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創意文化盛宴香港書展世界第一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香港書展二十年，以獨特的氣場營造了多元創意的文化盛宴。香港書展的自由、包容與開放，與先進的管理結合，在兩岸三地一枝獨秀。本屆書展人次達九十萬，破歷史記錄，講座及文化活動共兩百多項，締造全球最大規模的書展，並向外輸出靈感，成為其他城市借鑑的對象。 ——————————————————————————– 香港社會是多元的。要把香港的事情辦好，就得有創意。以「多元與創意•書展二十年」為主題的今屆書展，以獨特的氣場，營造了一場香港文化盛宴。香港的文化含金量正在增加，有望成為全球華人文化的首都。這是被外人視為「只會追金逐利」的香港人，想都不敢想的願景。一年一度的香港書展，七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八日在灣仔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滿城書香飄溢。香港書展的包容與開放，在中國大陸做不到；香港書展出色的管理機制，在台灣做不到。剛剛落幕的今屆書展，憑藉人、書和文化活動，成為全球最大規模的華文書展，入場人次年年創新高，今年突破九十萬，其中來自大陸、台灣、澳門的遊客一萬人；參展商零八年四百多家，今年達五百多家，分別來自二十個國家和地區；講座、新書推介會等各種文化活動，零八年一百八十項，今年增至二百多項，近四萬名讀者參與；場地擴建，也由零八年一萬二千平方米急增至今年的一萬九千平方米。 憑小說《時光浸染》獲得零八年日本芥川獎的日本華人作家楊逸，是今年名作家講座演講嘉賓之一，她說：中國幸虧有香港這片土地，多元而包容，開放而執著，舉辦書展二十年，如此凝聚人氣，在其他地方是看不到的。在日本看不到，在北京看不到，在上海看不到。這麼熱的天，市民排那麼長的蛇形隊。走進展場，除了書就是人，除了人就是書。舉辦這樣的書展，大陸和台灣都做不到，可見這是華人圈絕無僅有的文化沃土，真為香港人自豪。 上海自由獨立作家沙葉新的作品經常在大陸被禁，他的新書《江青和她的丈夫們——沙葉新禁品選》卻擺放在書展裏。身為今屆書展的演講嘉賓，他說：「我一踏上香港這片土地，就鬆了口氣。香港和大陸雖屬一國，是共同領土的一部分，在香港卻享有大陸公民尚無法享有的權利。」身患重病的他，在香港幾天，臉色紅潤了，精神飽滿了。他說：「我第一次參與香港書展，有一種感覺是震驚。一個書展竟然成為香港市民、香港文化人的文化節典，如此隆重而熱烈。一個書展，怎麼能有這麼多人，書展開幕前一天晚上，我看到有市民提前一天通宵在進場入口排隊，這只是書展啊，令人難以置信。香港朋友說，這不奇怪，年年如此。我這幾天三次走進香港書展，它的盛況與內地書展的差異之大十分明顯。」 台灣國際勞工協會理事長顧玉玲的《我們——移動與勞動的生命紀事》分別獲得台港兩地傳媒評選的零八年中文十大好書。身為書展講座嘉賓，她第一次走進香港書展。她說，如果以台灣作為對照座標的話，香港書展人潮之多，扶老攜幼，令人驚異的是，香港書展能吸引那麼多人，如果按人口比例計算，香港書展實在是了不起的。台灣書展似乎只是文化界的事，入場的是學生、讀書人，書展在主流媒體佔據的版面也非常小，或許可以說是台灣社會邊緣的世界。香港書展相較於台灣，入場票價很低。參與的人來自各方面，極為廣泛。展場四周常常看到許多人坐著休閒，看來已經逛了一個上午，下午還得繼續逛。台灣書展沒有這種空間。 書展模式成效法對象 香港書展也向外輸出靈感，成為其他城市借鑑的對象。兩年前，上海書展已經仿效香港書展的一些做法。台北文化局前不久表示願意與香港書展合作。北京SOHO中國基金會這次派人前來香港書展考察，深為讚嘆，表示來年要參與合作。不過，香港貿易發展局（貿發局）主辦書展，往往遭到一些文化人的質疑：貿發局滿腦生意經，是否只知賺錢而不能推廣文化？ 有四十三年歷史的香港貿發局，是全球貿易推廣的公營機構。他們的理念是「把香港最好的，帶給全世界；把生意不停地帶進香港」，向海外推廣香港作為首要國際商業中心、服務業中心，以及資訊樞紐的領先地位。他們每年為至少三十萬名境外到港的商人引路，每年接待六百多個來自世界各地的商貿團。貿發局憑藉香港獨有的優勢和旗下超過四十個辦事處的環球網絡而提供服務。舉辦貿易展覽會是貿發局多項服務組合之一，是貿發局的強項，每年舉辦三十多個頂級貿易展覽會，其中八項的規模位居亞洲同類展覽之首。從招徠展商、貨品來源，到展台布局、宣傳動員，乃至人流控制、秩序保安，都具備亞洲一流的先進管理經驗。在香港，這是任何部門和機構無法取代的。 未受金融海嘯影響 香港貿發局自認對推廣文化不是強項，於是，五年前就聯手亞洲週刊推出名作家講座系列，這系列講座是書展中最為吸引眼球的文化活動。至今已邀請兩岸三地、馬來西亞、新加坡、美國、加拿大、日本等地的五十四位作家，與讀者分享對書、閱讀及寫作，以至對人生的經歷和體驗。他們中間有金庸、倪匡、章詒和、龍應台、莫言、哈金、王德威、于丹、易中天、劉心武、南方朔、陳冠中、蘇童、董啟章、余華、駱以軍、朱天文、朱天心、賈樟柯、張大春、初安民、陳丹青、閻連科、劉震雲、錢文忠、張悅然等。