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中共，世界會更好——記國際筆會亞太地區東京會議

7月13日至7月16日，我代表香港中國筆會出席了在東京舉行的國際筆會亞洲太平洋地區會議。國際筆會是世界上最悠久的人權組織和文學組織，香港中國筆會是其145個成員分會之一。國際筆會總部執行主任卡羅琳•麥考密克（Caroline McCormick）、國際項目主任弗蘭克•吉瑞（Frank Geary）、國際項目助理安娜•弗萊徹（Anna Fletcher）和來自17個筆會的代表出席了開幕會議：日本、阿富汗、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國、尼泊爾、菲律賓、韓國、蒙古、新西蘭、澳大利亞的悉尼和墨爾本、非洲的塞拉利昂等。這是國際筆會自1921年創會以來第三次舉辦亞太地區會議，第一次會議於1966年也在東京召開，第二次會議於2007年2月在香港舉行。與會者同屬於中國的代表還有：獨立中文筆會來自美國的副會長巫一毛，來自中國的張博樹，來自日本的趙南和王進忠；來自瑞典的維吾爾筆會秘書長凱撒；來自印度達蘭薩拉的西藏海外作家筆會副會長更特東珠。遺憾的是，已報名參加會議的中國筆會中心的代表沒有到會。 香港屬於富裕地區，除酒店和宴會之外，不獲會議資助，來回機票和伙食均需自掏腰包。會前Frank從倫敦打電話來香港對我說，最後一天有一個關於中國言論自由的專題討論會，我的議程已結束，可自由選擇是否參加，如參加的話，需自付酒店費用。我想，既然外國朋友都如此關心中國的言論自由，我作為中國人怎麼能置身其外呢？於是我一口答應參加。他還問我有中國筆會代表從大陸來，彼此相處是否有任何問題？我認為雖然大家政見不同，但我相信其他來自海外的中國代表不會對他有任何歧見，不過，這個可能是中國作家協會的代表最終並沒有來，反是獨立中文筆會張博樹先生衝破重重阻礙，來到東京，大家對他的到來報以熱烈掌聲。 根據會議日程，首天全體大會每個筆會代表有三分鐘發言時間，主要講述各自的文學創作環境，面臨的挑戰和如何迎接這些挑戰。我在美國生活了六年，０四年回到香港後退休在家寫作，已很少說英語，好在近半年來在網上和一個外國朋友互教中英文，天天說半小時，才不至於忘光了或結結巴巴。第一天的全體會議，我已向大家講述了香港回歸以後所處的特殊政治環境，一方面中共政府利用手上的政治經濟大權，力圖在各方面滲透和影響香港社會，以致香港傳媒出現了「自我審查」的怪現象；另一方面，因為香港是中國唯一具有言論自由的地方，國內的作家紛紛把自己的作品拿到香港來出版，國內的遊客又紛紛在香港購買帶回大陸。因此，香港完全可以利用這個特殊身分，在以文學推動中國民主化方面起更積極的作用。我的講詞引起了大家的重視，新西蘭代表Mr.Nelson向我要了講稿，大會助理Anna也要了存檔。我並代表香港中國筆會聯合獨立中文筆會一起提出動議，要求中國政府立即釋放劉曉波先生，獲會議通過。 來自北京的張博樹先生是中國社科院學者，中國轉型智庫負責人，著名自由派作家，在香港美國已經出版了五本有關中國憲制轉型的專著，這次能夠突破中共的封鎖與會，很勇敢也很不容易(另一名獨立中文筆會的代表趙暉先生就未能成行)。為了開好中國言論自由專題研討會，我還特意為張博樹先生將中文發言稿翻譯成英文。可是由於出席會議的國家和地區很多，會議的時間又很緊迫，議題又多，原定16日的這個專題研討會臨時被取消了。15日我知道後，立即在會上提出動議，要求保留這個專題研討會。16早上巫一毛女士也立即與會議組織者交涉，結果大會電話緊急通知各與會者，中午12點半召開這個專題討論會。大會期間因為新疆發生大規模種族屠殺事件，各國筆會代表都表示十分關注。來自瑞典的新疆作家凱撒曾經對我說，如果沒有中共，這個世界會變得更美好，起碼在亞洲太平洋地區，台灣、新疆、西藏和香港不會再有事情發生，甚至北朝鮮、緬甸等都會變得和平。我覺得他說得非常對，所以在會上引用了他的話。