞，趁回上海探亲之机，将所有笔录带回家中，后来均完好无损地转至香港，为他编写国共斗争史的一系列读物提供了任何图书馆和档案库也找不出来的第一手材料。二十年的劳动改造不但没把胡志伟改造成专政机器所需要的驯服工具，反而让他有机会在某些同为囚徒的国军军官身上体认到不管多么残酷的阶级斗争也难以摧毁的信念、气节和人格。正是从那一批国军将士的言谈举止中得到印证，他更加充实和确认了心中那一息尚存的民国情怀。 在古代中国，史书基本以记事和记言为主，而事与言的行使者总是活生生的人物，所以归根结底，中国历史的重点还是记人，是让经历了历史的人物以其富有个性的言行直接展示人的历史和国的兴灭。或褒扬忠义贤良，或贬斥凶顽奸佞，在历史的书写中，正与邪的判定总会形成明显的对比。当年轻的胡志伟在他的劳改日记上有意无意地记录下那些经历了历史，且已成为历史构成部分的人物时，他其实就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开始他私修国史的工作了。 与上述宁可受罪也绝不屈从的事例正好相反，胡志伟在劳改队接触到的另一类人物则让他看到了背叛者可耻又可悲的下场。他们是长期潜伏在国军中的共谍，“解放”前效忠中共，立过大功，“解放”后却鸟尽弓藏，纷纷遭到了清洗。与胡志伟曾同囚于大青窑煤矿集训队（严管队）的葛佩琦就是这样的人物。内战时期，葛佩琦在东北保安长官杜聿明的司令部负责新闻宣传全责，官至少将高位，参与东北国军的军机密勿，很多极有价值的军事情报都由他直接提供给中共上层，为共军打胜辽沈战役立了大功。像葛佩琦这样的共谍，在当时其实多不胜数，如今随着大量的史料陆续披露出来，越来越多的事实已让我们明显地看出，所谓毛泽东运筹帷幄，胸有百万雄兵之类的神话，不过是胜利者书写历史的夸张之词，国军的很多败仗在一定的程度上都败在了葛配琦这类高级情报员的手中。他们做过太多见不得人的事情，更掌握了太多的中共上层企图永远封口的秘密，公布他们的功劳，不但有损于党的形象，更会冲淡毛泽东用兵如神的光彩。正因如此，等到新中国成立，中共由打天下转入坐天下，那些曾混入国军内部大干共谍勾当的人物，便接二连三地沦入被怀疑、受排斥、遭迫害的境地。葛佩琦仅仅由于无人出面证明他的地下党员身份，不但没得到论功行赏，封官晋爵的待遇，最终连一个中共党员的资格都没混上，以致在满朝文武弹冠相庆之日，独有他斯人憔悴，仅捞得一教书糊口的差事。葛佩琦因此而牢骚满腹，愤愤不平，在大鸣大放中说了不少气话，结果被毛泽东抓了典型。经毛私下授意，《人民日报》运用其捏造诬陷的惯技，将葛佩琦的言论大肆歪曲后公开在全国批判。葛因此被打成大右派，接着被重判成无期徒刑。4葛佩琦曾向胡志伟忏悔说：“且为世间不忠其党者戒！” 这位不忠其党者后半生一直活在企图翻案的愤戾和罪责之中，直到垂暮才幸获平反，最终争到了那张可在地下去见马克思一面的党票。葛佩琦总算为他的可耻背叛赢得了被党接纳的最后犒赏，他的结局让我想起了电影《集结号》闭幕前那条虚晃了一下的光明尾巴。幸还是不幸，实令人感到荒谬而迷惘。仔细想来，这一委屈忍辱的荣幸归属也许正是中共统治下很多中国人可怜的宿命。有位学者借用佛教用语，称此为历史的共业。这就是说，国人的不幸，在于国人与中共共同作业。六十年来，“过去”之所以能够被死死地封闭，显然与国人普遍满足于那一卫生的“现在感”不无关系。 