這些講座以多元觀點，提升了香港書展的文化層次。講座嘉賓、上海電視大學中國傳統文化研究所所長鮑鵬山說，從過去的幾屆名作家講座系列看，幾乎全球華文寫作界的作家都涉及到了，由於政治上的原因，這在中國大陸就很難做到。 據知，貿發局衡量工作成效指標主要有兩項，一是參與活動的企業數目，二是參加展覽會的參展商和買家數目。以書展為例，即參展的出版商和書商的多寡，入場讀者數和書籍銷售數的多寡。獨立調查機構敖志方略(香港 )有限公司，於香港書展期間，訪問了八百八十多名入場者。這項獨立調查顯示，受訪者平均於書展上花費四百六十九港元（約合六十點五美元）購買書籍，其中以小說佔五成、小說以外文學佔百分之二十三，旅遊佔百分之十六，其次為宗教及哲學、自我增值、兒童讀物、藝術與音樂。金融海嘯並沒有減低書展參觀者的消費意慾，調查指近六成的受訪者，購書額較去年更多或相若。今屆參展商有人歡喜有人愁，一些中小型書商笑稱，生意額較上屆增兩三成，星輝圖書有限公司生意額按年上升四成。香港出版總會副會長李慶生說，一些大型出版社和書商生意額雖錄得些微升幅，但由於今年所租用的攤位大多較去年擴大，因此按攤位面積計算，書商收入反而比去年下降。 零九年起，台灣大塊文化出版，在華文世界開始實施名為「經典三點零」的讀書計劃，展開跨越兩岸三地的香港、上海、北京、台北四城市的文化交流與閱讀嘗試。他們與貿發局合作，在香港書展期間率先舉辦六場講座，分別由李歐梵講《老殘遊記》、郝譽翔講《聊齋誌異》、陳平原講《蔡孑民先生言行錄》、張隆溪講《失樂園》、鄭培凱講《陸羽茶經》，這些講者都是專業領域中卓然有成的學者。今屆書展首度特設「文藝廊」，其中也有諸多專題講座，關於梁羽生的，關於張愛玲的，關於豐子愷的。貿發局又與《香港經濟日報》合力推出「領袖的書櫃」，邀請九位城中精英分享自己喜愛的讀物，鼓勵年輕人透過閱讀開拓視野。這些講座和讀書推介，彌補了貿發局文化含量的不足。 香港貿發局助理總裁葉澤恩接受採訪時說，「多元」與「創意」是香港書展的核心價值，「希望透過香港書展，讓讀者體驗多元化而有創意的閱讀經驗」，「對很多香港人而言，參觀書展已成為習慣，每年暑假都會參與這年度盛事」。香港書展匯聚了兩岸三地及海外的出版力量，在這「彈丸之地」，簡體字、繁體字、英文、法文、日文應有盡有，因此也造就了香港書展多元化的特點和魅力。 今屆書展設立「創意空間」，展示漫畫家幾米、劉雲傑、李志清的手稿和香港著名設計品牌G.O.D.(粵語「住好 D」，意為住好點)的創意設計，期間邀請了台灣漫畫家幾米、香港漫畫家劉雲傑、電影導演馬偉豪和動畫大師許誠毅等原創文化代表，分別與來自各地的讀者「粉絲」舉行分享會。此外，還有「青•新創意」講座系列、兒童天地：名人講故事。也有最近在亞視的政治模仿秀《香港亂》中演出的林超榮談「棟篤笑」。 「文藝廊」為讀者獻上多位文藝名家的珍貴藏品：名作家張愛玲和武俠小說宗師梁羽生的照片、手稿、簽名書本、劇本及其他遺物；國學大師饒宗頤的字畫、雕刻、茶具、古玉和竹簡；珠寶設計大師陳世英的寶石雕刻；粵劇名伶任劍輝的戲服和曲譜；漫畫家豐子愷的畫集和書法等物品。 書展還特設「國際文化村」，展示來自孟加拉國、比利時、巴西、丹麥、印度、菲律賓、新加坡、泰國、越南和阿聯酋的書籍；香港書展今年又新增「英語世界」的展銷區，集中推廣最新的英文書籍。香港書展期間，一件以「時光隧道」為名的多媒體裝置，與讀者一起回顧過去、展望未來。這條「時光隧道」設置於會展中心展覽廳大堂，透過光影體驗，讓入場人士在短短數分鐘內，重溫香港書展從第一屆走到第二十屆的軌跡。今屆書展擴大了原有的版權貿易專區，分拆出全新的「香港出版版權展」，透過香港貿發局全球四十多個辦事處接觸買家，為出版業界尋找商業夥伴。香港出版總會舉行亞洲出版研討會，今年全球最重要書展法蘭克福書展主席 Juergen Boos，與暢銷兒童書系列「老鼠記者」出版社Atlantyca S.p.A.主席Pietro Marietti一起抵達香港出席研討會。 書展講座嘉賓鮑鵬山認為，這是個多元世界，要把世界上的事辦好，還得有創意。香港書展二十週年確定的主題是「多元與創意」，說明書展主辦方的眼光。香港書展包容了港澳台三地的出版物，成了全球華人文化圈、寫作圈的共同平台，為他們提供了一個展示自己的機會。他說：「在整個華文圈裏，各地寫作的水準有差異，卻形成不同特色的文化圈，香港書展能為相應的圈子裏最突出的、最有影響的作家和作品，提供一個展現的舞台。」 書展演講嘉賓、杭州文聯專業作家、第七屆茅盾文學獎獲得者麥家說：「這年月，我們有太多的理由離開書本，很多人就這麼別了：與書，與書中的世界，與紙上的文明，與古老的習俗。怎麼樣讓這個人群小型一點？這成了『前沿藝術』、『尖端科學』，不但需要我們沉靜的智慧、想像力，還需要我們拿出破掉底線的勇氣，敢於大膽冒險。本屆書展的主題是『多元與創意』，倒是給我一些啟蒙。我總的說是比較悲觀的，不相信我們的智慧可以靈驗地解決『讀書人越來越少』的世紀難題，我只期望這個『減少』的速度緩慢一點。如何讓它慢下來？只有一個辦法，作家能夠開創一種新式的閱讀興奮點。」 