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伊斯蘭共和革命烏托邦的幻滅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伊朗民眾奮勇上街持續抗議當局選舉舞弊）   此次伊朗選舉所發生的事變，既是神權體制內部的權力傾軋和政綱斗爭，更是神權專制與民主形式、沖突的總爆發。顯示了三十年來伊斯蘭共和制度的破產，是伊朗民眾對于伊斯蘭共和革命烏托邦的幻滅。 今年年初伊朗隆重紀念伊斯蘭革命三十周年。作為當代有全球影響的一件歷史大事，伊朗的這種官式紀念當然也吸引了世界的注意。但五個月之後，伊朗民眾由于選舉涉嫌舞弊起而抗爭，不僅使全球的目光聚焦伊朗，也為反思伊朗伊斯蘭革命提供了一個全新的視角。整個六月份，伊朗經歷了從民主選舉、抗議示威再到鎮壓封殺三重境界。伊朗，這個曾經誕生了現代伊斯蘭革命的信仰聖地，這個曾經將共和、自由等普世理念同伊斯蘭價值進行制度性融合的文化大國究竟發生了什麼？如何研判這場劇烈歷史動蕩的意義？ 此次伊朗選舉抗爭有著一些引發沖突的直接和外部的原因，如以內賈德為代表的守成和對外強硬勢力無視選民意向，肆無忌憚的作弊；百分之七十到八十的投票率所顯示的全民動員和官方宣布選票結果間的巨大反差；奧巴馬上台後伊朗人所感到的一種敵對觀念的松弛；民眾對同西方緩和關系與改善經濟生活的希翼等等。沖突的爆發也有著相當深厚的社會原因︰伊朗社會中產階級的成長和壯大，女性的積極參與，青年一代的大規模加入政治生活等等。但對于筆者說來，所有這些原因仍然無法解釋伊朗人在此次選舉中表現出的高度投入的熱情以及其後的悲壯抗爭的勇氣。伊朗人難道不具備對伊斯蘭虔誠的信仰嗎？否則他們為何在三十年前推翻世俗的親西方的巴列維王朝？而同時發動伊斯蘭革命的伊朗人為什麼又會對這一西方式的民主投票游戲賦予如此高的熱情並不惜為其成果以死抗爭呢？或許，在這個信仰之邦所發生的事情也許還要回到信仰層面才可以解釋。   伊斯蘭革命的光明 在伊朗革命三十周年的慶典活動時，伊朗駐中國大使曾經表示伊斯蘭革命的勝利是黑夜的結束和信仰的太陽升起的時刻。在當時的官式慶典儀式氛圍中，外界大致會將此話看作為一種造勢行為或一種意識形態宣傳。但是，從當時的歷史境遇看，將三十年前的伊朗伊斯蘭革命說成是信仰的太陽的升起並非完全子虛烏有。1979年2月1日，伊朗宗教領袖霍梅尼結束長達15年的流亡生活，由法國巴黎返回德黑蘭，宣布成立伊斯蘭臨時革命政府。1925年誕生的以推行西化運動著稱的伊朗巴列維王朝覆亡。4月1日霍梅尼宣布成立伊朗伊斯蘭共和國。當年霍梅尼返回伊朗之時，首都德黑蘭萬人空巷，當時的伊朗人從霍梅尼的身上看到了新時代的光明和自由。 從外部看此時的伊朗，當時的世界東西冷戰雖已進入後期，但人們卻看不到世界演變的脈落。勃列日涅夫時代的甦聯無論在經濟還是在政治領域都已經顯示出山窮水盡的跡象，但外界卻無從斷言八十年代可能出現的戈爾巴喬夫的改革。1979年也是中國啟動改革開放的年代，但共產主義國家的改革前景如何令世人充滿觀望和猶疑。正是在這一迷茫和尋找的年代伊朗爆發了伊斯蘭革命。這一革命不僅向伊朗民眾傳達出載有全新希望的感召，也向西方世界發出了新的政治模式誕生的信息。法國思想家福柯就將伊朗伊斯蘭共和國政體看作是不同于西方、獨立于西方的新型政體模式的出世。從當年西方的境遇看伊朗的變化，希翼突破資本主義桎梏的人們少有選擇。曾經耀眼一時共產主義烏托邦的光芒已經不再，處于冷戰背景下的東西方世界僵持不讓。換句話說，伊朗伊斯蘭共和國的降生于世使人們看到了某種新的烏托邦的降生，一種擺脫平庸的缺乏激情的資本主義制度的可能。 同共產主義體制相比，伊朗伊斯蘭共和國的合法性資源有著很大的不同，如伊斯蘭法典作為最高價值規範和道德準則的存在，教會領袖在政體中至高無上的地位，權力集中于神職機構等等。對于將徹底的世俗性作為基本原則的共產主義制度說來，二者似乎難以找到共同點。有眾多的學者指出過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有著一種世俗宗教的性質，這里顯然觸及到此二種政治體制之間的一個基本面向。世人並不懷疑伊朗的神權政體的性質。但是，神權政體卻也不能概括伊朗伊斯蘭共和國的全部含義。三十年前通過革命誕生的伊朗宗教加共和的政權形式不僅是近代以來伊朗拉鋸于傳統與現代、東方與西方的歷史產物，也是當時伊朗包括宗教力量在內的各大政治勢力合縱連橫共同運作的成果。