劳改队一贯都是恶人当道的地方，作家无名氏把中共的监狱比为蛊瓮——一个让大毒吃小毒，大恶压小恶的窝巢，犯人中越凶狠越卑鄙的家伙，越能得到公安干部的重用。像胡志伟这样单纯憨直的小年轻自然就成了标准的挨打胚子，常被充当狱头的犯人大组长选作施虐行凶的对象。有一个担任监工的汉奸犯闪永福对待他特别歹毒，或在他拉着满车碎石爬坡时挥鞭抽打他的脊背，或在他上批斗会时抡起棍棒打断他的肋骨。变节投靠者，汉奸、共谍，兵痞，游民，民国世代遗留到“新社会”的种种恶棍无赖，如今都窝在劳改队充当了“党和政府”的爪牙。他们的为虎作伥不只给胡志伟制造了身体上的疼痛，人格上的侮辱，同时也迫使他开始思考恶势力的来源和流向，从超出个人苦难的角度，向那个人与非人的混合域调准着观察和记录的焦距。 如上所述，中国的史书以记人为中心，其中既罗列了大量忠臣义士的英烈事迹，也充斥了乱臣贼子的暴行，古人之所以用“梼杌”这个怪兽代指历史——孟子所谓“晋之乘，鲁之春秋，楚之梼杌，一也（《孟子•离娄下》）”——，即因史书的一大功能就是以纪恶的手段达到除恶的目的。“除恶既不能务尽，我们只得纪恶以为戒——历史的创造总也开脱不了恶兽的记忆。” 5 可以想象，在无数个矿井坑道内累死累活的日子里，胡志伟对汉奸的憎恶，对变节者的不齿，对中共为夺取政权而不择手段的种种恶行日渐深入的认识，一件件全都累积在心，酿成思绪，为他有一天获得书写的自由而贮存着忧愤的记忆，为打进那梼杌世界内口诛笔伐而隐秘地磨砺着思考的锋芒。   卖文修史到香江 胡志伟移居香港时，他父亲年事已高。在那个父妾把持的家庭中，他既难以长期委屈容身，去父亲的公司工作，也只能干一些无关宏旨的庶务。二十年的劳改队生涯已将他整个的人改变了很多，那里不只耗尽了他的青春年华，也害得他老大归来后再也回不到父亲的膝下，甚至去医院探望病危的老父，都受到家中某些人刻意的拦阻。为了活得自在，他只有搬出去自食其力，试着靠卖文为生。 被贬为文化沙漠的香港其实另有其独特的文化产业。新闻出版的极大自由，微妙的政治经济地缘，中西交融，黑白两道混杂，国共两方及其它势力的对峙并存，所有这些因素促成了香港出版业独特的商业取向，其中尤以炒卖两岸新闻热点和大量出版推销有关国共政界内幕的书刊而耸人听闻。在这个大陆的桥头堡和通向台湾的跳板上，中共似乎有意保留下一块模棱两可的领域，以便在众声喧哗中向海外扩散自己的影响。大陆严禁出版的书刊，在香港照出不误；台湾不宜谈论的问题，香港的媒体却可以畅所欲言。长期以来，有关国共斗争的秘闻以及两岸高层人物的逸事趣谈，一直都成为香港出版业的热门选题，影响所及，也造就出一批热衷此类阅读消费的公众，在早茶或晚宴的坐席间，让那些有趣的谈助充实起闲聊的内容。特别是大陆政坛的风云变化，无论在港英时期还是回归之后，都时时牵动港人的关注，均以最新曝光的内容被书刊出版业炒作成卖点。 胡志伟最初卖稿赚钱，就是由编写江泽民、朱镕基等中共高层人物的传记专栏写出了道，成为各报刊和出版社高酬约稿的写手。他当初若只满足于编写此类读物，一味为畅销而剪刀加浆糊地生产下去，就是写得再多，充其量也只能是叶永烈那样的水平。好在胡志伟没在报社写稿佬的路上走得太远，随着阅读范围的扩大与深入，再加上接触到不少退出大陆又去不了台湾的耆旧名流，从他们口中断断续续听说到书本上从未读到的家国痛史和个人恨事，那一缕先入为主的民国情怀又浮上了他的心头。