亞洲週刊總編輯邱立本對多位書展演講嘉賓說，香港可以有這樣的抱負：成為全球華人文化的「首都」。北京自由作家、《中國不高興》作者之一宋強聽了說表示：「我覺得這就是我們在書中提出『大目標』的別解，基於香港的地緣文化優勢，從二十屆香港書展體現出的開闊的氣象和令人振奮的表現，看到了文化工作者的信心。我最深的印象是香港市民對書展表現出的一種純樸的歡喜和對待新事物的包容和謙和的態度。」 宋強說，「多元」的形成需要時間的歷練，創意也需要真正關心本土的優勢在哪裏，「多元，我覺得港人要拓展本土的能量，重要的『元』在於對內地文化的接納，那種隔膜心、無為心、無力感勢必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消除，我透過大量豐富的細節加深這種感觀」。 宋強說：「我覺得內地人也應該糾正思維：不能再把香港視為一個好玩的『異數』，或者看作一個各類文化的承接帶，或者文化衝突的緩衝帶，而應該以虔敬的心，認識到這片土地的主體性和獨特情感。我和黃紀蘇抽空去參觀了香港歷史博物館，沉溺其中，就是為了這個目的。我第二次來香港，第一次也是到書展，目的是取經和捕捉華文出版動向，開拓眼界。然而那一次我更多的看到的是某種精神上的失落感：這個地區也經過重新定位的痛苦和不適。然而現在自甘落寞的表象已經蕩然無存。跟以前的隔膜和冷淡形成鮮明反差的是，我覺得這個城市是有熱情有青春的，在華人文化的整合提升方面，她應該承載更大的使命。」 不可否認，香港書展依然存在不少問題而亟待改進。書展七天最大的兩個話題：「模」和她們的寫真集進駐書展；二十多個台灣參展商的一百多個攤位被安排在偏遠位置而售書量下跌。台灣書商被編排在三號展館，整體生意額遠低於去年水平，有的竟暴跌六成。 台灣時報出版是第十五年參加香港書展，今屆被安排的攤位太過偏遠，生意額猛跌五成，如果來年對此不作改善，時報出版很難再跨過海峽參與香港書展了。 至於「模」，指那些年輕貌美的少女，幼嫩青澀，一般文化水平不高，又沒有一技之長，穿著單薄，熱力四射。她們受僱於模特兒公司，尚未出道，願以各種途徑引起媒體關注而宣傳自己，以便有朝一日竄紅而名成利就。 「模」成為書展期間的熱門話題，是因為這些「模」出版的十四本總共十萬冊寫真集在書展擺賣，皆是展示肉體和性感形象，穿著暴露，擺的架式不是前挺就是後翹，她們大多缺少文化內涵，只是憑肉體和曲線去打響知名度。更有「模」聲稱如果兩日內賣出一萬本便舉行獻吻會。她們又簽名，又表演，借書展人潮將自我宣傳推向高潮。 有網民不滿推廣閱讀風氣的書展淪為寫真集中地，認為「模」以出書為名，賣肉為實，污染了書展，於是發起「反模」行動。一場名為「抗議書展垃圾化，請『模』滾出香港書展」的行動展開，四萬多網友簽名，表達對「意識不良」的「模」寫真集出現在書展不滿。不過，也有數百名網友支持「模」出版寫真集的舉動。被批評為「內容低俗，似風月照」的周秀娜寫真集，竟然雄踞今屆書展暢銷書，售出二萬二千本。 針對「模」這一話題，在香港書展這一週，傳媒天天有報道和爭論。 有人認為，沒有理由將「模」拒諸書展門外。明星能出自傳，大廚能出食譜，「模」只是一種潮流產物，出寫真又何須驚訝。書展中風水、玄學、術數的書，教人炒賣股票的書，能擺放書展顯要位置，那「模」的書，為何不能在書展佔一角呢？書展只允許一級刊物（非淫褻及非不雅）銷售，參展商所售的書已通過檢查，能不能出書，香港有以法律為規範的準繩。到目前為止，尚未見有「模」傷風敗俗的言行，更沒有觸犯法律規定。 書展主辦方雖已要求模特兒出席活動時衣著需合宜，書展也劃分了簽名區和展銷區，以便維持秩序。有文化人提出，如能正視書展作為公共文化活動的意義，今後是否應參考動漫展做法，將「模」及明星書籍和活動劃分到特定區域，能避免過多的書展娛樂化。 中國思想史學者、中央研究院院士林毓生，是今屆書展的講座嘉賓。他說，如今「多元」成了一個口號，所謂多元有各種不同的理解，有的是散掉的，沒有任何交集點，有的是具有共識的多元，多元底下有一種十分強烈的價值觀念，是大家認同的，有幾個底線是不能超越的，底線是不能多元的，一多元就散掉了。比如說，現在有一種學文學的人，受後現代的影響，認為什麼東西都對，只要我願意就可以，什麼都可以。他說：「事物必須有底線，這與文明有關係，某一種文明到了一定程度就必須有價值觀念，在價值觀念的基礎上才能有多元。什麼都可以就沒有文明了。文明的起源蘊含了很強的限制的觀點。建立最根本的價值觀念，這樣文明才能發展。」 模現象媒體有責任 談到「模」的書，林毓生說，她們的書當然可以出版，它沒有違反法律，沒有觸碰最基本的道德的底線，有人願意購買，有人不喜歡看，悉聽尊便。問題是書展那麼多書，為什麼那麼多媒體單單挑出「模」的書大做文章，這就有問題了，那麼多版面大肆報道，是否認為它特別重要，媒體要有責任感。 林毓生認為，書展是香港市民共同參與的一項文化盛典，書展可以報道的內容太豐富了，為什麼不介紹那些有價值的好書，報道那麼多的作家講座。這是傳媒的引導問題，傳媒的責任問題。■ 【封面專題】 香江熱議中國怎樣才高興•張潔平 《中國不高興》兩位作者黃紀蘇、宋強認為，中國要對西方說不，不僅要從三等艙到一等艙，而且要到駕駛室。南方朔認為，民族主義要有人權等價值配合才能獲得正當性。 ——————————————————————————– 中國到底高興不高興？誰高興？誰不高興？繞口令一樣的話在知識圈、輿論圈流行了大半年，全因為零九年三月的爭議暢銷書《中國不高興》的出版。看過沒看過的人都要說兩句，不想說，也有人問，像是表態、站隊一樣，非要說出個所以然來。讚揚這本書「有條件地與西方決裂」，「對美國和資本主義制度批判到位」的學者，被歸納進「左派」陣營。批評這本書「宣揚極端民族主義」、「民粹化傾向」的知識分子，被視為「右派」、「自由主義」精英。也有許多人把本書視為單純的暢銷書，只為了吸引眼球。 本書作者之一黃紀蘇自嘲：「我的朋友說，你們幾個鬧得全國人民都不高興，你們幾個偷偷高興。」《中國不高興》發行七十萬冊，取得商業上的巨大成功，也引起了關於民族主義問題的廣泛而激烈的爭論。熱議之下，亞洲週刊借香港書展之機，請來本書作者黃紀蘇、宋強，與台灣著名時評家南方朔對談。七月二十六日，《中國怎樣才高興》的亞洲週刊人文講座在香港大會堂舉辦，黃紀蘇、宋強、南方朔三位主講，亞洲週刊總編輯邱立本主持，鳳凰衛視新聞主播盧琛任司儀。講題吸引了超過七百名觀眾到場。 邱立本在開場白表示：中國不高興，中國人是否也不高興？鄧玉嬌不高興，要送鄧玉嬌進精神病院的官僚是否也不高興？在內部尖銳的矛盾中，中國應該尋找更高的軟實力與制高點。 黃紀蘇首先對《中國不高興》的論點作了闡述，他以航船作比喻，認為在過去三十年的改革開放裏，中國取得了許多成績，「打個比方，我們在船上，原來是三等艙，現在是二等艙了，今後到一等艙去」，但問題是「這條船可能出問題了，可能有很大的危機」，他說：「如果我們以前看不清，去年發生了全球的金融危機，說明西方主導的現代資本主義體系出現了嚴重的危機。這條船會把人類，包括我們中國人帶到什麼地方去，這是我們擔憂的事情。」黃紀蘇認為，許多批評說《中國不高興》是在批判美國，事實上，他覺得「中國應該樹立更大的目標，對西方主導的資本主義體系進行改造」，「十年前說中國可以說不，其實是對西方說，你們少對我們說不，讓我們把自己的事情管理好。但是今天，還真是得對西方說不。你們這條船出了問題，我們如何對這條船進行改造。我們不僅僅是要從三等艙到一等艙，而是要到駕駛室去，把這條船調整到應該的航向上去」。 黃紀蘇也提到，有許多批評認為，中國自身現在還有民主自由公平環境等等各種問題，有什麼資格進入駕駛艙？他說：「中國這三十年取得巨大的成績，我們應該肯定他。我們不認為中國是最好的狀況，但也不是最壞的狀況。中國目前的體制、社會的確還有很大的問題，距離進入駕駛室還有相當的距離，所以要學會不高興。首先是對中國自己不高興，對種種問題進行改良，獲得進入駕駛室的資格。」而他堅持認為，改造世界，是中國的大使命：「我要說，我們真的有這個資格。在幾百年裏，在資本主義大洗牌裏，全世界多少文化都被一筆勾銷了，但中國挺過來了。這並非盲目自大，我們應該成為世界的管理者之一、領導者之一，把廣大發展中國家、新興國家及發達國家內部的新興力量結合起來，奪過世界進步的領導權，進入駕駛室，對人類航船做一個調整。」 參與撰寫十年前的《中國可以說不》以及當下的《中國不高興》兩本書的作者宋強發言表示，十年前的「可以說不」，五位作者都非專業時評家，替換性很強，但代表了一種「草莽的聲音」，並激起了巨大的反響，成為中國民間思潮的重大事件。十年之後，「雖然當時的觀點很粗糙，但很多事情不幸印證了當時的觀點」。宋強表示，現在很多對國家的激烈批評聲音，往往陷入一種情結，「為反而反」，「我們主張內修人權，但同時，不能用憤懣把這個國家前進的很多東西否定掉。」宋強表示堅持十三年前的情感抉擇，同樣歡迎一切批評。 台灣著名時政評論家、亞洲週刊總主筆南方朔對兩位作者的發言以及《中國不高興》的內容做了回應。他用美國黑人的例子表示，在被壓迫的族群裏，更重要的是自我奮發和努力，而非抱怨：「七月十六日是美國有色人種促進會成立一百年。這一百年裏，黑人的不高興是非常嚴重的，特別是四十年前，黑人開始懂得發聲，他們的激烈派甚至認為美國南部六州應該獨立，白人應該賠償黑人三千億美金，更激烈的主張要拿起槍來對幹。那是一段非常悲傷的歷史，很多人被暗殺。可是有人在壓迫，也有人在奮起，最後是努力的聲音打敗了不高興的聲音，黑人的命運開始有了改變。一百年前的黑人只佔美國總人口的百分之十，他們是被白人欺負到踩到腳底下的；一百年後，黑人小孩長大後坐牢的可能性是白人的五倍，他們仍會被欺負，但美國選出了一個黑人總統。在美國有色人種促進會成立百年紀念時，奧巴馬發表了一篇演講，他說，沒有人決定我們的命運，我們的命運都是掌握在我們手裏的。作為一個黑人小孩，絕大多數人都是在幫派、吸毒的環境裏長大的，可是我們不要抱怨，沒有藉口。」 「不高興」不是「不努力」的藉口，南方朔認同《中國不高興》書中的一段：中國人應該證明自己很高尚。命運再壞，最後的決定權還是在你自己。 另一方面，「不高興」當然客觀存在，這樣的情緒是出現自我的表現，但如何表達自我，是更重要的問題。南方朔說：「一千年前，北宋中國是全世界最富的國家，然後持續衰落。一九七五年左右是中國衰落的谷底，中國的人均國民收入只有歐洲的百分之零點七五，可是從這個谷底，中國人開始很努力地爬起來，去年人均國民收入已是歐洲的百分之十。