我說，中共現在是世上僅存的幾個獨裁專制政權之一，亞太區甚至世界上很多文明與野蠻的衝突，歸根到底就是民主與專制的衝突，罪惡的根源在中共政府。而沒有言論自由，就沒有真正的文學藝術，所以希望全世界的作家都對中國的言論自由給予更多的關注。由於香港實行「一國兩制」，國內和世界的民主與專制兩種力量在這裏交鋒，香港文學界應該起到更積極更直接的作用。 以前我曾經在東京轉機，但這次才是第一次真正踏足日本。一出機場，途中就被滿眼碧綠的自然環境所吸引，同樣是田野和山丘，卻整整齊齊地種著莊稼和栽滿了樹木青草，居然看不到任何其他顏色，也就是找不到任何未被覆蓋的地方，可見日本人對環境保護的高度重視。作為建築師出身，我特別留意日本的建築，雖然沿途甚至東京市內的房屋都不是香港那樣的高樓大廈，但他們的房屋都很精緻漂亮，看得出每一棟都經過精心的設計。更特別的是每一座建築都非常乾淨，沒有一絲半點雨水沖刷的污漬，我想很可能是有組織排水設計的精密，和研發新型易潔的建築材料的原因。進了酒店客房，就更令人嘆服。大會招待我們入住的大概是三四星級酒店，費用每晚7900日元(相當於800多元港幣)，全部單人房，客房大概只有六七平方米，只有一張單人床、梳妝台和其下一個小冰箱，一張小摺疊帆布櫈，但卻佈置得十分典雅和緊湊。各種電器設計非常先進，超薄型的桌面電視機、小型的電熱水壺、自行調節的燈光和空調，無不給人舒適的感覺。大約只有兩平方米的洗手間更是集中表現了日本現代的設計技術，裏面有自動為用者冷熱水沖洗的座厠，水箱則設計成盥洗台，所有的墻面地面都使用新型的建築材料，天衣無縫，令人讚嘆。更令人感到日本人辦事認真的是，無論你是否繼續居留，酒店每天都更換全部床上以及洗手間用品，讓你感到賓至如歸。 東京的面積非常大，有兩次休會期間我出去轉了一圈走了兩個半小時，在地圖上不過一小段。他的外表雖然沒有紐約和香港那麼多摩天大廈，可是他的內涵卻無人能及，到處都是非常整齊清潔的道路，連小巷都是小柏油路，路邊的樹木都用通花鐵蓋或平整的瀝青蓋住泥土，簡直是一塵不染。張先生對我慨歎道，東京從二次大戰一片廢墟上建成今天的世界大都會，中國卻幾十年停滯不前，實在值得中國人好好反思。東京白天路上行人稀少，即使是最熱鬧的銀座，也很少行人。我問過日本筆會的朋友，東京有過千萬人，怎麼路上不見多少人？他們說都在地下。他的地鐵線路很多，四通八達，上下班時間擠滿人，要靠站台助理大聲指揮旅客。但有一個缺點，和香港一樣都是用xx線命名，用不同的顏色區分。這樣對於日本人中國人可能不會有大問題，對靠日文拼音區分路線的外國人就不如紐約以英文字母及數目字命名簡單方便；而且因為路線多，用於區分的顏色有時衹是深淺的區別，色盲或者色弱的人士就很難閱讀路線圖了。 最近公布的世界生活指數調查，東京名列首位，香港位居第五。就居住價格而言，我比較過東京地產代理所張貼和散發的單張，將平方米和日圓轉化成平方呎和港幣，則相差無幾，至多稍為高出一些；可是，餐飲的價格就比香港高出一倍有多。大會招待我們的晚宴日本餐、中國餐、印度餐都可能價格不菲。平日午餐我們在街頭路邊餐館，叫一份「定食」至少五六百日圓(相當於五六十港幣)，一碗普通麵條至少也要三四百日圓。路邊普通時裝店，男士西服至少一萬多日圓，女士普通上衣五六千日元。交通費用也比香港昂貴，的士首兩公里起錶費710日圓，地鐵只有160和190日圓兩種，相當於17元和20元港幣，也比香港貴，可是地鐵車站和車厢都略顯陳舊，比不上香港。 會議的主人日本筆會據說擁有數千會員，可能是最富有的筆會之一，不但擁有一棟四層的辦公樓，而且還有若干受薪職員。他們這棟小巧玲瓏的辦公樓極富特色，顯然經過建築師精心設計。黑色外形像橢圓柱體，三四樓之間有一個打通兩層的會議廳，各層還有辦公室、小會議室等，就算是樓梯都與眾不同，明年的世界筆會會議將在這裏舉行。日本筆會的朋友很熱心招待我們，辦事極有效率。見面第一天，就給每個代表準備了一份檔案，裏面除了有各種會議文件之外，還有每人不同的會議內容和時間安排。有東京地圖，還有酒店到會場的詳圖，每個代表的迎送都有周到的安排。無論在酒店、商店和銀行裏，日本職員都很熱情有禮，我找HSBC換錢，酒店和銀行的職員都copy一張地圖給我。