他最不服气中共在论及国共斗争问题时一贯推行的“成王败寇”论调，更不相信所谓“历史必然性”的合理化解释。于是他逆向思考，追寻起国民党丢失大陆的复杂原因，从一大堆阴差阳错的突发事件中理出了中共自诩的那个“必然性”偶然得逞的前因后果。比如，他很早就向自己提出了诸如此类的问题：“究竟那一场历时四年的戡乱战争怎么会兵败如山倒？究竟被点名的‘战犯’是否个个都有必究之罪？为什么其中有些人既名列战犯，却又在新朝做了大官？” 6 怀着此类疑问与长期郁积的愤懑，胡志伟在中国现代史的史料搜集钩沉上下起了钻研的功夫。为还原历史真貌，肃清“成王败寇”观念的流毒，他决心穷余生之力，开展他独行侠式的现代史编写工程。 如上所述，中国古代史以记人为中心，但人物的编排则严格地归属于所在的朝代，从帝王将相到民间英烈，所有的传记均按朝代的框架被编入一连串断代的史书。每一个朝代灭亡后，新王朝总会在建立之初召集人才，设立史馆，为延续自古以来“存往事垂鉴戒”的史官传统而认真为前朝修史。即使在宋元以降，异族入主中国的局势下，从帝王到史官，都毫无例外地坚持尊重前朝历史的原则，一要完好保存前朝留下的史料，二要忠于事实，公平持论。天不变，道亦不变，朝代可以更替，正朔可以更改，但评价正邪、忠奸、善恶的原则却始终如一。新朝廷的史官不但不会为护短新皇家的政治利益而毫无原则地丑化前朝，反而会在新修的史书中专设“遗民传”，以崇敬的态度叙述前朝遗民的事迹。而变节行为，贰臣人格，则始终都受到超政治立场的谴责。不管怎么说，就“一字以定褒贬”的问题而言，在华夏与夷狄的民族对立以及新旧朝廷的政权对立之外，始终都有一个高高在上的历史道德原则在调整着诸多对立中一致认同的取向。元修宋辽金史，明修元史，清修明史，总而言之，所有的胜利者均未在灭人之国后做那种并其史而灭之的缺德事情。 长期以来，西方史学界一直有所谓中国古代无历史观念之说，浑不知 “国可灭，史不可灭”的修史原则便是中国古代一个最重要的历史观念。7只是在一九四九年中共窃据大陆后，这一观念才遭到破坏和废弃。中共的党权政府为建立其党天下，一向是只讲党史而无视历史的。新编的历史教科书中，一直以中共党史纲纪中国现代史的叙述，而源远流长的中国古代史则被套上了庸俗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史的机械模式。相比之下，就继承和发扬中华文明的传统而言，中共的所作所为还不如入主中原的异族。如要论政权的法统依据，中共甚至比元蒙和满清更加是外来政权。在五十年代中共执政之初，为掩盖夺权斗争中种种不可告人的事实而急需将国民政府抹黑，从教科书到文艺宣传，均按照官方的定调大肆歪曲史实，炮制出大量诬蔑民国人物的文字。作为向海外宣传的窗口，香港自然成为印制此类谤书最方便的产地。比如像《金陵春梦》这样对蒋介石极尽丑化之能事的百万言小说，便是作者唐人（严庆澍）奉中共宣传部门之命而加急赶制出来的畅销读物。为突出一九四九年以后的新社会全新的面貌，中共官方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标签定性从清末到民国的中国社会，把那一段社会转型时期描绘成一个万恶的梼杌世界。中华文明行之已久的价值、角色和是非善恶准则，从此被整个地打了一个颠倒。