任何一個民族被壓迫久了，有一天，忽然之間出現自我，這時候，自我的表達非常重要。如果表達好，可以帶來國際創新；如果表達不好，可能是另一場災難的開始：傲慢、自大，甚至拿槍對幹。」 要強大更要偉大 南方朔回憶八十年代中國大陸流行的政情片《河殤》：「那是中國最沒有氣勢的時候，黃河也不對了，長江也不對了，長城成了我們封閉的源頭。子孫不肖，怪祖宗，什麼天理啊。」他同意愛國主義對一個國家而言是很重要的價值，但他也警醒在座者：「可是愛國主義起來的時候，要有很多別的價值配合：你有沒有人權價值、官員的清廉價值，讀書人有沒有負責任、專業化，幫老百姓代言這樣的價值？當種種價值相配合時，民族主義取得了正當性。外國不會畏懼你，而會敬畏你。被別人尊敬，和讓別人害怕是完全不同的兩回事。當中國崛起，中國人要開始試著發聲的時候，要警覺，不要讓別人害怕，要讓別人你尊敬。」 亞洲週刊總編輯邱立本認同南方朔觀點，認為中國的力量不應只靠GDP上升來說明，「不僅實力要強大，而且應該有偉大的價值，在國際舞台上不是被害怕，而是被尊敬」，他認為，未來中國應找到更強的民間社會動力，「不僅靠政黨或者政府，而靠民間的力量凝聚新的共識」。■   【封面專題】 香港書展綻放的夏日玫瑰 來自全球的十七位華人作家，與冒著酷熱進入香港書展的讀者交流，交換生命的碎片，展示對現代化及人文理想的急切追求；是對中華民族命運的深厚關懷及堅定擔當；連場精采講座就像夏日玫瑰，在盛暑中散發襲人芬芳。 ——————————————————————————– 張賢亮——自剖愛情，冷批社會低俗化 在香港書展的「名人講座」中，長篇小說《一億陸》的作者張賢亮自爆這輩子他從來沒有全心全意的愛過一個女人，也沒有一個女人全心全意的愛過他。聽起來讓人感到心寒，但是他一點都不改口，「不成功的愛情是最美的愛情，得不到的女人是最漂亮的女人」；「我如果在乎別人的看法，那就不要活了」。張賢亮解釋說，由於他的人生經歷造就了這種愛情觀念。在他二十幾歲時，本是談情說愛的年齡，但是卻被抓去勞改，放出來的時候已經是四十多歲了，所以很快就結婚了，到了他現在這個年齡，就算遇到一個令自己喜歡的，也不想去耽誤人家；「世上有一種愛叫放手」。張賢亮其實是一位懂愛情的男人，他的愛情觀如他的作品一樣「另類」，令不少人愕然，但他不介意；「就像大家對他作品產生爭議一樣」。張賢亮新創作的長篇小說《一億陸》就以「另類」的題材﹑「粗俗」的語言﹑「荒誕」的形式，以低俗反制低俗的方法直指社會低俗化，對於外界的批評，他說雖有批評，但無人敢否認這不是社會現象，這本小說就是一種預言。張賢亮不僅以冷靜的眼光了解國家、社會及個人，更以冷眼看待他的愛情。（周續娟）■ 沙葉新——書的尊嚴永遠不受時代的淘汰 對二百多個聽眾的講台，病癒不久的沙葉新仍讓人感到是錚錚鐵漢。他以一腔熱誠，道出與自身經歷交纏的中國禁書史。他認為，中國讀書人對書是崇拜的，並視之為其精神財富。但觀乎秦朝的焚書坑儒、清朝的文字獄、甚至共產黨的文革，禁書的陰影似乎在歷史上揮之不去。時代的變遷，使社會對自由的渴求更趨迫切，禁書的風氣也就顯得不合時宜。為怕影響國際形象，北京在處理禁書時變得低調了，也沒再那麼殘忍。但沙葉新堅信，最重要的，仍是讀者對禁書的態度。《紅樓夢》也曾是禁書，靠讀書人的呵護，令它流傳至今。讀者的眼睛是雪亮的，一本書，無論是禁或不禁，只要有它的價值，它的尊嚴，便永遠不會受時代淘汰。有記者提問：是什麼原因驅使沙先生不斷創作，不斷寫出一些既是精品，卻也是禁品的東西？沙葉新徐徐道出兩個字：「誠實。」說來輕描淡寫，但人要在歷史的洪流中轉過多少回，要有怎樣的情操，才能勇敢正視這兩個字？原來在一個不算魁梧的身軀下，蘊藏著無比的志氣。有記者尖銳地問沙葉新是否為成名而創作具爭議性的禁書？他平靜地答：「名，是別人為我冠上的。」其實，良心才是他創作的真諦。（鄒蘊晴）■ 賈樟柯——以人道反對針對平民的暴力 很少缺席國際影展的賈樟柯，對最近的「墨爾本電影節」宣布退展，他的名字也登上了各大媒體娛樂版的頭條。賈樟柯在香港書展的講座中，也不可避免地被問到了「墨爾本電影節」退展的原因。原來，新疆「七五事件」發生的時候，賈樟柯身處意大利羅馬，當地電視台也都在播放著事件的即時報道。他說，雖然聽不懂意大利語，但血腥的畫面還是讓賈樟柯觸目驚心。他說，「電視畫面裏的那些受害者都是無辜的平民啊，有的正在街上走著，有的剛買完菜準備回家……就這樣被殘忍地殺害了」。此情此景，也不禁讓賈樟柯聯想到了侯孝賢導演的講述台灣「二二八事件」的電影《悲情城市》，電影裏香港藝員梁朝偉飾演的一個啞巴被暴徒抓住後，被誤以為不會說台語不是本省人而差點被殺掉。作為中國獨立電影導演的代表人物，賈樟柯這麼多年來一直在體制之外，對政府和社會進行著批判。「墨爾本電影節」的退展並不是賈樟柯為了表達自己的某種政治立場，他只是以人道主義的角度反對這種「針對平民的暴力」。他說：「七五事件才過去兩個多星期，受害者都屍骨未寒，我實在無法接受墨爾本電影節請這樣一個有重大嫌疑的政治人物熱比婭，來大張旗鼓地宣講她的政治觀點。」（林鋮） ■ 楊逸——從「雙重無產者」到芥川獎得主 客居日本二十二年，楊逸憑著《時光浸染》一書成為首位非母語的芥川獎得主。令人驚訝的是，楊逸在一九八七年剛踏進日本這片土地時，是一位「雙重無產者」──無錢、無語言。