美中不足的是，日本人和韓國人一樣，英語程度普遍較低，即使是機場、警察和銀行等有機會接觸外國人的職員，甚至是學生，大多不能說流利的英語，比香港差很多。有一天，我們正趕回去interview，地鐵在日比谷(Hibiya)車站發生故障，有人離去，也有人坐等，但卻沒有任何英語廣播，我們非常焦急，詢問周圍幾個日本人發生了什麼事？竟然沒有一人能用英語回答我們。所以我想像日本的現代化，很可能主要還是靠自身的努力，日本人的等級觀念很強，在三菱銀行問路，接待的職員堅持不肯坐下來，我拉他坐下來，他居然做了一個殺頭的手勢，這可能是他們高效率的原因之一。由此更加深感香港堅持英語教學，走自己國際化路線非常必要非常重要。。 臨走的一天我和張先生去池袋遊覽，進城前走進路邊一間小餐館，坐下來叫餐後，才發現竟然是一間「一人餐館」！十多平方米的廳堂，裏面有六張桌子，二十二個座位，一個五十多歲的老闆，包攬了廚師、招待、收銀所有一切工作，只見他跑出跑進，忙得不亦樂乎，但卻有條不紊。餐後客人少了，他送我們出門，指指二層樓上，告訴我們這是他的住所，可能他是一個孤獨的老人，可是卻樂乎乎的，不覺得辛苦。我曾經在紐約開過餐館，也見識過世界各地許多餐館，可是這樣的「「一人餐館」還是第一次遇到。我對張先生說，日本人的聰明和勤勞，可能是他們成功的原因；張先生說怪不得日本有不少人過勞死，看來任何社會都有它的兩面性。在池袋我買了兩個電腦用的麥克風，我想日本製造的質量高，誰知道回港一看卻是Made in China，價錢足足比香港貴四五倍！連以電器生產聞名的日本都在銷售中國產品，此消彼長，估計中國經濟超越日本指日可待。 以前不明白為什麼世界第三大金融中心是香港而不是東京，這次去東京有了體會。行前我想在附近的匯豐分行兌換日圓，但分行沒有足夠的現金，要去總行或預約，行程匆匆來不及了。想起多年前去韓國，也是要到匯豐總行換韓圓，誰知到了漢城機場兌換更便宜，於是就打算到東京再換。誰知道到了東京機場，排隊的人很多，第二天好不容易才找到HSBC，卻說這是總行不兌換。附近很多日本銀行都只兌換美元不換港幣，只有一家三菱銀行換，可是匯率只有一港元兌9.58日圓，而香港匯豐分行告訴我的是12.20日圓，在日本臨走的一天在池袋看見有HSBC分行，好奇進去一問是10.95，三者之間相差最高達21%；而同一家三菱銀行的港幣買入價14.44與賣出價9.58差價竟達33%，令人吃驚。這和香港幾乎所有的銀行分行都能兌換各種外幣，彼此之間的兌換率相差無幾，同一外幣買入賣出價也不至相差如此巨大相當不同，所以看來香港作為亞洲最大的金融中心當之無愧，希望香港能夠繼續保持這一優勢。 參加這一次亞太筆會會議，認識了很多新朋友，也讓我見識了共產專制對全人類遺害之深。會議第一天下午來了兩位內陸前共產國家的代表，其中一人像極了矮胖子金正日，整天戴一副黑超，一句英語也不會說。日本筆會招待我們吃日本餐，他因為太胖坐不進矮桌，唯有靠墻坐在後面，他只喝酒不吃東西，時不時敲手掌叫大家安靜下來聽他講話唱歌，大家都只有服從他，可是不一會他就大打呼嚕睡著了。外國朋友見面喜互相輕親臉脥，他卻緊抱著倫敦來的女士不放。最丟醜的是，會議結束一晚日本筆會舉行盛大酒會歡送我們，到會者數百人，衣香賓影，卡羅琳女士在台上逐一介紹我們出列鞠躬致意。介紹到這位仁兄的時候，他居然不請自來地用本國語發表演說，同來的一個英語極差，兩人結結巴巴的不知說些什麼，令在場的所有朋友目瞪口呆。我想像如果中國大陸或者北朝鮮的代表來了，也許也會作出如此的舉動，因為他們飲下的狼奶太多了，以為開會必有「首長講話」。就像澳洲墨爾本筆會代表Ms. Berni對我說的，這些人與世界隔絕太久了。幸好現在中國改革開放了，否則也難免像這兩個前兄弟國的代表一樣在世界大家庭面前出醜。在當今的世界上，文明與野蠻，民主與專制的衝突遠未平息，作家作為社會的良心，有責任用自己的筆為推動世界的文明進步貢獻力量。 (寫於09年7月18日-7月20日，香港) (刋於09年8月號「開放」雜誌，刋出時有刪節，此處是全文)