敌我的划分被强硬地置于革命与反革命的尺度之下，革命突变成新型的怪兽，旧梼杌纷纷披挂上革命的红色外衣，种种邪恶、凶残、奸佞的行为均获得了正义的借口。 正是对此一荒谬无道的“颠倒”满怀不平和义愤，且必欲将其再次颠倒过来而后快，胡志伟以对着干的方式开始了他私修国史的独特操作。单干独行的操作是十分劳累的，靠稿费生活的他“从未持有过银行信用卡，但随身携带六种公私图书馆的借书卡，每日耗十余小时浏览群书，以补私人藏书之不足。” 仅为追踪一百零八名“战犯”的归宿，他便翻阅了四亿多字的资料。8 胡志伟在求索和甄别上付出的努力的确是艰苦卓绝的，他的坚毅的孤立让我联想到雨果小说《海上劳工》中那个顶着寒风恶浪打捞机器的英雄人物吉利亚特。   “战犯”列传定褒贬 要论说国共的是非功过，首先应确定一个基本的出发点，那就是在国家民族危急存亡的抗战期间，两党及其政要和军队各做了什么事情。这个问题之所以长期以来是非混淆，至今犹难以澄清，是因为惨烈的抗战拖垮了国军，破坏了国民经济，也劣化了国民政府的行政，国军虽赢得了抗战的胜利，却因此而付出了败给共军的代价。反观中共抗战中的实际表现，八路军、新四军不但从未参加过一次正面与日军交锋的大会战，反趁国共联合抗日之机加紧扩大地盘，迅速壮大了军力。真正发国难财，并最终摘取了抗战胜利果实的，是毛泽东及其集团，国民政府则在军事政治破产的局面下灰溜溜退出了中国大陆。八年抗战史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国府迁台后饮恨吞声的隐痛，从此以后，对那些曾付出重大牺牲的丰功伟绩，国民党从官方到个人都因无意诉说而很少提及。与此同时，尚有成千上万的军政人员滞留在大陆，他们统统被列为反革命分子，在历次运动中遭到镇压或监禁。他们的抗日功绩被一笔勾销，甚至连阵亡将士的坟墓和纪念碑都被平毁殆尽。9 国军的抗日史——从地面遗迹到国民记忆——就这样在“新社会”遭到了全面的清除。大获全胜的中共政权遂贪天之功以为己有，六十年来，一直通过党史化的现代史叙述把自己塑造为抗战的中流砥柱。近年来，随着大陆从党内到党外的历史自觉和大量史实的陆续披露，越来越多的民众才拨云见日，渐渐认识到国军的抗战功绩。特别是二00五年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纪念以来，从大陆出版的书刊和新编的影视节目即可看出，重述抗战史的暖流已从四面八方涌起，其不可阻挡之势恰像全球变暖一样消解着中共所造成的历史冰封。《南京南京》的上映，正好在此历史的冰封上融掉了一个巨大的窟窿！应该指出，在促成这一局面出现的众多有识之士中，用力甚勤，且发声较早的一个就是胡志伟其人。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胡志伟之类的早鸟先鸣者首先揭出了国军抗战的大量史实，才迫使大陆方面半推半就地出版了一系列响应性质的同类读物。10 胡志伟编写《毛泽东钦点的108名“战犯”的归宿》一书，首先出于他长期郁积的历史不平之心。在他看来，战败归战败，但战败者曾立下的抗战之功绝不容一笔抹煞，这一点乃是他为“战犯”们立传的坚固基石，是历史不管被怎样歪曲和篡改也磨灭不了事实。