雖然如此，她的日語仍在生活中進步，而在咀嚼這段生活的坎坷時，也形成了她獨特的世界觀。她在《時光浸染》的序言中寫道：「回首起每一個不堪回首的日子，懷念起每一個苦澀的坎坷。於是我開始寫小說，寫那讓我有曾經活過的感覺的時代。」原來她視「坎坷」為生命中的脈動及寫作的動力來源。日本文壇是一個探索人性的空間﹑挖掘人性的平台。「日本沒有政治小說，只談人性。」她認為，日本文壇跟中國最大的分別，是文學擁有自由發展的空間。零八年楊逸得獎時，曾有輿論指那是由於奧運年的政治考慮。楊逸引述當時芥川獎其中一位評審山田詠美所言：「文學可以批判政治，但政治不能左右文學。」通過日本文學，她閱讀自己，重新認識人性。她同時惋惜日本只有四十歲以上的人屬於文字時代，四十歲以下的人則屬影像時代，書寫文化逐漸消失。她認為書寫文化的存在，是人與動物最大的分別。若文字消隱，我們還能留下些什麼？（邱汛瑜） ■ 朱天心——健康的社會不能只有一種聲音 台灣作家朱天心「我很怕沒有憤怒！寫作沒有憤怒，看法就跟別人一樣」。可是，朱天心柔弱的外表下，藏著一顆堅毅敏銳的心。她這次的講座題目是出自魯迅的名作的「吶喊」，她說她總是以吶喊的姿態寫書，希望得到別人的回應，關注她所提出的問題。「我考慮的不僅僅是吶喊，也不去理會喊出來的聲音是可憎還是可喜，只是希望吶喊過後的內容是真正值得人們去思考的。」她曾多次參與政治運動，參選第二屆國大代表、第三屆立法委員、民主行動聯盟、倒扁活動、立委選舉，還為北一女同學、原國民黨立委雷倩站台。對於政治，她有自己的看法：「你不理政治，政治會去理你，那時候我是被迫捲入政治，所以我去了解政治正是因為我想去對抗。我寫作心態其實就是吶喊，和魯迅先生的《吶喊》表達的是相似的感受。」今年書展的主題：多元與創意。她認為，健康的社會不能只有一種聲音，多元是很重要的。但她提出：「創意就是打破常規，有時會令人很不安，我們準備好接受新的事物嗎？」講座兩個多小時，朱天心不間斷講了七十二分鐘，主持馬家輝調侃說：「天文去年講了六十分鐘，你比她『長氣』呢！」（譚蔚茵）■ 林毓生——中國知識分子與政治權力的博弈 林毓生講座安排在香港書展第三天，但他提前數天來到香港，專心作準備，中午只吃一隻蘋果。做了一輩子學問，林毓生保持嚴謹的習慣，十分注意自己的措辭：對籠統概念會給以詳細地解釋，對別人也不輕易評論。林毓生曾先後師從台灣自由主義先驅殷海光以及當代新自由主義思潮代表人物哈耶克（海耶克），保持著對社會現象的高度關切。他在香港書展講座的主題是中國知識分子與政治權力的博弈，他指出博弈本是指勢均力敵的兩方，在公平的遊戲規則中進行對抗；但中國知識分子與政治權力從來就不是對等的，既沒有均衡的權力，也沒有規則的保障。不過從古到今思想各異的中國知識分子共有的那種「入世使命感」，以及對「天堂在人間」的信仰，使得這場不公平的博弈持續了幾千年。另外，林毓生認為，解決中國當前存在的許多問題與矛盾，建立公民社會是相當重要的方式。而互聯網是一種很好的渠道，前一段日子，中國大陸發生的「鄧玉嬌事件」就證明了互聯網所具有的積極力量。但林毓生也指出，互聯網上資訊紛亂繁雜，很難提煉出一種主流的意見，可能會導致不同意見互相抵制，最終仍無法發揮推動作用。（王點點）■ 陳家毅——城市磁場與鑑賞的新穎概念 抵達香港，陳家毅臉上始終掛著謙和的笑容，不徐不疾地步出機場接機大堂。他為香港書展講座，「城市磁場與地方鑑賞是一種比較新穎的概念，我不想讓別人覺得我在分享遊記」。他是上海世博會新加坡館的總設計師，也是香港和台北葉壹堂書店的設計師。他說，建築應講求人與自然、人與城市面貌的融合。他的其中一個得意之作，長城腳下的公社，把北京傳統四合院的概念糅合到現代建築中，與多位建築師合作的共同前提是不為商業而破壞附近的文化環境。談到香港的時候，他認為，香港沒有過於刻意的城市規劃，街道可按本來面貌自然發展，貴在於可以保留幾代人的記憶。他坦言不喜歡坐香港地鐵，認為各種顏色鮮艷的廣告牌使人感到視覺受干擾，疲勞轟炸。身為一位城市鑑賞家，陳家毅即使對書展人擠人的景象略有所聞，還是執意要去走一回。不過，這些「亂糟糟」的展館並沒有獲得這位格外注重空間與美感的藝術家的青睞，逗留了不到十分鐘，他即表示感到頭暈，往最近的出口走去。對書展又愛又恨，他坦言不覺得香港是個文化沙漠，從書展的規模即可看出，香港的文化創意產業大有市場。（姚青邁）■ 也斯——咬一口香港人的食物與愛情 香港詩人也斯寫了十一年，推出《後殖民食物與愛情》的長篇小說。在書中，沒有《哈利波特》的天馬行空，沒有變態情節，也沒有挑戰道德和倫理。也斯認為，生活的日常事足以成為好題材，譬如食物和愛情。他的最新小說《後殖民食物與愛情》裏，出現最多的場景就是吃飯。「食物能維繫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我就是環繞食物寫人物之間的關係。」「後殖民」，更是一個惹人非議的詞語。也斯說，時間方面，「後殖民」就是殖民統治結束後的階段；理論方面，「後」有顛覆、劃破的意思，「後殖民」就是對殖民主義的解構﹑反省和破解。他希望讀者對殖民主義有所思考。也斯說：「九七回歸前後，很多記者對香港人都有兩個極端的看法。