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4 class=detailContentTeasertext>继"公盟"取缔事件之后，北京又一家非政府组织遭遇困境–周三，主要从事疾病防治健康教育、病患者救助及消除歧视等公益工作的非营利性机构北京"益仁平中心"免费派发的刊物《反歧视通讯》被执法部门查收，理由是"没有准印证"。非政府组织和公民社会力量在中国的发展举步维艰。 </H4> <P>周三上午十时许，北京市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总队的执法人员来到北京益仁平中心，以涉嫌出版非法出版物为由，对该中心出版并免费分发的《反歧视通讯》进行了翻查和拍照。益仁平中心负责人陆军和执法人员交涉，要求查找相关规定，但被执法人员拒绝。至中午12时许，执法人员扣押了该中心约一百份《反歧视通讯》，并要求负责人陆军在出版物上签字。</P> <P>在执法人员执法间隙，益仁平中心对其中一名执法人员的证件有效性和执法总队制作的扣押清单中的物品数额提出了质疑，并向派出所提出多次交涉无效。最终，执法人员于当天傍晚带着92份《反歧视通讯》离开了益仁平中心。</P> <P>记者浏览了益仁平中心在网上发表的一些《反歧视通讯》的文章选摘和发布通告，其中包括反对就业中的性别歧视、对乙肝患者和乙肝病毒携带者的歧视以及社会上对艾滋病患者的歧视等方面的内容，主要是为相关人群利用法律途径维护自己权益提供一些帮助。但是，这份《反歧视通讯》没有经过正式申请获得准印证也是事实。该中心负责人对媒体记者表示，政府机构事先没有告知他们需要申请和备案。</P> <P>此次的益仁平事件和不久前"公盟"被取缔的案例，体现了中国民间组织面临的艰难处境。从事中国公民社会和非政府组织研究的学者吴强博士表示，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大概有几种，包括非营利性的民间组织，未经正式申请而存在的自发性组织，以合伙人企业身份存在的非政府组织，还有一些原本是官方的事业单位转型而成的组织，也自称是非政府组织。除去这些半官方的组织之外，中国目前存在的民间组织面临着和公盟、益仁平相同的问题。他说："他们随时可能会被查抄，被追查税务方面的问题，被追查实际运营状况和原本登记目标不符的问题，包括这次益仁平遇到的非法出版物的问题。实际上，公盟也好，益仁平也好，他们恰恰表明了中国非政府组织生存的瓶颈。在目前中国的政治体制之下，非政府组织的生存空间是非常小的。"</P> <P>吴强博士介绍，中国在相关法律方面有很多严格限制，在这种情况下，要想自发成立一个非政府组织，并且按照非营利性组织注册、按照非政府组织方式来运营，并且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是非常困难的。他认为，中国的民间组织要想改善生存条件，仅仅希冀于一些政策上的调整是不行的。"认识上的障碍其实是更主要的障碍。而且很多执法部门和行政部门在对非政府组织存在很多认识上的误区和偏差。仅仅有一些政策调整是不够的，因为它涉及到大量的现有行政法规调整问题。"</P> <P>吴强博士表示，虽然学术界这些年也在对非政府组织进行研究，也在作一些相关的努力，但是要想改变立法机构、行政执法部门和大众的认识是很困难的。尤其是工商、税务、社团管理等行政部门，拥有相当大的行政执法权。换句话说，随便一家非政府组织，只要严格按照现有的法律法规来查处的话，都能查出问题。无论是公盟，还是益仁平中心，都是通过法律的途径来帮助化解社会矛盾冲突的组织，他说："像益仁平，他们致力于反歧视，特别是对乙肝患者和病毒携带者的权益伸张，这都是通过合法的途径来化解潜在的社会冲突，帮助社会实现稳定。从这个效果来看，如果对它们进行行政取缔的话，那其实是往社会稳定反方向发展。"</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