面对大陆方面一手遮天的历史叙事和台湾那边的保持沉默，胡志伟只有以私修国史为己任，且俨然以“太史公曰”的口气发言，对书中提及的国民党军政要员一一作出了褒贬分明的评定，甚至可视为他自行公布的谥号。比如他赞第一号“战犯”蒋介石曰：“五千年民族史上驱除顽敌重光国土之旷世豪杰”；赞何应钦曰：“代表中国战区最高统帅接受日军投降的副帅”；赞薛岳曰；“指挥三次长沙会战歼敌十五万的抗日名将”；赞余汉谋曰：“以民族大义为重，一举粉碎陈济棠媚日叛乱”；赞王叔铭曰：“勇敢善战，亲历抗战，戡乱大小数百战的空军英雄”……大书特书这些大“战犯” 个人的抗日功绩，这是胡着扭转“成王败寇”观念最具说服力的突破点之一。读了胡志伟对“战犯”们抗日功勋所作的评价，相信读者自会明白国军当年如何赢得了抗战的胜利，两相对比，更会对中共自诩的“中流砥柱”形象产生新的认识。 联系本文开头所说的影片《南京南京》，有必要在此插叙一段南京失守后的抗日战况。那正是在日军全面扫荡江南的时候，在安徽江苏一带，彭雪枫、粟裕等分散的土共支队仅有能力零星地伏击日伪军，打死十来个敌人，夺得七、八条步枪。对他们来说，更迫切的不是抗日，而是自身的生存和壮大，是扩大地盘，增强军力，缴获更多的武器，特别是从国军手中缴获武器。经过陈毅的调遣和鼓动，新四军终于在一九四0年十月于黄桥成功伏击了韩德勤部队，歼灭了一万一千国军官兵，同时也缴获了大量武器。胡志伟深为不平地指出，“有关皖南事变控诉国民政府的书籍已经汗牛充栋，而且还在继续增加，但没有人知道在黄桥事变中国军的损失——一个国家的正式军队，被号称同样属于国家的中共部队所进攻歼灭。” 12 若要追究国共内战的起始和制造分裂的祸首，黄桥之战就是起始，陈毅及其新四军就是祸首。中共所谓的战犯，乃指发动内战的罪犯。国人所恨的汉奸罪，乃指帮助外敌打自己人的罪行。须知，被歼灭的韩德勤部队乃是台儿庄战役中对日作战的外围部队，新四军如此挫伤抗日力量，试问今日坐在影院中的观众：汉奸和战犯的罪名到底该定在谁的头上？ “战犯”列传的第二个创举是基于不同人物在内战中的是非功过，对他们做出相应的评价，而“以真伪衡人品” 12 的尺度在全书中则贯穿始终，可谓继承发扬了传统史书“存往事垂鉴戒”的用意。如上所述，胡志伟在中共黑狱中接触的共谍人物曾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受这一谍情观念的支配，他后来从事国共斗争史的编写工作，特别偏重从侦探的角度搜索国军内部的奸细和变节者，写他们如何窃取情报，贻误战事，为共军的获胜做了大量危害国军的事情。比如，他侦探出卫立煌在东北战役中所负的罪责，称他为“葬送大陆的四大罪人之一”，说他“背负了东北剿匪总部卅万阵亡将士的血债”。13 他揭露潘文华为维持其贩卖鸦片的利益而长期勾结中共，在任职西南军政长官公署期间如何欺骗蒋介石达七个月之久，最后与刘文辉一起投共。对李济棠、陈明枢等投共者，他特别强调了他们争权夺利，贪心不足的人格缺陷，让我们看到此类人物从事政治投机的行为与其人品不佳的内在联系。而对于李宗仁、翁文灏等晚节有损者，则揭露他们反面教员的丑行，将他们投奔中共后受到的羞辱尽行公布出来，让读者看到从古至今甘做贰臣者共同的可耻下场。14 在108个“战犯”外，胡志伟进一步广事搜罗，另为很多潜入国军的奸细和率众投降的将领立传，写他们的认贼作父与阵前投敌给国军造成的致命危害。