一種是搖旗吶喊慶回歸，另外一種就是香港快要滅亡了，引火自焚算罷。」可是，他認為有更多迷惘的人，他們不知道明天會變成怎樣，每天都是燈紅酒綠﹑紙醉金迷的過日子。在「名作家講座系列」中，也斯的講座是少數以廣東話為語言，全場爆滿，近二百位年輕人像小粉絲一樣專注地聆聽著老師的心路歷程。詩人學者的作品，寫出香港文壇少見的詩情，也咬出被遺忘的味覺與慾望（譚蔚茵）■ 鮑鵬山——《水滸》中的權力與暴力 通過央視《百家講壇》節目熱遍中國各地的鮑鵬山，在香港書展無論台上台下，他都面帶笑容。雖是初次訪港，鮑鵬山卻常留酒店房間，不是懼怕和別人交流，只是需要時間安靜思考。他說，香港並非文化沙漠，「上海人不能太傲慢，香港比它有文化的地方很多」。演講期間不斷有人走進講堂，鮑鵬山笑說：「可能我的嗓門大，把大家喊進來了。」每次講《水滸》，他都情緒盎然、聲高語快，加上清晰思路，怎不教觀眾上癮！談笑風生的背後，鮑鵬山堅守信念，關心社會。這次解析「《水滸》中的權力與暴力」，他說權力過分集中的社會「法律和道德都靠不住，人們只能成為順民、奴才，或通過暴力來反抗」。在他看來，《水滸》中打人者成了「好漢」。「一個人目無法紀是品行問題；但人們不信法律就一定是制度問題。為什麼不信，有了委屈，法律給過他公正嗎？」鮑鵬山認為權力社會殘害人性，人們有太多壓抑不平和冤屈只能「帶氣生存」，《水滸》是「民族的發洩」。他說，「『明星學者』給人感覺明星在前，我覺得學者應該在前」。談到學術問題，鮑鵬山又變得聲輕語慢——這來自他對追求文化人生的認真和深情。（閆明）■ 楊照——故事，是來自遠方的真實經驗 楊照在台灣的政治和新聞兩界間遊走，但最愛的是寫小說。他在《重拾對故事的好奇心》中，從德國思想家班雅明開始，活靈活現地講起故事來。他在書中開宗明義地說，故事消失，說故事的人不見了。故事，是來自遠方的真實經驗。海洋發現時代，遠方的水手回港被人們抓著要說故事；在碼頭聽故事的人裏，沒有人去問，故事是真的，還是假的。沒人去和水手說，《鐵達尼號》中傑克最好死掉，不然他和富家女露絲婚後必定鬧矛盾。故事很迷人，可是最重要的，其實是人們聽故事的態度。古時候，故事是人們日常不會經歷到的事，所以迷人而具體。現在，故事躲藏在日常生活裏，只有人們願意相信故事是真的，人們才能看得見故事。否則，故事就失去感動人的力量，故事將不再迷人。無聊的生活中，將只剩下瑣事。小說是和故事有分別的。當中最大的分別，就是小說不去分辨日常和非日常。小說常常得從日常當中挖掘非日常，有時還去重建日常。現在很多事情，人們都不需要自己去經歷。甚至，當代人對自己親身經歷的事情，其實並不了解。為了克服無知，讀者送贈一份權利給作家，假裝作家對人世都懂，而這種懂一定是虛構的。（周子康）■ 郭敬明——隱藏在奇幻斑斕的文字背後 郭敬明在書展的講座上坦言「自己有些緊張」，因為不知道香港是否有讀者知道他。但當他步入會場時，一大片席地坐在第一排座椅前的八零後、九零後的女孩子，紛紛舉起相機對準他。雖然沒有陣陣尖叫，但她們仍用不太標準的普通話羞澀地說：「小四，我好喜歡你哦。」她們想知道，隱藏在奇幻斑斕的文字後那個真實二十六歲男生到底是怎樣的？主持人和記者都會問他幾年前因「抄襲」而輸掉的官司，他表示事情過去很久，不想舊事重提，只強調他是對自己作品負責的作家。郭敬明還是一個公司的CEO：人在香港，還在關心上海雜誌的出稿及版面設計，電話不斷，他強調自己追求工作效率，一個晚上可以寫兩萬字的稿。在香港，郭敬明享受到難得的自由，和媽媽手挽手，逛街和拍照，他說在上海不戴太陽眼鏡出門，根本不可能。但仍有讀者認出他，要求合影，郭敬明總是笑咪咪予以配合。香港對於他而言，期待的，未知的，驚訝的……各種感覺都纏繞在一起。臨別時，郭敬明稱香港給了他一個驚喜，原來這裏還有許多他的忠實讀者；而他予香港圖書市場更是一個契機，用他的話來說「香港人發現大陸原來還有一個郭敬明」。（傅譯文）■ 韓麗珠——默默觀察社會，消化後融入文學 低調的韓麗珠很少拍照，也很少公開自己照片，讀者們唯有在講座中，才得以竊見寫下《風箏家族》這部諷刺社會及人性醜惡作品的作者是什麼模樣。講座中，主持人袁兆昌問韓麗珠為何不喜歡拍照，她說照相機與被拍攝者之間的關係太密切了，而這種關係，正是文學作家所抗拒的；這也切合她的作品風格，她寫社會物質化的現象，寫人與人之間的疏離，寫制度的不公與黑暗。但這一切，不曾以捶胸頓足的控訴形式表達，而是用波瀾不驚的冷調子來寫。韓麗珠在講座中表示這是因為她要和現實保持一定的距離，並保持旁觀者的冷靜角度。為了寫作放棄固定工作的她調侃地說自己用的是「底維生法」，她會跟別人說自己是自由工作者，而她卻在默默地觀察一切社會現象，消化後融入文學作品中。但韓麗珠並不是對一切都保持距離，講座完結後，不少年輕讀者拿著她的書請她簽名，這些小粉絲中的大部分她都能認出來，她笑著在書上寫上他們的名字，然後劃個笑臉，再簽上自己的名字。那稚氣的字體和笑臉，是對這些年輕讀者親切的祝福。而她乍看之下與剛踏足社會的大學畢業生無異，以致於在書展名作家講座中，被誤以為是記者。（呂熙）■ 麥家——中國特情小說與文學創新 在這個崇尚速度和更快速度的時代，擅寫特情小說與文學創新的麥家似乎是個特例。他勇於逆流而上，努力做一個緩慢的、以不變應萬變的人。