由于什葉派教會在伊朗社會盤根錯節的組織體系，最終以霍梅尼為代表的教會正統控制了政權，但各派政治勢力的影響仍然清晰可見。最為明顯的證據就是這一所謂伊斯蘭共和國稱謂和伊斯蘭共和制下的各種繁復的權力制衡架構。   神權與自由的內在緊張 伊朗伊斯蘭共和國的政治體制設計同共產主義制度有著不少的共同點。在宗教或意識形態的統攝之下，國家設有一整套堪與西方民主制度相提並論的民主形式架構安排。在號稱政教合一的伊斯蘭世界，伊朗伊斯蘭共和國有著一整套權力制衡體制，伊朗不僅有著行政、議會、司法三權分立架構，還通過憲法，一方面將宗教領袖置于至高無上的地位，即霍梅尼所說的“教法學家”的統治安排；另一方面又通過“憲法監護委員會”和“專家議會”的設立企圖在一定程度上制約最高宗教領袖的權力。但同共產極權制度相比，伊朗在民主制度安排上走得更遠，伊朗不僅擁有甚為發達的選舉制度、政黨制度和媒體政策，並且在一定程度上將此種安排真正付諸實踐。相對于共產主義制度徒有其名的各種憲法權利設定，也許是由于依仗著強大的伊斯蘭信仰體系的緣故，伊朗共和制度似乎更為自信。 這樣一種體制，如果果真可以運作，如果果真可以既兼收西方民主制度之長，又補西方自由政體之短，那無疑是給人類社會帶來希望之光的大事。從這個角度，1979年伊朗伊斯蘭共和國草創時期何以會帶來伊朗民眾和部分西方精英的歡呼就不難解釋了。然而，伊斯蘭共和國的這一政體安排顯然也包含著巨大內在緊張。如何在一個舉行定期選舉的狀況下保證宗教神權的不可動搖？如何使得民主自由的許諾不是謊言，而同時捍衛神權專制的本質？ 即使在革命之初，伊朗革命即潛伏著一條獨斷和全能的邏輯。同當時的其他反對腐敗的巴列維王朝的伊朗政治反對派一樣，以霍梅尼為代表的伊斯蘭宗教革命派不僅利用了巴列維王朝不得人心的事實，也利用了七十年代晚期伊朗相對自由的政治環境。也就是說，巴列維王朝雖然專制腐敗，但伊朗的政治反對派仍然有著一定的生存空間；巴列維王朝雖然過于依賴美國，但反對派卻得以利用美國所奉行的自由與多元的價值理念。伊朗伊斯蘭革命領袖曾經提出三大承諾︰獨立、伊斯蘭共和國、自由。三十年之後再看，建立了伊斯蘭共和國後，走出巴列維親美政策顯然並不困難；以反美和反猶來凸顯獨立也非難事，但要使伊斯蘭共和國同自由並存卻難以兌現。   神權與民主沖突的總爆發 霍梅尼掌權不久，當時反巴列維王朝的自由派、共產主義者、世俗派等等均漸次出局並被鎮壓。伊朗憲法明確規定神權統治高于一切，霍梅尼作為宗教領袖，掌管軍隊、警察。目前的伊朗，雖有定期選舉制度，但由最高宗教會議批準與否決總統候選人。大學與民間社會受到嚴格控制，報刊檢查制度更甚于巴列維時期。毛拉專制下，不僅腐敗盛行，經濟窘困，而且依靠石油出口維持生計的經濟模式依然故我。三十年來，伊斯蘭共和國的演變軌跡漸漸蠶食當初眾多擁戴革命人們的幻想，曾經較為清新的宗教人士的形象也為利益、貪腐所拖累。三十年後，伊朗共和國已不再可能傳出兼收伊斯蘭宗教特點與民主、自由指向的新型革命的信息，一種帶有宗教色彩的全能主義體制，一種以教義的名義挾持政治、經濟，以神權主宰一切的社會模式呼之欲出。 然而，此次選舉舉行之前，伊斯蘭共和國似乎仍然散發出一定的理想光彩。神權專制與有限民主之間調和的空間即使十分有限，但似乎也不是完全不可能。伊朗伊斯蘭共和國的歷史實際上也一直糾纏于二者之間。伊朗革命之後，1985年曾宣布實行一黨制，“伊斯蘭共和黨” 為執政黨，取締其他黨派，但于1988年頒布政黨法，恢復多黨制。在改革派總統哈塔米執政時期，伊朗的合法政黨和組織還逐步增加。三十年來的伊朗社會的有限民主實踐，一方面表明神權至高無上，但另一方面也沒有完全封殺空間，中產階級、知識階層對在這個有限空間之內進行改良仍然寄予希望。今年6月12日進行的大選有四位候選人，包括內賈德、雷澤、穆薩維和卡洛比。雖然難以西方式的左右或保守與改革概念名之，但其政綱和所代表的社會階層仍然有著相當的不同。 正是從這個意義上，此次總統選舉所顯示的神權體制無視民意、無視程序的公開作弊，打對外強硬牌、極具民粹主義色彩的內賈德在神權力量支持下強行連選連任打破了伊朗社會迄今為止的微妙平衡。圍繞伊朗選舉所發生的事變，既是神權體制內部的權力傾軋和政綱斗爭，更是神權專制與民主形式、沖突的總爆發。這一總爆發不僅是由于選舉將強硬勢力與溫和派的矛盾推到極致，更由于伊斯蘭共和體制與生俱來的宗教合法性與民主合法性之間的不可調和性。換句話說，此次伊朗選舉沖突乃是三十年來伊斯蘭共和制度的破產，是伊朗民眾對于伊斯蘭共和革命烏托邦的幻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