如韩练成在莱芜战役中故意陷四十六军于绝境，张克侠潜伏国军中十九年，长期向中共传递情报，他与何基沣率众投共，直接导致了国军淮海战役的失败。写身为云南省主席的卢汉如何葬送了西南地区作为反攻基地的前程，指出他造成的危害更甚于张治中和程潜。而刘斐和郭汝瑰则被胡志伟指斥为千古罪人，在他开出的罪责录上名列榜首。胡书所录的五十五个降将后来大都没有好下场，据书中所述，郭汝瑰、龙云、陈明枢等人反右中均被打成右派，文革中刘善本、黄绍竑被红卫兵活活打死，张克侠被打成瘫痪，余心清被逼自杀，邓寳珊以七十二高龄犹遭毒打，程潜挨斗后被迫自毁寿材，在恐惧中死去，张治中在红卫兵的打骂中自毁所藏文物。五十五人中非正常死亡者十三人，死于恶疾绝症者十一人，此外，几乎所有的变节者到头来都陷入自取其辱的境地，没逃脱现世报的恶果。15 与之形成明显对比的则是一批宁死不屈的将士，特别是被阎锡山借故离去而撇下的太原城内所有坚守到底的官兵，在这部“战犯”列传中，他们的殊死拼搏被描写得极其壮烈，在国共斗争史上留下了战败者血染风采的一页。代理山西省主席梁敦厚在城破后“预令副官白光荣备汽油木柴于东花园钟楼侧。及共军直扑省府之际，梁氏从容进入钟楼内仰药自尽。白副官尊遗命纵火焚遗体以实践‘尸不见敌’之誓言……太原特种警宪指挥处处长徐端在共军攻打该处所在之精营西边街时，率所部负墙院工事抵抗，毙敌甚众，至弹药告罄时，与部下三百人高呼‘中华民国万岁’后集体自杀，以汽油焚遗体与楼房同化灰烬。”被俘将领中始终保持节操者也大有人在，最著名者如黄维，他在狱中拒绝阅读《人民公敌蒋介石》一书，在笔记上写下于谦诗句“粉身碎骨浑不顾，长留清白在人间”以明志，因此被定为顽固坚持反动立场的战犯而整整关押了二十六年。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官康泽被俘后一直坚贞不屈，深为官方所忌恨，在毛泽东临死前再次反民国反国民党的文化革命——毛称这一场革命为“共产党与国民党长期斗争的继续”——中，康泽与大量的国民党“残渣余孽”遭到了灭顶之灾。他只有以衰弱的顽抗保持他那被践踏殆尽的个人尊严，最终死在了红卫兵乱棍殴打之下。陈长捷是国民党的天津警备司令，他也在文革中受到残酷的批斗。为避免累及夫人随他一再受辱，他狠心用“菜刀先砍死妻子，然后自刎而死。他死后仍表现出刚强不屈的个性，尸体倚在墙角，虽满身血污，仍手持菜刀，怒目圆睁，尸体僵立不倒。次日，红卫兵再度上门去揪他，因敲门无人应，乃破门而入，先进去的几个小流氓一见他持刀怒目的凶相以及倒在地上满身血污的妻子，都惊叫一声当场吓昏过去。” 16 胡著中的忠义谱与罪咎录由此而形成鲜明的对比，对长期受中共官方教育的大陆读者来说，他那种强硬地一边倒的态度和俨然以史官自任的判决性论断，初读之下，很可能会显得过于刺耳和持论陈腐。但必须看到，被颠倒的价值也许正是要经过胡志伟这一死硬的再颠倒处理，那大刀阔斧齐砍下去的叙述方式才足以振聋发聩，产生再颠倒过来的效果。胡志伟岂好死硬好陈腐哉？实不得已也！他从事的是一种反其道而行之的猛活，在长期从事矫枉工作的过程中，他已矫红了眼睛，以致每每下笔，在侦查共谍和笔伐恶人的方向上不能自己，酣墨挥洒出书写不尽的文字。 “战犯”列传的第三个特征是通过忠勇义烈之士与奸佞变节之徒的对比，进一步追究国军内战中节节败退，最终失去整个大陆的原因。