這不僅表現在麥家的日常生活中——他現在依然在使用一隻一九九八年款式的陳舊手機；麥家的文學創作也秉承著這種「減緩速度」的態度。但麥家的文學節奏還在於他的特殊節奏，他曾在中國的神秘單位工作，也使他的作品《暗算》和《風聲》風靡一時。他被讀者問及在諜報單位工作的經驗時，他說他其實只待了八個月，就好像在亞洲週刊編輯部只待了八分鐘，不能理解它的內部秘密。不過，麥家透露他作品首次出版後，台灣的安全單位還特別買了五百本研究其中的玄機。麥家認為，文學創作就像十幾歲的孩子剛開始學騎自行車一樣「易快不易慢」，而「真正的創新，有時恰恰就是一種創舊」。於是，當其他作家都被推到喧囂的中心，當快速成為了多數作家的寫作常態時，麥家卻還能安於一個角落，繼續寂寞、孤獨地寫作。他獨自後退，耐心地守護著文學創作中慢的品質。也許這就是麥家的寫作既能開創一片嶄新的領域（特情小說），又能屢屢受到重要文學獎項的肯定的原因。（林鋮）■ 王強——行政總裁式高效機敏的職場作家 王強抵達香港機場，不是隨書展安排的專車回酒店，而是帶著妻子和女兒直接乘機場快線到市區辦簽證。工作人員擔心他人地生疏想陪他一起去，他甩一甩手說：「不用了，你們忙你們的事吧！」事實上，這種擔心是多餘的。等王強露面時，他已辦好了簽證，並到酒店辦好了入住手續。正在房間內休息的王強已把剛收到的行程表看了一遍，並就某些項目提出疑問，典型行政總裁式的高效、敏捷與精明。從清華大學畢業後，王強由一個最低層的銷售員一直到升為行政總裁，走過的路，似乎無法跟文學和寫作沾上邊，可這個「非典型」的作家卻憑著自己多年的工作經驗寫下了職場小說《圈子圈套》和創業小說《創始人》，也即他的講座主題：跳出你的圈子。講座後，有人問王強會否和作家們共進晚餐，他回答：「要先請示老婆！」讓王強把大會贈送的花束轉送給太太，平日不苟言笑的他笑了，說：「我這一輩子就從來沒有給她送過花，夫妻之間最好不要弄什麼驚喜，她要懷疑的！」難道談戀愛的時候也沒有送過嗎？他說：「哎唷，那時候窮啊，哪像你們現在的年輕人…… 」成功男人的背後，真地有個共患難的女人，還是「不收花」的。（呂熙）■ 黃紀蘇、宋強——中國民族主義情緒高漲的標誌 因參與寫作《中國不高興》，黃紀蘇和宋強被邀請來港參加書展。黃紀蘇在講座中提出，「中國的公民社會的建立在網絡中……鄧玉嬌事件﹑三鹿奶粉事件及煤事件都是中國發展公民社會的一個體現」。談及香港讀者對他和宋強講座的反應時，他說，因為不了解讀者背景，不知道他們算不算是代表香港人的聲音，所以很難評價；但「大多數讀者還是比較厚道的」；至於一些挑戰性問題，他也覺得這是好事，因為「這證明香港人開始關心內地了，因為世上最可怕的事就是別人的漠不關心」。黃紀蘇第一次來香港，他最想去的地方是香港歷史博物館，「想了解一個城市就必須去看它的歷史，感受它的文化」。從歷史博物館回來，黃紀蘇從其「硬件」設施談到「軟件」編排，足見他的心思的細膩。在書展講座中，宋強提出，民主自由和國家利益的關係並行不悖，在中國民主的推進中，知識基層所擔負的艱巨任務，書的目的在於喚醒當代中國知識分子。十三年前，《中國可以說不》問世，宋強參與寫作；今天，宋強又參與《中國不高興》的寫作，他覺得最大的收穫就是認識了其他四位作家，書中也多了些理性的思考，少了些情緒化。無論是《中國可以說不》，還是《中國不高興》，都被西方媒體視為「中國民族主義情緒高漲的標誌」，在中西方造成了一定的震盪。在講座中，或是採訪前後，宋強都會盡可能的在第一時間做一件事情——吸煙。對於香港的禁煙條例，宋強覺得這是一件「可愛」﹑ 「有趣」的事，在香港書展期間，有一次他參加一個正式的宴會，吃飯到一半時，桌上三分之一的人都同時站起來，一起出去走了五分鐘的路程才找到一個可以吸煙的地方。他說，其實對於吸煙人來說，煙沒什麼好抽的，吸到嘴裏都是苦的，在香港吸煙少了，反而能更好的體會到吸煙的滋味，對於一些民主的訴求不一定都有好的結果，就像吸煙這件事。（周續娟）■ 顧玉玲——置身其中卻邊緣書寫的工運先鋒 顧玉玲曾是一個文學少女，愛詩，愛徐志摩。原以為她從事十八年勞工運動，不是性格獨立就是冷靜犀利，但顧玉玲仍文藝腔十足，嬌小，說話悅耳。台灣國際勞工協會是致力於改善外籍勞工在台灣的勞動環境的NGO，顧玉玲作為理事長，總是在心理上拉近與每個陌生人的距離，因為她隨時設身處地為他人作換位思考。這許多年來，顧玉玲和那麼多外籍勞工打交道，越來越遊刃有餘。顧玉玲和外勞融合在一起，和他們交朋友，吃住在一起，是真正投身於第一線的勞工運動者，書寫的是一個「現在時」，置身其中卻在邊緣書寫。因此，她的書名是《我們》，而不是《他們》。每次接受採訪後，顧玉玲都怕別人把她英雄化，「這些都是大家一起做的，不要拔高我一個啊」。她像小女孩那樣感到不好意思。但是其實一切已屬不易，她的每一筆文學獎的獎金都捐了出去，她講座的座上賓並不是作家名流，第一排貴賓席上，坐著的是勞工、基層的社會運動工作者，他們在香港和顧玉玲在台灣，他們之間依靠郵件長期保持聯繫，但彼此之間從未相見。顧玉玲說，這次的書展給了她一個機會能夠和一些彼此熟悉但素未謀面的朋友相見，他們中有她的筆下人，還有筆外許許多多的「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