胡志伟在他的现代史编着中明确地树立了为民国人物说话的立场，对蒋介石从北伐到抗战，一直到坚守台湾的功绩，他虽然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但论及蒋未能严惩贪污官员和抗命将官，导致军政经济各方面都出了问题的失误，他也广泛引用了各派人物和不同角度的批评。在他编着的《蒋介石怎样失去大陆》一书中，胡志伟特别节录了陈诚所引唐代陆宣公奏议中的一段话与张灵甫兵败自杀前上主席书中的陈述做一对比，点出了国军各部在战场配合与指挥调遣上存在的严重问题。17 与中共通过不断的内斗达到路线统一和力量凝聚的情况正好相反，国民党政府从党内到军内的派系错杂往往牵制到蒋介石的指挥调遣，造成不必要的内耗，以致涣散了兵力，瓦解了斗志，最终形成兵败如山倒的局面。在这种互相掣肘的情况下，蒋介石往往扮演了亏待自家人的严父角色，效忠他的嫡系部队越是能冲能打，在战争中越是被推向与共军拼死一战的前线，而地方派系的军队则因难以全面控制，再加上缺乏信任，就只好任其处于各行其是的状态。由于各派系之间缺乏沟通，互相猜忌，常常为保存各自的实力而在危急存亡之刻按兵不动，贻误战局，以致在全线溃败时不断有将领放弃抵抗，为避免本部的牺牲而率众投靠了中共。 自古以来，战争首先消耗的多为忠勇的将士，从李广的自杀，李陵的被俘，直到张灵甫等国军将领的死难战场，此优亡劣存之现象实为一恒久的军事悲剧。即使是在获胜的共军之中，像粟裕那样战绩卓著的骁将也难逃“数奇”的命运。他率领的中野在多次战役中牺牲惨重，到头来论功行赏，他不但没得到名列前茅的待遇，后来还备受压制，挨过批斗，不得不给毛泽东写长篇的检讨。但这个“数奇”也未尝不是果报，他那些卓著的战功哪一次不是靠大量地死人赢得的！在黄桥对国军八十九军的伏击，正是由粟裕指挥。 在〈一百个偶然演变成一个必然〉的长文中，胡志伟最后总结说：“历史实际上是由偶然性组成的，必然性存在于偶然性之中，从目前已经澄清的历史事实可知，国民党败走台湾绝非人心所向或曰天意，而是由许多偶发事件堆砌积累而成的。”他把所有的偶发事件归类为十八个类型，以众多的事例展示了那一系列偶然如何不幸地铸成了大错特错的“历史必然”。18   注： 1据胡志伟〈我为什么钻研中国现代史？——文学与历史本是一家〉一文所叙，他当时质问老师：“中国军队还开到缅甸营救了七千个被围困的英国官兵，师长戴安澜在短兵相接的肉搏中阵亡，清华毕业的齐学启少将被俘不屈而死，请问八路军有哪位将官同日本鬼子拼刺刀阵亡的？” 2参看李明（胡笔名之一）编着：《上海滩豪门巨富》，香港：文化艺术，2005年，页310-311。 3详见〈我为什么钻研中国现代史？〉一文，该文系2005年7月7日在纽约中华公所礼堂接受美国万杰基金会颁发新闻文化奖时的即席演说词。 4见李昌玉〈千古奇冤葛佩琦〉<A href="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pubvp/2006/01/200601021452.shtml">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pubvp/2006/01/200601021452.shtml</A> 5王德威：《历史与怪兽》，台北：麦田出版，2004年，页103-104。本文中有关“梼杌”一词的使用，可参看王书“历史怪兽”的论述，页97-153。 6见〈我为什么钻研中国现代史？〉一文。 7宋都临安陷落时，元将蕫文炳曰：“国可灭，史不可没。宋十六主，有天下三百余年，其太史所记，俱在史馆，宜悉收以备典礼。”阿图鲁进金史表曰：“盖历数归真主之朝，而简编载前朝之事，国可灭，史不可灭，善吾师，恶亦吾师。矧夫典故之源流，章程之沿革，弗披往牒，曷蓄前闻！”明太祖谕修元史诸儒曰：“今命尔等修纂，以备一代之史，务直述其事，毋溢美，毋隐恶，庶合公论，以垂鉴戒。”参看杜维运《与西方史家论中国史学》，台北：东大图书，1981年，页52-54。 8胡志伟《毛泽东钦点的108名“战犯”的归宿》，香港：夏菲尔，2003年，页26。 9参看胡志伟〈一百零九名在镇反运动中被杀害的国军抗日将领名单〉，见台北《传记文学》第565期。 10胡志伟一向坚信，“民间的史学探索可以促使官方逐渐开放秘藏史料”，比如他编著的《反攻大陆机密档案》（香港：富达出版，2005年）一书便促使台湾官方推出了《尘封的作战计划》。开放求实与禁锢作伪之间的拉锯战就是这样通过个人的力争而取得了各个突破和步步进逼的结果。所以我们应对任何一个早鸟先鸣者发出的声音怀有敬意。 11郑义编著：《中共十大败仗——中共官方战史上刻意被掩埋的篇章》，香港：文化艺术，2006年，页261-262。 12胡志伟在该书中开宗明义，即声称“且以真伪衡人品，莫以成败论英雄。” 13参看《毛泽东钦点的108名“战犯”的归宿》，页52-60，98-101，151-152，308-309，418-426。 14参看《毛泽东钦点的108名“战犯”的归宿》，页52-60，98-101，151-152，308-309，418-426。 15同上，页568。 16同上，页310，214-217，350-352，320-321。 17 陆宣公〈论缘边守备事宜状〉曰：“驭众而不用赏罚，则善恶相混，而能否莫殊。用之而不当功过，则奸妄宠荣，二忠实摈抑。故使忘身效节者获诮于等夷，率众先登者取怨于士卒，偾军蹙国者不怀于愧畏，缓援失期者自以为智能。况又公忠者直己而不求于人，反罹困厄；败挠者行私而苟媚于众，例获优崇。此义士所以痛心，勇夫所以解体也。”再对比张灵甫上书：“以国军表现于战场者，勇者任其自进，怯者听其裹足，牺牲者牺牲而已，机巧者自得其志。赏难尽明，罚没欠当，彼此多存观望，难得合作，各自为谋，同床异梦。匪能进退飘忽，来去自如。我则一进一退，俱多牵制。匪诚无可畏，可畏者我将领意志之不能统一耳。”见郑义编着：《蒋介石怎样失去大陆》，香港：文化艺术，页26-28。 18 《蒋介石怎样失去大陆》，页458-496。十八个类型为：一、襄公之仁；二、主帅优柔寡断举棋不定；三、粗枝大叶，麻痹轻敌；四、专家判断失误；五、忽视情报工作；六、主管官员尸居素餐；七、人事倾轧，以私害公；八、骄兵悍将阳奉阴违，抗命怠工；九、军阀政客引狼入室，吃里扒外；十、军阀作乱的后遗症；十一、军阀余孽叛变；十二、衔私怨导致叛变；十三、被俘乞活出卖党国；十四、为保身家、发横财而叛变；十五、共谍内奸偷窃情报、策动叛变；十六、共方心理战、情报战奏效；十七、侥幸与幸运；十八、外国干涉中国内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